经过早期“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阶段的应用铺垫，“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概念在21世纪初正式现身于国内外学界，并日渐成为当代人文社科学者无法忽视的热门术语。在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中，有两条轨迹值得关注：其一，无论中外，数字人文的研究主题与主要方向均日渐表现为“数字人文技术基础”“地理与可视化”“数字化与文本”“数字人文公共文化服务”等四个方面的集中而又多样化的探讨；其二，在人文社科领域，数字人文大致经历了一个“统计学—图书情报学与档案学—传播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渐次推进的跨学科应用过程，当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数字人文的身影。数字人文的发展轨迹表明，“数字化”与“跨学科”是其基本特征之所在，文学研究是其必然的应用领域。“数字化”侧重技术层面的探讨，一般不易引发大的争议；“跨学科”兼涉理论与方法，则始终处于概念界定与实践应用的双重旋涡之中，而关于“跨学科”的认识对数字人文的应用而言恰恰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跨学科仍以学科为理论前提，它强调的是在某一学科基础上，既大胆“走进去”，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又不忘“看回来”，实现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与整合。对数字时代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认识数字人文为文学研究带来的重要启迪与新的可能，大胆借鉴其相关成果与有效方法，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同时，明确文学研究自身的特质，坚守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更新已成必然，然而其人文关怀的基点却不应改变。数字人文方法在数据分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却不能替代研究者直接发挥鉴赏评价功能。在文学研究中引入数字人文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在更为全面、多样的视角下实现文学研究的学科深化，而非走向学科消解。

　　一、数字人文的跨学科基点与文学研究的内在诉求

　　从构词法的角度看，“数字”（digital）和“人文”（humanities）二词的并列原本就有鲜明的跨学科意味。当然，跨学科之所以成为数字人文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词，并非基于词形上的望文生义，而是有着具体的理论依据。

　　由于数字人文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兼之提倡者各有目标，这一“热词”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几种代表性的看法中，大卫·M.贝里（David M. Berry）和安德斯·费格约德（Anders Fagerjord）将其视为“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的前沿学科”；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认为，“数字人文指的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戴安德把数字人文看作以跨学科为特征的“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和研究方法”；王军和张力元强调数字人文是一个“吸引了来自语言学、文学、历史、地理、计算机、图书情报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比起“学科”来，“更接近于一个‘学科共同体’”；孟建和胡学峰则认为，“数字人文是研究者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一系列方法构成的跨学科实践”。可见，无论是把数字人文看作一门学科、一种学术组织和形式、潮流与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抑或一种实践，中外学者对于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特征都是一致认同的。因此，只要讨论数字人文就离不开对“跨学科”的认知，这一点不言而喻。

　　既然跨学科是把握数字人文的关键所在，那么厘清“跨学科”概念对于正确理解数字人文，进而在文学研究中予以有效应用，也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跨学科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上，1984年即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倡导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中国古典文献的搜集、疏证和整理中”的钱锺书，很早便作出了富于启发的思考。

　　在钱锺书看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为有各门不同学科的存在，其次是各学科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是文学研究者本人对于知识总有按捺不住的综合、汇通诉求。在一篇阐发中国古典诗学范畴“诗可以怨”的文章中，他将上述意思分梳得格外明白：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现代学术与古典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学科分类的出现与日渐专业化。现代学术分科并非纯粹人为的设计，而是在社会知识总量激增与随之生发的各类问题远超人类个体生命与智慧承载力的情况下，学术史在自身发展规律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只要知识爆炸的状况没有改变，只要人类依然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学科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只不过，学科的划分并非绝对，学科之间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从另一个角度讲，虽然学科的分野已成事实，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却常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达至对这些对象的透彻理解，跳出自身的学科阈限，主动融入相关学科视野，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毕竟，学科分野并非学科分割，不同的学科本来就源自一个共同的知识母体。

　　既然各门学科的成立是必然、必要的，打通学科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在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跨学科的探讨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如何一面坚守学科立场，一面借由他者眼光深化对于文学自身问题的认知，便成为文学研究领域跨学科探索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钱锺书的相关论述同样予人以重要启迪。

　　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锺书谈到了狄德罗的著名观点“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并引中国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与之对话，生动揭示了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与中国民间演剧经验之间的互释、互证关系，进而借黑格尔有关人类认识过程的观点，将这一比较过程称为“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点明其“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的独特认知效果。

　　“回过头来另眼相看”虽是为跨文化、跨语言的比较诗学研究而发，却极为恰切地道出了“跨”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实施方法：“跨”意味着由“我”走向“他”；走近并理解“他”，又常常促使我们反观自身，对原来习焉不察的“我”的某个特点予以重新认识，反躬自省。具体到跨学科实践而言，即首先循着对象、材料或问题之间的某种联系，突破自身学科疆界，主动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与学理场域，继而以他者的眼光回看自身，在一个新的视角下收获对于自身学科的新理解。

　　钱锺书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相关论述可以简化为六个字，即“走进去”与“看回来”。“走进去”指对于所“跨”之学科，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了解，追求深入理解与悉心体会，在相关问题上尽可能达至“专家”标准。“看回来”强调的是在跨越学科藩篱，“走进去”之后，仍应返回自身的学科视野与语境，在他者的观照下重新审视自身学科。这两个过程，在艾伦·雷普克（Allen F. Repko）所倡导的“借鉴学科见解”与“整合见解”这两个原则中也得到了呼应。跨学科不是在不同学科之间聊作串联之后的呼啸而过（corss-disciplinary），而是在自身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沉浸式领会、汇通式考察（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研究不是将一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凌驾于另一个学科之上，而是“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即通过另一个学科的视角，加深对于本学科相关问题的认识，推动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所有跨学科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文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探索也不例外。

　　由于跨学科既是数字人文的基本特征，又是现代以来文学研究的内在诉求，因此，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是必然的。目前，数字人文更多是以一种交叉融合的方法论形态，融入不同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中，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文学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应用尤其如此。由于数字人文的跨学科并非同类学科之间的汇通，而是理论与方法差异性极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打通与融汇，“走进去”与“看回来”原则的落实，显然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懂计算机编程与算法、只是借助流行软件鼓捣作品词频，与不知文学理论为何、只是通过编程绘制词频图谱一样，都难以得到成熟读者的认同与信服。因此，对有意使用数字人文方法的文学研究者来说，除了具备走进差异极大的其他学科的勇气与基础之外，明确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了解数字人文方法自身的短长，也同等重要。

　　二、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更新与基本特征

　　（一）文学研究范式更新的必然性

　　以数字化技术、云计算、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为基础，数字时代于不经意间席卷而来，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与生活，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从生产到消费，从对象到材料，今天的文学存在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越来越难以应对今天的研究需要。

　　首先，文学创作发生了全新变化。其一，创作主体中出现了AI与算法的身影，人机协同创作与突破时空限制的多人联创都不再是传说。例如，21世纪以来，以往主要应用于新闻、财报等领域的“写作机器人”开始进军文艺界。仅以微软小冰为例，自2017年推出现代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以来，这位AI作者几乎保持了每年出版一部作品的创作节奏，其四部作品也全都享有版权。今天的文学研究者要不要正视这一现象？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小冰在四本现代诗集中明显表现出语言能力的逐步提升，证明在算法演进的基础上，AI写手也可以像人类作者一样，在文学表达方面获得“成长”，创作出具备研究价值的文学文本；而清华团队开发的“九歌”和华为设计的“乐府”，所创作的某些古诗词甚至达到与人类作品虚实难辨的水准。无论是否认同AI作家，这些现象都足以引发关于文学创作主体的反思，使创作主体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显然，要对AI作家展开研究，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就很难适用。其二，文学创作平台与作品的载体也发生了变化。就网络文学而言，继早年的“榕树下”之后，“起点中文网”等大量网络虚拟社区成为各类作者们的第一写作平台与发表阵地，他们的作品常常以边写边发的连载方式，陆续公之于世。即是说，上述各类网站平台不仅发表了网络文学作者们的作品，也同步记录了他们的创作过程，从而使网络文学作品从过程到结果都成为可见的。这些也渐渐溢出了社会历史分析等理论的有效领域，为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新课题。

　　其次，文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算法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全新文类应运而生，如上文提到的网络小说与AI文学等，这些新型文学文本兼涉人文与科技两大学科知识体系，急需得到新的阐释。对这些新文本的讨论或批判也将有助于加深对文学“文类”的理解。此外，这些新文类的作品产出堪称海量。据有关学者统计，2011年以来的网络小说，仅长篇就达数百万部。微软小冰在用户上传一幅图片后的短短几秒内就能同步生成三首诗歌，“九歌”和“乐府”等古诗词创作系统，在作品生产方面也是立等可取，这些AI文学产品汇聚起来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在传统文学批评范式下，通读作品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而在面对今天的网络小说和AI文学文本时，这个任务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即便不谈AI文学与网络小说，随着全球网络与万物互联的实现，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海量文学作品即便“远在天边”，也能经由数字技术而“近在眼前”，当代研究者同样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再次，文学消费方式与以往相比也有了很大不同。第一，不同于纸质书时代，今天大量的文学作品都会同步出版电子书。这些电子书既可能以整书的形式，通过不同的平台或阅读软件发售给读者，也可能通过出售点券或阅读币的方式，给读者提供限时限量的阅读权限；更有可能通过出售阅读软件或网站周期服务的方式，将不同风格的作品合并一处，由读者自由选择。第二，借助数字多媒体技术，读者可以通过相关软件方便地记录阅读心得或迅速查阅其他作品与信息，构建一个文字、声音、影像等多文本直呈共在的阅读平台，实现立体、多样的阅读效果。第三，虚拟图书的出现，使“看书”之“看”有了新的内涵；而随着“有声书”的出现，“听书”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读者的选择。传统文艺理论讨论的“体验式阅读”或“沉浸式阅读”在今天越来越由内而外，表现为某种外在具象和感官现实。上述变化都已经超出以往文学生产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等的适用范围，需要今天的研究者作出回应。

　　最后，文学的研究资料前所未有地宏富丰赡，且使用便捷。数字技术的出现与不断优化，使学者们“全面占有研究材料”的期盼梦想成真，这些材料的“全面”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数字存储技术的进步，使海量资源得以轻松存储于磁盘、光盘等轻薄介质或是无形的网络空间里，“足不出户而坐拥整座图书馆资源”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成为现实。OCR文字识别技术的出现，又使得海量文献的查找与索引的编排简化成为敲击几次键盘与轻点几次鼠标。凡此种种，既使曾经为了搜寻文献而奔走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图书馆的研究者们欣喜若狂，又为其带来了新的烦恼——当检索到的相关研究资料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超出自己的预估时，到底是该咬牙坚持，“扫叶都尽”，还是另辟蹊径，有效择选？这显然是当前文学研究界必须回答的又一个方法论难题。

　　数字时代给文学研究带来的新问题远不止以上这些，然而光是应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范式就已经有些疲于招架了。新的文学问题召唤一个敢于向自然学科“走进去”、契合数字时代需求的新范式，数字人文可谓恰逢其时。

　　（二）作为文学研究特质的人文关怀与审美鉴赏

　　当然，范式的更新并不是取缔以往的学科理念和经验结晶，更非消解学科。在学术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范式转型，无不以加强学科自明、推动学科发展为特征。文学学科有其自身的特质与目标，无论以何种方式推进文学研究的范式更新，都不应动摇文学研究的根本与灵魂。只有把握这两点，研究者才不会在“看回来”时迷失方向。

　　文学研究首先离不开人文关怀，这是文学研究的根基之所在。在谈到数字人文限度问题时，有学者曾经指出：“人文学研究的宗旨是对人性、人生、人世（社会和历史）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见解。这才是人文学研究的本体和主体。问题和思想才是人文学研究的核心。”虽然这里谈的是广义的人文学研究问题，但作为人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同样也应坚守“人性、人生、人世”的思考基点。无论是文学史、 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批评层面的探讨，都不应漠视对于人类自身问题的思考。文学说到底还是“人学”，这是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即便在数字时代也是如此。

　　除了这一人文学科的共同特征之外，文学还有着不同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特质，即审美性。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其最大价值与基本特征便在于审美。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标准，拥有跳出客观真实进行艺术加工和审美传达的权利。因此，无论阅读文学作品还是进行文学研究，都不应忽视对文学艺术特质的理解与体会。审美是文学的灵魂之所在，是文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又一个基点。无论数字时代文学的创作主体、生产过程、文本形态等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研究都不可偏离审美性这一文学之“魂”。

　　三、数字人文的数据分析之长与鉴赏评判之短

　　（一）作为数字人文“强力武器”的数据分析

　　数字人文源于“人文计算”，因此，在数字人文诸方法中，数据分析占据着基础地位，也最能体现数字人文的优势。借助这一“强力武器”，数字人文的践行者们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成果。

　　首先，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发并陆续建立起资源总量丰富、辅助功能强大的大型文学研究数据库。如北大中文系李铎于2005年开发的“全宋诗分析系统”，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团队开发并于2017年上线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建立的19世纪小说数据库等，基本都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历史上的相关文献资料加以“数字化集成”而形成一个大型数据库，使其同时具备检索与统计分析等功能。以数字化技术和文字识别技术为基础，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对海量文献进行快速、准确的信息提取与全面的数据汇编分析，是这些数据库鲜明的共同特征。学术资源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一切研究的起点，“数据即资本”的理念在数字时代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因此，数字人文在专业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成绩，成为其在文学研究领域最亮眼、也最具认可度的标杆。

　　其次，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对具体的文学文本展开词频统计、词语搭配规律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传统文学研究方法所不能或难以发现的文本细节，与传统的文学史方法、文本细读等形成互补。例如，刘京臣在数据检索、数据挖掘、图像检索等技术基础上，结合GIS、OCR软件对古典诗歌韵律、语言、文体等进行机器自动化分析，据此验证“结构化文本”中古代诗话、词话中的相关见解，丰富诗词笺注甚至诗词鉴赏相关的基础工作手段，清理文体间的源流、变迁，又对“非结构化文本”展开非预知性的探索，证明了以大数据为基础展开的机器自动化分析对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更新的价值之所在。赵薇借用“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对李劼人《大波》三部曲展开版本、人物关系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分析阐释，探讨小说中关键人物的叙事功能并揭示其作为历史小说的价值，弥补了经典叙事学方法的抽象化与后现代叙事学方法的意识形态偏颇。

　　再次，利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软件工具，将作家作品研究纳入一个文本分析与实地勘查相结合的全新视野，着力寻求文学研究理论层面的突破，进而尝试建立新的诗学体系。如简锦松在考察文学史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纸上文本与实地调研中取得的GPS数据，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上进行地理标绘，建立了一个解读辛弃疾及其诗词作品的全新视域，并据此探讨建立新的“现地诗学”的可能性。这不仅为作家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方法启迪，更重要的是为数字人文以技术迭代倒逼理论更新作出了有益探索。

　　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案例当然不止以上这些，然而通过资源建设、研究方法与理论探讨等三方面的梳理，还是可以大体把握数字人文方法在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整体成绩及其优势所在。数据库的设计建构与相关工具开发，数据挖掘，图像分析与视觉化技术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自然科学软件的使用，这些都依托或服务于数据分析。在数字人文的应用实践中，数据分析称得上其最基础、最核心的一环。

　　（二）算法和软件无法自发实现的文学鉴赏与评判

　　数字人文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有效应用令人鼓舞。然而，即便是数字人文最令人瞩目的数据分析，在文学研究中仍有其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再精细的作家作品统计分析也只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以数字人文为基础的新型文学理论的探索则刚刚起步。如前所述，文学学科的根本所在与灵魂所系，是人文关怀与审美鉴赏。与之相应的，文学研究尤其文学批评的真正目标，始终是揭示作品中的生命意义，阐析其人文思想，评点其美学价值。这是一项典型的鉴赏与评判工作，高度依赖于研究者的艺术修养与领悟力、判断力。受限于人工智能算法瓶颈，数字人文诸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深层目标而言，目前还只能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机器分析不可能替代人类研究者的文学阐释。

　　首先，数据分析无法摆脱其运作方式的机械化。第一，数字化与图像识别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海量资源，然而并非所有文献都已数字化（如版权受限的文献或尚未解密的档案等）或可以数字化（如储藏条件苛刻的古文献等），这样一来，数据库建设中“穷尽所有资源”的理想就无法得到百分百落实。虽然越来越多的开发者意识到建立一个绝对完整的数据库只是美丽的梦想，但数据分析却总是将这种理想的完整性作为想象性前提。第二，即便将所有相关文献数字化，这些数字资源尤其图片资源是否可以充分识别？以古代文献为例，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既有雕版印刷本也有手抄本，有印刷质量好的纸本文献，也有印制工艺低劣文字斑驳难辨的纸本文献。对现在的扫描设备来说，实现以上所有文献的电子化不是问题，然而在目前的OCR技术条件下，要想实现对后者的准确识别却困难重重。一个不能识别的数字文本对于数据分析而言显然意义不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数据分析的基础是大数据与智能云计算，是在杂乱无章的海量资源中寻找规律，建立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数量上达不到基准的样本往往就被过滤掉了，因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人类独有的脱离大数据的判断力。然而具备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孤本，有时也足以给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带来重大影响。文献价值与文献规模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结合之前提到的两点来说，在那些并未数字化的文献中，也许就混杂着某份重要材料；在那些无法识别因而无法纳入统计分析的数字文献中，同样可能就有某位作家重要作品或创新性见解的遗珠。一味依赖统计学和概率论，不可能完成文学研究的任务。

　　其次，在新方法与新思路的探讨上，数字人文离不开统计分析与概率运算，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则以汇总、归纳为基本特征。虽然文学研究中同样需要归纳，但单一的归纳充其量是“小心的求证”，很难达至“大胆的假设”的层面。以文学作品的阐释为例，借助数字人文也许可以发现某个作品的文类特征，梳理其版本演变，揭示其互文性，却很难抉发其艺术价值，更不要说进行具体的审美鉴赏了。因此，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中的主要作用表现为“补足”——或是发现不易察觉的文学发展趋势，或是揭示对象之间隐藏着的某种联系。数字人文可以对现有的文学研究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丰富其方法体系，却很难提出前瞻性的问题，以主动的发现引领文学研究打开新思路，实现新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定位恐怕就只能是方法论，而非本体论。

　　再次，即便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可能实现的算法突破，未来的数字人文开始参与文学理论的建构，甚至参与某些文学评判的任务，只要其依旧依赖于数据、算法与软件，就仍然无法改变其辅助工具的定位。文学理论的建设离不开文学理念与美学精神的支撑，这些显然超出了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效半径。文学鉴赏是一种极具主观性与个性化的审美感知过程，相同数据与算法驱动下运行方式趋同的数字分析软件，很难具备这样的差异化评价能力。此外，虽然作品传播与影响范围、阅读频率等方面的数据分析的确能为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提供一定参考，甚至在此基础上生成评判报告，但由于算法与软件均无法独立制定美学标准，这些功能只有在人类设定的标准下才能实现，整个评判机制终究离不开人的设计与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表面看来由算法与软件作出的评判，本质上依旧属于人类研究者自身的判断。

　　当然，指出上述问题并非否定数字人文的意义，而是为了提请积极探索文学研究新范式的研究者们注意：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方法的确有助于打开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因此值得大胆借鉴。然而文学研究自有其特质，研究者们在“走进”其他学科、实现某个层面的视域融合之后，仍然不应忘记“看回来”，即回到自身的问题域，思考、解决文学问题。

　　结语

　　全球化以来，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频繁，产业合作与交叉学科渐次出现，这些为跨学科实践的极速增长奠定了文化、经济和意识基础；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在日渐完备的各类学科数据库支撑下，全球知识共享不再是一个梦，这无疑为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提供了便捷渠道与稳固根基；在新的技术手段襄助下，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知识结构的多样化和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在越来越多人身上成为现实，跨学科研究的最后一个顾虑似乎也消失了。然而，跨学科的目的并非取缔以往的学科分类，而是在新的时代命题下，打破固有的学科疆界，一方面寻求与其他专业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借他者眼光反躬自省，加深对自身学科的体认，获取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逻辑上来说，“跨学科”必然以“学科”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学科支撑的跨学科只能是空话；就事实而言，无论技术手段如何进步，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性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一个人总有其最为熟悉与擅长的学科本领、知识根基，也总有其相对生疏乃至隔膜的知识体系。“跨”学科不是“解”学科，也不可能“解”学科。

　　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最能体现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分野，也展示了坚守跨学科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自然科学强调实证、强调数据，研究中以归纳为主；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学科，虽然自19世纪以来大量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却从未对“偶然性”“不确定性”甚至“非理性”关上大门。作为一种打通文理的积极尝试，数字人文给予文学研究的启发、带给文学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宝贵的。它在某些文学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力有不逮，虽然值得重视与分析，但也没必要过分紧张，甚至视为文科理科不可通约的证据。说到底，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是人类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手段，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的互补远大于对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推进跨学科研究，数字人文的发展也许能够更加从容，它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也许可以更具成效。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