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体相对应的英语词汇是Style，还可以翻译成“语体”“格调”“笔调”和“风格”等。文体既是语言文字编码依凭的形式和规范，又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场域。文学创作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即文学文体，“是文学作品中由主体的审美心理和精神结构所物化产生的话语体式”。文学文体范式的确立，既为写作者提供了表情达意的标准，又给予研究者批评的路径和方法。因此，对于文学文体的研究无疑切中了文学研究的肯綮。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它的文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亦如是。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状貌，发现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找寻到深化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从而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参照。

　　一、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状貌

　　“‘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结果。作为学术概念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显然是一个现代事件。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不过百余年。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呈现出如下状貌：

　　第一，以“儿童本位”为核心的中国儿童文学文体本体论研究。五四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作为新生事物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瞩目。“儿童文学”为何？何为？显然是中国儿童文学甫一问世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这一新生事物得以扎根并茁壮成长的关键。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众多现代作家巨擘功不可没。“儿童本位”既是他们达成的共识，又是他们界定儿童文学审美内涵的关键话语。比如，“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他所包涵的，是童谣，童话，故事，戏剧等类，能唤起儿童兴趣和想象的东西。”“我以为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详细地说：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的文学，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之堂奥者；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富有兴趣，一方面投儿童的心理所好，一方面儿童能够自己欣赏的，就是儿童文学。”如今，“儿童本位”几乎成了儿童文学学界的公理，无异于与成年人文学相区别的楚河汉界。但是，作为文体的“儿童文学”的本体追问基本上就此止步，其后出现的诸如“适合于儿童阅读的文学”等所谓新内涵，不过是对“儿童本位”的化用。

　　第二，关于中国各体儿童文学研究。现代以降，参照西方文学的分体模式，中国文学的文体样式（即体裁）采取了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四分法”。儿童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新文类，亦以“四分法”为分体参照。但是，由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四分法”显然无法辐射包孕于中国儿童文学母体中的所有文体。也就是说，除了“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和“儿童戏剧”等文体样式，“童话”“童话小说”“动物小说”“科学文艺”“幻想文学”“图画书”等专属于“儿童文学”的文体样式必须得到专门研究。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对某一文体审美特征的思辨可谓体量最大。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各体研究无死角，尤其是对于童话文体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比如赵景深的《童话概要》（1927）、《童话学ABC》（1929），孙建江的《童话艺术空间论》（1990），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舒伟的《中西童话比较研究》（2006）等。武文刚、李利芳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一文，扼要梳理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对童话、儿歌、神话、小说和戏剧等文体样式的审美规定性的探讨。这种分体探讨的深化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即便是出现的新文体，很快也有了概念和审美特性的界定。比如，陈丹燕的《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创作的一个新倾向》一文，探讨了西方童话审美趋向的新变化——童话生活化；周晓波的《当代外国童话“双线结构”的新发展》一文，探察西方童话创作的艺术流变之一种——“双线结构”；李玮的《文学语言变革与“儿歌”文体的自觉》 一文，深度探析“儿歌”这一文体在现代文学发生期是如何在思想和文学语言变革的潮流中走向文体自觉的，阐明了“重音轻义”乃儿歌的重要美学特征。“儿歌”首先得好玩，儿童才愿意主动口耳相传。“织巧”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促成了“儿歌”作为儿童文学文体之一种的生成。此文还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文学革命对于儿童文学发生的作用”这一问题。朱自强的《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文，从文学文体的视域深入、细致地厘清了“小说童话”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文学史、语义、文体学上的依据”和产生的原因，以及概念、美学特征的确立，并将其与“小说”“童话”和“幻想文学”等文体加以区别。

　　第三，基于“主题思想”这一标准，批评各体儿童文学创作。这种观念是20世纪30—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主潮。尤其是直面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语境，儿童文学最要紧的是如何去表现“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宏大主题。因此，“主题思想”能否与时代潮流相应和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主旋律。比如，书写抗日主题是任何一种儿童文学文体样式责无旁贷的使命。“新的儿童文艺，不应是中世风的动物故事，或是理想化了的唯美的歌谣。在现阶段的中国，是不要那种蒙蔽儿童眼睛的东西……是需要用现实主题，去创造新的儿童文艺的。新的童话，新的童谣，都宜有现实性。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诸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以及数年来东北民众的惨苦生活中，我们是都可以汲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主题的。而，用那些有真实性的主题，制作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作品来，是大大地可以教育中国儿童的。”茅盾呼吁“我们这时代的特点是和时间赛跑。我们落后得太厉害了！千万请少用些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 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这一类的话吧。”再比如，对童话《慧眼》和陈伯吹“童心论”的批判，皆体现了“轻文体重思想性”的倾向。如果说《想象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驳陈伯吹的“童心论”》等尚在文体的范围内进行学术探讨，那么，《不容许把童话拉出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轨道！》、《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和《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等则完全偏离了文体的轨道。

　　第四，基于作家个体的创作实践，探究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这是贯穿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一条主线。其中，对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文体思辨最为恒定。20世纪20年代，聚焦安徒生童话的“诗性”和“儿童性”。“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于拔高的“现实性”，强化安徒生童话的“思想性”。因民族危难等事件左右了历史进程，盘踞在童话艺术之上的“思想性”被放大，现实主义被强化。安徒生童话的“幻想性”一度被徐调孚等人斥为“麻醉品和毒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强化“阶级性”“人民性”到回归“童话诗性”。进入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文学思想更新的背景下，叶君健对《安徒生童话全集》进行修订。“他的童话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充满了他对于人类美好未来所作的想象和愿望”“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叶君健的这些阐释彰显了对安徒生童话的新体认。孙建国的《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基于分析诗歌和寓言的文体理论建构和创作体量大、作品成熟度高等情状，得出了“清末民初最早出现并发展成熟的儿童文学文体是儿童诗歌和寓言”的结论。虽提及“改造社会，强国保种”和“儿童本位”等时代诉求，但并没有阐释童话和寓言应运而生的内部机制。贺仲明、刘文祥的《童心书写与文体探索——对张炜近期儿童文学创作的思考》一文，剖析了张炜近年来的“儿童小说”和“童话”创作之于儿童文学文体的新探索——“遵循儿童文学的一般叙事模式，结构和主题都比较浅显，背后则蕴含着以纯真道德美和理想色彩为内核的童心。……暗含着张炜一种创作认识方式的转变，也将以往的民间、自然、道德书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从出版、地域等视域探讨儿童文学文体的生成。这些是近些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新思维。前者如黄凯、偰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分龄分类的出版探索——以商务印书馆早期儿童文学出版为例》一文，探讨了商务印书馆的“分龄分类”出版理念如何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进而如何促成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生发。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促使了儿童文学文体的细分。出版推动某种文学文体的繁荣，今天更是如此。因此，探究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出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陈香的《少儿出版：如何与新媒体时代共舞？》一文指出，近 20 年来，中国儿童图书（包括各体儿童文学）出版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市场。目前，中国儿童动销图书品种数达30万种，每年出版儿童新图书约三四万种。当下，融媒体兴盛，疫情导致图书地面店销售每况愈下，网络营销风生水起。因此，儿童图书出版的营销和渠道、生产与经营必须与新媒体共舞。一句话，儿童图书出版繁荣，必然促进各体儿童文学的发展。后者如李利芳的《中国西部自然生态与儿童文学文体发展》一文，探讨了地域之于儿童文学文体之间的姻亲关系。自然（地域）的差异必然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感受。而各种文体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气质若与作家的审美感受、创作心理找到契合点，自然而然会带来某种文体在某些地域的兴盛，最终促成儿童文学文体的发展。

　　二、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

　　存在的问题前面从“儿童文学文体本体论”“各体儿童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与文体探索”“主题思想与儿童文学文体发展”和“出版、地域等与儿童文学文体生成”等五个维度，梳理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基本状貌。仅仅从研究的格局来看，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似乎五脏俱全。事实上，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重要的学术网络平台进行关键词检索，同时具有“儿童文学”和“文体”关键词的相关学术论文不过十余篇。大多数有关儿童文学文体的论说，散点点缀在其他儿童文学研究中，或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毋庸赘言，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体量和质量、深度和广度等皆存在诸多问题。概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体意识还相当薄弱，文体研究严重匮乏，某些领域甚至是一片空白。具体表征如下：

　　（一）中国文学文体研究存在的普遍症候，亦是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面临的困局

　　文体本应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儿童文学的演进亦是。然而，文体研究不是显学，许多问题似乎已成常识、定论，故而提不起研究者兴趣。而且，新文体的诞生实属小概率事件，决定了文体研究不可能像对作品的解读那样经常性发生，或者说成为焦点、热点现象。但是，文体研究无异于方法论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丢弃了这一法宝，文学研究就容易失范、无序。简言之，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最有效的路径是，首先确立其文体属性。是小说就应在小说的审美阈限内进行批评，而非不管不顾文体规范，囫囵批评，这势必会导致语焉不详和不知所云。虽然某些作品具有文体杂糅的特点，但是，这样的作品属小众。而且，即使是文体杂糅，也一定能找到该文本的主要文体范式。这方面的例子有“散文的小说化倾向”“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诗小说”等。事实上，虽然文体研究由来已久，文体流变看似相当清晰，主流文体的诗学建构貌似相当成熟，但是，文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却很多，原因何在？其一，文体研究本身具有理论建构的超高难度。文体研究就是确立文学的规范、样式，为文学创作立法。既需要基于相当体量且成熟的文学文本，又需要从文学文本中找寻到“这种”文体的规律（或曰“共性”）。这堪比金字塔的塔尖和珠穆朗玛峰顶峰，到达者寥寥。其二，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不过是人云亦云，并没彻底厘清。比如，什么是文体？文体与语体、风格、格调等有何异同？文学文体、文章文体、教材文体等称谓之间存在怎样的姻亲关系和区别？这些问题始终众说纷纭，大多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其三，已有的文体规范性并非公理，不能一成不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创作的变化经常发生，必然会给文体注入新的元素。因此，文体研究应与文学创作共振，与时俱进。

　　（二）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症结

　　前面爬梳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状貌，可以管窥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存在的症结：其一，对儿童文学文体的思辨性研究严重不足。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已逾百年，但现有研究并没有厘清儿童文学本体与儿童文学诸文体为何、何为等根本性问题。其二，缺乏对中国儿童文学文体演进的整体考量，自然就无法通过儿童文学文体的变迁反观儿童文学生态和文化心理机制的变化，更无法让儿童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体系。而且，中国儿童文学文体体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历程？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具有怎样的演进规律？对于这些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的探究缺乏系统、整体的观照，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成年人文学研究领域此种研究已有相当建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是《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其三，儿童文学研究的独立意识不足，大多没有挣脱成年人文学文体研究的藩篱，囫囵照搬，忘却了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自足性。其四，儿童文学文体意识薄弱，导致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寥寥且零散。相较于成年人文学的文体研究而言，儿童文学文体研究不论是系统性、深广度皆无法同日而语。其五，现有的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多为某一文体的单向研究，且相当同质化。其六，缺乏与西方儿童文学文体研究比较的意识，闭门造车，自说自话。造成如此困局的客观原因在于“老者本位”文化传统，儿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相当低下，并没有取得独立学科资质，仍旧寄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门下。设置有儿童文学学科的中国高校寥寥，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少之又少，学术发声更是微弱。

　　三、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方法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数千年的文体历史积淀，使得“人们的想像和创造愈来愈深刻地背负着文学史的包袱，使独创性步伐变得迟缓而艰难……应该在文学文体的‘形式仓库’中不断挣扎，力争在冲突和挣扎中拯救人的精神和艺术，安抚人那变动不居的心灵，使人的创造性想像和心灵体验在语言的艺术创造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从而挣脱‘语言的牢笼’和‘文体的栅栏’，走向一种‘诗意的栖居’和‘审美的欢乐’，真正在文体创造中找到个人的自由才能并达成自由的抒写从而让作品本身来证明一切。”然而，这种情状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恰好相反。因为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历史相对短暂，急需建构文体秩序而不是挣脱固有的文体藩篱，所以，树立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乃当务之急。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研究既需遵循文学文体研究的基本规律，还需找寻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独特性。

　　一方面，弃“类”成“体”，消除“文类”之泛与“文体”之惑。严格说来，“儿童文学”是一种文类，并非一种文体。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一直存在着把“儿童文学”作为文体的误区。即或作为文类，“儿童文学”自立门户的必要性也一直存疑。最为代表性的质疑声在于：既然都是文学，将“儿童”孤悬出来纯属多此一举（儿童文学身份的独立性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不予辩驳）。因为儿童文学属于一种文类，故而作为文学术语的概念界定就漫漶无边、语焉不详，必然导致“文体”难以规范，边界宽泛，诸多文体一锅煮、混为一谈，难以形成具有诗学意义的审美规定性。怎么办？弃“类”成“体”，是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首选。更何况儿童文学的专有名词属性不强，势必导致难以生成稳定的审美规定性。如果说儿童分类的参照系是成年人，那么儿童文学的分类却缺少参照物。如果非要找，那就是“成年人文学”。但是，没有“成年人文学”这种提法。在西方，倒是有“YA文学”（Young Adult Literature）的称谓。事实上，包孕在儿童文学之中的文体犹如万花筒，诸多文体拥挤在一起，能指和所指皆缺乏质的规定性。比如，若将童话和动物小说混为一谈，二者必然相抵牾，甚至会成为彼此的掣肘。弃“类”成“体”之后，既需要廓清与文学之间的边界，又需要厘清儿童文学诸体的概念、界域和审美特征。儿童文学的自足性决定了儿童文学文体演进的特殊性，不能把成年人文学文体研究的基本方法直接移植到儿童文学文体研究领域中。即使是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儿童戏剧等文体，也并非加上“儿童”二字那么简单。对这些加上了“儿童”的文体来说，“儿童性”“儿童本位”等无疑是核心，是灵魂。这是与不加“儿童”的文体的质的差异。“动物文学”“童诗”“童话”和“图画书”等专属于儿童文学的文体，更是具有自足的审美规范，必须加以专项研究。总之，只有儿童文学诸体自立山头、分庭抗礼而又和而不同，各自才可能迎来独立发展的契机，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百花园中诸体竞芳的状况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急需建立起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谱系。学界需要系统性、整体性观照儿童文学诸文体演进的状貌，以及各个时期诸文体兴盛与式微的内外部原因，并找寻到诸体竞芳的策略。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演进脱离不了中国文学文体的母体，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演进自然也经历了从古代的“二分法”（即韵文/散文）到现代的“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嬗变。而今，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园地里，除有儿童小说、儿童诗歌、儿童散文、儿童戏剧等传统文体外，还有童话、儿童影视文学、儿童报告文学、少儿科幻文学、动物文学、图画书等品类。其中，童话、动物文学、儿童诗和少儿科幻文学和图画书是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独特品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通过梳理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的发展状貌，可以发现各种文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以及动物文学、少儿科幻文学和图画书等具有的跨学科、跨文体属性，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均衡发展的有效策略，以期让中国儿童文学诸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说来，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梳理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的文体起点、文体形态及演进历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肇始于“五四”，现代文学先驱开始尝试用白话为孩子创作，儿童小说、儿童诗歌、儿童戏剧、儿童散文都来自对成年人文学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效仿，每一种文体的现代起点都能从这一时期找到。既然《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应该能够找到第一篇儿童小说、第一首儿童诗歌、第一部儿童戏剧、第一篇儿童散文、第一篇少儿科幻文学和第一篇动物文学等。童话文体可以追溯至神话传说，经过对西方童话的吸纳借鉴，在五四时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童话（如《稻草人》等）。儿童文学诸文体从出现到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体形态与文体特征。而这些文体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哪些新变？需要一一考察。

　　2.探究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作为儿童文学大家族中的成员，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儿童报告文学、幼儿文学、儿童寓言、图画书等文体，在各个历史时期或风生水起，或销声匿迹，无一例外都与时代语境、社会思潮、文艺政策休戚相关。需要深入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文化原因。沿着百年中国文学的时间线索，依次思索：晚清至民初，“儿童诗”何以成为排头兵？为什么宣教重于审美？20世纪20年代，“文研会”如何开展“儿童文学运动”？儿童文学诸文体何以百花齐放？30年代，作为创作亮点的“童话”和“儿童小说”，是如何践行“直面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儿童剧”为“抗战”助力，怎样实现了“文艺为时政服务”的功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体儿童文学全方面发展。但是，为何会批判“童心论”和强调“写中心”？这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文学”诸体凋零。不过，此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果真一无所有？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此时期“儿童诗”和“儿童小说”中出现的亮点？新时期以来，文学回归人性，回归童心。作为儿童文学“三驾马车”的“少年小说”“童话”和“儿童报告文学”，是如何让儿童文学回归到文学性的轨道的？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因何迎来了“黄金15年”盛况？“儿童小说”是如何成为拉动儿童文学巨大内驱力的？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

　　3.考察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发展中的文体互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脱胎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母体，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诗学体系，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潮流派和发展趋向并非一一对应。诸文体之间既互渗又疏离，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以儿童的生活为素材，运用童趣视角，发挥诗意想象，创作了一批富有“童话体”特征的小说作品。如陈衡哲的《小雨点》《西风》，冰心的《一个奇异的梦》《鱼儿》《超人》《离家的一年》《寂寞》，郭沫若的《暗夜》《一只手》，陈伯吹的《学校生活记》，叶圣陶的《小白船》《一粒种子》《稻草人》《芳儿的梦》，以及王统照、废名、黎锦晖、郑振铎等的儿童小说。因此，童话与小说的互渗就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文体演进现象。后来还有童话诗、童话戏剧、报告文学小说等，都体现了怎样的“文体互渗”？

　　4.探寻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自身的审美流变与发展对策。儿童小说作为儿童文学的主流文体，在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的演进历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诗学转变？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承担了怎样的社会重责？散文的“内向性”“自我性”文体特质，以及儿童生命体验的浅陋，决定了“儿童散文”写作的高难度。但是，中小学语文阅读与作文教学中，儿童散文又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存在的供需不平衡？“儿童戏剧”因为现场感强烈和矛盾冲突剧烈，一直备受儿童喜爱。当下，由于国家大力推崇传统文化剧进校园，儿童戏剧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但是，作为“诗中之诗”，儿童戏剧剧本的写作对于文学性要求极高，而目前，“儿童戏剧剧本”的作者多属玩票，无法保证艺术水准。儿童戏剧怎样才能乘时代的东风脱胎换骨？“幼儿文学”作为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种，文体模糊不清，包罗万象导致文体失范。而且，因被贴上“小儿科”的标签，长期以来被轻视。创作幼儿文学的大多是业余写作者，作品多为改编之作。虽然数量很多，但多为泡沫。如何让幼儿文学获得应有的身份并取得艺术的突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大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幼儿文学”的审美内涵。图画书的跨学科、跨文体属性决定了其发展空间的广袤。但是，中国作家的绘画才能的孱弱，以及中国画家儿童文学素养的不足，无疑严重阻碍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5.秉持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多维视角。比如，从“语文教材”选文的角度看儿童文学文体的演进。语文教材的普及性决定了其对选文文体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语文教材选文的文体意识的研究并非空白，如叶继奋的《语文教材史视阈中的文体意识及学科反思》。但对于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选文的文体特征的研究则寥寥；再如，从比较视域考察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的研究最为稀缺。尤其是与国外儿童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几乎是一片蛮荒之地。

　　总之，本文扫描中国儿童文学诸体的演进轨迹，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文体发展的纵横向网络谱系，勾勒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貌，从而深度探察中国儿童文学诸文体发展不平衡的内外部原因。与此同时，“从同中外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多重关联中……总结文体继承革新的历史经验教训；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的眼光和清醒的反思意识，审视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得失，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从历史的描述中预示文体的发展趋势；以历史—美学方法为主导，广泛吸收融合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外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力求使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达到基本的契合和协调，以便充分开掘近百年文体的丰富含蕴，把握其本体特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文体研究应该与之比翼齐飞，共同构建中国儿童文学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