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思考与论述十分丰富，从根本上属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即把资本视为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生产、流通、交换等的要素，马克思说，“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在当代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及文化批评中，“资本”这一概念已经大大地被泛化了，例如在布尔迪厄、杰洛瑞、杜乔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的资本研究那里就是如此，但是马克思影响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辨。本文拟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与影响作一概要分析。

　　一、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内涵 

　　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是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通常只是把资本视为生产与经营所需的资金。例如，斯密列举了资本四种不同用途——“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上述四种用途分别代表了农矿渔业、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的投资方式。在斯密看来，社会是受“原子式”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推动和支配的，人们“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所以他说，“私人利益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李嘉图同样也把资本看作自然、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包含着重要的历史规定，即把雇佣劳动下的商品流通视为资本的历史前提，这时候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资本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也塑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谈论资本大致涵盖了哲学、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从大的方面看，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架构内讨论资本问题的。他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出发，认为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的扩大伴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但资本遵循着无限积累原则，最终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皮凯蒂对此评价说，“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19世纪的影响。”

　　就经济层面来说，马克思首先把资本及资本主义理解为商品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只有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可以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时，资本关系才能出现。“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资本是货币的价值增殖过程，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在对资本的研究中，马克思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规律，指出“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导致积累的增加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充分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包括资本研究是在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杜乔蒂说，“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习惯上被认为是劳动价值的转移以及一定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和利润在所有权上的体现。”与此相关，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生产工具”具有自我扩张的趋向，这个自我扩张既体现在生产的运营、管理、效率方面，“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也体现在对包括土壤、矿产、江湖、海洋、森林、生物等自然资源以及水力、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等的利用上。后者就是马克思特别提到的“自然生产力”，此外，马克思还注意到科学水平与技术进步在财富创造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

　　资本的社会层面也是马克思比较看重的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不能仅仅理解为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流通体现了资本的社会属性，“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奈格里对此解释说，“资本组成社会，资本全部是社会资本。流通造就了资本的社会化。”到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逻辑的普遍性，“商品是按照决定人的行动的价值进行交换的。”马克思尽管揭示了资本的消极面，但也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特别是他肯定了资本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他说过：“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尤其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不断流动打破了民族与地域的限制，推动了全球一体化，形成了世界市场。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和世界市场的说法特别富有前瞻性，“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预测到全球资本或者说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具有多重内涵，包含着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批评等不同层面进行引申与拓展的潜能。

　　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演化 

　　20世纪以来关于资本的研究涌现了众多成果，也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径，它们或多或少都有受马克思影响的痕迹。我们这里仅仅从文化社会学或者文化批评的思想来源的角度来谈谈其中的两个分支：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如希法亨等；另一个是社会学，代表为西美尔、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等，这两个分支共同推动了文化社会学或者文化批评领域的资本研究。先来看希法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资本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曾经讨论了股份制公司，并把股份制公司看作信用制度的结果，谈到了信用与他所称的“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 在股份制公司中，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个人企业表现为社会企业。希法亨沿袭了马克思这一说法，在其关于股票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信用扩大了资本的潜力，股票是收入证书，是对未来生产的债权证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股份公司中，分散的货币资本以虚拟资本的形式结合起来。股票一经创造出来，便同它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无关了。“由于这种收益资本化以及由它构成股票价格，所以这种股票价格中似乎存在着第二资本。这是纯粹虚拟的。实际存在的只是产业资本及其利润。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虚拟的‘资本’在计算上的存在和作为‘股份资本’来援用。”他对股票、证券以及交易所职能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向服务经济、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变的趋势，还揭示出这一现象的社会意义，“所有制不再表现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成为似乎同某种活动完全无关的收益凭证。所有制脱离开任何对生产、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的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 希法亨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事实上论证了商品交换逻辑的普遍化，从而通向了资本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另一个方向是社会学模式。从思想史上看，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是较早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批评进而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加以“修正”的。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时间与产品的效用比的说法预设了社会总需求的存在。而货币是一个以量来表达价值的价值单位，其性质在于无条件的互换性。现代社会货币已经弱化了其物质性而体现为功能性与符号性，“绝大多数物品不是自身有价值，而是变得有价值；为了变得有价值，这些物品必须不断地超出自身，与其他物品相互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所有价值都与其运作相联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值行为”。西美尔认识到，金钱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重组，锻造出现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经过卢卡契的中介，西美尔的研究推动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商品拜物教为主题的消费主义物化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都成为商品的世界中，一切转变为可计量性，各种活动失去了它们固有的、内在的满足，在价值标准甚至性质上被拉平了，变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资产阶级社会是由等价物支配的。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而使不等的东西变成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交换的调节作用出现了；它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这一批判是后来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的思想先导。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商品的效用是社会编码的结果，其使用价值是象征交换的载体，劳动是不生产有用物的象征性劳动，“物并不存在于对需要的满足之中，而是存在于象征性的劳动之中。存在于一种‘生产’之中，这种生产包含了证明与生产（producer）的双重含义——物不仅被生产出来，同时还作为证明被生产出来。”例如艺术品的拍卖，就超越了使用价值而体现为符号价值，“符号／交换体系的抽象（在符号学视域中的模式及其内化）必须与生产以及经济交换（即资本、货币与交换价值）结合起来。”

　　布尔迪厄则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社会分层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将文化引入社会学。但是他有两个重要的变通，一是受卡西尔、福柯等人启发，把马克思所论及的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推至文化与符号领域。他认为，“马克思重视揭露成为合法性理论基础的暴力关系，在分析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影响时，有低估权力关系符号强化的实际作用的倾向。而被统治者对统治的合法性的承认，却恰恰导致了这一强化。”合法性表象决定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符号系统保证了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或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韦伯那里是神正论）。”教育便是一种符号权力，在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二是拓展了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与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中心的实践范式，他把社会交往与行为普遍简化为“经济学”， 又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试图打通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建立以场域、资本、惯习（习性）为核心的实践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也称为“完整的人类学”，“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他将各种社会交往视为一种“投资”，会产生象征性的“利润”。“把被唯物主义传统明显地在反映论里抛弃的、有关实践的知识的‘积极方面’，从唯心主义那里找回来是十分必要的。把习性的概念构筑成在实践层面上起作用的后天获得的性情系统，并把它作为感情认识和评价活动的范畴，或作为分类的原则和行为的组织原则，这意味着把社会性的行动者的真正角色，指派为建构客体的实践性的操作者。”这涉及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field）与惯习概念，“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种“社会小世界”相当于各种场域。场域是某种被赋予特定引力的关系模型，由依附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进行知觉、评判和行动的身心图式。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是各种场域中权力的争夺和统治的合法化。

　　就资本而言，布尔迪厄淡化了它的实体属性，凸显其关系属性。“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与作用的。”他眼中的资本涵盖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部分。他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只在它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场中存在和产生作用，每个与阶级有关的属性都从每个场的特定法则中获得价值和有效性”。其中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物质根源，文化资本涵盖了文字能力、审美偏好、教育文凭等，社会资本是各种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也包括可进行物质与符号交换的关系网络等，符号资本则是以声望、影响力等包装起来的文化资本的无形形式，它的实施取决于具备认识与承认这种资本所必需的感知范畴的行动者。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转换比例是不同阶层之间斗争的基本赌注之一，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的社会地位和特定权力取决于他们能动用的特定资本。所以美国学者斯沃茨认为，布尔迪厄“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或群体凭籍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塞德曼也认为，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指的是有社会影响或价值的个人或社会位置所拥有的资源或特质”。可以说，布尔迪厄拓展了资本的概念，用以分析个体与群体如何利用“资本”积累和“投资”策略改变、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

　　三、作为文化社会学批评范畴的资本概念 

　　如果说布尔迪厄改造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那么鲍德里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质疑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他们因而成为从两个不同的面向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推延至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合法源泉，并以剩余价值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天然合理的最一般的生产方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在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论述中，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有目的的或具体有用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价值量。虽然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在交换中被等同的东西，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作为等价物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 所以马克思才说，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

　　本来，除了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如西美尔等人之外，从经济学或哲学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乃至劳动价值论进行批评与质疑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庞巴维克认为资本是可以生产利息的物品，物品的价值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雷蒙·阿隆认为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不属于严谨的科学范围，而属于形而上学或者道德哲学的范围。鲍德里亚则从“消费社会”、“仿像”时代、“超经济”等社会学视野出发，对“生产”“价值”“资本”等做了新的定位，在西美尔之后把资本泛化为文化社会学批评范畴。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商品与资本的研究筑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辩证法。现阶段资本已经向虚拟世界转移，符号的编码制造了一种社会的象征秩序，“革命结束了价值的这种‘古典’经济学，价值本身的革命超越了它的商品形式，达到了它的激进形式……生产、意指、情感、实体、历史等各种参照都终结了，这种与‘真实’内容相对应的等价关系全终结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及仿真的阶段。”他把原由马克思提出尔后由希法亨加以展开的虚拟资本概念扩大化，用以分析晚近资本主义的“超经济”（transeconomic）、虚拟经济现象，认为资本在实体经济的生产与交换之外进行积累，对真实与潜在的市场进行干预，如投机交易、风险投资等，“大型金融资本发生了超现实化……超现实的货币，运行在一个不可触及的空间中，同时毫不干涉世界的现状。这就导致，各种经济继续进行生产，尽管虚拟经济中各种波动所产生的任何可能后果，都足以摧毁真实的经济”，“而投机，并非出自剩余价值，它是价值的迷醉，它不再关系到生产或是各种真实处境。投机是纯粹的、空白的形式，这种形式剔除了价值，其运作只为追求自身的循环往复（环绕自身的运动）。”在鲍德里亚眼中，资本的这种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把人作为“活劳动”与商品价值生产者的论证逻辑。

　　事实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虽有部分根据，却多半为误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预设货币体系是以货币商品（金银）的存在为基础的，没有清楚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不需要货币商品的功能，例如当代的金融系统并不依赖某种货币商品。但是鲍德里亚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把价值视为产品和流通之间连接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认为要使得两个不同的商品等价，必须有共同的本质即对象化了的无差别的人的劳动凝结。从两个互不相同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中，“价值”才体现出来，或者说，价值是由物来体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他在阐述产品价格的价值转换时说，“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特别谈到了艺术品价格与价值的特殊性，“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这为我们理解艺术生产的价值及其与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鲍德里亚相比，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适当地借鉴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进行了当代转化。首先，他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对普遍的等价物，以及对所有等价现象的衡量，无非是通过（最广义的）劳动时间来完成的……将经济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其实就已经假定了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劳动，即很明显地是无偿花费的时间、注意力、关心和关注”。资本代表着控制过去积累的劳动产品的权力。受到布尔迪厄影响的芭芭拉·赫恩斯坦·斯密斯和约翰·杰洛瑞同样也是如此。芭芭拉·赫恩斯坦·斯密斯不赞成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认为文化制品的价值离不开物品的交换与耗费。她的价值或然性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成果，“人类（而且不只是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可以被视为由某种（可以是任何一种）物品的持续交换和耗费（无论是付款、捐款、损失，还是毁坏）活动所组成，由此保障、增加或者生产另一种（仍然可以是任何一种）物品。这样一来，金钱和物质供应品被消耗掉，权力由此得到了扩充，地位得到了巩固；限制消费的物品被捐赠或销毁，社会价值或象征价值由此被标识出来并得以维持。”无独有偶，约翰·杰洛瑞借用布尔迪厄的观点，探讨了文学知识作为“文化资本”的存在方式，指出“审美价值”的说法暗示了美学与经济学话语的原初联系，“由于所有客体的可兼容性或‘商品化’对于我们来说是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前景，每一种判断话语现在都必须将其客体表现为某种‘价值’的表达……任何种类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在话语中具体化为某种价值，而在话语中，这种价值立即通过具体化的形式与所有其他价值变得可兼容。”其中也包含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汲取。

　　其次，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体运行中看待资本，布尔迪厄则把资本看作在各种竞争空间中动用的社会资源与能力， “各式各样的资本拥有所带来的空间权力表现为主体的空间分布结构与资产或服务——无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的空间分布结构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与马克思把资本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说过，“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但是显而易见，布尔迪厄关于资本、场域的说法另一个更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即认为空间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类凭借其身体性与感觉性、感知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首先将一系列看得见、具有一定‘客体性’（即被生产之物）的活动组织起来。（其次）它向那些相互关联的操作施加一种时间性的与空间性的秩序，从而获得一种共生的结果。”布尔迪厄把资本运用到各种社会空间与交往关系中，用以分析构成权力资源的多种“生产”类型如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等等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

　　最后，布尔迪厄认为艺术注重创意、创新，在自身发现自身，遵循“为艺术而艺术”的逻辑，“艺术场域是一个客观上以生产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信仰为取向的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是“反‘经济学’的经济，这种经济建立在非功利价值的被迫认可和对（‘商业’的） ‘经济’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否认基础上……它以积累象征资本为目标”。文学场是自主性较高的场域，尊重作家个体的权利以及自由展示自我的权利。有趣的是，马克思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过，“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马克思也承认艺术品的创作、交换与消费未必完全合乎他所说的劳动价值论。

　　需要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布尔迪厄与马克思的对话都受到了符号学的影响：前者在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品的符号价值；后者借鉴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把符号系统视为赋予社会世界以秩序与理解的方式，在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包括资本分析中注意到了符号系统的作用。

　　结语：对文化社会学资本观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向文化社会学资本理论的演变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依托于劳动价值论，这里的劳动主要指的是物质劳动。马克思把交换与消费作为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要素，他所说的商品主要指的是物质产品。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确出现了“虚拟经济”“生产的信息化”趋势，工业向服务业转移，金融、教育、健康、交通、信息、娱乐与广告等行业愈发重要，金融资本大举进入流通体系，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甚至出现了虚拟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后工业经济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生产与服务间的区分正变得模糊起来。”“劳动愈加变得非物质化，并通过一种单一而延续的生产创新过程实现其价值”。哈特、奈格里将资本主义这一趋势命名为“虚拟性”。故而鲍德里亚反过来把生产纳入消费体系之中，把消费视为一种交换的符号结构，使用价值反而变成了符号交换价值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所赋予的物质生产的始基性地位。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仍然十分重要，甚至起着基础性作用。

　　第二，与此相关，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有效性问题。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谈的是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如劳动力、土地、厂房、货币等，主要指的是物质资本。如今主流经济学已经将资本概念扩大到了物质资本之外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技术知识等诸多层面，科技创新、资本运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凸显，“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本市场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本质的物质劳动转变为虚拟编码，资本凭借这种编码保持其扩张、多样化和演变的能力。”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改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是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批评产生的共同背景。正如雅克·比岱所说，“布尔迪厄没有以马克思的方式将‘资本’主题化为一个过程：他基本上将资本理解为一种不同的才能。在布尔迪厄的视域中，‘资本’及其‘再生产’被描述为一种阶级关系，这种关系赋予了这些范畴以新的意义。”资本在布尔迪厄那里几乎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物理能量，既是实体的，也是关系的、想象的、隐喻的。杜乔蒂更是认为，与物质资本主要由经济私有化的逻辑决定不同，“文化资本是一个共享的场所，也是一个通过分配渠道实现资源、知识均等化的可能的场所。” 虽然说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价值增殖、资本扩张、资本运动等现象或许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也为所有的商品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所共有，但是布尔迪厄、杜乔蒂等人把资本及其多样形态推至各种社会阶段与社会领域，便抽空了马克思将资本主要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分析的特殊性，“资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关联。”

　　这样看来，如何区分物质生产条件下的商品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如何区分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进而重新界定“生产”“劳动”与“资本”概念，给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