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则寄寓着一个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的、批判的理论内核，具有“从马克思出发”而不拘泥于马克思本身、拓展性的理论演绎线索，甚至包含着对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和转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说：“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对类似于“飘浮在实践之上”的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出的反思、对思辨本身的反思等，赋予了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超越性、开放性、对话性的理论品格与精神，同时也让各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掘进成为可能。 

　　所谓“从马克思出发”，意指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思想得到启发，但又没有完全驻留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内，而是展现出一定的历史演绎过程。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历史演绎的基础，也是思想起点。向来被视为文化批判理论“大舞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没有遗忘马克思思想这个经典的“根”，也没有忽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之“源”。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更为晚近的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在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历史演绎过程之时，也体现了批判理论 “从马克思开始”“对话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融入社会与文化，又不断被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概念及其生成语境

　　“批评理论”与“批判理论”都可以用英文Critical Theory来表述。在汉语语境中，二者之间的内涵尽管有很大的重合性，但也存在细微差别。“批评理论”所涉及的内容“一般指对具体作品的讨论，集中于阅读的经验感受，关心的是描写、解释和评价，侧重于作品的意义和效果”。通常与文学文本的阅读、分析与批评鉴赏有关的理论被视为“批评理论”，典型的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读者反应批评等。“批判理论”则有所不同。“批判理论”一般指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40—50年代，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强调以哲学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思想启蒙历史以及审美文化现状予以批判性的反思与重建的一种社会文化理论。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批评理论”有时会包括“批判理论”的某些内容，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它们是批评理论的发展，是批评理论“文化化”的结果；但也有研究者把“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视为“批评理论”。 

　　批判理论是一个研究边界不很清晰的理论，它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等这些理论思潮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当人们提到“批判理论”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将其等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的理论。这样的联想可以理解，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确对批判理论的创立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它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绝不限于这两种理论思潮。在根本的概念层次上，批判理论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时候会涵盖“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这个概念的内涵、范围、边界等，也绝不是简单地在“批判理论”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这两个定语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境遇变化而诞生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理论范围也十分广泛，既包括最早提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文化研究者的理论，如卢卡奇的理论，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意大利学者阿甘本、法国学者朗西埃、巴迪欧、斯托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等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着丰富的理论谱系，也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家族”。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具有复杂的社会语境，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洗礼和影响的结果。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经历过一战的炮火打击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德国陷入严重的混乱，战后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迫切希望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上，他们渴望变革与新生，需要呼吸新鲜的思想空气，认为“只有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是迫切需要的‘政治’”。 

　　在理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则是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进一步吸收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而展现出的当代文化理论形态。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其周围布满了浓烈的悲观情绪。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20世纪20—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马克思的理论预言与现实的错位，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承受着在理论上进行调整与转换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内部悄悄发生了理论上的变动，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对资本主义大量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随着葛兰西的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探讨已偃息下去；关于通往可实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策略探讨几乎已完全停顿。逐渐取代的是哲学的讨论本身的复兴，它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即在特征上注重于认识论胜过实体。”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诞生的理论信号。“作为一个先兆”，1923年，柯尔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同年，卢卡奇在柏林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化”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商品拜物教，突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背后的生产逻辑与文化逻辑的批判；在方法论层面上，卢卡奇则析出“辩证法”思想作为在新的语境中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佩里·安德森说，这预示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其神奇的速度和充分的自信心”已经出现，“毋庸置疑，我们已经开始目睹一个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还是当代“理论复兴”的结果，是当代理论“对话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吁请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经过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英美“新批评”的理论热潮，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短暂过渡、20世纪70年代“大理论”（grand theory）的狂热，再到8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勃兴，我们迎来了一个理论急剧扩张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批判理论始终没有缺席，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内容，一直立足社会审美文化现实，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批判。特别是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批判理论在“对话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呼声中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理论姿态。面临新语境下的新问题、新动向，批判理论经常“跨界”，出现了布尔迪厄、大卫·哈维、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批判理论“大联合”的状况，他们的理论研究在各个层面上延续发展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但又积极寻求与马克思进行理论对话的思想空间，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展现出“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态势。布尔迪厄、大卫·哈维、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批判理论思想，最终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范畴之内的。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把1965年至1980年称为文化理论发展的“非同凡响的15年”；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则认为，当代批判理论蓬勃发展，特别是北美“各种理论学派与运动迅速繁荣、盛况空前”，“标志着理论的复兴”。在这种“理论的复兴”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热度，是当代“理论复兴”的结果，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二、理论发展及其历史演绎：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文化研究”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发展与历史演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理论流派更替交错的过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范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卢卡奇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当代欧美左翼文化批判理论以及“后文化研究”理论学派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体内容。从1923年霍克海默、格吕恩堡等在德国犹太商人赫尔曼·韦尔 （Hermann Weil）资助下成立“社会研究所”，到20世纪40—50年代批判理论的成熟，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先声，而且，以霍克海默、波洛克、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为代表的理论家，还切实地提出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具体内容，这主要表现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思想、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批判研究；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研究；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权力人格与新音乐哲学；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思想与 “新感性”“审美之维”理论；哈贝马斯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理论等。这些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极具特色的内容，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推动与发展体现在，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及消费方式批判、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追求、文化的启蒙性与解放等方面，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旗帜。 

　　卢卡奇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发展中的另一种理论范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物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曾有重要影响，物化、总体性、主客体统一的哲学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走向审美、文化与意识形态整体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卢卡奇在1963年出版的《审美特性》中，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再次做出深入分析，提出并倡导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但过去人们从美学等领域对日常生活研究较少，那是因为，日常生活不像科学和艺术那样容易对象化，“这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对象化。如果没有对象化，那么人的生活、他的思维和感觉、他的实践和反应都是完全不能设想的”。卢卡奇进而强调日常生活研究的“对象化”意义，并以日常生活理论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观念。 

　　卢卡奇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强化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救赎的和希望的审美话语范式特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走向方面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日常生活研究开始出现理论上的勃兴，东欧布达佩斯学派最出色的理论代表阿格尼丝·赫勒在卢卡奇的影响下，在实践哲学与审美伦理层面继续推动日常生活批判；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并倡导都市文化与空间文化视野中的日常生活研究，他们的理论拓展使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范式成为继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形式。 

　　“英国文化研究”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主要在于其“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成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特殊贡献。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相继离去，批判理论发生了一定的分化，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空场”被“英国文化研究”所填充。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曾对“英国马克思主义”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现在在英国比在任何大陆国家都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在批判理论的“批判性”上，“英国文化研究”展现出了它自己的特征，相比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衡量的理论标准，它的“批判性”融合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体察和分析之中，是一种“沉浸式”的“批判”，也是一种融合自身文化反思范式的“批判”。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等积极开拓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带入到由“文化唯物主义”和“情感结构”构制的社会经验、文化生活及经济生活语境，并在这个文化领域中衡量、判断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这是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以及文化批判理论范围内，对大众文化研究做出的另一种理论判断标准及方式。佩里·安德森强调，20世纪7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在说英语的地区空前高涨”，可见“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当代欧美左翼批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发展中新的理论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走向发生一定的变化，无论是哲学探讨的根源，还是理论展现的方式，以及批判的立场主张等，都有所改变。这个改变主要表现在批判理论进一步依据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新型社会形态与国家政治情势的变化而表达现实批判的声音，虽然在理论上仍然承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但由于这个现实批判的声音是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新型社会形态与国家政治情势得出，而不是从20世纪60—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现实”得出的思考，所以他们在理论上表达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化左派”的立场与声音了。这些理论家主要以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让-吕克·南希、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安东尼奥·奈格里、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为主。他们的批判理论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与政治关系问题展开，在审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中植入文化批判理论新的理论成分，如“元政治学”、“审美体制研究”、“感性的再分配”、“牲人”思想、“例外状态”、“帝国理论”等，提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新的方案。 

　　霍克海默、阿多诺、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一批学者也是西方左派，总体而言，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还是在左翼文化传统中进行的。但在当代欧美左翼批评理论中，文化批判立场与传统“左派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他们的批评理论具有较为明显的“对话马克思”的意蕴，在理论表达路径上有时展现出回归马克思之前的更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西方传统哲学观念的特征，让这些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展开“对话”；而在批判的指向上，则更加明显地展现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情感现实的关注，而不是“老左派”关注的艺术、审美和大众文化。这种理论范式和以往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追求的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有一定的差别，而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再度修好”的意味，在批判理论研究范式上发展创造出一种“美学政治学”研究的范式。 

　　“后文化研究”有时也被视为“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本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发展中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拉克劳、墨菲、安德烈·高兹等人的手中，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开始走向一种多元主义的理论立场，他们甚至在卢卡奇、卢森堡、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等人那里就发现了这种理论倾向，他们的理论主张因而体现了一种在多元理论视野内批判性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就批判理论来说，这种 “后文化研究”以及“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最集中探讨的理论内容还是一个多元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命运问题，代表了一种在当代多元文化发展理论视角内“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机的尝试”。如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提出了一种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论融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这种“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展开了激进、深刻的批判，是西方“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思潮中对西方左翼文化运动较有呼应的力量。但 “后文化研究”理论家也有思想立场游移、理论批判失衡的个案，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批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历史演绎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理论考验。 

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范式特征

　　批判理论的范式特征“批判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熔炉中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首要的范式特征在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立场。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鉴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不动摇的批判，可以说它是由其自身的动力迅速地带进文化批判的领域。”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哲学精神理解为一种批判精神，并提出这种批判理论的两种主要意涵：“一是概括的文学理论体系，另一个是马克思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批判”情有独钟，这一点众所周知。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和私有财产的批判，还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表现出的这种批判精神贯穿始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深入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批判精神，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以及当代西方左翼批评理论，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批判的哲学与立场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石，“批判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都以沿着由理论本身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作斗争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其理论范式特征还在于批判的方法论所带来的实践性以及自我反思性。 

　　在《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批判理论基本的哲学方法和主张，即在哲学上继承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方法论上坚持反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在文化上，强调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研究代替哲学思辨，走向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在于批判理论重视经验，构建的是“经验—批判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批判理论强调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强调理论的实践性特征，而不是传统理论的概念的推演及实证主义的科学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重视自身的理性认识活动的经验性，具有较为明显的方法论特色，它强调理性只有从自身活动的经验出发，才能“获得绝对知识”。这种理论观念的特征是“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之后展现出理论的实践性，也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抽取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因素与批判理论结合中所产生的特殊的哲学理路。这种哲学理路一方面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既相通同时又相异的关系，像马尔库塞，就极力推崇具有辩证法精神的黑格尔；霍克海默则直接地提出批判理论的德国哲学根源；但也有像阿多诺以反对和批判自黑格尔到卢卡奇以来的“总体性”和“同一性”为基础，提出独特的“否定的辩证法”，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瓦解的逻辑”，并认为：“在一种涉及整体的矛盾中，在一种不能按部就班地作为特殊矛盾来解决的矛盾中，显然要同黑格尔告别了。”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阿多诺，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的方法论”精神，并展现出与传统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具有文化英雄般的气势与影响，一度被视为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希望的资源”，它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特征是文化上的启蒙追求、思想上的解放的特征以及美学上特有的救赎意识。 

　　以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追求社会的合理状态，系统阐释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与影响，从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展现思想启蒙主张、个性解放追求和美学救赎意识。霍克海默明确提出，批判理论“适用的正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下，批判理论对于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批判等，都展现出了启蒙和追求解放的性质。1935年，本雅明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41年，马尔库塞发表《理性与革命》，1942年，诺伊曼出版《比蒙》（Behemoth），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出版《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理论创造力和个性解放追求。此外，他们开展的权威人格与偏见研究、法西斯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研究、文学社会学与审美理论研究、工业文明批判与大众文化研究等，共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文化、美学上的思想启蒙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所秉承的批判的哲学与立场、充分的理论实践性及其自我反思特性、强烈的文化启蒙追求与审美救赎意识，综合展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走向与变革趋势，凸显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特征。 

　　“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最早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于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链接的认识。在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中，“文化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经济思想转化为文化理论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则把“文化马克思主义”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结合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转向。在他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因英国伯明翰学派而闻名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源起于20 世纪20、30 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一直伴随着这一传统的发展而得以推展，在当代呈现出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转向。”这种看法倒是改变了以往学者们提出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并无交集的观点，但在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分析中，“文化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观念、一个思想立场，还没有被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真正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提出的是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 

　　丹尼斯·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中，对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展开分析，明确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形态特征概括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创造了一种文化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研究传统，即“文化”与“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自足领域，而是彼此间充满了意义纠结与形式关联，是一个综合地带；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指向一种新的理论塑造方式，特别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雷蒙·威廉斯提出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的深入结合，更使英国文化研究带上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烙印。丹尼斯·德沃金提出，英国文化研究由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趋向，体现了文化主义的特色，“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表现特征的。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文化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有了充分的融合，不仅产生了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的理论调整，而且还在审美、文化与资本等问题的研究中重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其次，“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展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演绎特色。在“文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着从经济到文化、审美再到资本、经济研究的理论发展轨迹，如大卫·哈维的文化空间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当代西方审美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齐泽克的审美政治理论等都可以纳入广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最后，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标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了深入的理论联系，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与工业批判、英国文化研究中“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思路。 

四、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审美精神与中国影响

　　审美精神与中国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审美精神，这种审美精神首先在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基础上的强烈的理论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家具有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的理论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效融入社会，展现文化与美学研究的实践性、启蒙性与解放性树立了理论标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家的审美精神与实践品格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见出：一是在理论上摒弃形而上学。他们很不喜欢以往理论的形而上学特征，霍克海默说：“形而上学的论著几乎都把所谓‘生命’这种具体的实在表述为一种神秘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这很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家的看法。二是理论研究重心的下移，在美学、艺术和文化研究上发挥批判精神。他们强调：“艺术的目标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社会的错误、提供关于事物应该如何的陈词滥调或迎合大众。”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以此表达了他们的美学批判理论立场，也在理论与现实的融合中践行了他们的审美精神。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理论上努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强调理论上的进取与更新，在思想上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进取意识，这种知识分子的进取意识展现了一种突出的审美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艰难掘进的理论成果。马丁·杰伊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称为20世纪“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典型代表”；特里·伊格尔顿则把他们称为一群“失败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革命发生了严重的思想调转，革命的阵地从街垒转向学院和书斋，因而不免对他们进行讽刺揶揄。但更多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家描绘成斗士，描绘成忧郁的革命者，称他们是一群具有波希米亚色彩的思想家。像阿多诺在《最后限度的道德》和本雅明在流亡途中写下的那些文字，就充满了思想上的奋进色彩和情感上的悲壮之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手中被镶嵌了多元的理论质素，也超越了寻常的理论定位与评价。 

　　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尊敬与接受上的认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论接受与阐释评价，以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等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学界完成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对接”，其中展现的理论影响与启发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中国学者继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来接受得最广泛的理论思潮。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加深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强化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文化批判意识，使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现实思想文化之间有了思想融通的理论依据。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角度探究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培育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对大众文化与文化批判问题的理论兴致。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还表现在理论话语接受趋向上的变化：先是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后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与美学观念，接着是康德以来的美学观念，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话语影响。在这个接受趋向面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影响相比“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以来的美学的影响是不同的。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与美学观念的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在于走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限定，以及从对“反映论美学”的依从向“意识形态论美学”的转变；从现实主义的美学批评到现代性视野内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美学批评的转换。与康德以来的美学观念的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中国影响则在于艺术、文化方面的文化批判话题的研究更加集中，走出了“审美无功利论”和“审美形式”研究的理论影响。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在中国的影响较大，这促使中国当代美学在文化和艺术的批判研究中进一步强化了“否定性”“辩证性”的美学要素。 

　　比如，卢卡奇的审美特性理论对中国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观点也引起了中国美学的极大关注。阿多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拒绝思想进入艺术和文化批判，是从卢卡奇的理论批判中更新出来的美学理论观念。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受其影响很深，很多学者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采取的是“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模式；再比如，近年来本雅明的思想得到了中国当代美学界的充分关注。本雅明是一个文化美学思想中“流星式”的人物，但他的理论魅力在中国有了新的发现。他的“光晕”“表现”等理论得到了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重视。一个本雅明美学研究的“中国气候”已经形成，而且这个气候颇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康德美学在中国”的气势。 

　　第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学界的流行，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美学思想中国化和当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一个“契机”和“窗口”，起到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作用。 

　　当然，我们仍然强调，无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与美学观念、康德以来的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它们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都是阶段性的、历史性的，关键的是作为一个理论和思想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探索。自“五四”前后中国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以来，我们往往说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某某学者“研究”“接受”了某种思想，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一种“传播”式、“影响”式、“研究”式、“接受”式的理论到“形成”式、“表达”式的理论，需要的是总结、概括、推出我们自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况且，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而言，它的历史演绎也不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也有理论的终结及变异，它的理论影响也会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当代文化思想的巨大突变面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也面临着危机。在当代语境下，发达工业社会飞速发展，文化、资本与媒介的力量正摧枯拉朽地叩击人们情感神经的最敏感地带，所谓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信息革命与现代性体验正在被资本、文化和审美再度撕裂，现代性之断裂、瞬间感、媚俗、平面感已经与人们的当下生活融合在一起，成为生活常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能否再度有效地介入现实，是否能够超越资本的漩涡抵达人们审美经验的丰富领域，还是陷入资本的泥潭，在批判现代性的困境的过程中重新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矛盾，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语境中得到探索。 

　　所以，作为一种西学话语，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面临着本体化和中国语境的考量。在中国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提出的理论问题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展具有某种一致性，在文化与生产、审美与经济、批判与体验层面上体现出共同的感觉特性，但也存在复杂的思想间隔。我们不能简单用西方的批判理论把握中国当代的美学问题。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需要一种立足中国语境中的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不是西方批判理论的中国化，而是基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审美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提升。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