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有关自己的写作，是一件挺享受的事。从哪儿想起呢？从开始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看能看到的所有文学期刊，看能看到的所有的书籍，然后照着人家写的小说开始写，写得不成样子，鲜有发表。一直到了21世纪后，我的小说才得以顺畅地发表。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没刻意，是自然，是嗜好。像个嗜酒者一样，有点小菜就想整两杯。想想也有30多年了，只要有闲工夫，就会坐下来写，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写本身是另一回事，写作不知不觉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欲罢不能。嗜酒有副作用，写小说呢？我不想深究，觉得有点宿命。写小说的过程像跳高，在你极尽全力再也跳不过去的高度前终止。

　　作家是可以靠经验写作的，我一贯认为那是一种比较初级的写作，超出生活经验的写作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因为我的小说现实感很强，很容易给人以经验写作的感觉和印象。但我自己知道，在我的写作中经验是居次要地位的，我的小说更多地来自于想象，如果说小说来自于生活，那我小说里的生活也是飘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属于云彩和蒸汽类的物质。换句话说，生活经验只是泥土，小说是从泥土中生长出的嫩芽。

　　写小说就是用语言讲故事，和新闻故事、网络故事、电影故事等有着明显不同的是，小说是完全靠语言来讲故事的，这就需要一个写作者有好的语言。什么是好的语言呢？开始的时候模仿外国小说的叙述语言，模仿先锋小说的叙述语言，有点绕口有点华丽，觉得那是好的语言。后来又觉得简单的语言似乎更好，就去掉了绕口和华丽的部分，变成了有啥说啥，这样一来，觉得语言干净了许多。写小说的过程也是找语言感觉的过程，小说写完了，语言也已经落地生根。

　　写作者大多是悲观主义者，悲天悯地，悲悯情怀。生活中一些真实的细节远比虚构精彩和离奇，有些真实的生活，写出来会让人觉得有些假，有些虚构却让人深信不疑。生活有着鲜活的质感，有的时候我舍不得篡改真实的细节，宁肯让人觉得不真实，也尽量贴着真实的生活写，生怕虚构让这些细节失掉原有的光泽。

　　面对现实环境，我们有太多的无能为力，有太多想说的话。人在环境面前是渺小的，也可能是被动与荒诞的，一个偶发事件会让一个人或一群人不断地向着一个荒诞的方向前进，我只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小说里。作为小说，除了讲好故事，故事背后的东西才更重要，我想提出一些问题，却无意回答问题，让一些可能随时发生在现实中的事情在小说里有声有色地发生，挺令人着迷的。我努力让小说平淡质朴，努力描述一些被阴影遮住的生活和人心，让情节背后的东西更饱满和提神一些。

　　小说人物有着内外两面性，内是人性，外是肉身。无论人性和肉身，都与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写小说就是写人，写人与人或人与物的关系。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生活中一地鸡毛，每一根捡起来细细地往小了说，就会是一篇小说。如果这根鸡毛有它的独特之处，如果你说得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这就会是一篇精彩的小说。每次写小说之前，我都会在捡鸡毛这件事上纠结，是捡这根好呢，还是捡那根好？纠结的结果往往是没有结果，最后还是随便捡了一根，碰巧是独特的，写了就会精彩一点，但往往捡到的这根并不独特。没办法，这也许是宿命。好在“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不管你捡到了哪一根鸡毛，只要你沉下心细细地往小处说，就能写一篇有自己特点的小说。

　　设身处地地贴着小说人物的感觉写，写着写着便写成了自己，小说人物的痛感也便成了自己的痛感。每当我被这种隐痛刺痛神经时，小说的快感就出来了。

　　面对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不自觉地选边站队，站在弱者一边。面对题材，我也总是不自觉地选择更接近日常生活的，尽量在庸常中找出一点点不平凡。生活如流水，光斑在浪花之间。我的写作时常陷入一种又一种困惑之中，我一贯认为有真实感受的小说是好小说，能够逼近人心灵的小说是好小说。有的时候，什么是好的小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总是想写好的小说，可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

　　我写创作谈，免不了要谈一谈工业题材，因为熟悉工厂，写了不少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我在工厂工作过二十年，对工人弟兄存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写他们，是感情使然，是情不自禁。当然，这需要勇气，有这样一种说法，小说不能离现实太近，这样的作品在艺术质量上会受到质疑，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你接近现实的时候，你是否抓住了其中永恒的东西，抓住了永恒的东西也就抓住了文学本质。对我来说，我关注更多的是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他们的遭遇、心灵的苦闷是否能够拨动读者心弦。我认为能拨动的，我就写，我认为能感动我的，我就写，反之就不写。在我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工厂的大门》里，主人公为了生存要寻找工厂的那扇大门，他应该是有信心的，因为他对那扇大门太熟悉了。问题是，大门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已经发生变化，位移，那扇熟悉的大门已经不好找了。是大门抛弃了他，还是他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这是一种困惑，是他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面对现实，我们总是有太多的无奈，但每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有阳光就有温暖和理想，没有阳光，所有植物的生长都是病态的。一个写作者的成长过程决定了他作品的广度，我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尊重我的生命体验，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体验，写出的作品就可能被悬置，随风摇曳。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到了小说里，我就情不自禁地浪漫起来。当年写《乔师傅的手艺》这篇小说时，我把小说人物乔师傅的一生定位为悲剧人生，同时也把浪漫赋予了她。她是一代中国工人的代表，她的经历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工人是一样的，从农村来到城市，来到工厂，光荣地成为一名工业战线的建设者。她知道自己肩上是富有使命的，因此做起事来总是使命感十足。她为什么那么执拗地要学会一门手艺，仅仅是手艺高光荣吗？仅仅是年代的光荣感使然？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使命也是宿命，不单单是她自己的选择，更是时代赋予她的使命和宿命。当更多人对她的选择持否定态度时，我选择站在了她的一边。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她是弱者。我对她支持的方式，就是把浪漫给了她。人生即是苦难，没有浪漫做依托，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锦绣》，写的依然是我熟悉的生活，一座东北工业城市，一家典型的老牌国企，一群生活在“工业文明”下的人们。张大河、张怀勇父子是我着力塑造的人物，用他们来代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阶级。我以讲故事、日记体、厂志、进行时等方式来讲述一座工业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历史，讲述一群人的生活和命运。并试图以众多片段的叠拼形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工业城市的景象，娓娓道来的是细节，是场景，是历史进程中工业人的经历和灵魂。

　　“锦绣厂”是我虚构的工厂，又是真实的工厂，在东北有不少这样的工厂。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也有这样的工厂，如果想对号入座，有一些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又因为是虚构，又都与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企业的命运与职工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不仅是养家糊口的问题，有些因子已经深入骨髓。即使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厂，后代也从事其他职业了，但他们基因里的工业元素依然存在，举手投足中依然有着深深的工业烙印。

　　不以工厂为题材的小说我也写了不少，比如《冰雪荔枝》《越狱》等。小说是虚构的文本，是想象力和现实交织形成的东西，是把现实撕碎，砸开外壳看内瓤，是把人的皮肉刨开，看内脏，是虚构的理想和现实的冲撞。小说是假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接近真实，更深入生命本质，更靠近人体最柔软的最隐秘的那个部位。

　　我更喜欢在小说中遭遇一些我喜欢的女性，如果顺利，也遭遇一些爱情。

　　写作者的文学精神是一面旗帜，是引领写作的旗帜。高贵的文学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有其重要的意义。村上春树说过：“写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展现出个体灵魂的尊严，使其焕发光彩。”这对培养我的写作立场至关重要。

　　写作这件事常常令我气馁，但无论怎样，还是欲罢不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些希望和幻想已经烟消云散。继续写下去，反而变成了类似游泳或走步的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追寻一些痕迹，局部放大，临摹，放飞想象，让临摹与想象重组。在小说中缅怀一些人，一些事，挺享受的。继续不温不火地写吧！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