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触角，其发展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文艺理论也并非抽象的思辨，社会变迁的风貌都会在其中得到折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一方面是汲取古今中西各种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是面向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当代生活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形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代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厘定，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也只有通过阐释赋予其当代性，才能与当下的文学创作相关联。从根本上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超越性的表达，根植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之中，同时，文学又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断反思，文学总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中获得其价值，文学理论正是对于文学创作中所展示的人类精神特质的析取与提升。以当代的眼光阐释生动的文学发展状况，文艺理论才具有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穿透力，2021年的文艺学，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反映了文艺理论面向当代进行建构的努力。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建党百年文论历程的回顾 

　　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不断拓展，这集中体现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历史演变之中。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很多刊物开设专题，对党领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嬗变进行回顾。张清民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百年，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创造、超越和完善的过程，显示了我们党的卓越智慧与艺术能力生成。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路，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在文艺环境、传播平台、领导方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新时代坚持党领导文艺、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依据。今后的文艺领导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制度、理念、方法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重铸新的历史辉煌。”谭好哲总结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的四个阶段：“20世纪20—40年代是以政治革命为核心的宣教价值为主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是以现实生活反映为核心的认识价值为主的阶段，八九十年代是以张扬情感和形式自律为核心的审美价值为主的阶段，新世纪以来是以时代精神价值重塑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为主的阶段。” 蒋述卓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艺话语的形成是合力而不是单一元素作用的结果。它包括有形与无形两个层面。这种合力构成的国家话语各元素之间存在相互牵制、相互补台以及相互对话协商的关系,这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基于对国家话语的理解去看新中国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反应与反馈,可以触摸到新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丰厚的理论内涵，其中，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典型、反映论等基本理论概念和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具体化，它们不仅是理论的概念，更是指导文学实践的方法。回顾文艺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中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矛盾是文学的形式与其表现的内容即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形式的革新，如何在历史发展的场域中建构文学的民族形式，南帆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形式’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作家的想象方式、领悟力、修养、独创性仅仅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文化传统、大众的接受水平、普遍的教育程度、外来文化等共同参与‘民族形式’的建构。由于这些因素及其配置方式的持续波动，‘民族形式’不可能静止于某一个时间刻度，成为固定的金科玉律。” 赵炎秋概括了经典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一是真实表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包括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表现生活的真实和强调细节的真实性等方面；二是正确处理主客关系，包括作者的主观思想要服从客观现实，作者的思想应该通过形象间接地流露出来，作者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思想干扰作品中的生活与人物自身的逻辑等内涵；三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包括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运用好典型化方法等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反映论是一个根本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的确立和巩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张永清提出：“在语境化与知识化的契合、碰撞、疏离过程中，从1949—1957年的全面确立、基本巩固到1958—1976年的牢固确立、根本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走过了一条艰辛探索的求新求变之路。……在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主要呈现出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的发展态势，表明它在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中国化，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方法、路径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段吉方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本传播的两个层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文献，可以称为“经典文本”；二是“解读文本”或“研说文本”。“解读文本”或“研说文本”是对“经典文本”的研讨、论争、讨论和论辩；并形成了传播的“三大主线”，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

　　二、以阐释学建构文论话语的当代视野 

　　中国文论要获得当代性，首先必须对文论的基础性命题进行前提性的反思。文艺理论从形式上看是对于文艺创作经验的阐释，因此，阐释学理论对于文艺理论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学是通过对当代问题的意识，为学术注入思想的灵魂。张江发表《再论强制阐释》，将“强制阐释论”扩展为一种更为普遍性的阐释理论，从而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方法和路径：“阐释是理性行为。理性的阐释，应该对阐释冲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有所警惕并自觉加以理性规约。正当合法的阐释，坚持对自证与动机以理性反思，不为盲目的自证与动机所驱使，坚持从确定的对象本身出发，坚持阐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追求，坚持阐释主体与现实语境及历史传统的多重多向交叉循环，少一点理论放纵，多一点田野入微，少一点心理冲动，多一点知性反思，服从事实，服从真相，服从规则约束，赋予阐释以更纯正的阐释力量。”

　　围绕当代文论的阐释路径，泓峻提出，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是“强制阐释论”的问题意识所在。“强制阐释论”虽然不断深化与调整，但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阐释对象的确定性、阐释者的中介地位、公共理性为阐释设定边界等作为其基本立场却没有改变。“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于强制阐释发生原因的深入解析、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高楠认为，《再论强制阐释》中，“对象的确定性”被逻辑地置于阐释起点位置，并通过“整体性意义”这一重要中介范畴的建构，使阐释的确当性与强制阐释的非确当性得以进一步厘清。心理学的期望与动机论的引入，明晰了强制阐释的心理机制，揭示出阐释运作的复杂性，使阐释学得以在更高层次的具体研究中展开。李春青在肯定《再论强制阐释》对推动阐释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和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意义的同时，对阐释的有效性及“文学阐释”等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认为，主张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并没有问题，但这种确定性不能理解为意义的唯一性，它还包括文字背后隐含的丰富意蕴。对于阐释而言，“追问真相”是“意义建构”的基础，文学阐释不仅仅是寻求“共鸣”，而同样是一种“意义建构”。

　　阐释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基础的方法论，就在于它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经由阐释，任何学术都不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能够与当代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谷鹏飞提出了一种实践阐释学的构想：实践阐释学是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阐释对象、阐释主体与阐释语境的结构性关联与意义生发关系为核心，以阐释的伦理性、现实性与批判性为特征，统一阐释方法、阐释价值与阐释本体的新型阐释学形态。阐释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它能够与其他各个学科相结合，阐释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一方面丰富了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深化了阐释学自身的理论内涵。卓今辨析了阐释学与批评实践的辩证关系，她认为，阐释学学科独立对批评的意义并不在于批评依附于阐释学，批评的独立性在于它既在阐释学之内，又可超然于阐释学之外，并反作用于阐释学。阐释学要获得现实性与精神性的内在特质必须通过批评才能把握。批评作为阐释学的实践样本反映了阐释学的某些本质，批评自身的反思必然提升到阐释学层面。

　　当代不是一种断裂的存在，当代总是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中成其为当代的，古今中外有着各种各样的阐释学资源和阐释现象，对这些资源和现象的整合也是我们构建当代阐释学的重要环节。郑伟发掘了宋明理学中公理论的阐释学意义，公理论表明宋明理学具有明确的公共性意识，理学家践行“觉民行道”的使命，总是努力地将自家之所得扩充为可以普遍共享的真理，这即是向着阐释之公共性生成的过程。王锺陵对赫施《解释的有效性》一书中保卫作者的宗旨进行了评述，认为这一宗旨所要求的是从本文推测作者的原意，亦即重建陈述主体。作者意指的含义是确定的，而意义是变动的。解释者入手于某个类型构想，并在解释过程中去限制和更准确地构造这个类型。审视围绕着解释的客观性的争论，所应得出的结论是：诠释学应该是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三、古今中西文论的当代阐释 

　　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处在其学术史中，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学术的进步不在于对旧的学术的代替，而在于不断赋予传统以新意。无论古今中西，当代学术的立足点都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我们对于各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应当发掘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层面，给予其重新阐释，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经典以永恒的生命力。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如何整合古代和外国文论的研究，刘锋杰提出，现代文论史一直以“新文学”作家出身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在同一时空中从事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研究的两类学者，这是值得反思的。现代文论史应由新兴文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译介文论研究三维构成，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的“文论现代性”及“古今文论转换”等命题，并揭示现代文论正是在“内生外缘”的双重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的理论生成之路。

　　基于文化的传承性，中国古代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方法等方面是我们建构现代文论的源头活水，李建中发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深植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系的“兼性阐释”。兼者通也，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和参稽众说，从阐释主体、思维方式和文本纂集等不同层面构成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经史子集之兼性阐释理念及方法在中国文论领域的创造性转换，催生出文论典籍的“新四部”、大学教育的“新文科”和学术话语的“中国性”，从而彰显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张伯伟探讨了 “意法论”这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方法，作品中的“意”是由所指代表的内容，而“法”是由能指代表的形式。其宗旨是，就创作而言，作者要透过“法”以完美地呈现“意”；就批评而言，读者要从“能指”去把握“所指”。通过“文本化”“技法化”和“人文化”的分解，可以将“意法论”三位一体地融合起来，并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张利群考察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性”传统及其现代价值，以“文以明道”的批评之道的本体论、“即体成势”的批评之体的文体论、“激浊扬清”的批评之用的现代转换之三位一体构成阐发“批评性”内涵精神，形成一脉相承的“批评性”传统及学理逻辑，推动当代批评发展及其“批评性”的回归与重构。

　　西方文论是我们建构当代文论的重要参照，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论，与我们共享同样的问题场域和社会情境，对我们的文论建构更具启发意义。钱中文考察了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的主题，巴赫金的伦理哲学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出发，在美学、作家研究、超语言学等多种著作与笔记中，提出了意识的内在的社会性特征，在文学研究中建立了独创性的对话诗学、文化历史诗学，深刻影响了当今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论。陆扬关注到了当代西方文论中出现的空间转向问题，“近年异军突起的‘空间转向’受惠于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詹姆逊、索亚等人的理论，从哲学、地理学等学科一路波及文学批评和理论，使空间批评理论的形成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势在必然。举其荦荦大端者，社会空间批判、文学地理学、第三空间视界，可视为文学空间批评理论的三个互动互释的基础板块。”赵勇考察了阿多诺的内在批评的理论含义和路径，阿多诺的内在批评诞生于战后重建和“失败的文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强调内在性，拒绝把社会的种种概念从外部运用于作品。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并对形式进行内在分析，进而破解社会密码，由表而入里，因内而观外，此为内在批评的致思路径和操作方案，这一批评路径对我们当下仍有启示意义。

　　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主要是立足于其方法论，这些方法提供了一种视角，可以激活我们传统文论中的理论资源，比如叙事学的方法，傅修延提出了听觉叙事的视角，为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今天的叙事作品中很少看到对各类听觉事件的妙用，批评家似乎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萎缩与退步。感知体验的匮乏带来的后果是表达上的捉襟见肘，为此需要实现话语工具的创新，将聆察、音景等与听觉有密切关系的概念术语引入叙事学领域。”龙迪勇则发掘了“叙述空间”这一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这一叙事形式“从唐传奇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甚至在接受西方影响的五四新小说中亦时有所见。真正构成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既不是某种题材或母题的书写，也不是某个观念或思想的表述，而是‘叙述空间’这一结构性要素在叙事文本中或隐或显的存在”。

　　四、当代文论的新语境及新趋势 

　　当代社会，随着互联网和传播媒介的不断革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生产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课题，也促使文学理论更加关注其生产语境，朱国华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回顾和批判性反思，文学理论曾经作为与文学批评融为一体的某种文学阐释的共同体，在新时期之初盛极一时，并与文学实践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但自从文学理论迈向其学科自主性之途后，与文学实践逐渐分道扬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未来的文学理论可以变成一种新型人文学科，成为人文素养的理论基础。 文学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在当代，一方面，雅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扩大了人们对文学的想象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文学和理论形式。赵毅衡探讨了当代文化的雅俗两种倾向，在所谓雅俗对立中，雅文化的聚合系统比较宽阔，可选元素比较丰裕，创造力比较丰富；俗文化遵循传统程式比较多，因此在艺术史上被认为地位比较低，俗文化的聚合系被认为比较单薄，往往来自乡土的、地方的传统，比较单一，作者的艺术素养被认为比较薄弱。刘方喜从物质性工艺史视角对人工智能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做了定位，“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人脑神经元系统，是自然工艺史不断进化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一跳；文字系统是人在自身生物性身体之外创造出的智能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二跳；而作为人脑、文字系统与现代机器系统交汇发展的产物，当今人工智能机器系统正在把人的体能和智能从非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汤拥华则提出了一种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虚拟身体使身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更因为与作为他者的虚拟身体的相遇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当此类相遇在文学中得到富有力度的处理时，叙事与具身化便获得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新的伦理主题的涌现，新的角色体系的建构，新的叙事形式和文本形式的创造等等，或许都会有助于将后人类从观念带向感受、从思潮带向情境、从有关自由选择的普遍立场带向一个个具体的选择，从而一点一点塑造后人类的主体。”

　　当代文学与文化日益交融，文学自身的本质日益模糊，出现了各种反本质主义以及“后理论”思潮。肖伟胜认为，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邢建昌提出，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对理论的抵制，也不是反理论。“后理论是一种对大理论的怀疑态度，一种理论反思的倾向或转折的趋势，甚至是一种回到文学(性)传统和重启审美主义的理论主张。后理论不以建构理论形态、理论思潮为目标，所谓生态伦理、生命政治、后人类、新美学、新叙事学、新文学理论等，不过是理论在后理论精神氛围下自身的一种调整、修复或发展。” 汪正龙认为，“后理论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或者派别，而毋宁说是文学理论新的存在形态。跨学科、小写的理论、自反性是后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之间、文学的扩容等是其发展趋向。上述情况表明后理论追求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是后现代与解构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晚近理论形态。”杨建刚、张林轩则提出：“后理论时代”的核心主题是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与重构，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重新审视理论在鼎盛时期的得与失，进而寻找理论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后理论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对话关系的构建，唯其如此，理论才能在新时代不断发展并发挥特有的效用。

　　纵观2021年的文艺理论发展动态，可以看到，理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被凸显出来，理论建构的当代意识不断增强。任何理论资源只有通过阐释获得其当代性，才不是僵死的。当代意识是学术思想性的灵魂，文艺理论应当与广阔的文学发展实践相结合，才能赋予学术研究以思想性，也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