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开拓进取，书写了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史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日更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创造了丰厚的成果。而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则与之同频共振，它记录着时代的风云激荡和世人的内心波澜，深深浸染着百年历史赋予的文化底色，不断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彰显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美学价值。因此，202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然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一方面立足百年根基，在长时段视野中总结和反思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以此体现出对文学现象、本质和潮流的整体性定位和评价；另一方面敏感于文学格局的变动，在继承和发展学术传统中寻求批评新变。于是，“百年”和“当代”集于一瞬，共同呈现2021年当代文学批评的鲜明姿态——在百年根基之上眺望批评新路。

　　一、百年视野中的文学反思

　　记录和表现百年历史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代文学研究与百年党史更是密不可分。在历史的重要交汇点，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历程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为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学术期刊、报纸版面、网络媒体等纷纷设立相关专题栏目，从学术视角多层面阐释文学发展的百年文化底色。如《文艺报》自2021年2月起，陆续开设“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党的领导与百年文学创作”等专题栏目；《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开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3期推出“建党百年·延安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等等。这些研究视野广阔、问题意识和反思性强，因“百年”这一关键词而打通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审视文学变迁的历史逻辑、发掘文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无疑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走向也具有内在的驱动性和启示性。

　　一是从百年视野回眸文学的现代之路。陈思和的《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认为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自信来自深厚的文化积淀，只有弄清楚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党的文化之间紧密的联系，才能理性地总结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得失成败，探讨当代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文章在辨析“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了党在不同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同方法，对由此而带来的文学批评功能和性质的变化做出细致勾勒。《文艺争鸣》从2021年第5期开始，相继刊发了陈晓明的《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二》《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五》五篇探讨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化面向的文章。文章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六个方面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论述百年中国文学如何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学，如何完成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转变，由此建构的现代社会的精神理念和审美价值，如何塑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直至今天依然在发挥积极作用，支撑和促进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的建构，推动中国文化积极强劲地展开伟大的实践。王兆胜的《国体散文与观念变革》一文认为，“国体散文”主要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紧密相关的散文样式，是强调集体、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等关键词的散文叙事。百年来的中国散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样，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因此，我们应改变观念，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进行审视，以突破长期以来“唯西方个性启蒙是从”的散文创作和研究局限，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通发展。

　　二是关于红色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对延安文艺的解读。赵学勇的《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延安文艺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得以不断发展，并内化为当代文学所特有的文艺传统和精神文化现象，渗透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探讨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正视当代文学所面临的诸种问题，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向阳的《毛泽东〈讲话〉与柳青的创作转向》关注柳青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创作，认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指引下，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注重对“革命动力”“革命发生”的掘进和艺术呈现；立场上坚持党员立场又保有文化人的“岗位”意识；方法上强调“深入生活”，从描摹现实生活转向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而《种谷记》就是柳青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影响、规范甚至成就了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

　　袁盛勇、邱跃强的《延安文艺歌词创作的历史与审美特征——以〈解放日报〉所刊歌曲为中心》认为，延安文艺中歌词所表达的对于普通劳动者和劳动之美的颂赞，及其所具有的信仰性内涵都真实而热切地存在着，体现出延安文艺的独特魅力和启示意义。邓海丽在《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研究》一文中探讨了杜博妮英译《讲话》的副文本对《讲话》文艺美学思想的重构和误读。刘欣玥的《延安时期的改造说书与地方听觉传统——从盲人说唱的“神授之声”说起》一文，关注1944—1946 年间延安文艺工作者对陕北说书进行的深度改造，周维东、史子祎的《延安道路的世界凝视——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归属和文学性问题》认为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了观察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独特视角，并由此形成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独特文学性。

　　此外，经典重读也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与新时期之后的时代和文本展开多重对话。许子东的《重读〈红旗谱〉》《重读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等文章，从作品人物、对话、情节、文体等内容入手，勾连作品产生的年代背景、人物原型、作者命运等周边信息展开评论，而这些又与现当代文学其他相关作品联系比较，形成了阐释经典的“作品网络群”。张丽军的《〈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探究《创业史》21世纪以来研究热度不减的原因，从小说的宏大叙事主题、乡村人物群像、叙事手法等方面深入阐释。

　　这些文章关注百年来文学发展变迁所形成的各种传统，对于文学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现当代文学的概念内涵、性质定位、文化面向、未来路径等展开了深入探讨。一方面总结百年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落脚于未来文学发展态势，整体性地描摹中国文学走过的独特道路，阐释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成果也表明，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宏观性、长时段和整体性角度仍然不可或缺，与微观性、短时期、局部性研究互补融合，共同成为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路径。

　　二、历史化与当代性的面向

　　大致来看，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历史化与当代性的两极研究路径。历史化的一极强调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注重凸显历史维度，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历史的稳定性”；当代性的一极更强调理论阐释，以深刻把握当代社会的本质内涵，更注重文学与当代生活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二者当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大体有各自的风格特征和批评倾向。这两条路径都深深影响着批评的方法和特点，既反映出文学批评中重理论与重史料的此消彼长的状况，也反映出批评视角的大与小、内与外以及批评对象的主流与边缘、批评方法的传统与新潮等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其一，增强文学批评中史的维度。吴俊的《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绪言节选》一文认为，文学批评和批评史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成立的实际条件或途径。而贯通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贯通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关系，需要回到文学批评的发生现场。文学批评的发生现场既是指具体批评的历史现场，也包括文学批评所构成的作品与批评的历史逻辑场域，是对具体文学批评关系的历史描述和逻辑概括。批评史就是作品、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文学理论之间关联性现象和问题的一种历史系谱研究。吴秀明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科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的结构关系》一文认为，批评行为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夸饰放大，等同或变成纯粹的个人的主观化行为，不仅无助于学科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的建立，而且不利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即将其纳入“永远历史化”的体系中，给予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的阐释。

　　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指出当代文学不仅要从事“审美批评”，也可以把它开放给“文化研究”，把当代文学不仅看作文学内部研究，还应该是它与中国当代史发生密切关联的“社会史研究”。它应该包含作家年谱、家世、文学地理学、文人交游等内容，以及对“轶事”“轶文”的调查、发掘、考订等诸多方面。他的《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则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不应忽视对地方层面如省作协组织机构、文学杂志和交游关系等史料的爬梳。黄发有的《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审稿意见》以不被重视也不好搜集材料的编辑审稿意见为对象，认为从横向角度分析同一家机构、同一个编辑在面向不同作品时的判断，可以呈现其编辑理念与编辑风格的不同侧面；分析不同期刊社、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其选稿标准的特点与差别，能够展现各自的价值立场与文学趣味。从纵向角度来看，审稿意见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期文学环境的变迁和文学风尚的转换。作者还指出，审稿意见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批评，它能够改变、决定一部作品的命运，比通常的文学批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审稿意见有关的书稿资料譬如选题计划、编读往来书信、修改稿本、外审意见、读者来信等，也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此外，当代文学相关的会议、学习班、编辑部等史料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李立超的《“余华与创作研究生班”考》关注余华1988年9月到1991年1月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的学习经历。他在这一段时间接受系统文学知识、提高理论素养，并进入了一个由作家、批评家、编辑及艺术家构成的多元文人圈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余华对于自身创作的反思以及对先锋文学理论的思考。斯炎伟的《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问题》和《文学自纠的力度与限度：“一体化”语境中的“大连会议”》，前者提倡编撰富有个性的当代文学会议史，系列性、多维度地整理单个文学会议的史料专集，后者考察“一体化”语境下“大连会议”对文学创作及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度探索。

　　其二，提升文学批评把握当代的能力。对于陈彦对戏剧行业的深刻描绘和作品的广泛影响，贺绍俊的《写作的自觉性和表现的混沌性——论陈彦的小说创作》、刘琼的《陈彦的文学观和方法论浅议》、胡平的《厚重的现实主义力作——评陈彦舞台姊妹篇〈主角〉与〈装台〉》、钟海波的《戏剧领域生活的艺术表现——陈彦小说论》四篇文章都谈到了陈彦小说成功的根本经验，在于遵循和力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陈彦坚持“为人生”和“在人间”，其小说叙述能力和塑造人物能力、对日常生活中人性之美的表现力以及创作渗透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深刻揭示出文学介入生活而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王春林的《当代乡村小说中的创业书写》、申霞艳的《创业女性的认同变迁》、周思明的《城市创业者的形象塑造与价值建构》以“创业”为关键词，从乡村、女性和城市视角分析创业者形象塑造的得与失，体现出对创业这一社会热点的敏锐把握和理性思考。

　　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提出了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并从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等方面论述其特质。陈培浩的《“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现代汉诗”的探讨，反思这套诗学方案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生成过程中的规律与得失。

　　南帆的《后现代、轻型文化与二次元美学意识》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轻型文化的兴起，其与年轻一代生活环境的关系以及对于他们美学意识的塑造。文章具体分析了“爽”“酷”“萌”的范畴，讨论了游戏形成的影响，指出需要警觉的“佛系文化”“颓丧文化”“饭圈文化”，认为年轻一代作家有责任超越轻型文化再出发。赵勇的《轻文化语境下的微文学生产：表征、机制和指向》认为，现代性的急剧展开导致社会文化整体变“轻”，而文学“微文本”的大量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形成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了新的文学生产关系网络，消解了文学的审美传统，改变了文学的生态。李静的《互联网世代的文学生活——以弹幕版四大名著的接受为个案》

　　聚焦B站四大名著央视老版电视剧的弹幕文化景观，分析了弹幕的文化特征、语言美学，从中延展出对于弹幕使用者即当代青年主体状态的描摹，反思被高度媒介化、信息化、景观化的信息时代的文学文化生活。这些研究切入互联网时代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变化状况，透视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景观，对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动态进行审慎观察和深刻解剖。此外，关于网络文学的起点问题亦成为讨论的焦点。无论是“事件起源说”“网生起源说”“论坛起源说”还是“多源头说”，都凸显了研究者对网络文学性质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从中也可看出重历史考古与网文特征的不同反思路向。

　　历史化与当代性的批评倾向和路径无疑都能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关键在于二者如何互动共融，共同推进文学批评的历史广度和理论深度。从历史化方面来说，文学批评需要一种客观性的事实性的材料作为阐释基础和分析前提，从而为有效认识和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等提供可靠支撑，如对作家地理轨迹的考证，可能会更全面地认识作家的生活变迁和心态变化，将之与作家创作和修改作品的时间、地点等联系起来，对作品生成一种动态性的分析图谱，避免根据静态的发表的文本做不着边际的任意解读。从当代性方面来说，文学批评应着眼于当下时代的社会精神特质和文化价值内涵，通过批评凸显批评者对现实的整体性分析和判断，表现出理解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这就需要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和思想介入能力，如对某一作品的价值意义和美学风格作出独到的分析，并将之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心态有机结合，而不是陷入空洞无物的就事论事和浅层论述。

　　三、批评之批评与建设

　　当前，文学批评本身存在的问题引起研究者再三讨论，如批评的现实无力感、批评锋芒的消失、批评的八股体等。当下文学批评如何摆脱自身弊端、完成更新和开拓、真正为推出文学精品服务？这一切有赖于我们对文学批评本身的自省和反思，找到问题并努力恢复批评的生机和活力。

　　一是提倡批评之批评。李建军的《论作家的自反批评》一文，将批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批评家的批评，一种是作家自己的批评。而所谓自反批评是一种作家自我观照的批评。它体现着作家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审视、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质。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尖锐的否定态度是其重要特点。只有通过冷静而严格的自反批评，作家才能发现自己的缺陷和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存在的问题，克服自己的局限，将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和高度。袁济喜的《文学论辩与“兼解以俱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善于从奇正互补、兼解俱通的维度进行建构，批评家往往通过论辩探索一些复杂的文艺问题，进而达到相对一致的看法，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而这正是当下开展文学批评时应当借鉴的传统资源。王鹏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对话性批评精神的形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古典文学批评相比，对话精神与交往功能更为突出。对话性批评精神的形成主要依靠批评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赵勇的《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分析阿多诺的内在批评，其致思路径和操作方案是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并对形式进行内在分析，进而破解社会密码，由表而入里，因内而观外。此外，《中国文学批评》推出“批评之批评”栏目，旨在结合当下的批评实践，对批评本身展开研讨与反思。其“作家批评研究”专题包括叶立文的《细节连缀或情境隔离——论作家批评的方法与观念》、李勇的《作家批评的个性、问题与当代意识》、温奉桥的《王蒙文学批评的思想内涵与文体风格》三篇文章，聚焦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作家批评现象，从个性、动机、观念和方法所带来的特点和局限性进行分析，结合典型个案指出作家批评的优劣长短，为当下文学多元批评格局提供某些参照。

　　丁帆的《“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缺少的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文风。他提倡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理论和方法，呼唤批判哲学的文学批评与阐释，认为这是拯救“我们的时代”文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具有全新意义的“当代性”的前提。他在另一篇文章《从瓦砾废墟中寻找有趣的灰姑娘——批评阐释与文献、文学史构成方式摭拾》中指出文本缺失深度批评和阐释的弊病，认为我们的批评与阐释方法面临着两难选择——陈旧呆板的“古典释义法”和鲜活有趣的“理性与感性交织的阐释法”的取舍。而谁能从资料堆里发掘出具有文学史经典的“潜在价值”，谁就占领了批评和阐释的制高点，谁就成为批评的胜利者。

　　二是建构新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方法。张均的《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篇从文学批评角度思考传统的现代转化的力作。文章认为作为古典考据学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评，大有可以改造、转换并运用于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可能与价值。对古典本事批评的现代转换，要在人物原型、事件原型与情境原型及其改写过程的史料考订上做足功夫，更要对从本事向故事演变过程中发生支配作用的故事策略、叙述机制等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借此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眼光，古典本事批评就可能被激活，转换为“考”“释”并举、史料与阐释有机融合的新型研究方法，广泛地运用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作家分析之中。何言宏的《批评文化的转型与重建》 一文指出，我们的文学批评以及整个批评文化处于多方面的变动与转型中，最紧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确立对话思维，发扬对话精神，重建对话批评，力倡具有对话性的批评文化。孟繁华在《如何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局》一文中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发掘了相当丰富的、值得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吸收的本土理论话语资源。我们的文学评论应注重向传统文论学习，在熟悉现代西方文论的情况下，结合本土的文学理论资源，对文学作品或潮流现象作出具有本土性的阐释。

　　对批评现状的不满直接促使更多研究者反思文学批评本身的诸多问题，而继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总结提炼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宝贵经验，成为新时代建设文学批评的重要面向。在此过程中，共同营造理性的、宽容的、多元的批评生态，重建批评的锋芒，既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的需要，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202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站在百年历史的交汇期回望来时的路，对过去的道路看清楚、想明白，就有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这收获就成为百年光辉岁月凝聚和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启示，以此为根基眺望远方，找到新路，下一个百年会更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