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1985年似乎是常被提及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一大批具有创新探索精神的小说集中登场。对于这种登场，批评家们既深感振奋又困惑不已，振奋是因为呼唤已久的文学创新，终于在1985年有了集中展现；困惑则表现在定位和命名的犹豫不决上。这种振奋和困惑，在当时的两个重要选本中有集中表现，一个是《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1986年），一个是《新小说在1985年》（吴亮、程德培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在《探索小说集》的“后记”中，选编者写道：“说一九八五年的小说是一个转折点，这起码在形式探索走向明朗化这点上是不为过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必然需要相应的艺术成品来充实。”“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小说创作的“转折点”，但其实也关乎文学批评，因为就像编选者所说“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小说创作的新变，某种程度上使得新潮批评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批评意识的自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这一批评意识的自觉，在彼时两个颇有代表性的批评文选中有所显现，一本是李洁非、杨劼选编《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本是张国义编选《生存游戏的水圈（理论批评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关于这一年的重要意义，还在另一件事中得到呈现，那就是1985年秋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杰姆逊的演讲之于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其重要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可，无须赘言；根据演讲稿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书更是被广为推崇，此书以不同形式出版或再版即是证明。

　　这里之所以把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事放在一起，是想表明以下一点，即，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由两股力量所推动的。一股力量是文学创作中的新变，及其带来的对批评的挑战；一股力量是国外理论的冲击及其促成的批评家们的理论自觉。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两股力量常常是互相交错彼此融合的。

　　一、文学批评实践及其理论自觉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其理论自觉的重要前提是创作新变造成的冲击使得原来的理论储备失效。就此而论，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创作新变都会引起理论自觉的。因此，这里需要区分文学争鸣和理论自觉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朦胧诗派等，都有过相当规模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诸多理论问题，但理论问题的讨论大都是在旧有秩序内展开的，换句话说，都建基于原来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文学批评的新的理论成果。但这些论争，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仍是有积极意义的，迫使年轻的批评家们更加努力去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以解释当前的文学创作。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与文学论争联系在一起的，但论争并不必然带来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两者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后展开的寻根文学的倡导及其争论也可做如是观。寻根文学的倡导及其批评实践虽然带有理论并行甚至先行的痕迹，但因“文化”范畴抽象而宽泛的特征，以及对文学之“根”的不同理解，理论倡导和创作之间多少显得有些脱节，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更多是文学创作的理论自觉，而文学批评还多停留在理论主张的阐释上。

　　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的冲击更多来自文学创作上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这是80年代的文学创新驱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产生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是创作新变催生的选本批评。围绕1985年新潮，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选本，诸如《中国新潮小说选》（程永新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等。选本批评的好处在于，其可以看似中立和不做评判的策略表明选家的立场和观点。这些选本对当时创新倾向较强的作品采取的是一种颇具宽泛色彩的命名——“新小说”“新潮”“探索”，这虽是一种较为审慎的命名，但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们的自觉意识：围绕那些作品，批评家们开始思考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命题。另一个成果就是文学批评家们分类、阐释和命名的实践。怎么写的转变使得此前文学批评的理论视域显现出盲区，阐释力大幅下降。面对新的创作现象，批评家们既感到兴奋也普遍表现出不知所措来——不知道该如何分类、阐释和命名。命名的痛苦应该说就是原有理论惯性的表征。面对这些小说，现代主义的流派命名显然不再适用或越来越失去其效用。大量的批评命名实践随之产生。

　　与此相关的文学批评实践，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一个是先锋文学的兴起及其文学批评。虽然说，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当时并没有产生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但却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的集中显现；其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的独特性如何阐释与命名的问题。传统的现代主义理论在这一中国式现代主义创作面前凸显其阐释的不足来，如何命名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关于这次论争，还有一个问题得以凸显，即西方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的关系问题，理论的过剩或经验的逸出，都使得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

　　如果说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更多凸显的是命名上的困惑的话，马原等人代表的先锋写作的出现所带来的冲击则是传统理论视域的失效。当王蒙、残雪等人的作品还可以用现代主义诸流派命名的时候，批评家们是没有焦虑和紧迫感的。关于朦胧诗派的争论，虽然持续的时间较长，且很多问题被提出来，但没有产生理论上的震荡，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有充足的理论资源可供援引。对马原等人的创作，情况则有所不同。要想有效阐释这一股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新变，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就先锋文学批评实践而言，其理论的自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的阐释力问题。面对先锋写作，当时的批评家们普遍表现出了犹疑和谨慎的态度，这固然是因为其新奇新异性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理论上的问题：面对先锋文学，传统理论明显表现出失语的倾向——无法有效阐释。其次是命名的适切性问题。当时围绕先锋文学，有各种命名，真可谓五花八门。有些试图从传统意义上的题材、主题或风格分类的角度展开命名，比如说“公安小说”“武侠小说”“幽默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但这些命名只对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如余华的《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等）有效；或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加以定位，于是有了“荒诞派”“意识流”“解构主义小说”等，其结果是更加的混乱：不但没有把先锋作家的作品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也没有凸显出它们同现代主义的异同。可以说，真正使得先锋作家的作品显现其独特内涵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引入后的命名尝试，陈晓明、南帆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命名实践，使得“先锋小说”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最后是代表作家作品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是隶属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并不具有单独的意义。对一个流派而言，当其被命名时，代表作家作品的认定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其背后有着理论上的依据。在先锋文学思潮那里，更是如此。“先锋文学”的命名之所以说是批评的理论自觉是因为，这是把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概念用来命名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迥异于现代主义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创作潮流，理论的自觉正表现在对这种新变的确认和阐释上。

　　二、文学批评理论自觉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实践表明，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单个的或零星的具有创新性作品的出现，虽然也会给批评家带来挑战，但更多指向一种阐释性命题，涉及选择何种理论阐释、分析和判断；只有当众多具有创新倾向的作品集中出现，文学批评的理论上的自觉才成为可能。因为这时批评家所要面对的是一大批创新的作品，不仅需要阐释它们，更要准确和有效地概括、定位和命名。这里需要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批评上的命名都属于理论自觉，比如说伤痕、反思、朦胧诗和寻根文学等。应该看到，这些命名，多与文学论争联系在一起，是文学论争在推动着这些命名的出现。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意义上的命名，却属于另一种情况，即创作上的新变的出现，使得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这时，并不必然会有文学论争出现，创作上也并不必然成为一个思潮。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批评家的主体性及其理论自觉。

　　就实际情况看，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颇有点像吴亮等人编“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等思潮流派丛书那样：“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正体现在把“潜流派”建构成“显流派”过程中。但对吴亮等人来说，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理论自觉还不充分，因为他们的命名多表现为援引西方理论或西方流派来定位当代创作，命名上的雷同现象比较明显。

　　应该看到，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与创作和批评之间的互动、批评和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创作、批评和理论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呈现，创作的新变要求有新的批评跟进，而原有的理论资源又无法有效阐释创作新变，因此新的理论资源的介入就成为批评的理论自觉的关键问题凸显出来。可见，真正的文学批评上的理论自觉，是指基于作品出发的，运用理论分析后的自主命名。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基于作品的阅读，以作品为起点，而不是以理论为起点的文学批评实践。以作品为起点，会提出相应的问题；以理论为起点的命名，则常常表现为阐释的循环，比如说90年代初的后现代主义命名（其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橡皮爱情》《相逢在最后的岛屿》），就不完全是批评的理论自觉的表象。其次是理论的援引。在这里，理论的援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相反，即用作品来例证理论的正确性。用理论来解决问题，就必然会出现问题和理论之间的裂缝，而正是这裂缝（或异同），才使得从中国的创作实践出发的命名成为可能。可见，在这里，自主命名是基于问题出发的理论阐释的结果。三者之间是彼此依存和互为前提的。在这当中，命名并不是必须的，与之相关的是要有准确的定位，理论所带来的须是自主的、具有阐释力的范畴、概念和命名。比如说吴亮的“马原的叙事圈套”说，就属于此种，在吴亮那里，虽没有对马原的自主命名，但提出了有阐释力的范畴。

　　这样来看，批评的理论自觉就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批评范式。比如说“寓言批评”和“文化政治”批评范式，就属于此种。这些批评范式虽然带有援用西方理论时“强制阐释”的倾向，但并不是从理论出发；问题意识是这些批评范式的核心，且问题意识的产生来自对中国当前创作实践的思考。这些批评范式并不针对某一专属对象、某一专属理论资源，批评范式基于问题和问题意识的提出，终于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基于问题意识，与基于某一理论视角，是两种不同的批评策略。基于某一视角，会出现几乎所有文本都可以用某一理论加以解读的现象，以至于文本成为理论的附庸。这里所谓理论自觉意义上的批评范式，不是指与某一理论对应着的文学批评实践，比如说精神分析学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理论自觉意义上的批评范式虽然也以某一或某几种理论为主导，但并不固定于某一或某几种理论，它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导向，理论的援引和使用，都是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服务的。围绕问题的解决而展开，使得这类批评能同时囊括多种理论资源，比如说“寓言批评”，就是在传统的寓言理论的基础上，糅合了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观、本雅明的寓言批评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等而成的一种综合。

　　第二，文学批评的自主命名和范畴或概念的提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陈思和提出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晓明提出的“新本土小说”“新表象小说”，张颐武提出的“新状态小说”等命名。这里有必要指出，并不是所有关于“新”的命名，都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新潮小说的命名属于泛称，比如说“新潮小说”“探索小说”之名，大抵太过抽象或涵盖面过广。一旦一个命名具有极大的外延，这样的命名也就失去了其理论意义。合理的命名一定是内涵和外延适度的，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对于这些命名，应该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领域”的高度加以认识。有些命名背后呈现出来的是“总问题领域”的变迁，有些则不是。

　　当命名只是一种命名行为，或为命名而命名，这样的文学批评并不能说是理论自觉的表现。命名只有和具体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联系在一起，且与批评家的理论储备关联，才可以称之为理论自觉。命名、范畴的提出，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和语境性。如果一个命名，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这样的文学命名或范畴，其有效性也是可疑的。即是说，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一种文学现场的批评实践，超过了特定时代现象，就不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而更多是文学史的描述。比如说“先锋文学”这个称谓，当它指向一个流派的时候，就只能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创作思潮，超过了这一特定时段，而从普泛的意义上谈论先锋，就只能是一种文学史的现象描述（比如陈思和从先锋与常态的角度梳理20世纪文学，或者像“先锋文学的续航”说背后的现象描述。这些都属于现象描述或文学史梳理，而不是文学批评）。

　　第三，理论阐释下新的命题的提出。新的命题的提出，往往是需要有契合的理论参与的。这一倾向也是基于作品出发，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从理论出发阐释作品，发现此前所没有发现的问题。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作为方法的理论”。以理论作为方法，就是把作为方法的理论视为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以此构成多元的理论和多元的文本世界。在这当中，理论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下之分，只要能阐释文本并解决文本提出的问题即可。理论在这里只是作为方法存在，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理论与问题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同样，文本之间也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之分，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学批评的“非判断化”现象的出现。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好坏的评判，同时还是关于文本的分类、梳理和辨析。经典与非经典之间的距离被缩短，文学批评更多成为理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而不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话。其二，从原有的问题出发，运用新的理论而达到对文本的新阐释和新命题的提出。这里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许多范畴面临挑战和冲击，亟待新的理论介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比如说网络文学的兴盛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典型”“形象”“文学性”等理论命题具有了新的内涵，网络文学的冲击，使得这些范畴需要被重新阐释。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正体现在这种重新阐释上。另一种是把传统意义上的范畴和命题置于当下创作的阐释框架下，以重新激发其生机和活力。比如说通过把诸多非现实主义作品（包括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拓展而能赋予传统现实主义命题甚至现代主义命题以新的内涵。在这种倾向中，作品和理论之间是一种相互促发和彼此阐释的关系，是新的作品的出现使得此前彼此看似颉颃的理论或命题具有了沟通和对话的可能。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理论自觉，其关键就是“寻找文学蕴含与理论的契合点”，在这里，从作品出发是起点，也是终点，通过对作品的阅读以提出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当中，并不一定要有自主命名、概念或范畴的出现，也不一定要有新的批评模式，其根本在于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上的理论化。理论是为问题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大多数具有理论自觉的批评家都属于这种情况，蔡翔和南帆是其中的代表。这样一种批评，虽很难概括出某种范式，但理论的援引却是基于文本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基于问题导向的文学批评实践，理论与文本之间的自如与契合状态是其重要表现。

　　三、限度意识及其认识误区

　　历史地看，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趋势的重要成果，但它还有一个副产品出现，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过剩”现象。理论自觉不是理论霸权，不是理论上的“强制阐释”，后两者恰恰就是“理论过剩”的表征。所谓“理论过剩”，是对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的理论大于文本的情况的统称。诚如洪子诚所说：“批评的理论化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征象。传统的作家、文本批评自然还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批评成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评价上，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即在文本阐释基础上的理论‘创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这与80年代以来对欧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有很大关系。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表现颇为活跃：这大抵由‘学院派’批评家引领风骚。”“理论过剩”即“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向前拓展和推进的结果。其出现与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密不可分，文学批评从追求思想转向追求学术，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是另一个方面的背景。学院派批评具有两面性，批评家的学院化出身能带来“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倾向，学院化的评价体系也导致其批评既不与创作相关，也不与读者相关，文学批评常常只指涉专业分工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和“程序化阐释”；其中充斥着大量的专业化术语和词汇，及学术化的语言表达，让人望而生畏。文学批评越来越远离文学创作、作者甚至普通读者，渐渐沦为知识生产的工具和产物。

　　“理论过剩”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其一是过度阐释（过度诠释）。“过度诠释”是艾柯提出来的观点，“文本自身的特质确实会为合法诠释设立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就会出现过度诠释现象。其表现就是脱离文本的特定语境下的文本重读实践，这是运用新的理论作为武器的阐释行为。其结果是，文学批评具有了无限的面向和可能，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变成了文学批评的无法终结性。其二是理论中心。理论中心现象表现为理论先行和从理论到理论的闭合；在这一倾向中，作品只是列举和说明。应该说，这是文学理论探讨，而不是文学批评实践。文学批评实践，首先必须是以作品、文学现象为起点和终点的批评实践；必须是从作品出发，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和理论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相反，即先有一套理论，然后拿作品来套，或曰“对接”。其三是理论霸权。理论自觉并不等于理论研究的自觉。某些理论家，对某些理论或理论流派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但并不能说他就有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这是两回事。当他们转向文学批评，多习惯对所涉及的文学现象或文本，从其擅长的某一或某类理论出发，得出自己预想的结论。这是一种从理论出发寻找作品，或从作品中寻找理论确证的文学批评方式，文学批评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变成了某一或某类理论的试验场和循环阐释实践。其四是流派属性论。流派属性论表现为，对作品的评判往往取决于其同文学理论流派的契合度。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学批评实践，批评者往往从某一文学理论流派——比如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出发，以此作为评判作品的依据和尺度，凡与此流派相关的作品会被过高评价，无关的作品则会被忽略或者低估。这一倾向既能带来批评的理论上的洞见，也会制造相应的盲视和遮蔽。文学批评当然可以有批评的流派倾向，但文学批评的流派性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单一性，文学批评应该尽量达到多重视角下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论过剩”现象之所以出现，与对理论限度意识的忽略有很大关系。看不到这点，便可能夸大理论自觉的意义。批评的有效性只是在某一理论视域下才是有效的，超过了这个理论视域，便可能破绽百出。这一限度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西方理论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限度问题。比如，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各种理论是否可以用来命名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写作。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其后不久关于新潮小说选本的编选（如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等）把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仅仅沿袭西方现代派的命名似乎并不能有效阐释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新。其二是理论阐释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是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命题。理论阐释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契合常常只是暂时的，并不具有恒定性。创作的当下性和理论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使得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在日益变化的创作现实面前常常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的特点，理论的自我更新被提上日程。这一现象在文学流派的演变中表现明显。流派代表作家的作品并不都是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品，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们不能把文学流派的理论阐释固定化。其三是理论本身的限度问题。西方各种新潮理论只有在它的视域内才是有效的，一旦超出这一视域，理论本身便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就是理论的有效性和阐释范围问题。恰如孟繁华所说：“中国的现代性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激烈或激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文化试验场：各种文化现象、思想潮流，共生于一个巨大又拥挤的空间。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元理论对当今文艺现象阐释的有效性，正在消失。一种以各种批评理论进行的新的批评实践早已全面展开。”这段话，与伊格尔顿的人文科学危机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它（指的是人文科学——笔者注）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正是这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我们称它为理论。这种理论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可以说，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正表现在“各种批评理论”的“共生”关系中：“各种批评理论”崛起于“元理论”“阐释的有效性”的“消失”这一背景之下，其能不能在彼此竞逐的“共生”状态中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能不能保持“批评性的自我反省”密不可分。自成一体的批评理论虽有其洞见在，但也存在认识盲区，限度意识正表现在对洞见和盲区之间张力关系的认识中。

　　要想避免“理论过剩”现象的发生，文学批评在表现出理论自觉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理论自觉需要的是宏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理论自觉不是对作品的简单的好或者坏的评判，也不是翻烙饼式的否定之否定：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中不同作品会有不同的命运。事实上，理论自觉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对作品的深入肌理的分析、体认、辨认和理解，是理解之后的限度意识的自觉；宏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正建立在这种限度意识之上。其次，文学批评要有现实情怀和对话意识。随着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而来的，是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封闭，要想挣脱这种封闭状态，文学批评要有现实情怀和对话意识。文学批评只能是具体时代的文学批评，没有超越时代的文学批评，这就要求文学批评要有现实情怀。再次，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要以作品为前提，以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为宗旨。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无须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文学理论和美学哲学学科的要务），无须甚至不必过分纠结于理论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基于作品，为解决作品提出的问题服务。理论总有其有效的范围，有其盲区，只有以作品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有效避免单一理论的限度，才能有效避开理论间的复杂关系的困扰。最后，文学批评需要立足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缘起于文学创作的新的课题的出现，而不是相反；但实际情况却是，随着文学走向边缘和学院批评的出现，文学批评越来越远离创作和作者，而成为知识生产实践。文学批评要想挣脱其理论过剩所带来的闭合式结构，就必须在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和沟通。文学批评要想成为有效的批评，就必须突破其封闭的循环，而同现实建立起联系，必须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之间交往和沟通的意义上展开对话。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做到有效、有力而又有深度。

　　要言之，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虽会带来理论过剩现象，但理论自觉本身却是必须且必要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理论介入的文学批评实践，常常只能止步于对具体当下的文学创作的现象描述；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并不仅仅建基于创作新变上——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对现实的和当下的文学现象的深入概括、议题提炼与理论提升上。这说明，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相互关系中，理论的介入具有超越当下性的功能和力量。文学批评要想完成从作品出发到问题的解决，要想具有现实情怀并建立同世界的有效联系，没有理论的充分介入将是难以想象和无法完成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