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表议论，不论在传统的叙事文类中，还是在现代小说里，都是作者（故事讲述者）的天然权利。议论和叙事，两者相辅相成，是小说和故事重要的结缔组织。议论的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议论代表了作者或叙事代言人的声音，寻求与读者（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有时，发表议论的，是小说或故事中的人物——不同人物对事件的看法，在文本中构成复杂的对位或对话关系；当然，议论的运用，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改变或调节叙事节奏；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议论的使用，或许与小说或故事本身一样古老，同时，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乔装打扮，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中想发表议论的话，他往往会随时中断引人入胜的故事，并将它遥遥无期地搁置起来。他似乎并不在乎读者对这种突兀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巴尔扎克的做法也差不多。似乎伟大作家的标志之一，就是拥有随时发表议论的特权。好吧，就算你知道巴尔扎克在小说的某处要展开洋洋洒洒的议论了，就算你对作家的这种做法感到很不耐烦，在一般情况下，19世纪的读者还是会立刻被他博学、风趣、睿智的议论文字吸引住，不太舍得“跳读”。 

　　不过，不知从何时开始，议论，甚至包括与议论直接相关的“讲述”和“概要叙事”，都成了小说写作的禁忌。作家们被告知，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而应该将议论所要呈现的内容通过人物的行为，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伴随着对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巴尔扎克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让议论最小化，成了现代小说的某种“金科玉律”。比如说，在小说中作出“包法利夫人走向了壁炉”这样的暗示，要比直接交待“包法利夫人感觉到有些冷”，显得更为“高级”。久而久之，当代小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箴规：“场景叙事”总要比“概要叙事”好；“显示”（showing）总要比“讲述”（telling）好；通过人物行动来显示意义，总要比直接付诸议论和交待好。简单来说，若非不得已，作者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议论在传统文类和古典小说中十分常见，这是因为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习惯于某种“专断的声音”。议论所代表的，通常都是无所不知的作者的声音——作者或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喜欢直接评论事件，臧否人物，对读者进行指教和劝谕。而到了现代小说中，随着“作者声音”的逐步退出渐成风尚，议论的式微或消失，就成了文学叙事进化或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进而认为现代小说完全排斥议论，或者说，议论最小化是现代小说的普遍特征，则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常识，因而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妨就以被公认为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三部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为例，来看看“议论”在这些作品中的运用和具体呈现。 

　　《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代表作。在这部卷帙浩繁的长河小说中，被最小化的，恰恰不是议论，反而是故事或情节本身。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由一系列思想性随笔构成，故事或情节成了某种承载思想议论的构架或容器。建筑这部小说大厦的基本材料，与其说是人物的行为和命运，还不如说是作者、叙事者、人物的思想话语。如果我将它视为一部完全由议论或随想构成的小说，也并不为过。 

　　我们再来看看詹姆斯·乔伊斯的旷世杰作《尤利西斯》。这个小说的主要故事或情节线索也十分简单。它记述了斯蒂芬和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天（或不到一天）的经历，但由这两个人物的联想、思绪和内心独白，却串联起了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史。得益于这种联想和独白的自由无拘，作品随时牵扯出或勾连起的思想碎片，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都是十分惊人的。因此，《尤利西斯》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典故大全”。这里说的典故，既有容量巨大的为我们所熟知的“古典”，也有海量的爱尔兰和都柏林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今典”。如此看来，《尤利西斯》也是一部议论最大化的小说，只是这些议论和思想碎片，披上了意识流小说所特有的自由联想与内心独白的外衣而已。 

　　最后，我们来看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展开议论的方式与穆齐尔和乔伊斯相比，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普鲁斯特既没有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样直接发表议论，也没有像乔伊斯那样，借助人物的联想或内心声音来表达思想。普鲁斯特对20世纪叙事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对叙事的语言本身（主要是语式和语态），进行了隐秘而彻底的改造。具体来说，普鲁斯特悄悄地将“场景”改造成了“概要”；将显示（showing）改造成了讲述（telling）；将情节叙事改造成了一般议论。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经过这样的改造，小说中场景与概要、显示与讲述、叙事与议论的对立就突然消除了，甚至其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你可以将《追忆似水年华》看成是一部没有议论的小说，也可以将它看作完全是由议论编织而成的小说。 

　　从现代主义的三位最重要的大师的创作来看，他们对于直接的思想呈现或议论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根本不存在什么对议论的轻忽或规避。甚至就连被公认为现代主义小说鼻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特别偏好在小说中直接地、随心所欲地发表议论。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地下室手记》（1864）中登峰造极的议论运用。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由“地下室”和“雨雪霏霏”两部分构成。其中“地下室”这个部分，内容为一般性的议论，与故事情节完全无关，且篇幅较大——从文字量来看，这个章节占到了整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从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地下室”部分的比重，差不多是全书的一半。这样的结构安排，无论是在传统故事，还是在现代小说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地下室”部分的大段议论，既晦涩又枯燥，也许还有点乏味，但它却是整个作品的重心所在。如果读者将“地下室”这个部分的议论忽略掉，直接去阅读《雨雪霏霏》，那么作品中后半部分所呈现的那个故事，将会变得莫名其妙，甚至不可理解，整个作品也将失去其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议论的使用，在现代小说中并未衰歇，甚至，通过一些或显或晦的修辞转换，议论的作用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我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包括观念、意见、价值立场、情绪化的内心悸动在内的一系列话语，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话语包裹、覆盖在一切事物之上，渗透进了人的行为之中。文学如果要描述这些事物，表现人的行为，就必须首先处理这些附着在事物或人的行为之上的话语，并对它展开分析，并建立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否则，作家们或许根本无法抵达“事物”。简单来说，社会话语本身，也成了作家们加以关注和描述的现实的重要部分。要对当今现实中的社会话语进行描述，在叙事中强化议论的作用，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二，从18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分裂和对抗日益严重，使得个人向内心回缩、败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个人行动力的丧失以及自我意识的过剩。那些渴望躺平的原子化的“巴托比主义”个体，那些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和“耗子”，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躲在地下室里对他人发出恶毒诅咒的病态个体，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外部世界展开积极的行动。正如诺瓦利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如果无法将思想变成外部世界，那就只能将外部世界变成思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如果不去关注思想或意识问题，单纯通过个体的行为，已无法呈现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文学类型中，真的存在着“议论最小化”的小说，我想那一定是消费性的、用一个又一个悬念来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悬疑或侦探小说。而那些具有更高抱负的小说，总是在困难、复杂的沉思和思想辨正中，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用“取消议论”这一教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掩盖自己的思想上的怠惰，或许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来思考议论的作用。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