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小说并不是典型的生态小说，他也没有明确地将生态主题作为写作的目标。但他近期的小说，无论是“江南三部曲”、《望春风》，还是《月落荒寺》，都体现了他对生态问题的持续思考，他有意识地将现代生态问题放置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和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考察是同步的，尤其是在《望春风》这部小说中，更是体现出自觉的生态向度。因而，以《望春风》为中心，从生态维度考察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许是我们进入格非小说的一个有效路径。

　　一、“重返自然最深处”的家园想象 

　　格非说：“在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题：对于乡野、乡村及远古生活的礼赞与向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忧虑。”他认为，麦尔维尔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返自然的最深处，重返那个充满耕种、打猎与垂钓之乐的甜蜜之乡。应该说，作为小说家同时又是批评家的格非对麦尔维尔的阐释是敏锐而精准的。阅读格非近期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也一直“试图重返自然的最深处”，格非记忆中“自然的最深处”就是具有农耕文明色彩的乡土家园。

　　生态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对家园的想象和表达。从浪漫主义“回到自然”“回到中世纪”，到生态主义倡导的“回到荒野”，西方学者一直在寻找破解生态危机的药方。当诗性的反抗和野地救赎在现实的铁幕下陷入无助时，不少人开始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农耕文明无形中守卫着自然生态和生物的多样性。桃花源不朽的魅力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中国乡土田园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以及背后的文化精神，是很多人心中理想的生态家园，这也是西方生态小说中频频出现中国式桃花源影像的深层动因。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园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剪影。《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自然风光优美，有绵延的桑田、清澈的池塘。仲春时节，桃树、梨树、杏树都开了花，柳树、芦苇、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成群结队地飞，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可以看到江面上露出的尖尖帆影。村子里有精心打造的宅院、花园，处处显示着村子的文化意蕴。赵光锡的庭院，春有海棠，夏有大丽花。海棠“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大丽花则“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曼卿的花园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 村庄文化遗存众多，赵孟舒的蕉雨山房藏有唐宋名琴，悠悠琴声令人沉醉，更有建于宋代的古刹半塘寺。儒里之名，所言不虚。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乡村朴素的伦理和温暖的人性。赵伯渝和父亲之间父子情深，父亲的两次落泪令人动容。母子之间的情感也值得细细回味，虽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我”对母亲也几乎没有印象，更不愿意在人前提起，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无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很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发生在明媚的春日、和煦的春风之中。赵德正的知恩图报、淳朴善良，体现了儒家文化传统的延续。他幼年失怙，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因为赤贫，做了农会主任，从此立志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个是开山造田，一个是建学育人。小说的主人公赵伯渝也是在村里人的照顾下长大的，母亲离家、父亲自缢身亡。父亲死后，因为无人哭坟，怕死者不安，邻居大婶就替他母亲到坟上痛哭了一场。即使有“逢人配”称号的王曼卿也不失其温婉善良，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这种朴素的伦理和人性的温暖尤其体现在赵孟舒的故事中，赵孟舒遭遇困难时，村里的书记赵德正先是带领一伙人和稀泥转移目标，实在无法保护他，就用独轮车把他推到现场，还派专人照顾。赵孟舒是个文化人，弹一手好琴，村人仰之如山，对他的保护，体现了村民朴素的伦理和对文化的尊崇。邻里之间，虽也时有勾心斗角、薄恩寡情的一面，但整个村子总体上保持着固有的宁静，充分展现了中国农耕文明传统的韧性。

　　“当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这样桃花源般的胜景，在此前的“江南三部曲”就能看到清晰的印迹，从普济、花家舍到风雨长廊，格非也曾用温婉、细腻而又典雅的语言为我们描绘过一个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桃花源。《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陆侃被人认为是个疯子，他始终认定家乡普济就是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他要在普济广种桃花，建一条风雨长廊，将家家户户连成一片。秀米自小在心中也有这样一个梦想，若干年后，她被土匪劫持到花家舍，竟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世外桃源：“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飏，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庭院，甚至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是一样的”。自然的生态、乡村的朴野，这样的家园图景，不仅有来自古典文学传统的浸润，同样在废名、沈从文的小说中，也可以见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从废名的“竹林”到沈从文的“边城”，无不传递着对古典家园梦想的眷恋。而当代作家中，像格非这样将乡村田园写得如此余韵悠长、活色生香的并不多见。

　　二、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生态审视

　　现代性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未知因素。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城镇化在加快推进，如何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和生态危机，是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种对于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危机，在张炜、迟子建、阿来、贾平凹等作家的笔下都有过深刻的反映。

　　《望春风》细致地描写了村庄自然环境的改变。因大规模的垦荒造田风靡一时，赵德正、高定邦带领村民把磨笄山推平，改造成新田，从生态视角来看，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正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后来高定邦主政，开挖人工渠，在便通庵修建排灌站，将长江水引入人工渠，灌溉村庄里的农田，这也为后来赵礼平将工业废水倾倒至人工渠埋下伏笔。儒里赵村应和着现代化脚步，一步步发生变化。江南乡村在格非笔下显得精致而又带点病态，不同于一般作家对生态环境写实性的批判，格非特别善于把对环境的感知和人物的情绪、心境联系在一起。“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浓雾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雾霾既是生态环境的客观写实，也是社会生活的隐喻，同时也是主人公人生遭际和心灵的隐喻，诗性的叙事依然保留着先锋的味道，这正是格非最擅长的写法。

　　物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不仅是现代生态灾难的源头，也是现代伦理道德和人伦关系异化的罪因。鲁枢元认为，“那种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制造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生态问题表面上表现为自然环境被破坏，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的发展的扭曲。自然环境的改变是表面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世风和人心的变化，还有传统文化、人文价值的消逝。格非从生态向度对现代化后果进行反思的同时，更幽微洞察了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所温养的传统文化伦理的改变，“对于现在的乡村，我认为，原先绵延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正在衰微。但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乡村中代代承袭的是非观、道德伦理观以及人文风俗的重要性。”《望春风》通过乡村传统文化与人文价值的衰微、婚姻伦理的嬗变几个维度，形象地描述了社会精神生态的危机。

　　小说展现了乡村文化与人文价值衰落的过程。乡村文化的传承是靠人来完成的，小说中赵孟舒、赵锡光、周蓉曾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文化，而赵云仙则是乡村民间文化的代表，这些人物的逐一离去，也标示着一种文化的衰落。乡村里再听不到蕉雨山房的琴声，三把珍贵的唐宋古琴也毁于一旦。传统的技艺、文化、礼乐传承，这些曾经融入乡村血脉、氤氲在村庄空气中的东西，随着村庄的消逝，随着老人们的离去而逐渐消失。

　　早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就看到了现代性带来的变化：“‘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式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如果说那时还只是一些“点缀”，那么后来的资本全方位地蚕食了乡村的传统伦理。赵礼平代表的正是资本的力量，他先是占用“我”的祖屋开办工厂，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为了房地产开发，他硬是将工业废水倾倒在本来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渠，亲手毁掉了自小长大的村庄，使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引人深思的是村民们的态度，村民们非但不恨赵礼平，反而常常用一个劁猪郎变成百万富翁的励志故事教育后代。对于村子的毁掉，村民们也没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他们所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拆迁补偿。就像小说写到的，村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安心种地了，大家一窝蜂地开办工厂，或者进城打工。龙英的孙子出意外死去，梅芳出头打抱不平，带领村民维权，因为赵礼平付出巨额赔偿，亲人的悲痛瞬间化为喜悦，丧事反倒变成喜事。龙英宴请全村的乡亲，可单单漏请了梅芳，因为梅芳曾经牵头闹事，龙英怕财神赵礼平不高兴。村庄的各式人物，带着生动的烟火气，真实而有深度，不动声色之间，写出了人们价值观的异化，这正是显现格非功力的地方。

　　小说还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婚姻伦理关系的嬗变。雪兰嫌弃“我”的贫困和不求上进，最终出轨跟了上海的工程师。赵礼平差点强奸了丽娟的姐姐，毁了她的一生，可最后却娶了妹妹丽娟。这种婚姻伦理的扭曲，更典型地体现在朱虎平和蒋维贞的身上，两人的爱情本来堪称全村婚姻的楷模，蒋维贞被村里人称为最忠贞的女人，但最终蒋维贞还是跟着赵礼平去“开拓业务”，传统的婚姻伦理在金钱和欲望的覆盖下瓦解了。

　　三、乡村未来的美学凝望

　　《春尽江南》写完以后，格非说他很长时间被结尾处的悲伤气氛所笼罩。如果按照“江南三部曲”的写法，我想《望春风》这部小说大概率会在第四章的开始就结束：“最后，我来到了被夷为平地的祠堂前。这座始建于宋代的赵家宗祠，在雷击和灾乱中屡毁屡修，屡修屡毁，至此不存一物，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数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窝的地方，密集于枯树之巅，喳喳地叫着，盘旋不去。”“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除了“兔葵燕麦”，小说还有类似的用典，比如“鹿走苏台”“麦秀黍离”两个典故，都暗喻了光景的颓败。山河如梦，江南春尽，直至变成像荒原一样的废墟，呈现出一种凄清荒凉的美学风格。但是作家并没有让小说止步于此。格非说：“鲁迅先生曾说过，如果说希望是虚妄的，那么绝望同样是虚妄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我开始考虑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那就是重新使绝望相对化。” 这样“一种新的视角”，笔者以为也可以理解成生态的视角，大致可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重返生态家园。《望春风》小说结束于重返田园，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让笔者想起了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他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桃花源。白塔倒了可以重建，但消逝了的人和事还能不能回来呢？《边城》的结尾透着些许的无奈和浓浓的挽歌情调，如同小说所写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面对现代化的进程，沈从文频频回眸，他无意也无法走出他的“湘西世界”。《边城》中的傩送能不能回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望春风》中赵伯渝确确实实是回到了故乡。小说写到五年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儒里赵村的那片废墟，野草丛生，野花遍地，一片明亮斑斓的绿意直逼人的眼，几近消失的小动物出没其间。清风在旷野里横吹，树摇草偃，填了一半的池塘又重新变得清亮明澈。故乡在生态灾难之后又奇迹般地焕发出生机。因为资本的断裂，赵礼平的房屋开发项目暂时停止，赵伯渝在赵同彬的帮助下，在废弃的便通庵重新安下了家。鲁迅曾将故乡分为地理和精神上两种，赵伯渝在地理返乡的同时，也完成了精神的返乡。正如小说所写到的，主人公每搬一次家都会离家乡更近一点，终于以一种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重返故乡之路，这是主人公对家园的向往，是情感深处的依恋，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格非为农耕文明复魅的理想。

　　其二，重续文化传统。乡村自然生态的修复相对容易，几年时间废墟重又生机盎然，文化生态的修复相对难得多。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望春风》体现了格非从文化因素探讨生态问题的思考。几千年来乡村坚守的仁义、友爱、礼让、诚信等道德伦理，随着乡村的消失、老人的死去而衰败，小说将文化重续的希望寄托在赵伯渝、春琴和赵同彬的身上。赵同彬虽然也有钱，但他没有像赵礼平那样散发着铜臭，他的身上依然保持着善良、仁义的本真，正因为他的帮助赵伯渝得以重返家园。主人公赵伯渝从小就历经磨难，在乡邻的照顾下长大，进城后也迭遭工作和家庭的变故，沦为城市的“边缘人”，但他甘于清贫，懂得知恩图报。赵伯渝和春琴的感情也让人感动，给人以温暖，在历经风雨之后，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看似有悖于乡村伦理，但格非显然希望通过爱情抚慰受伤的灵魂，对抗生活的颓败，抵达精神的家园。正如格非所说：“我想让悲剧性的人物散发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

　　其三，重回简单生活。梭罗的《瓦尔登湖》一直被视为生态文学的经典，在梭罗看来，医治无限膨胀欲望的唯一良方就是回到自然，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简单、简单、再简单。自梭罗之后，许多生态作家都把控制欲望、简单生活作为回归自然的前提条件。对欲望的书写和批判是格非一贯的主题，“大部分人总是把物质和感官快乐当成第一要务，仿佛生来就是要追求这些东西的。殊不知这种说法貌似天经地义，实际上是一个恶毒的阴谋”。 其实，格非一直在寻找拯救虚无的药方，《春尽江南》试图用诗歌、书籍来纾解精神的委顿，《隐身衣》《月落荒寺》则是古典音乐，当然艺术并没有让人物走出精神的荒原。《望春风》中让主人公回归一种简单宁静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格非开出的一种生态药方。“我”年过半百之后，终于和春琴两个人又回到了这个荒废的乡村。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也没有邻居。劈柴生火做饭，用池塘里的水浇地灌园，用井水煮饭泡茶，通过光影的移动来判断时序的变化……浮华落尽之后，终归本源。实际上，在《春尽江南》中，格非通过让绿珠重回简单生活，已经寄托了对人性康复的期望。绿珠最终从颓废和空虚之中走出来，她终于体悟到“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希望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在喧嚣浮躁的当下社会，农耕文明的乡土想象与现代文明似乎形成一种悖反，呼唤简单生活，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回到刀耕火种的农耕时光，而是因为那样的生活寄托了天人合一、诗意栖居的理想。

　　面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代化与生态和谐之间找到平衡，如何为陷入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寻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让迷失的心灵重新找到港湾，如何回护乡土中国的精神遗存？这可能是格非一度感到困扰的问题。格非没有做简单的道德是非评判，也没有简单下结论，因为如他所说，他不能确定看到的是否就是真相，不能确定在现象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当春琴在春风里畅想着百年之后的图景时，“我没有吭气，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然后，“我朝东边望了望。我朝南边望了望。我朝西边望了望。我朝北边望了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主人公“有一句话忍住了没有说”，因为“我”得以重返家园，主要是因为赵礼平资金链的断裂，一旦资本回归，家园还能保住吗？这是主人公的清醒，也是格非的清醒。与沈从文不同的是，格非没有把目光停留在过去，频频回首向后看，也没有尖锐地控诉和峻急地批判，他更着眼于当下，着眼于未来。虽然目光并不十分坚定，一方面目光探向未来，一方面在远行途中又惴惴不安，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小说结束于万物复苏的春天，既有对过去的回溯，更有对未来的展望。有人对这样的结尾提出批评，认为是一种虚幻的理想。其实，当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想格非已经做了回答：“我们在读T.S.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期望大地复苏。……我们总是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让阳光重新普照，让春风吹遍大地，人们诗意地栖居，这既是生态文学的理想，也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文学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生态向度，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都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优秀之作，作家们将生态话语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坐标之中，为生态文学作出了新的探索。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