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格非在许多场合谈到小说的时间，当然他也谈小说的空间。2016年1月10日，格非在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作演讲，题目就是《重返时间的河流》。在演讲中，他打比方说：“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河两岸的风景。”格非认为，今天的我们正置身于空间碎片化的时代，“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与荒芜。”1月15日，这篇演讲的节录发表在《文汇报》。巧合的是，《望春风》发表于同日出刊的《收获》第1期。

　　《收获》刊出的《望春风》是同年7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望春风》前两章。这两章，第一章“父亲”，结束于1966年父亲在便通庵自杀；第二章“德正”最后一节“告别”，承接上一节“一九七六年”。1976年，母亲决意将“我”召回。1977年，“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告别德正，也告别儒里赵村。译林版《望春风》增加了两章，小说时间向改革开放时代延展，结束于2008年。

　　《收获》版《望春风》之前有两个题记。题记一“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出自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序》。题记二“我将带着一个秘密，默默行走于人群中。他们从不回头”，出自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如果有一天清晨》。译林版《望春风》题记一则改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关于题记二，译林版责任编辑袁楠参照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对蒙塔莱此诗的评论，认为：“世界的幻觉，传统上是由诗人和剧作家通过戏剧隐喻传达的”，“格非是传达‘世界的幻觉’的诗人。让小说中的人和事在拥有鲜明的具体性的同时，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漂浮感和虚空感，这是一位充满智识的作家演绎世界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对乡愁的梦幻与解剖，布满了小说家的‘前部视野’和‘后部视野’，前部是绮丽的过往画面、喧腾的生活事实，后部是隐约的悬浮和深沉的悲悯。 ”袁楠意识到的“漂浮感和虚空感”，从读者感受的角度，回应了格非对时间中的空间的理解。

　　至于题记一的置换，《收获》编辑王继军认为,这透露了作者的写作“野心”，“交换的这两句话都含有光景颓败的意味，但前者侧重客观描述，后者则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主观感受。 ”“作者不想停留在生活图景的展示上，也不愿停留在历史流变的揭示上，他更想关注人物的精神， 而且是具体的个人的精神，不仅细致入微地观察其变化，还想帮助他们找到‘立足’之处，象征的说法就是让人物回到‘故乡’，回到我们现在常说的‘存在的家园’。对于生活在沉沦中的人们，这是最自然的渴望，但是因为积弊已久，这种渴望也是深隐不明的。作者探赜索隐，试图寻找一条回归的路径，只是‘去圣日遥’，路径似乎比渴望更加隐晦。”“让人物回到故乡”是作者和叙述者共同完成的，而所谓的“回归的路径”则是“我”的记忆和书写。替换之后的题记一的“主观感受”和题记二的“世界的幻觉”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对应着叙述者“我”追忆中展开的小说叙事时间。

　　译林版《望春风》第四章提醒我们注意，叙述者“我”是一个获得了写作能力的人。所以，包括《收获》发表的第一、二章的所述之事，一切皆是追忆。既然是追忆，所述之事自然是重组和再造。这种重组和再造，蕴含抒情和反思，不是简单的实录和写实，如小说所言：“五十多年后，我在蚊声如雷的炎炎夏日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时，内心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痛楚。唉，世事变幻，鬼神不测，不说也罢。”整部小说写作者对时间的沉思和对意义的思考体现在“我”叙述着成长着的“我”，而“我”的个人成长是在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展开的。明乎此，才能理解小说尖锐的痛感、无限的怅惘和冷峻的反思所来何处。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望春风》是一部心象小说。对格非而言，综合写实、反思和抒情，形成知识分子冥思型的叙事并不难。但要将这种能力令人信服地附身小说的叙事者“我”，需要弥合小说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保持小说叙事逻辑上自洽。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往往作者都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直接托付给没有能力承担的叙述者，致使叙述者和叙事之间出现错位，甚至断裂。

　　《望春风》的叙述者“我”有着自出生起20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但经验者不一定是能言说者。为了赋予“我”写实、反思和抒情综合性的“讲故事的人”能力，小说中的“我”少年时代不仅接受了赵锡光的启蒙教育，而且唐文宽和赵同彬等不同时代的民间“讲故事的人”给予“我”叙事启蒙。及至“我”告别儒里赵村，小说又给叙述者“我”提供了一个砖瓦厂图书管理员的职业生涯，在有文学教养的同事沈祖英的引领下，从乡村“讲故事的人”进身为“现代文学”的阅读者和记忆书写者。不仅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能言者“我”也是一个能思想者“我”。从这种意义上说，《望春风》存在着一个隐匿的副文本——谁能成为讲述中国乡村民间的“讲故事的人”？这不只是乡村民间能不能开口说话的问题，而是乡村民间如何在文学中得以敞开的问题。

　　二

　　《望春风》选择“一切皆著我之色彩”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小说所谓“重返故乡之路”，就是“重返时间的河流”，追忆似水年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所强调的史诗性，往往是诗史性——以小说建构中国现当代历史，属意在“诗”，落实却在“史”，这回响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生发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谱系，也产生了不少长篇小说正典，比如《古船》《尘埃落定》《白鹿原》《秦腔》《长恨歌》《平原》《兄弟》《受活》《圣天门口》《伪满洲国》《生死疲劳》《笨花》《河岸》，也包括格非自己的“江南三部曲”等。而不同的是，《望春风》的史却是主观的、幻觉的和诗性的，小说写儒里赵村芸芸众生，写中国当代城乡简史，都是与“我”的生命史发生关系的部分。

　　在这个前情下，谈论《望春风》的时间，应该意识到小说不同的时间标识方式及其对照的意义系统。比如农历和公历，它们不仅意味着时间的计量方式差异，而且是不同文明的解释体系。时间亦有大与小、公共和个人之分，而且时间可能澄明，亦可能指向神秘主义的无法言明，比如天命。这些被标识出的时间，在《望春风》里各自生长、绵延和聚合着，也被叙述者驱使，编织到“追忆”的小说叙事时间。简单地看，除了第三章，小说每一章都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第一章是1966年，第二章是1977年，第三章是2001年前后，第四章是2008年。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属于他们各自的个人时间，尤其是第三章涉及多达17人。《望春风》不同的个人时间春水流淌般带动儒里赵村人的出走与回归、生存与死亡。格非曾经谈到废名的叙事风格和文体形式的复杂性，他认为：“从叙事方式上来说，他通过作者、叙事者、人物三者之间互相渗入与缠绕，瓦解了作品外表的真实幻觉，从而建立一种内在的真实感，并唤醒了写作的想象力。从结构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陈规，采用‘共时性’的表现方法，变‘历险的叙述’为‘叙述的历险’，从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的时空观。他的文体带有浓烈的‘互文’特点，大量的采用空白与省略。”这几乎可以直接挪用过来说明《望春风》的叙事风格和文体形式。除了被追忆建构的“我”的时间，在“我”的追忆中，每个人的个人时间也都得到尊重，并获得自足的意义。建立在内在的真实感上的小说叙事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的陈规，其原因在于以追忆开凿小说叙事的时间长河，不同个人时间被截取、征用、拼接和并置，它们的所现之时相当于格非所说的“漂浮物”和“风景”，所隐之时则是空白与省略。值得注意的是，《望春风》隐之空白与省略，是不在之在，故而小说的共时性是所现对所现，也是所隐对所隐、所隐对所现。由此，小说叙事显隐互见，又虚实相生。

　　小说的第一、二、四章以及第三章“余闻”的各节都用人名作为标题。《望春风》貌似向《史记·列传》致敬，但其个人列传并不是分章节各自列其传，而是着眼小说整体性的互文，体现在文本上则是续写、补写和改写。 “章珠”一节是对第一章“德正的新房”和“妈妈”两节的补写。“雪兰”是承接第二章“告别”续写她由乡入城一个人的远征。但也有的人物不是简单的补写和续写，而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比如“朱虎平”一节写到朱虎平和梅芳、蒋维贞、雪兰等的情感纠葛，就是对第一章的“猪倌”和第二章的“一九七六年”的改写和重写。“朱虎平”改写和重写的不确定叙事，能隐隐约约感到先锋文学遗风。

　　正是这些补写、续写、改写和重写实现了更复杂的结构意义上的共时性和互文性。可以进一步分析小说的时间标识方式，首先说第三章“余闻”。按照格非理解的，中国现代小说有古典和外来传统。“余闻”与其说是列传名下的，不如说几近中国古典小说的丛残小语之轶闻、遗闻、笔记和小品之类，但恰恰是这一章的时间几乎都使用了现代述史常用的公历纪年方式。不能确定格非是否刻意为之，但佯史伪史作小说是“余闻”一章现在的文本事实。中国公历纪年是现代性的成果，但“余闻”之公历纪年只朴素地记录个人事件，很少涉及现代性关联的启蒙、革命和进化等，甚至也和个人生活时代对应的宏大时代保持距离。“余闻”所述诸人几乎都绾结于21世纪前后，他们或向上生长，或向下沉落，或寂然离世。公历纪年标识的个人编年史的共时性使得《望春风》整体的小说时间并非完全依循蕴含进化和进步时间矢量，而是可逆可循环的。当然，也许可以进一步引申。格非这样做，其实给正史不载的小人物以小说之名予以正名和命名，且以现代正史公历纪年的方式确认小人物历史的正大光明。从这种意义上说，小说这种文体，古今中外都是给芸芸众生正名之正史。村庄的每个人都定义着自己意义的村庄，不同个人时间的互见内在为小说结构的互文。

　　再看其他三章，不像“余闻”一章多取公历纪年来标识时间，而是杂取公历、农历、个人时间和宏大时间（往往关涉重大政治事件）组成儒里赵村时间的混杂。“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小说的第一句包含中国传统的农历以及关联的季候。第四章“端午节刚过……小麦已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也是如此。仔细梳理和辨识，除了除夕、端午和清明这些节日，以及正月和腊月这些典型农历时间，小说明确以农历标识的只有“来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我与雪兰成了亲。”相对于现代纪年的公历，这可以算作古典向当代生长的时间计量方式。农历不只是时间，也是文化记忆，是中国生活、经验和情感。古典时间计量不但联系着季候和物候，最典型的像《诗经·七月》，而且，它发育出关联性的风习、节日和农事等。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往往多用典型的中国节日，像除夕、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来作为小说时间的区隔。不仅是叙事时间的区隔，农历本身就是小说叙述的日常生活和性格命运。当中国当代小说越来越多地集中写现当代中国，除非有意的文体策略，像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以农历来建构整体小说时间的越来越少。这和农历与中国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关联性日渐松散有很大关系。

　　与农历无法建构乡村全部和整体时间恰成对照的是，公历纪年的特定政治事件以及相关历史节点成为小说时间的“增强时间”，像小说所写：“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庙而得名——这座寺庙，有一半建造在宽阔的水塘之上。一九七一年八月，为了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五周年，这里举办过轰动一时的游泳比赛。”这些“增强时间”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宏大国家时间。《望春风》最多的是对村庄和个人发生意义的微观的“非增强时间”。这些微观的“非增强时间”，虽然也可能以农历和公历时间标识出来，但时间标识即便脱落，村庄时间和个人时间依然可以自然生长，比如“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春末，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格非：《望春风》，第74页。 小说讲述村庄和个人之事来标识时间，比如“春生说，刚解放那一年，庙里的十多名僧人，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1949年这个解放之年具体到半塘村就是寺庙的变故。同样，1949年也由更细小的个人之事来确认：“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甚至以村庄细事作为“增强时间”，比如 “等到磨笄山最终被推平，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已经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春。”“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赵锡光已于去年归了道山。”属于村庄和村民的时间得以自我定义。由此，村庄和村民也得以在自己的编年史叙述自己的历史，进而格非在新的等级秩序思考社会、村庄和个人的意义。

　　还有一个时间需要注意，《望春风》除了可以标识出来的时间，还有超越性的时间，这就是隐然其间的“天命”。不仅小说第一章有两节的标题直接就是“天命靡常”和“预卜未来”，而且小说并不否认赵锡光的夜观天象和父亲这样的乡村算命先生对未来洞悉的可能。即便这种观和算可能只是他们“履霜坚冰所由渐”的非凡世故使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格非依然也会让小说的叙事逻辑“从天命”。因此，就小说叙事时间而言，相对于大量地强调当代时间和现代时间由外而内对中国乡村强制性的改写和重整，并以此建立小说叙事时间不同，《望春风》则自觉将中国当代乡村时间混杂和并置，将这种混杂和并置整合到“追忆似水年华”。对于混杂和并置时间的多义性，《望春风》亦予以充分尊重，承认不同时间所支配的乡村日常生活，并发微不同时间相关联的意义。

　　三

　　时间标识背后本身就是世界观，是生活、经验和情感，也是权力。从整部小说看，《望春风》，尤其是1976年之前的儒里赵村日常生活是被政治化生活编织和生产的。但这不意味着政治化生活完全不给村庄和个人预留自由的空间。甚至，包括便通庵、半塘寺和曼卿的花园，这些历史残余在儒里赵村和半塘村都是依然活着的真实存在。它提醒我们思考，中国自古到今的伦理道德（就像村庄的名字“儒里”）和政治高度整合而一体化，依然可能存在的缝隙——当然也可能是中国村庄的主动包容。儒里赵村包容的，不只是宗教活动、欲望花园和天命秩序，还有来路不明的异乡人唐文宽，以及村人各种不正常、越轨和冒犯的秘密生活。在大的国家政策之下，儒里赵村的基层干部赵德正和高定邦也有个人和地方的理想，比如办学校、推平磨笄山造新田和在新田修水渠等。

　　富有意味的是，除了个别年份，儒里赵村的时间及其时间中安放的日常生活有着古已有之、现代亦有之的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译林版《望春风》封面有一个1958—2007年的时间提示。不知道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是凑成50年“半个世纪”的整数吗？事实上，如我们研究揭示的，《望春风》的叙事动力并不像中国当代文学诸多书写同一个历史时段中国社会的小说那样过于依赖“增强时间”，用来构成对抗性的“反历史”或者“小历史”。对抗性叙事可以称作“增强叙事”，它直接的结果可能是以一种极端和简单化取代另一种极端和简单化。当然，《望春风》也不是全然回避“增强时间”。《望春风》的“增强时间”集中在1949年、1966年和1976年。1949年是小说里写到的赵锡光、赵孟舒、唐文宽等所谓“遗老”和穷人赵德正等共享人生命运剧变的“翻身”历史时刻；1966年则是父亲在惊惧中自杀的时间；1976年之于礼平、“我”、高定国、唐文宽、朱虎平和梅芳都是个人命运转折的历史时刻。

　　整部小说只有“一九七六年”一个“增强时间”成为小说一节的标题。1976年，一系列社会事件相继爆发。但《望春风》却选择最稳妥的从小事说起。“说大时代的小事”，保有了村庄和村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刻意描摹大时代政治风景和风尚，而是沉潜到时代深处感受时代动向加诸人的影响以及命运改写。

　　1949年也同样重要。“解放”是小说关于这一年前后的主题词和关键词。1949年春天，善观天象的赵锡光，将碾坊、油坊连同七八十亩田地，全都卖给了他“唯一的知己”赵孟舒，到了1952年土改时，只被定了一个中农。新中国成立前夕，来历不明的独臂中年人唐文宽来到儒里赵村，从赵锡光堂叔手中，买下了村东的一处带小院的砖房，在村里落了脚。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期满，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1949年三四月间，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的祖父，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还是1949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小说固然创造和虚构自己的“历史”，但对于1949年这种翻转中国乡村社会阶层、改写中国乡村秩序的“增强时间”，《望春风》承认大的历史事实前提，转而将更大的腾挪空间放在对时代之变和个体命运的关心上。旧人如何在新时代延长线成为新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学性母题，因由1949年之前的时间折叠到1949年之后，这些人的生命日常往往都有着自己的光明和荫翳，他们是旧时代的剩余物，是新时代的边缘人。

　　儒里赵村如此，半塘村也是这样。刚解放那一年，半塘寺的10多名僧人，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庙产连同周围的土地全被没收，只剩癞痢和尚一个人看门。寺庙后来成了大队的蚕房，有时也在那儿开社员大会。显然，《望春风》充分尊重1949年的历史意义，但从小说意义的角度，1949年对于小说写到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其意义可能是自有来处必有归处。以父亲为例，1948年的冬天，父亲加入了戴天逵组建的一个秘密特务组织。1964年冬，特务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母亲举报父亲这段历史，又给父亲通风报信，最后招致父亲在1966年的自杀。这些只是小说的“故事线”。但就小说整体而言，更重要的是“故事线”并行的“心理线”。父亲在儒里赵村隐忍偷生，尤其是他生命最后两年意识到要将未成年的儿子遗留在人间，那种爱与痛，惊惧地苟活与解脱地弃世之间的无助。小说几乎没有正面去书写父亲的心理活动，只是写他给德正说亲，写他在德正举行婚礼时把家里那头又肥又壮的母羊献宝似的牵到了德正家。他希望通过改善和乡村基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写未来命运，赢得他心向往之的“好日子”。

　　《望春风》提供了一个写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样本——不是正面冲撞的，而是隐然着力，慢慢消磨吞噬，最终无法承受。即便对人间或家人无限地留恋不舍，却不得不离开，不得不死。小说写到的那位擅长古琴的赵孟舒即是如此。赵孟舒给领导弹过琴，但他对新的时代并不像父亲、赵锡光、唐文宽有自知之明，甚至不如和他差不多的周蓉曾。周蓉曾头顶一块“理学名家”的招牌，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以遗老自居，闭门谢客，不爱结交俗人。如果周蓉曾代表着旧时文人逆来顺受和随遇而安，就像他留在赵锡光家墙上《溪山狩猎图》的手笔“履霜坚冰所由渐”审时度势；那么，赵孟舒则代表着不通世故固执傲然的那一小撮。他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过去并不必然成为评判和批判当下的参照系和理由，甚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间村落很难说是可以径直成为还乡和怀旧的归处。当然，也不像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废墟构成一种反抗。如果不经过时间幻术美化，废墟之前的旧乡真的是可还之乡吗？至少对小说的“我”而言，旧乡是曼卿欲望的花园，也是捕捉赵德正的白虎堂。庇护“我”，也伤害“我”。这里是父亲自杀的伤痛之地，是“我”创伤记忆的渊薮。即便没有父亲的自杀，日常生活中，村里人也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也许正是因为父亲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儒里赵村容留了幼弱的赵德正和“我”、隐居的唐文宽，也善待自杀的父亲将其安葬。甚至，对遭人陷害的赵德正和被撞死的国义，村民不惜以暴易暴，伸张正义。

　　小说自有其完全确信和犹疑不决。比如对待赵孟舒。近乎赤贫的朱金顺有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工作队进屋绑赵孟舒的壮举，但他在王曼卿落难之时的求婚是不是有乘人之危的嫌疑？而赵德正见王曼卿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是因为怜惜还是以权易色？不管如何，可以确信《望春风》肯定人和人彼此之间的懂得和生命相许。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而赵孟舒去世后，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同样，“我”和春琴的厮守也是这种意义的懂得和相许。说到这里，《望春风》其实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当代乡村丰富的矛盾性。这种丰富的矛盾性也体现在古与今的价值衡估。赵锡光自豪于所属的“儒里赵”，与从河南汝州落荒而来的“窑头赵”不同，“儒里赵” 读书人多。如其所言，“儒里赵”原籍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就能发现类似这种神话家族和村庄前史是寻根或类寻根小说的幻术，为的是替当代家族或者村庄找一个亡魂寄居之所。这个亦真亦幻的古早家族和村庄起源史，正与反可以翻转作为今天家族和村庄之根。事实上，《望春风》的儒里赵村是自然村落，不是刻意制造的文化景观和文学地标，虽然它不缺少旧时遗老，但无论是赵锡光和赵孟舒这些土生土长者，还是唐文宽这样的外来客，都没有成为矗立在时代乱流中的文化磐石，进而他们的命运也不能在奇观化和传奇性意义上被叙述，自然《望春风》也无法推导出今不如昔的价值判断。

　　《望春风》出版后，“废墟”成为解读它的一个常见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在乡村长驱直入，使之前古风犹存的乡村彻底沦为荒村和废乡，而游子重回故乡则是在这种悲剧感的景观和调性中展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共性书写之外其实存在例外。几年之前，笔者讨论林白的散文《神灵犹存的村庄》就意识到当下中国乡村的“多义性”，而我们的文学处理当下乡村经验正在对“多义性”的当下中国乡村假文学的名义格式化。在这种背景下，《望春风》提供了一个多义性文本的案例，这不仅体现在小说如何处理时间，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变动不居的当代中国乡村。《望春风》写半塘村：

　　虽说只隔了十里路程，半塘的风光、景物，乃至说话的口音，都与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数不清的港汊沟湾，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长满茂密的芦苇、红柳和菖蒲，犹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镜面，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泛着银灰色的波光。枯树上的老鸹嘎嘎地叫着。家家户户的房舍，都隐没在竹林的深处。……

　　父亲说，到了仲春，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那时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他还说了些别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都能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

　　一定意义上，今天，我们对劫掠乡村的批判有时是建立在这种美化的乡村景观前景和前史之上。如果做文学史还原，上述半塘村风光和景色可以毫无违和地安放在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的抒情乡村的小说序列。问题是这种亦真亦幻的中国乡村即便在《望春风》也只是一个局部，一个幻象。我们能将父亲、赵孟舒、王曼卿、唐文宽、赵德正、礼平、朱虎平、梅芳和“我”等儒里赵村人的乡村生活史从风光和景物中移除，腾空一个只有风光和景观的牧歌乡村吗？再有，如果真的要论中国现当代疼痛的离乡者，应该是永失“我乡”的无根的漂泊者和批判者。对他们来说，“我乡”是少年创伤记忆过去的“我乡”，也是已成废墟的当前的“我乡”。这是五四新文学自鲁迅《故乡》开创的伟大文学传统。在鲁迅小说中，还乡亦是再次离乡和逃乡。《望春风》的结局是“我”重拾爱与往事成为一个暂时安宁的在乡者，仅仅如此吗？《望春风》改变了我们对大时代历史节点的过于依赖。当代中国乡村某种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文学参与其中。我们观察现代乡村生活的“常”与“变”，总是容易聚焦在“变”，但格非写出了大变动时代的人之常情和人之常态、常性，有效地对已经固化的乡村书写开辟新路。

　　《望春风》还有一个时间必须被揭示出来，就是唯有大地永恒的生命哲学。小说第四章，“我”在废墟故乡大地的漫游，目睹“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的废墟，写到“落在我衰朽的记忆深处”的小雨，但这不是全部，小说写废墟，也写废墟之上东张西望的喜鹊、肥壮的向日葵丛和遗落的谷粒在春天发芽，等等。此际，“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除了亘古至今的时移世易、人事变迁的苍凉；也是兔葵和燕麦动摇于春风的不屈服和强大生命力。苍凉是人的感喟；生命力则是时刻发生的大地上的事情。故而，如同雪、阳光、流云，如同春琴在废墟种出的蔬菜和庄稼，《望春风》最后关乎的是废墟上的归乡，也是大地上的重生。“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是生命的痛失，是爱意，是悲悯，也是时间绵延和生生不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