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话语体系建设愈来愈引起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这种新的理论态势是与国家层面提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分不开的。总体来看，以过往长期的发展为基础，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基本建成，学术体系（主要是学术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也渐趋完善，然而在研究领域真正落实和显示思想创新的话语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在许多人的意识里，究竟如何建设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足够明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正处于一种既使人满怀希望又令人常感失望的局面。这种状况，显然是与时代要求不相称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理论研究界一方面需要在具体话语创新上勇于作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进行学理性研讨，后者的展开与深化有助于前者的理论自觉。话语体系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将经由长期努力方能实现的时代任务。如何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如何以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时代创新与发展，也是一个大话题，涉及诸多相关理论问题，需要假以时日一一进行研究并求得认识上的澄明。本文拟就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存在类型与建构路径问题，从一个方面切入这个话题，以期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作更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一、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生成活动或话语建构行为。所谓“话语”(discourse)，是人们出于社会交流目的而说出来或写下来的言语。在学术研究中，话语通常是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言语陈述，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相应地产生一种知识或学问；反过来说，一种知识或学问，也都要以特定的话语形式呈现自身。所有文学理论知识无不显示为以某种言语组合方式而存在的话语形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各不相同的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及其话语生成活动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理论运作，一是在文学理论的学科名目之下按照对这一学科流行的观念而展开的对于文学现象和相关问题的学理性研究，二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形成机制、发展规律、理论范式、社会功能、话语形态、致思方法、建构路径等问题的自反性研究。前者是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后者是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具有元理论性质。董学文曾对这两种文学理论研究加以区分：前者基本上是以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为研究对象，把文学及其活动的性质、特征、变化规律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后者则 “不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移动到将研究文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把后一种文学理论研究命名为“文学理论学”或“文学理论哲学”。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区分。法国学者孔帕尼翁在其《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中也指出，一般来说，谈理论，就预设了一种实践，因为理论基于并指导实践。但是在文学与理论相关联的学术研究中，有的理论的实践对象是文学，有的则是文学研究本身，他把这两种不同实践对象的理论研究区分为“文论”(théorie littéraire)和“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文论是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研究（如俄国形式主义）和对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批评（如马克思主义文论）；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研究的研究，要对何谓文学以及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各种论断的预设加以探索性研讨，因而，“(文学)理论是一种反思，对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状况的反思，一种对批评的批评或曰元批评”。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量存在的主要是前一类研究，而后一类研究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兴起才逐渐进入学界的理论研究视野，此后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进行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对此有进一步的拓展，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理论成果还不是很多，许多从深层次上关涉到文学理论发展而需要深入展开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与研讨，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问题即为其中之一。 

　　张江在其近年来有关文学阐释的系列论文中，明确提出了“理论的生成路线”这一问题。他指出，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所以形成“强制阐释”的理论缺陷，与“理论中心论”的话语生成方式有直接关系。“理论中心论”的总体倾向是：“文艺理论不是从文艺经验和实践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概念生成概念，范畴生成范畴；理论是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成为研究和阐释的中心。”这种以理论为中心的话语生成方式，在话语特征上除去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之外，还有一个认识路径上的颠倒与混乱，张江称之为“混乱的认识路径” 或曰“反序认识路径”，即“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又说：“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为此，当代文学理论必须进行“话语重建”，而出路即在于重返理论生成的正路，具体而言就是回到从文学文本、文学实践出发走向理论生成的正确路线。他写道：“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走向具体，这是理论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否以文学实践为出发点，不但决定着理论的前提是否正确、恰切，以及理论本身的形态和合理性，还直接关系到抽象的理论能否再一次走向具体、指导实践，也即理论的有效性问题。这是由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规律决定的。”因此，“从中国文学实践出发，是所有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和关键”。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说，张江关于“理论的生成路线”的思考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为正确的文学阐释路线，一是何为正确的理论建构路线。就前者，他提出“本体阐释”的概念，强调文学文本是文学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后者，他强调文学实践是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阐释也是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因而从逻辑上讲，文学阐释的出发点也包括在整体理论建构的路线之内。对此，张江明确指出：“‘本体阐释’的路线也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路线，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张江所提出的文学阐释路线、理论生成路线，其实也就是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路径问题。 

　　一般来说，作为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时代性的形成机制，受时代发展情势、文学发展状况、思想潮流语境等诸多因素的规约和影响，也与知识共同体中不同理论研究者对文学自身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功能与话语特征的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和建构路径的选择紧密相关。由于认识和选择的不同，具体生成的文学理论话语就会有其不同的形态。其中，建构路径虽然不是决定文学理论话语生成的唯一因素，却是一个能在深层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范式层面影响其内容构成、存在形态、方法选择等的重要决定因素。从以上对张江系列研究的引述可见，文学理论话语的存在“形态”不仅与“生成路线”直接相关，而且生成路线正确与否也是文学理论话语本身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评断依据。因此，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评判其理论得失，也可以由其建构路径入手，就像张江研究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时所做的那样。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面临着构建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也需要在文学现象与理论运作的精神聚合中找到通往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路径，这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应有的自觉意识。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将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意味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建构路径以及由之形成的话语形态都不是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那就只需对二者作理论描述或陈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对其进行学理性研讨。事实上，古往今来是存在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态的，而不同的话语形态又是经由不同的路径建构起来的。揆诸中西文学理论发展的史实，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的印象和感悟式诗文评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逻辑性、体系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显属不同的话语形态。这还只是就显在的语言表述形式着眼。其实，若从隐匿于话语形态背后的理论性质、功能和建构路径来看，同样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意在诗文创作与赏会的文论话语如杜甫的论诗绝句之类与“借诗说禅”的禅宗诗论也并不属于同一种话语形态。而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诗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属于同一话语形态，现代的新批评和接受美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文论也不属于同一话语类型。这些不同的话语形态或话语类型背后都隐含着不同的理论指向和建构路径。那么，“借禅说诗”算不算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言说？同样，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说出发把一切文艺创作都情欲化了，是不是一种言说文学的正确路径？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解释和回答。 

　　二、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三种存在类型 

　　概而言之，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是被谈论的相关内容与思想、意义、符号和表述等多重要素的有机组合体，它不仅包含着关于文学对象和话题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话语陈述，还包含着相关对象和话题将要被谈论的方式通常是什么状况和应该是什么状况的话语陈述，具有强烈的人文属性和意识形态取向。从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来看，由于外在社会权力关系在文学领域的内化状况的不同，思想取向和意义追求的不同，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必定是复数形式的，是以各不相同的样态而存在的，很难加以归类。但是，如果撇开权力规约即意识形态属性不论，也就是不从具体思想内容着眼，而只是从符号和表述的形式层面即知识化层面来看，所有的文学理论话语形态都存在着语言符号的组合方式、存在样态、构成要素、思想范型以及理论建构路径或技术路线等问题，就此而言，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又是可以加以分类的。在现代语言学中，对话语类型的研究从结构、主题、修辞、功能、应用、认知、观念形态、语言特征等多种视角的展开，基本上就都是着眼于话语形态形式层面的知识论研究。 

　　文学理论研究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话语形态，这一点，中外学者早已有所认识。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曾把通常所称的文学理论区分为“文学性理论”（literary theories） 和“文学的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两种类型,前者研究文学的外观，诸如形式、流派、风格和技巧等，后者研究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文学理论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待文学，前者是现象上的或方法上的，后者则是本体上的。周庆华在其《文学理论》中指出，一般通见的所谓“文学理论”概念是“文学”和“理论”组成的复合名词，在这一概念中，文学是被讨论的、被作为限制项的先行存在，而理论是用于讨论、作为限制项的后设存在。就话语形态而言，这种文学话语是由对先行存在的文学的描述性文字和议论评断性文字所构成的，“前者是论者所认知的文学作品，后者则是论者对该文学作品的后设论说，合而展现了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态”。然而，这并非文学理论唯一的形态，“在这种通见之外，应该还有一种非复合词式的概念知见。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不是文学和理论的组合）；它所论述的文学只随论述而存在（也就是文学并不先行存在）”。在后一种理论样态中，“文学理念”或文学性所在的“文学观念”是由理论所形塑的，而该理论或观念的具体实践，才有所谓“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等问题的发生。由此，文学理论便有了两种形态，一种关注文学实际上如何，这所形成的是一种后设论述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关注文学应该如何，这所形成的是一种由建构性对象论述文学的文学理论。概括来看，刘若愚和周庆华实际上都是把“文学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经验性描述性研究，一种是对文学的基本性质和观念的研究。通常所谓文学理论研究，指的也就是这两种类型。 

　　然而，上述二分法实际上还不能概括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全貌。佛克马和易布思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指出过，文学研究并不完全依赖于文学创作的普遍趋势，文学理论的新潮流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发展也有关系，比如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心理分析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对人们探讨文学系统和结构的启发作用，语言学的新发展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等。分别来看， “有些文学理论派别与文学创作的新潮流更接近一些，有些则直接由于学术和社会方面的最新进展，还有一些处于两者之间。”针对这种情况，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甚至不无夸张地写到，在当今时代的文学研究中，人们时常抱怨理论太多了。这种抱怨不是说关于文学性质方面的系统思考和评论太多了，也不是说关于文学语言与众不同的特点的评论太多了，而是指的另一回事。“确切说，他们指的是非文学的讨论太多了；是关于综合性问题的争辩太多了，而这些问题与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要读那么多难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卡勒把这种非文学的讨论称为理论，并指出：“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很难界定它的范围。”他还引述了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一种始于19世纪的混合类型的著述的阐述来说明当下“文学研究的理论”的著述状况。罗蒂说：“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卡勒指出，20世纪后期以来，这种混合类型的理论研究愈加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向其他领域延伸。“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由卡勒的描述和分析来看，进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话语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文学理论”，即“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理论”；一种是各种 “文学研究的理论”，是外来理论对文学的侵入，这种理论研究虽然有时也会包括文学的解释在内，但通常是非文学的讨论，只是形成“关于综合性问题的争辩”，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如果说有的话）是在于它们能够对文学的思考提出一些表面看来是来自其他领域的挑战，并为文学的研究重新定向。 

　　在卡勒关于“文学理论”的界定中，其实也包含了刘若愚和周庆华所概括的两种类型。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撇开文学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取向不论，可以单从知识形态上将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存在外观和样态（包括形式、技巧、流派、风格等）的经验性文学理论研究（以下简称“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Ⅰ”），一种是有关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等基本文学观念的建构性文学理论研究（以下简称“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Ⅱ”），一种是对文学的泛化形态的理论研究（以下简称“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Ⅲ”）。前两种话语形态都是关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研究，最后一种属于文学研究的理论，它有时包含文学的研究在内，但很多情况下则是非文学的讨论，意图不在于解决文学问题，而在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或其他观点的论证与表达。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中存在更多的是后一种理论，比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理论等。在中国学界，当一些学者在21世纪初期提出要用文化研究范式取代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时之所以遭到抵制和批评，一个主要的担心就是在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泛化与游离中消解了文学研究，这其中也正体现出关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研究与侵入文学的文化理论研究是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 

　　上述三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话语形态在研究对象、致思目的、思维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分别而言，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Ⅰ的研究对象是能够诉诸感性经验的先行存在之物，对其研究的目的是形成用以描述、说明和解析文学的普泛性知识性话语，思维方法上通常是归纳概括式的。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以及狭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体裁和类型以及创作和接受中的一些现象性问题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Ⅱ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不能诉诸感性经验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而是只能在理性思维中加以把握的文学观念，如通常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特性、发展规律与审美理想等的研究，皆属于此类研究。这种研究对象是在理论建构中存在的，而非先行存在的，其目的不仅是形成用以具体解析文学的思想性话语，同时还要形成对于文学的某种规范，是解释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话语形态。在思维方式上，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Ⅱ主要是演绎式的。至于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Ⅲ，虽然也是以一定的文学作品和现象为其研究对象，但这种对象不是理论研究的先行规定之物，而只是用于理论自我认定、自我证明的顺手拿来之物；其研究目的可能是为了解决文学中的相关问题，也可能只是将文学作为例证用以解决其他研究领域里的问题，思维方式上纯粹是演绎式的。三种话语形态的差异或区别，正显示出文学理论话语形式和存在样态的丰富性、多样性。在具体的话语实践行为中，研究者自然可以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但对科学的研究来说，则不应无视这种丰富性、多样性，而必须给予正视并求得合理的解释和把握。 

　　三、三种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不同建构路径 

　　正是由于前面所述的差异或区别，决定了三种话语形态在建构路径上也是各不相同的。简括言之，所谓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路径，也可以称为思维进路或思维路径，在表层含义上就是指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致思过程中，思维的行程由哪里做起点，到哪里为终点，是思维展开的行进路径，也是理论话语生成的路径。 

　　在周庆华对文学理论两种话语形态的分类中，“文学”一词的所指意涵是不同的。在作为复合词的文学理论中，文学是先在的被限制项，具有“当文学实际是如何如何的时候”的意涵；在作为非复合词的文学理论里，文学是后在的被建构项，具有“当文学应该是如何如何的时候”的意涵。由此区分，便有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思维进路：“前者，可以条理出一个‘从文学到文学理论’的思维进路；而后者，也可以条理出一个‘从文学理论到文学’的思维进路，彼此‘貌似而实非’！”周庆华对文学理论思维进路的区分还是在通常所谓文学理论的范围内讨论，也就是对前面所区分的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Ⅰ和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Ⅱ而言，如果加上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Ⅲ，那么我们则可以大致区分出如下三种不同的思维进路或曰建构路径：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Ⅰ的思维进路是从先行存在的具体性文学现象到概括性文学知识的形成；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Ⅱ的思维进路是从抽象的文学理论观念到具体性的文学特质和文学实践；文学理论话语形态Ⅲ的思维进路则是从其他领域的抽象理论观念向文学领域的延伸，理论是外在的，文学只是例证。就文学理论话语生成的历史来看，第一种建构路径发生最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从有了文学研究，便有了这种形态的话语建构，现代之前的中西文学理论研究大都不脱这种路径的规约和囿限；第二种建构路径虽在古代时期已生一些萌芽，但主要还是在现代文学观念和作为研究学科的现代文学理论已经成熟之后才真正进入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之中；而第三种建构路径则形成更晚，主要是20世纪以来，确切一些说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的。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的建构路径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紧密相关。在这三种思维进路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第一种建构路径以先行存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特别是文学作品为思维起点，主要运用的是归纳、概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获得的是一些概括性的文学知识。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戏剧的大量研究，甚至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17、18世纪的诗学批评，大多是经由归纳、概括（综合）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生成的。第二种建构路径以抽象的文学观念的思考和探索为思维起点，主要运用的是分析、演绎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思维进行中建构起“后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的存在，从而形成对文学的解释理论和指导观念。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现代美学中克罗齐、科林伍德、苏珊·朗格等美学和文艺理论，大多是经由分析、演绎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生成的。至于第三种建构路径，由于通常是由其他领域里的理论的征用、挪移、应用，是以研究者各自以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观念为思维起点和落脚点的，因而自然也是以分析性、演绎性方法为主的。 

　　关于文艺的理论研究方法，黑格尔早就做过很有启示意义的论述和阐发。他以美学发展的历史为参照，将美学的研究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经验性的，“只围绕着实际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是从现存的个别作品出发的”，这是以具体文学经验作为出发点的研究方式，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种是理念论的，它完全运用理论思考的方式，“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这是以抽象理念作为出发点的研究方式，如柏拉图的美学研究；第三种是将经验观点与理念观点统一起来的研究方式，他自己的研究便是。以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分论而言，上述第一种话语形态的研究方式当属于经验性的，第三种话语形态的研究方式属于理念论的，而第二种话语形态的研究方式是经验性与理念论相统一的。经验性研究有利于文学知识的积累，但往往缺乏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创造性，也达不到观念的普遍性；理念论的研究具有理论认识的普遍性，但容易变成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导致理念概念的“空洞无内容”；只有经验观点与理念观点相统一的研究方式才能将文学观念建构的普遍性与艺术审美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此而言，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建构的第二种路径特别值得重视。 

　　三种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虽如上述互有不同和差异，但各有其价值，不必厚此薄彼。没有第一种就没有文学知识的积累；没有第二种就没有文学观念的革新和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赖以进行解释和作出论断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评断标准；没有第三种，文学理论研究就可能在封闭的系统内自我循环。这里，特别要对第三种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作一点分辨。由别的学科的理论移植形成的文学理论未必就是坏的不好的文学理论研究。这首先是因为文学不是在自我封闭的系统内存在的，人类生存的不同领域有相关性、贯通性甚至相同的问题，所以从别的学科里生成的理论对别的学科领域有用，而在文学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中也可能是有用有效有理论价值的。应该看到，当代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存在的很多问题，的确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文学理论自身之内，而是作为时代的综合性问题弥漫性存在于各领域之中，整体性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它们固然应是文学理论的优先选择，而从其他领域及其理论出发研讨其文学表征也无不可，这是学术研究中跨学科理论研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所在。当然，如果像张江所批评的那样，完全脱离文学文本自身的存在和特点而把各种理论的征用和挪移弄成对文学的“强制阐释”，变成理论的自我证明、自我游戏，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对三种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要以辩证的态度加以看待。就其有益于文学研究的积极方面而言，我们固然应首先认可前两种特别是第二种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路径，但也应当看到第三种话语生成或建构路径的存在合理性，其他学科理论的移植不仅仅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而且也拓展了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境况的理解，这种拓展可以丰富前两种路径形成的文学知识和文学观念，并推动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密切协同和相互融通，以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对思想理论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和挑战。三种建构路径在互相补充、互相竞争中共同存在、协同发展，将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建构优化生态的形成。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