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西的小说多写人的感情世界，即使在其几部现实性很强的长篇小说里，也常常从人物的欲望、感情和心理方面切入，从而形成与现实世界的呼应关系。从感情谱系入手，我们能更深入地探究东西叙事中的核心元素，即“爱”的产生与变迁。其新作《回响》，是一部“爱”的多重奏，是东西感情书写的集大成之作，集中表现了人物复杂的情感纠葛及其多重演化。

　　关键词：东西  《回响》  “爱”  感情谱系学

　　作者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宁530006）。

　　一、《回响》中“爱”的多重奏

　　毫无疑问，东西的新作《回响》，是一部非常好看好读的小说，部分原因是他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外壳，故事情节曲曲折折、悬念迭生、高潮不断，既烧脑又让人欲罢不能。但《回响》的内里，是写人物的感情世界，深邃幽微，不可方物。“感情远比案件复杂”，这是小说男主角慕达夫对女主角冉咚咚说的，同时也是作者写作的真正旨归。慕达夫回答冉咚咚的提问“你还爱我吗”时，答案是一个字：“爱”，这也是全文的最后一句话。 “爱”是《回响》的关键元素，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动力都可以归结到爱上面。当然，这指的是广义的爱，接近古希腊哲人所说的“爱欲”和弗洛伊德指出的“力比多”。男女情爱可以是其中的典型，但并不是全部。柏拉图在《会饮》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讲过一个寓意深邃的故事，说从前的人每一个都一模一样，形状都是圆的，所有器官都是两个或四个，都是对称的，相背排列。由于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引起了诸神的害怕，所以主神宙斯就把他们一个个切成两半，以削弱人类的力量。人被切成两半后，每一半都渴望与自己的另一半走到一起，重新合为一体。这种渴望只有爱欲（神）才能满足，爱欲（神）会把人类带往原初的自然，最终造就快乐和幸福。或者说，爱欲是对某种不可企及的东西的追求。如此说来，这个故事也许还暗含着某种对圆满、完美的追求的意味。冉咚咚对“爱”的深究，确乎是这种追求的极致化表现。丈夫瞒着她在酒店开房，可能是临时起意的偶然事件，可在她看来，事物的发生总有其必然的原因，世界必须是符合逻辑的、因果链条完整的、清晰明白的，不容存在任何差错、意外、偶然、模棱两可、不清不白。她心目中那种理想化的、纯净的“爱”，也是如此。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男女爱情起源的实际情形复杂微妙，很难厘清界定，但自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以来，它确乎又切切实实地影响着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受过教育特别是文学教育的人们的情感生活，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比如《回响》里涉及的《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通常认为，真正的爱情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不计较阶级、民族、文化等的差异，甚至越能冲出世俗利益和偏见的束缚，就越显得高尚和纯粹。冉咚咚第一次见到慕达夫时，只是温柔地看了他一眼，慕达夫就爱上了她，这种“一见钟情”就是真正的爱情的标志，因为这是排除了任何现实考量的。倒是冉咚咚，是在确认了慕达夫的文学才华后，才“觉得遇到了对的人”。当然这也不妨碍她的爱的品质，因为她并非是因为他的相貌、体格、身份、家底等外在原因而结交他的，而是出于对他的文学才华的佩服。这与《回响》里的另一条主线，即关于生命价格或者说杀人的代价的冷冰冰的计算形成鲜明的对照。邵天伟对冉咚咚的爱，则建立在理解与崇拜之上，仿佛是冉咚咚对慕达夫的爱的倒影。但东西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男女爱情在他笔下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形态，他总是将其置于一种复杂的现实情境中来加以描绘。冉咚咚与慕达夫的第一次见面，就并非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可能是她父亲的精心安排。当然这在两人的爱情生活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是完全平等、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体。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小说中关于徐山川与夏冰清关系的部分，从故事的开端与结局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强暴与杀人的犯罪故事，似乎与爱情无关，但诡异的是，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却是关于这一对冤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当徐山川与夏冰清签订所谓的协议之后，理论上他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在自由与平等的个体之间，在自愿自主的、不受强制和胁迫的基础上达成的。也许这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但徐山川并不这样认为，当回答冉咚咚的讯问时，他特别强调“没有谁强迫谁”。后来夏冰清由恨生爱又爱恨交织，既想跟徐山川结婚又想除掉他。徐山川自己其实也跟夏冰清处于同样的情感与伦理困境中，《回响》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情感起源与演变的另一种辩证法。

　　二、情感起源的想象

　　人类的感情/情感问题，一直是东西小说关注和书写的重点。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中，侧面观察到他在生活中所重视的各类情感，如亲情、乡情、友情等。当然，这些情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的建构，或群体生活的产物。传统时代在识文断字的村民中流布很广的《增广贤文》中，就充满了“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等句子。在东西的散文《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中，作家曾表示故乡是由于有了母亲的存在才成为故乡的。其实东西早期的小说《祖先》，就是围绕故乡情感的建构展开的。原先在县城过着优裕生活的冬草，本是一位大商人的女儿，在把丈夫的尸体运回他的老家一棵枫后，却被丈夫的前妻竹芝扣留下来，让她供别的男人淫辱换取水田，后来又让她嫁给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扁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曾经感到被“这块土地强奸”般难受的妇人彻底改变了自己。小说中写道，冬草与扁担的儿子，也就是叙述者“我”的“父亲”，“曾多次问冬草，妈，你是从哪里嫁来的？冬草指着河的那一边说，一棵枫”，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身体意义上的故乡，也忘记了一棵枫曾经强加给她的屈辱和痛苦。《祖先》固然不算东西成熟的作品，但已经触及了他后来经常书写的主题，即情感的建构性、实践性与制度性。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他曾经无比犀利透彻地论述道，“家庭作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劳动的产物，既是礼仪性的也是技术性的，其目的是在这个制度化单元中的每个成员间（培养）持久的制度化的情感，这将确保这个单元的存在和持续的条件，即融合（integration）”，而且这些情感必须进行“不断的维护”，“用无数的重申和巩固的活动来生产出一种长久的产物，即家庭感情（夫妻之爱、父爱和母爱、子女的爱、兄弟和姐妹的爱，等等）的义务感（obliged affections）和感情的义务（affective obligations）”。显然，冬草正是于在一棵枫与竹芝、扁担等人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培养起了自己跟他们之间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东西小说中很多人物显得怪异的行为。《商品》里，“我”奉母命去寻找多年前失踪的父亲，由于没有一起生活过，所以“我”根本没把找父亲当回事，迷失在路途中。相比之下，《我们的父亲》要复杂得多。子女们都进城工作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种种压力之下，原先对父亲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以至于漠视父亲的存在。而在《耳光响亮》中，叙事由父亲牛正国的失踪生发开来，随之母亲离家与别的男人同居，家庭的破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变，同时改变了牛家三姐弟的情感模式，最终导致牛翠柏出卖了自己的姐姐。如果缺乏产生情感的现实条件和对其不断的制度性的维护，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和地缘感情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光愈拉愈长》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种重要的情感产生与变化的模式。马一定的姑姑马红英显然并不把姑侄之间的血缘感情当回事，反而利用亲戚之间的信任关系，毫不留情地拐卖自己的侄子。甚至人类最深刻最无私的母爱，也在小说中受到了质疑。马一定为了一双新鞋子，离开了深爱他的母亲，到城里去。作品里用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表现孩子的心态和理想，他奔跑了起来，这似乎表明，他这时的心情是快乐的。刘井爱自己的孩子，但为了让儿子马一定有吃有穿有文化、发财做官过上好生活，尽管儿子并不愿意离开，还是强迫他跟姑姑到城里去。东西描写的刘井和马一定的离别场景，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是令人难忘的感情描述。当时刘井站在路上，目送马红英背着马一定离去。“渐渐地他们的脑袋变成了一个脑袋，马红英的行李包再也不飞起来落下去了，刘井看不见他们了。刘井踮起脚后跟，才又看见他们的背影。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愈来愈小，刘井向前跑了几步，站在一个土坡上，他们的背影又清楚起来。现在她可以看着他们走很长的一段路。”对比苏东坡的“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小说的描写充分细腻，体现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语言表达功底，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这段充分体现刘井感情的文字中竟没有出现一处心理描写。我们从作家纯粹的白描中，能充分体会其中人物感情的暗流汹涌澎湃。小说最后，思子心切的刘井爬到屋顶上，伸长脖子，拼命往远处看，越看越远，终于看见了在城里的儿子马一定，看到他在城里过着比自己还好的生活，这时她却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小说没有透露她为什么看到儿子过上了好生活，却无法承受这一点。也许，她无法面对的真相是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希望的；也许，她无法忍受孩子离开自己，反而过上了真正幸福的生活。虽然她原先希望儿子离开自己，到城里去过上好日子，但由于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感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质了。

　　三、感情消失的“症候”

　　对于感情的消失，东西小说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人的“成熟老练”，这句话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人变得理性，或者说把利益的考量当作行为的主要动机。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颖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并毫不留情地粉碎人类最后一个关于感情的美梦：“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但东西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自身利益，完全缺乏道德考量，仍然让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亲姑妈可以毫不犹豫地拐卖自己的亲侄子（《目光愈拉愈长》）；父亲为了有钱起房子让亲生女儿跟老板去城里（《勾引》）；牛翠柏为了让金大印资助自己，不惜牺牲自己姐姐的幸福（《耳光响亮》）；一个人可以为了钱残忍地毒害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送我到仇人身边》）；张闹不停地欺骗老实的曾广贤，曾经的好朋友于百家也这样干（《后悔录》）……不管是传统的“父慈子孝”“长惠幼顺”，还是现代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这些情感规范在小说中显然都受到了无情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固然对那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带着浪漫或伤感色彩的感情的消逝痛心疾首，却也不是一味地消极被动，他还是力图在笔下记录或创造关于人类情感活动的美好愿景。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几个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个瞎子、一个聋子和一个哑巴组建了一个家庭，常常借助彼此的器官，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一起面对外面变幻莫测与带有恶意的世界。《耳光响亮》中，牛青松把一生都耗尽在寻找失踪的父亲上，直至死在路途上，而牛红梅为了弟弟甘愿牺牲自己。《篡改的命》里，汪长尺为了能让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惜将他送给有钱人，自己则按协议跳河自尽，以绝后患。这几个人物中，除了汪长尺对儿子的感情被置于一种寓言性的情境中加以表现外，都具有实践性、制度性的物质基础，即他们的感情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有些情感状态，则是出自想象力的作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写尽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在灾难过后的漫长岁月里对邻居嫂子的美好想象与无尽思念。《把嘴角挂在耳边》中描写了未来世界，那时四季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没有见过鲜血和暴力，只会哭不会笑，不用出门，食物有公司送到家，和别人联系有电话，了解世界有电视和网络，传递表情有摄像机。小说里描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机器统治的世界，那里的人们无法看到和听到真实的情况，也无法容忍这种真实，“电视和网络上的人们表情过于严肃，所有的花朵都开一种颜色”。情感在这种未来社会中被驱逐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家对未来感情形式变化的理解和认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与钢铁达成默契》一文中，文中写道：“我们必须在一种环境远离我们之后，赶快面对另一种环境，在一种诗意消失之后，寻找另一种诗意。我们能否像与动物建立感情那样，与那些钢铁机器建立感情？”既然人能在与动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感情联系，当然也可以对无生命的钢铁机器产生感情，至少就其表现为一种深深的依赖感而言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人类感情要比这些从日常交往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情感复杂深刻，如《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情感”一词，在后来其他版本中，也作“感情”，可以视为同义）一文，是小说《伊拉克的炮弹》的创作谈，按作者的说法，写这篇小说的原始冲动是要用小说挽留即将消失的“人类最宝贵的情感”，即同情，这种无条件的本能。显然，在东西小说的感情谱系中，这种感情稀少也特别珍贵。他试图追问，是什么使一位中国乡村的农民对遥远的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或共同点的伊拉克人产生了同情？虽然可以作出其他合情合理的回答，但有一点确实是无法回避的，即这里的情感可以解释为一种天性或本能。东西无意于探究道德和良心的起源，但其小说却实实在在地回应了诸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所提出的假设，即没有同情心或同感共情的能力，人类的群体生活将无法运行，社会也将崩溃。

　　四、东西小说的感情谱系

　　虽然在许多中短篇小说中，东西都描述了当代男男女女们的感情状态与其流转播迁，但其感情谱系还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四部长篇小说中。这四部小说都涉及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也都将焦点集中在家庭和感情问题上，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直面现代情境下的家庭破碎与情感教育缺失，关注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心灵创伤和扭曲。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家庭一度受到质疑，但其作为感情生产和维护的主要场所这一地位仍牢不可破，也仍然是生产和培养后代的基本单位。在东西的这三部长篇里，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生产方式的巨变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巨变，人的行为模式和感情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耳光响亮》里，牛家的孩子在父亲失踪母亲又抛下他们时，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们还不满十八岁，我们要控告你们，你既然生下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养大？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几个孩子虽然相濡以沫，但也难以治愈心灵所受的戕害。《后悔录》则将过去和现在联结在一起，进一步深化了对现代人孤独感的描绘。小说主人公曾广贤的情感需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而这种无法满足是以他的身体状况作为隐喻体现出来的，即他无法与异性做爱，情感在这里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篡改的命》则更为复杂，汪长尺不惜一切代价要改变儿子的命运，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难以理喻，却又令读者触目惊心，只有将其置于社会现代大转型的历史情境中，他的行为和心理才能得到解释。汪长尺是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或其他形式的雇佣劳动者的一个典型。但吊诡的是，小说里着墨不多的林方生，也即改名后的汪大志，完全解构了其父汪长尺苦心经营的这一切的意义。他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已经被“篡改”了，“利”成了行动指针，而不再是欲望和情感。

　　如果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三部小说的情感描述主要是围绕纵向结构，也即父子关系展开，那么《回响》则主要围绕横向的夫妻关系或男女关系展开，涉及的方面和情感模式也更为复杂，虽然其主要反映的仍是理智与情感、利益与欲望之间的多重矛盾与纠葛。恰如本文开头所言，《回响》主要观照爱或爱欲的表现，其形式多种多样，爱情只是其中一种。爱情（恋爱）本身也常常由一种激情演化为日常情感，恰如慕达夫对冉咚咚说的，“爱可以永恒但爱情不能，所有的‘爱情’最终都将变成‘爱’”。如果我们认可以下几点由学者总结出来的爱情（恋爱）的行为倾向，“希望能让爱的人更美满、幸福和快乐”“希望同爱的人保持密切联系，同居、共餐、共玩”“希望同爱的人有频繁的接触和性交”，则慕达夫所言非虚，并不是为了欺骗冉咚咚而编出来的。冉咚咚自己所总结的爱情发展的三阶段论，所谓“口香糖期”“鸡尾酒期”“飞行模式期”也就是慕达夫说法的具体化。

　　但不得不说的是，《回响》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小说对当今的爱情状况有所发现或发明，而是小说的奇数章和偶数章，常常是对立存在的。如果我们将冉咚咚置于作品的中心，则小说的奇偶数章分别对应她的工作即破案，和她的生活，主要是婚姻和家庭。相应地，奇数章对应人的理智部分，偶数章对应人的情感部分。在奇数章里，冉咚咚理应诉诸逻辑和推理，也即运用人的理智，去发现案件的真相；而她的对手，即转手承包杀人的案犯们，他们之所以冒险，乃是为了金钱利益，并且展示了追逐利益时的无情一面，即计算生命的价格。但在小说里，对两者的深入描述却都在向人的心理或感情靠拢。那些案犯，他们并非为了单纯的获利，即纯粹为了赚钱而杀人，而是为了谋生或感情的需要才铤而走险，比如刘青为了和卜之兰在一起，而答应吴文超去杀害夏冰清，而易春阳则是为了取得夏冰清的一只手臂送给自己暗恋的吴浅草。如果对照前面我们分析过的现代的普遍认识，即人们会为了冷冰冰的金钱利益而忽视或抛弃感情，《回响》的描述显得过于浪漫了，似乎是在往回走。而在冉咚咚审理案件时，她也很注重从对方的心理方面取得突破，特别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或线索时。这就使整部小说获得了一种统一性，即作品其实是在写人物的心理或感情世界，所谓破案，倒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噱头，当然也可以说是深入现实世界的契机。在偶数章里，小说在详述冉咚咚将破案的手段或习惯延伸到她的生活世界中，给自己的整个工作和生活造成了重重危机，倒像是在给读者以某种“难得糊涂”的教益。

　　在某种意义上，《回响》叙述的是情感产生和演化的复杂，包含着种种倒错、误置、辩证、悖反与吊诡。比如在徐山川、夏冰清和沈小迎的三角关系中，再现了人类情感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开放性，爱恨情仇随情境和时机而变化。徐山川强暴夏冰清，可能是一时控制不住冲动而产生的所谓激情犯罪，也可能是由于掌握权力而任性肆意，但在后来与夏冰清的相处中，他也不是没有产生过真情，也曾想与沈小迎离婚，而与夏冰清结婚。而沈小迎之所以不愿跟徐山川离婚，并不是因为还留恋他，而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她才是那个真正想置徐山川于死地的人，但同样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没有主动动手。她的宽容，是为了掩饰她的仇恨。至于小说发现的所谓“疚爱”，即人物由于内疚而产生、唤醒的对对方的爱，更是东西着力刻画的部分，不光是刘青与卜之兰，就是冉咚咚与慕达夫，吴文超的父母与他，等等，都可以视为这种情感转化的例子。至于易春阳虚拟出自己的爱人谢浅草，冉咚咚想象郑志多，更是表现了人类情感生活中某种深层次的需要。总括起来，《回响》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东西感情书写的集大成之作，发扬光大了自己的感情谱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