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20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思辨实在论”和“面向物的哲学”大大丰富了之前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成为“物转向”的新动力。但国内对于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范式，相对忽略了在西方已经备受关注的“本体书写”层面。存在于“关联”思想之外的物本体有四种书写策略，即数学公式、罗列、暗指、主体性，它们可产生多种写作效果，服务于不同修辞意图。中国的思想传统也对物本体进行了思考，“以物观物”可被视为本体书写的中国方案。比较西方的“本体书写”和中国的“以物观物”之间的异同，可以互相阐发。

　　关键词：物转向 本体 本体书写 以物观物

　　作者唐伟胜，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昌330022）。

　　人类学和哲学从来都不乏对物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的研究迅速拓展到考古学、设计史、民间传说、科学史、装修艺术、建筑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的多学科领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和美国兴起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面向物的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及各种“物论”（Thing Theory），将物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大大丰富了之前“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成为“物转向”的新动力。物转向的这一新动力的重要特征是将注意力从物质文化转向“物本体”，试图重新回到客体自身，去探索人类意识之外的物，他们认为从本体上讲，物与人类完全平等，强调物的生命及主体性，因此，人类应该超越自身限制，对物进行（美学）想象。由此可见，新的物转向符合“后人文主义”的内在旨趣，试图从本体上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物的力量，追寻物的本真。

　　就物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而言，研究者指出，物在文学书写里可能扮演三种功能，即作为“文化符号”的物、具有“主体性”的物和具有“实在性”的物。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物”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文学书写（尤其是叙事）中“物”的文化象征功能，几乎没有涉及物性或物本体的文学再现问题，而后者恰恰是近20年西方“物转向”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一、思考物本体

　　克瑞斯·华盛顿（Chris Washington)在其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森林中一棵树倒下，但周围没人听见，那么，这棵倒下的树会发出声音吗？” 这个问题诘问的正是物本体之谜。自康德区分现象和本体以来，哲学家们多持如下观点，即人类无法进入物本体，因为人类所有经验都局限于范畴和时空的纯粹直觉。人类是有限的，绝对知识不可企及，物本体可以想，但不可知。于是，康德以降的哲学均置重于人类作为认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即“人类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一认识论问题，而搁置“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一本体论问题。在通往本体的道路上设置人类认知主体这一中介，相当于认为关于世界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人类思维的过滤，梅亚苏（Meillassoux)将这种观念称为“关联论”（correlationism)。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是产生、外化为世界的主体，就其本质来讲，它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就本然存在。”为了走出“关联论”，摆脱人类中介，去探索本体的世界，梅亚苏提出世界是建立在“非理性原则”（principal of unreason）基础上，是偶然的（contingent)，因为“对任何物的存在，都无法提供一个终极解释”。即使那些看似客观的科学原理，也不是对世界的终极解释，而是偶然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也是“关联”的产物，而识别出“关联循环”（correlationist circle)中的那些空白或抵牾之处，就让我们有机会跨越康德式困局，走向本体世界。梅亚苏把本体世界称为“广阔户外”（The Great Outdoors）：(广阔户外）是外在于任何思想者的绝对存在：这个外在与我们没有关联；它如其所是地存在，但无关其自身存在性，无论我们思考与否，它都自为存在；我们的思想可以去探索这个外在，但需带着置身域外的感觉，也就是完全在他处。（笔者译)梅亚苏在这里给“思想”布置的任务就是要超越“思想”此时此地的局限，斩断思维与现实的关联，进入人类出现之前和人类消亡以后的那个世界，如此方能发现世界的本体，他甚至提出，只有高度抽象化的数学公式才能表达这个本体。如果梅亚苏走出关联循环的策略是消灭此时此地的人类，然后找到本体的绝对表达方式，那么以格拉姆·哈曼（Graham Harman）为代表的“面向物的哲学”则置重于本体之物的无限隐退性（withdrawnness）。他借鉴康德以及现象学的基本划分，将物区分为“实在的物”（real object)、“感性的物”(sensual object）、“实在的特征”（real features）、“感性的特征”（sensual features)四个面向，其中“实在的物”和“实在的特征”两个面向是无穷隐退的，而“感性的物”与“感性的特征”则是物呈现给人类或其他物的面向，相当于现象学中的意象之物（intentional object)。区分“物”与“特征”让我们意识到，无论罗列多少特征都无法穷尽“实在的物”；区分“实在的物”和“感性的物”则让我们意识到，无论物以何种方式将自己呈现给人类或其他物，也都无法穷尽“实在的物”。由于“感性的物（及特征）”与“实在的物（及特征）”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无论在艺术还是科学中，永远无法使实在之物在场，只能用暗指（allusion)的方式间接抵达”，比如，海德格尔讨论过的“坏掉的铁锤”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暗指在作为工具的铁锤背后还“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实在”。借此，哈曼支持了对“关联论”的批判，但也体现出与梅亚苏的不同之处：梅亚苏拒绝讨论物对人类的面向，试图跳过人类，用一种绝对的知识（数学公式）去探索物本体；哈曼则考虑物对人类（乃至对其他物）的面向，认为这个面向与物本体存在绝对鸿沟，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使物本体直接在场。率先提出“物论”（Thing Theory)概念的比尔·布朗（Bill Brown）区分了“物”（thing）与“客体”（object），其中“客体”是主体生产的物，即现象学的意向之物或哈曼的感性之物，而“物”则是具有物性（thingness）的“光秃秃的物”：（物）既在手边，又在理论领域之外的某地。超越固定的界限，作为可辨别但又模糊不清的残余，或作为一个不可明确的、却可实体化的东西。物位于智性的网格之外，正如纯粹的物位于展览馆的网格之外，位于客体的秩序之外一样。在考察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想运动如何看待物之后，布朗指出，思考物总是给人一种迟到的感觉，因为只有“将思想和物性区别开来”后才能激发我们对物的思考。与以上三位哲学家类似，克里斯托弗·布鲁（Christopher Breu）也认为，“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物性形式……不能被语言充分而彻底地加以描述”，而戴安娜·库尔（Dianna Coole）及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在其编著的《新物质主义》中则用“躁动”（restlessness）和“顽固”（intransigence)来定义物。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物转向”中，不仅有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对物本体的思考更是不可缺少。在思辨实在论、面向物的本体论、物论、新物质主义等理论框架中，物都被认为具有本体实在性，物本体存在于人类语言及文化的表征之外，不易（甚至不能）被人类理性所把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物本体。正如布鲁所言，在当今“经济和文化生产越来越痴迷于虚拟、非物质和文本化”的时代，考察物本体及其书写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二、本体书写与文学叙事

　　“本体书写”（ontography)一词早已有之，而且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被使用。根据西蒙·威尔（Simon Weir）等的研究，本体书写首先出现在自然哲学中，意为“画绘和描写物”，20世纪之交逐渐进入地质学和人类学，最后又回到物本身。本文讨论的“本体书写”指其当代意义，相当于书写梅亚苏的“广阔户外”，或哈曼“无限隐退”的物，或者如布朗所说，“将思想和物性区别开来”。伊恩·博古斯特（Ian Bogost)将本体书写视为一种“普遍的书写策略，以揭示物的丰盈性及互为客体性”，并认为“本体书写涉及揭示物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提供任何解释或描写”。在区分物的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哈曼将本体书写定义为“对实在的物、实在的特征与感性的物、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张力进行描写和分类”。值得注意的是，本体书写可以通过不同媒介（比如图像或声音）来实现，本文仅探讨文字媒介中的本体书写，并着重探讨本体书写与文学叙事的关联。综合各家论述，笔者将西方学者讨论的本体书写方式归纳为四大类型，即梅亚苏的数学公式、博古斯特的罗列（listing)、哈曼的暗指（allusion）与诱惑（allure）及拉图尔的主体性（agency）。（一）梅亚苏：数学公式如前所述，梅亚苏将完全脱离人类思维中介的本体世界称为“广阔户外”，这个世界不受任何人类理性或必然性所规定，而是以偶然性和非理性为原则。在他看来，“能够以数学方式来表达的物的那些方面，可以被认为是物本体的性质。能够激发数学思维（公式或数字），而不是感觉或知觉的物的那些方面可被视为物本体的性质，有我还是没有我，这些性质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为了摆脱“关联论”，梅亚苏试图消灭人类意识，提倡用完全客观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物本体。梅亚苏的这一思想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很多呼应。比如，B.K.史蒂芬斯（Stefans）在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发现了一种“思辨转向”（speculative turn)，其特征是“在句法和叙事结构中痴迷于数字、字集和高度递归性，旨在揭示语言的数学属性，而不是传统的反映现实或者表达情感”，这种文学抛弃了人类主体性，不再将文学看成人学，而是体现出“建筑学或工程学的特征”。史蒂芬斯以美国作家尼克·芒特福特（Nick Muntfort）创作的《2002：一个回文故事》（2002: A Palindrome Story）为例，来说明这种本体书写的形态。史蒂芬斯认为，这篇小说“必须从前面和从后面同时开始写”，因为“小说前面部分的短语是否被使用或抛弃，取决于它是否适合某种形式的反向书写”。也就是说，这篇小说中，字母的安排取决于它与相邻字母的关系，即这些字母放在一起组合成词的能力。比如，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under Bob, seXes Bob. Red,这句话代表了整篇小说的回文特征：句子从前读跟从后读几乎是一样的，以大写的X为中心形成对称关系。前文为什么用under, 后文为什么用red，并不是为了实现任何情感意图，而是r, e, d三个字母既能组合成一个单词，同时又能与前面的under实现回文对称的句法，这既体现了小说的游戏规则，又体现了梅亚苏的“偶然性”。这是一种真正摆脱了人类意识中介的叙事实践，这种实践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在没有人类思想中介的干扰下，得以进入梅亚苏的“大混乱”（hyper-chaos）或“不可思考的”（unthinkable)本体世界。（二）博古斯特：罗列博古斯特接受面向物的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本体之物无限隐退且互不相关，因此本体书写虽然可以涉及揭示物之间的关系，但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解释或描写，在他看来，罗列（listing）是本体书写的最佳方式。博古斯特首先在拉图尔和哈曼的著作中找到了罗列的例证。比如，“暴风雨、老鼠、岩石、湖、狮子、孩子、工人、基因、奴隶、无意识、病毒”,“珊瑚礁，高粱田，滑翔伞，蚁群，双子星，海航，亚洲的骗子,荒凉的寺庙”。他将这类罗列称为“拉图尔经文”（Latour Litany)，并将其拓展为本体书写的一种特殊方式。博古斯特认为，罗列事物，而不对其关系进行任何形式的解释不仅切断了“语言的连接能力”，也切断了“物本体之间的连接能力”，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系统虽然在运作，但系统中的个体却完全是孤立的，互为怪异的”。但神奇的是，被罗列切断了联系的物本体反而因此摆脱了人类中心式的“再现的牢笼”（prison of representation)，显示出它多面的勃勃生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一个维度转移到多个维度， “让我们更加强烈地关注到物自身”。罗列物件，让读者感受物的本体存在，这在文学叙事中屡见不鲜，被作家用来实现多种多样的叙事效果。比如，在美国当代著名自然作家瑞克·巴斯（Rick Bass）的短篇小说《洞穴》（The Cave, 2000）中，拉塞尔和女朋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赤身裸体地进入到一个50米深的废弃地下矿井。在这个洞穴里，两个人经历了去人性化过程，然后依然赤身裸体地回到现实世界。当他们走出洞穴，映入眼帘的是“草木丛生的大山、湿漉漉的灌木丛、带有绿叶的树枝、枫香树、山毛榉、橡树、山核桃树、母鹿和小鹿、不知道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前的太阳”。这里罗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之物，让读者关注到它们，全然忘记了人类的特殊存在：人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没有任何等级差异。与此类似，玛丽罗拉·瑞安（Marie-Laure Ryan）在K. O.瑙丝加尔德（Knausgaard）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挣扎》（My Struggle，2012）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物的罗列，首先是叙述者遇到的各种公司：门口飘着旗子的酒店、运动器材店、家具店、灯具店、地毯店、眼镜店、书店、电脑店、拍卖行、厨具店，然后是各种品牌的牛仔裤：麦克戈登、爵士曼、汤米·希尔费格、便宜星期一、宾舍曼、李维斯、李或金林德伯格、鬼冢虎或博斯、山地或皮克·普福门斯、璞或福伊克。瑞安发现，作者仅仅罗列这些物件，并不赋予其任何文化含义，也不对其进行详细描写，因此削平了各品牌之间的差异。作者给出这些物件，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特别的叙事意义，而是把它们作为工具，来操演物对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挤压。“如果说这些物件有什么真实，其真实就体现为‘在那儿’，能被感知，有时甚至能参与行动”。(三)哈曼：暗指与诱惑思辨实在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姆·哈曼提出并发展了“面向物的本体论”，重点探讨“物”的本体存在方式。哈曼的基本观点是，“物”具有实在性，但是这个实在性隐退于人类或其他物的认知，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的理论或实践，还是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无法穷尽物的现实，因为物“拒绝任何形式的因果或认知把握”。当人们以为已经完全认识或把握某物的时候，物会通过“坏掉”（broken）这样的方式来彰显其深不可测的现实。如前所述，为了更清楚地解释物本体，哈曼提出了“四面物”（quadruple object）这一概念，认为物有四个面向，即“实在的物”“实在的特征”“感性的物”和“感性的特征”，这四个面向之间永远存在鸿沟和冲突，如下图所示：

　　这四个面向之间最突出的鸿沟包括：（1）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在这里，通过感性的特征来暗指实在的物）；（2）实在的物与实在的特征（在这里，通过实在的特征来暗指实在的物）；（3）感性的物与感性的特征（在这里，通过感性的特征来否定感性的物）；（4）感性的物与实在的特征（在这里，通过实在的特征来否定感性的物）。在哈曼看来，“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最令人着迷：比如铁锤坏掉之时就正好体现了“感性的特征”与“实在的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铁锤坏掉就是一种诱惑（allure），间接地暗指（allude to）物的真相。由于物的真相是永远隐退的，因此只能间接暗指，而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暗指来诱惑我们去接触物的真相，换句话说，文学艺术的实质就是通过揭示或运作“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关系，来诱惑读者瞥见物深不可测的实在性。当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他几种冲突关系也可以被文学艺术所利用，虽然其主要目的也许不是让读者瞥见物的实在性。哈曼本人对美国恐怖作家H.P. 勒夫克拉夫特（Lovecraft）的研究表明，该作家在描写神秘的超自然怪物（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笔下的克苏鲁）的时候，往往并不让其直接出场，而是通过目击者—人物的间接转述，让读者获得关于它的感性特征，但又无法把握其本真所在，从而造成恐怖的阅读效果。这是作家营造感性特征与实在的物之间冲突的绝妙例子之一。笔者认为，美国极简主义作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也特别善于营造实在的物与其感性特征之间的冲突。在他的很多小说中，读者读到关于某物的只言片语，但该物的真相始终云山雾罩，从而实现其“表面下有别的事情在发生”的“少即多”的美学意图。最典型的是他的名篇《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这篇小说中，两对夫妻坐在屋里，谈论到底什么是爱情，每个人都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讲述了各自喜欢的爱情故事，最后以第一人称的讲述结束：“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大家坐在那里发出的噪音，我们都一动不动，即使当黑暗弥漫屋内”。当大家分享完自己的爱情观时，读者仿佛对爱情有了某种确切的认知，但卡佛却让叙述者在最后说“我能听见大家坐在那里发出的噪音”，这句话就像那把“坏掉的铁锤”，向读者暗示，关于爱情，远不是这四个人物所能定义清楚的，在他们已经讲述的各种故事背后，“爱情”依然深不可测。“我们都一动不动，即使当黑暗弥漫屋内”则表明，小说中的其他三个人物与叙述者一样，也都瞥见了“爱情”的复杂性，并为其深不可测性所震撼。（四）拉图尔：主体性另外一个突显物之本体的方法由拉图尔提出。通常，物被视为受人类主体操控、被动、消极的客体，或者是某种人类意识的象征投射。拉图尔则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即“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认为“非人类一定是行动者”，应该给予非人类“比传统自然因果关系更为开放的主体性”，这样人类和非人类一起，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共同为社会变化承担责任，从而否认了人类是社会变化的唯一或最重要的主体。埃德温·赛耶斯（Edwin Sayes）归纳了非人类主体性（non-human agency）的四种含义：（1）非人类是让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条件；（2）非人类可以作为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协调者，不断调整行动者之间的关系；（3）非人类是道德和政治行动的一部分；（4）非人类可以汇聚众多行动者。行动者网络这一概念不仅在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中承认了非人实体的作用，而且还促进了人和非人平等的后人文主义思想，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是万物有灵论（panpsychism）。为了赋予非人类主体性，斯蒂芬·夏维罗（Steven Shaviro）这样的哲学家坚持认为灵性（sentience，即感受的能力）不是人类特有的，而是所有生命的前提。将灵性赋予石头是某种程度的拟人化，但这种拟人化恰恰可以避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灵性的二元论。同样，简·贝内特（Jane Bennett）也认为“值得去冒拟人化带来的风险……因为拟人化让人惊讶地抵制了人类中心主义：人和物连接起来了，‘我’不再高于物，也不再外于非人环境”。由此看来，灵性连接了人类和非人类，是人类和非人类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的前提所在。当然，主体性不一定预设“意图”（intentionality)，灵性也应该与“意识”（consciousness）区别开来，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他文讨论。“主体之物”这一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物质文化”研究模式，去考察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凸现物的施事能力等，尤其是物在叙事进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比如，萨特的著名小说《恶心》中，罗康坦起初与物件之间的关系是颇为积极的，物件温顺地屈从于罗康坦的触摸，但是有一天，他在水洼里看到一张纸片，他想拾起纸片，但纸片居然拒绝了，这引发了罗康坦对物的恐惧，因为本来无害而温顺的物此刻却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有生命的野兽。这一发现让罗康坦注意到物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怪异性，从而顿悟到存在的多余。再如，凯文·特朗皮特（Kevin Trumpeter）仔细分析德莱赛的两部小说《嘉莉妹妹》和《美国悲剧》后，发现在小说的关键情节处，即豪斯伍德（Hurstwood）从保险柜里偷取现金以及克莱德（Clyde）杀害未婚妻，左右人物决定的不仅有人物的意志，还有各种物行动者，后者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前者。这一发现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复杂性，突出“叙事语义文本内的真实性”，更让读者注意到，在自然主义小说中，非生命物通常扮演的是有害的角色，从而提醒当今的物哲学，“物在我们耳边唱起的歌，完全可能是赛壬”。

　　三、以物观物：“本体书写”的中国方案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很早就对物本体进行过思考，而且还提出用“以物观物”来抵达物本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物观物”就是中国文化提出的本体书写方案，与西方的本体书写方案相比，它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以物观物”的最初形态是道家的“以道观物”。《老子》16章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这里的“观复”，意思就是回归老庄哲学的最高本体（“道”），而回归的途径是通过“坐忘”“丧我” 的“心斋”，即超越主体和客体之分，泯灭物我之别，齐万物而与道同体。“这种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讲的是现代心理学所谓的审美直觉、生命体验，具有超感官、超概念的无意识性质”。换句话说，道家否认从有限的“我”去把握无限的“道”，而是强调从“道”“自然”出发去把握世界，以实现对世界的认识。首次提出“以物观物”的是北宋邵雍（1011—1077）。哲学上，邵雍承继了道家宇宙本体论思想，强调遵从天地之道，即客观世界自然而然的运作规律，不以个人情感和视角扭曲对天地之道和生命本真状态的把握。因此，他提出不用“心”“目”观物，而以“理”观物：“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这里，“观物以理”是指用支配万物运行的大“道”对事物本性直接洞穿和把握。邵雍反对将人的情感加之于物，反对将物对于我而言的意义附加给物，因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比如，以物观物，则落花是落花，流水是流水，以我观物，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正因为如此，邵雍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着力体现语言通俗、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强调写普遍的“理”而不是写个人的“情”。虽然道家和理学家都涉及物本体，但他们“以物观物”的主要目的并非探讨如何书写物本体，而是要我们抛弃俗念，静心与“道”“理”同行，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主体修养。邵雍的“以物观物”已经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但真正将“以物观物”用于文学批评的是王国维（1877—1927），而且这一表述的含义在王国维那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面上看，他关于“以物观物”的表述来自邵雍：“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但实际上，在追求“真”的西方哲学影响下，王国维的思考重心从置重于“理”的主体修养转移到了置重于“真”的物本体，这一转移让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以物观物”与当今西方的本体书写之间产生了更多对话的可能。事实上，当代西方主要“思辨实在论”哲学家都强调，在通向物本体的路上，需要抛弃理性而更多依赖想象，因此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学是第一哲学”。比如，哈曼和夏维罗等人就曾多次使用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来讨论其哲学思想。由此可见，王国维用诗词来谈“真”与当今西方的“本体书写”概念是可以通约的。王国维的“以物观物”与《人间词话》中的其他概念如“直观”“不隔”“无我之境”等是同一层次概念，都是为了表现外物之“真”。王国维研究者们历来重视探究其思想源头及其内涵。以罗钢为代表的学者坚持把王国维的直观说主要归于西方的影响。比如，在罗钢看来，王国维“不隔的含义就是直观”，而“‘隔与不隔’说源于叔本华对概念与直观的区分，源于近代西方美学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它与中国古代诗学‘赋、比、兴’的批评范式是错位和矛盾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包括叶嘉莹、朱良志、赵毅衡等则认为王国维的艺术理论是中西合璧的结果。比如，朱良志认为，“王国维的艺术直观说与其说主要来源于西方，毋宁说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艺术理论的背景中产生的。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古代艺术直觉理论的总结，并且开启了在我国用现代的方法研究直觉的先河”。同样，赵毅衡也认为王国维是在“呼应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的直观说”，而“境界说”是“借用中国古典文艺学，尤其借自佛教影响下的中国诗话批评”，“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对文艺的本质功能的中国式理解”。在《人间词话》中，那些体现“以物观物”的诗词得到了王国维的高度评价，用前面讨论过的西方“本体书写”来透视这些诗词，也许能更好地看到“以物观物”与“本体书写”之间的互释性。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东篱”和“南山”脱离了观察者的功利性，指向哈曼所谓的“深不可测的实在性”，超越了物我两分；“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闹”和“弄”突出的是拉图尔式的物之主体性，人类和非人类同处一个充满动感的世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突破了人类物理时空观，描绘出梅亚苏式的无人的“广阔户外”；“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使用的显然是博古斯特的“罗列”手法，物物叠加，勾勒出了一幅超越历史和时间的苍茫凄凉的图景。此外，王国维主张的“直观”和“不隔”等，也可与哈曼的“暗指”对位理解：“直观”与“不隔”强调不经过理性而抵达“真”，哈曼的“暗指”概念说的正是同样的意思。不难看出，被王国维赞赏的诗词，都是那些“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的写出了本体之真的作品。如果说“意境”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虽然“意境”被广泛接受为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笔者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使用的美学范畴可以被描写为“真境”。当代不少批评家面向传统，继续挖掘“以物观物”的内涵。比如，叶维廉综合中国“以物观物”思想资源和国外相关论述，将其用于理解中国纯山水诗的创作机制，认为纯山水诗是“用‘以物观物’的方式, 不把自我灌注入自然，不把主观情绪及思想浸溢自然，任自然事物自由兴现自由涌发”。再如，傅修延扩大了“以物观物”的外延，挖掘直观传统里的“听”觉因素，尤其是没有人类主体介入的“万物自生听”。此外，李思涯认为，若要真正实现“以物观物”，前提是物要能够回观，于是他提出用“生态学”的方式来观物，即把人和物放在“同一位置、同一层次上考察。人有意识，同样，物也可以感知”，由此，“物和物可以相互感知，物才可以观物”。这些评论者承继“以物观物”的思想传统，并融入西方新观念，从不同角度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的本体书写话语。比较中、西本体论和本体书写相关话语，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今西方物论中的重要议题，在道家的“道”和以邵雍等为代表的“理”中都有思考，而且有诸多内在契合之处。“道”“理”与西方本体论都试图超越物的具体面向，指向绝对的本体存在，而且都认为本体以超历史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和语言之外，我们需要消灭此时此地的“我”，才能进入物的本体中。朱熹将“理”描述为“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无行迹”，“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这个描述在用词上甚至都与梅亚苏用来描述物本体的“广阔户外”异曲同工，也暗合了哈曼关于物本体是“无限隐退的”这一观点。但中国的“道”“理”与西方的物本体观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从定义上看，虽然两者都强调本体的不可直接获得性，但西方物本体概念的重点是“不能为人所知性”（inaccessibility），而中国的“道”和“理”强调的则是它们对万物的统摄性。程颐将“理”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按照冯友兰的解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在另一个地方，程颐还认为“理”的数量是永恒不变的：“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这里，“百理具在平铺放着”似乎应和了博古斯特的“罗列”及拉图尔的“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思想（即物在本体上是平等的），但西方的物本体世界总体来说是被想象为混乱的（梅亚苏的术语是“大混乱”，hyper-chaos）、幽暗的（哈曼的术语是“无限隐退”）、不断变化的，本体与现象之间是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而中国的“理”世界则被想象为有序的、和谐的、恒定的，“理”统摄着“形而下”的世间万物。就本体书写而言，中西也同中有异。比如，为了写出物之“真”，无论是邵雍还是王国维都强调“以物观物”，在写作中尽量抹去自我痕迹，突破天与人、古与今的时空限制，从而显示出与当今西方本体书写相似的一面。但西方的本体书写倾向于凸显“无人”“世界末日”“混乱与死亡”“恐怖与怪异”“虚无”这类主题，而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以物观物”（包括经过王国维改造后的概念）则往往表达“超然”“离愁别绪”“天人合一”等主题。由此可见，中西都希望通过想象突破现象之物，抵达本体之物，相似的意图，相似的手段，走进的却是相当不同的本体世界，完全可以互相启发，丰富各自的文学本体书写图景。

　　结语

　　近20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思辨实在论”和“面向物的哲学”大大丰富了之前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成为“物转向”的新动力。如果说“物质文化”关注的是物质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价值或者人类文化如何改变了物质，那么“思辨实在论”关注的则是作为本体的物质，即试图超越人类文化和语言的表征，探索物自身。“思辨实在论”认为，物有超越人类意识的本真存在，但至于如何书写物本体，不同理论家有不同方案。本文归纳了四种不同的本体书写方案，即数学公式、罗列、暗指与诱惑、赋予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考察文学中的本体书写，我们仍需要结合作者的书写目的，不同作者会利用本体书写来实现自己的修辞意图。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本体也进行了思考，“以物观物”可被视为本体书写的中国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对本体世界的哲学构想，还是对本体世界的文学书写，中西都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需要仔细甄别。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技发展不断揭示物的真相、人类与非人类和谐共存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物本体及其文学书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更多相关成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