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心居》以上海为背景，从房子这一当代社会新热点入手，从住房、家庭关系、婚姻等多方面对当下的家庭作了真实而生动的书写，通过物质、精神与社会的多重空间，表现了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同时也在家庭文学上努力探索新的艺术道路。作品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和家庭文学的叙事风格，又从社会与家庭的新发展出发，提炼新的家庭精神，创新家庭文学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滕肖澜  《心居》  空间  家庭文学

　　作者汪政，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京210019）。

　　一、作为家庭生活史的住房史

　　对于家庭来说，人们首先面对的就是房子，因为房子是一个家的物质空间，一个家的外在性存在，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作为居住空间的家一直非常在意。但是，将房子作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元素，大概只是这些年的事情，这当然与居高不下的楼市有关，尤其对一线城市来说。滕肖澜认为写上海，房子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在《心居》中，滕肖澜写房子极其耐心。一个家庭没有房子不行，在最基础的层面，房子当然是用来住的。不管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房子都是他们生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难题。有了房子，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但是，当社会迅猛发展，生活中各方面被改造与创新之后，房子被更多的经济、文化、自然、教育、消闲、消费、交通包括房子本身的大小、户型与装修等因素重新定义，它已经不是原先的单一、朴素的家人的活动空间与居住地，而被赋予了从不同角度计算的附加值，这些价值又通过价格来体现。于是，住房成了这个时代财富的象征，也成了这个社会特殊的商品。

　　房子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怎么说也不过分，以至社会的变迁都可以借助住房得到观照，因此，一个家庭的住房史也就成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史，而一个家庭最大的经济活动常常也就是围绕住房进行的经济行为。因为住房，过去的等级阶层可以被打破，甚至颠倒。小说中的施源与展翔就是一对例子。施家原是大户人家，几代读书、经商，积累下可观的财富与显赫的声望。但世事沧桑，到了施源父子这两代，偏偏一再错过了换房、购房的机会，等到回过神来，早已被房市甩出了局。现在，“施源家是老式里弄房子。晒台上搭房子，前后楼再搭三层阁。他家住底楼亭子间。正对着前客堂，再下去是灶披间（厨房）、晒台。改造过，但还是煤卫共用。房间统共不过三十多平方米，隔成两块。他住里面，父母在外面。”作品在描写了这份窘境后写道：“地方虽小，竟是不乱。物品倒也摆放整齐。空间再逼仄，一只书架也是要的。全套大英百科全书便占了一半地方。早年的钢琴也还在，拿布罩了，上面摆个鱼缸，养一些热带鱼。旁边一樽水晶花瓶，插几束淡紫色康乃馨。居然还有块角落腾出来，放一架踏步机。”但这种努力挣扎出的旧日贵族气息又有什么用呢？相反，展翔家祖上不过是市郊的农民，但是，自从他1998年心惊肉跳地贷款买下第一套两居室开始炒房生涯后，虽然一路如过山车一样，但如今手上竟有六套房了，“以世纪公园为轴心，方圆三公里之内，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房产证一堆拿在手里，扑克牌似的。房子是真金白银，跟它相比，银行里的存款就不值一提了。别人辛苦一世挣下的肉里分，他买进卖出，一套的差价便抵得上十年工资。”展翔确实是个暴发户，但没办法，吃香的还是展翔，凭借手上的房子，他可以投资，可以做公益，而施源却沦落到限购后与购房人做假结婚的生意讨生活。施源的遭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小说中他不是唯一倒霉的人。顾士宏的儿子顾磊算一个，后悔没早下手买房；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因为丈夫一而再、再而三放弃买房的机会愤而离婚；顾清俞的同事原先算是富人，但面对现在的高房价，手里那几百万又算个什么……“这种例子太多太多。道理谁都懂，要果断，要抓住机会。可买房子到底不是买小菜，一出一进就是全部家当。”“既想动，又不敢动，生怕楼市是第二个股市，高点进去，跌到爹妈家也不认识。”这是楼市房市，也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史与生活史。

　　由此，房子在当今社会的特殊地位得以凸显。房子不仅是住所，它成了财富，成了生活质量与社会身份的象征。房子是最保值增值的硬通货。顾清俞是顾家第三代里最有出息的，年纪轻轻就是高管，有钱怎么办？买房，限购怎么办？假结婚也要买。顾士莲女儿朵朵要出国学音乐没钱怎么办？好在还有房子，通过置换房子便可以解决家庭的财政危机。大的换小的，浦西的换成浦东的，眼花缭乱一倒腾，“差价200万，除去学费，女儿将来的嫁妆，夫妻俩养老的钱，勉强也够了。”顾士海的儿子顾昕结婚，妻子葛玥是局级干部家的千金，葛父对亲家半是商量半是强迫，一定要在高档小区给孩子买套大房子做婚房。“240平方米，三室两厅，装修得金碧辉煌。”其实，小夫妻本不用这样宽裕和豪华，还贷的压力也大，但这一切都顾不了，因为它不仅是房子，更是面子。所以，当葛父降职后，显示颜面扫地的同样也有房子，不仅这套房子住不起了，几乎是蚀本转手，连同“原先几套房子，被强制处理，只剩一套两室自住。狼狈到极点。”人与房就是这样连在了一起。所以，来上海打工的冯茜茜才说：“我别的不求，就是盼着在上海买套房子，不靠别人，单靠自己。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就够了。”姐姐冯晓琴听说她要买房，真是欢喜无限，这是人生的拐点，“关键是‘买房’这个动作，意义不同”。有时，为了房子，哪怕是刀锋上的行走，明知不可为也要去试一下的。冯茜茜与顾昕和葛玥舅舅联手，骗取政府贷款获利一套低价房，最后事情败露。这样的结果冯茜茜事先不是不知道，自己企业的前车之辙就在那儿，“害怕是害怕的，但是也刺激，浑身起鸡皮疙瘩，像洗冷水澡，进去时候抖抖索索，洗开了就爽了。什么都顾不上了。”房子就是如此，在滕肖澜笔下，住房不仅改写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更在塑造这个社会的消费心理与人格精神。滕肖澜说，围绕房子，人们“滋生出各种情绪，各种际遇。”她虽然说这“真正是命了。”但是小说所显示出的世道人心远比这一声感叹要复杂得多。

　　二、家庭作为文学方法的变化

　　虽然传统与风格不同，但中西方都有强大的家庭文学传统。因为家庭是最小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它不仅承载着生产力再生产，同时也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通过血缘，它建立起差序的庞大的社会关系，从而担负起政治、经济、宗教等多种职能，尤其在文化上积累起思想、情感与生命的记忆，是维系大小社会稳定的“乡愁”的源泉。中国传统一直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这“野”就是乡土社会的小传统，而这小传统的核心其实就是家庭与家族。国家有更替，社会有兴衰，唯独家庭是不会消亡的，它不仅是社会记忆的出发点，也是社会重建的根本力量。说到底，至少在东亚，家庭一直是社会价值的生产者、革新者与传承者。也因为如此，文学才将家庭作为“方法”，用它来构建叙事空间，演绎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抒发思想情感，观察社会风云。夸张一点说，也许一些作品不是以家庭作为表现中心，但几乎没有哪部作品与家庭无涉。

　　家庭在变，与家庭变化相应的家庭文学也在变。和中国传统家庭文学哪怕是现当代家庭文学相比，《心居》都呈现出新的、过渡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现当代家庭小说经常采用的宏大叙事的体式，也不是当下许多轻小说常用的核心家庭的平面或碎片叙事。前者固然将家庭作为表现主体，但同时又以家庭作为载体与隐喻，通过家庭来反映社会与国家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家国叙事、国族叙事的传统，从巴金、路翎等到欧阳山、周克芹、张炜、陈忠实等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性作家。但是，21世纪以来，家庭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族叙事的传统已经非常微弱，代之而起的是与家庭原子化相对应的以核心家庭甚至是以碎片化家庭为主体的简单性叙事模式。事实上，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与传统社会大不一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已经使得家庭的经济行为方式完全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也使得个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家庭的地位相对弱化，以家族为权力模式的传统乡村自治差不多已经消失。所以，家庭与家族在当代除了家庭财产的分配、家族人际资源的共享外，主要还是血缘基础上的情感慰藉。而《心居》反映的就是当代社会家庭生活模式的过渡状态，它保留了传统家庭文学的世代结构，但是卸去了这一结构的历史与政治的沉重负担。它呈现了当下家庭的松散状态和与社会话语的疏离，但是，又未完全剥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并且依然将社会的变迁作为家庭命运变化的环境基础，在本质上依然有着传统国族叙事的影子。展翔家原不过是市郊的农民，他的父母亲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成现代市民的文化转型，无论是家庭观念、生活方式还是消费理念都还是传统的。但是，展翔这一代却抓住了房市的红利，不管合法与否，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他财富的原始积累，展翔无疑是当代中国经济生活变化的一个典型。小说对施源家庭的变迁作了详细的回溯。施家虽然过去“家世好”，但现在已经非常潦倒了，施家的沦落固然有施家人性格上的原因，但几十年社会的变迁还是在这一家的命运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公私合营、下放、高考、炒股、购房，一直到最后峰回路转，施源到加拿大继承叔公的遗产，施家的每一步都嵌在社会转型发展的链条上。小说对顾家的亲家葛家的叙述也隐约透出这样的味道。从葛玥的祖父自苏北到上海跑船，到葛玥的父亲十几岁去农场，再到回上海进工厂，一步步走到官场，最后又跌落下来，这样的线索一旦展开，显然可以成为另一种家世小说。滕肖澜对中国家庭的演变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家庭文学了然于心，所以，她才一方面在作品中以插叙、概略与交代的笔墨回溯几个家庭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则将重心倾斜于当下的现实家庭，正面展示出家庭生活的新景观。

　　顾家是《心居》叙事的中心。顾家虽然是四世同堂，但小说已经不可能使叙述的内容发生在同一个屋檐下。顾家的第一代只剩下顾老太一人，第二代有兄妹三家，分别是老大顾士海和妻子苏望娣，儿子顾昕、儿媳葛玥一家。老二顾士宏家，有女儿顾清俞、儿子顾磊、儿媳冯晓琴、孙子小虎。老三是妹妹顾士莲和丈夫高畅，抱养了女儿高朵朵。顾士宏的女儿大龄未婚，另住，加上顾昕结婚不久搬出去后，实际上三家五地，或者也可以说是五家。小说从这个大家庭的聚餐开始，而且，这个大家庭的聚会几乎是制度性的，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周都要聚一下子，正是这近乎仪式性的聚会保全着这个大家庭的整体性。“顾士宏那90多岁的老母亲，每个礼拜只盼这天，手舞足蹈地兴奋。儿孙绕膝、天伦之乐的意思，全浓缩在这刻了。好像那六天都是假的，单单这天，才真正是过日子。”在中国传统家庭小说特别是家族与世家小说中，老一辈的身份地位非常重要，如果将家庭比作一棵树的话，那家庭的长者便是树之根。他决定着家族的传承，家庭生活的决策经营，财产分配与矛盾调和，是家庭权力所在，是家庭的威严与象征。也正因为如此，在传统家庭文学中存在着长者与少者的冲突母题，既然长者掌握着家庭或家族的财富与权力，那么少者成长的同时便是不断向长者索要权力与财富的过程。这一母题在书写中又被赋予了社会象征的意义，财富与权力的冲突转化为新旧价值的冲突，长者是冲突中的保守方，他们是传统、陈腐、守旧、昏聩甚至反动的代表，而少者则是先进、创新、活力、未来与理想的代表，这样的家庭叙事模式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更为流行。而当社会进入过渡期、平台期后，代际间的冲突便不那么明显，尤其到了当代，当家族与家庭趋于分散化，子系趋于独立化后，长少间大都不处于共同的生活空间与利益链中，它不但使长者失去了舞台，也使双方间的冲突失去了理由。所以，我们看到，《心居》里的顾老太已经近于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每天打打太极拳，儿女们说话时搭搭腔，但是，将顾家几十年的家史翻过去，顾老太依然是这个大家庭的灵魂，只不过她不再扮演守旧者与打压者的角色，滕肖澜将她回归家庭，回归日常生活。顾老太去世前曾与女儿顾士莲有过一场长谈，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老人几十年的艰辛，她内心的善良与隐忍，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家庭的管理智慧与生存之道。当顾士莲抱怨妈妈在子女问题上不公平时，顾老太并不为自己辩解，而是将事情还原到当时的情境，把矛盾一一掰开，条分缕析，她的原则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活下去。有饭大家吃。”“你们太平，我就太平。”正是这种理念的支撑，虽然磕磕绊绊，但这个大家庭总算和睦地走到了今天。

　　三、回归日常生活的家庭冲突

　　家庭的核心定义是以血缘为根本的，一代人的逝去即意味着一种规模家庭的解体。所以，老太在，大家庭就在，不管这个大家庭以怎样的家户形式存在。因此当老太去世后，一种末日的伤感弥漫开来，兄妹不约而同地说“只剩下我们三兄妹了”，这一方面是对兄妹血缘的确认，也是一家实质性地分而为三家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家庭的故事还得继续，不管这样的故事是在真实的社会现实还是在作家的笔下。社会存在的方式，尤其是社会冲突的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方式与冲突的方式。当社会不再是新旧激荡，当宗族式的大家族不再是家庭存在的主要方式时，家庭的故事就由外部走向内部，走向琐屑的日常生活，只要家庭存在，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用冯晓琴的话说：“家里人少，也是个小小社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斗智斗勇那套，外头人其实是不搭界的，套路全用在自家人身上。”当然，此时显得最为日常也最为重要的就是财产，就是日常的生存竞争。家庭财产所有制及分配形式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涉及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更涉及财产的生产、经营、增殖与互助，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经济伦理。在传统的家庭文学中，围绕上述内容建立起了经典化的叙事母题和复杂的叙事模式，它与权力、政治、文化、伦理等冲突纠缠在一起，并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大家族与超大家庭的分解，尤其是生产方式与经济行为的转型，财产的重心已经绝大多数由大家庭转而为小家庭，由小家庭转而为家庭个体。但即使如此，家庭在什么时候都会存在财产的处置与分配，不管财产多大，也会由此滋生家庭成员间的冲突。说《心居》的家庭叙事具有过渡性，就在它客观地呈现了家庭财产形式的历史性特点。以顾家为例，家庭财产已经是社会分配基础上的积累，所有权也由大家庭转而为小家庭，财产的分配形式也变为遗产的继承、长幼间的赠予和成员间的互助。小说中最大的冲突出现在大哥顾士海与妹妹顾士莲间，焦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套小两居室。顾士海下放，吃了不少苦，回上海时无房可住，顾士莲慷慨地将这套房送给了哥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住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热，但在上海，住房的紧张从来就存在，何况，一套房子不是一件衣服，说送就送的。虽然顾老太“跟两个小的打过招呼，一家人，能帮的就帮，能包涵的就包涵”，但顾士宏还是劝妹妹慎重行事。果然，当时的一冲之兴为后来埋下了冲突的种子。这种财产的转让属于赠予，但赠予是有前提的，要么有对赠予方的补偿与回报，要么有对被赠予方回报的期待，不管是哪种前提，最终都要体现出来，或者情感，或者物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偏偏这种期待在顾士莲这儿落了空，顾士海受赠时只淡淡地说了声谢谢，而当顾士海从窘迫中渐渐走出，顾士莲却因重病而陷入困境，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时，“唯独大哥一家没动静”，这就有违家庭赠予与互助的伦理了，不但顾士莲心中不平，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对顾士海有意见。发展到后来，当顾士海对妹妹有所表示试图重修旧好时已经无法获得后者的原谅。其实，说到骨子里，这既是财产，又是家庭成员间的义务与情谊，更涉及面子与尊严。所以，顾士海才赌气地说出“我是瘪三，彻彻底底的瘪三，垃圾瘪三，上海滩有几个人混得比我还惨”这样的话，而顾士莲的心理则被冯晓琴一语道破：“姑姑是一套房子，也难怪。一时冲动，后面越想越窝塞，又不好跟人家提，只好跟自己较劲。”这种冲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足以成为一个家族的心结，它需要慢慢地化解，需要契机，需要补偿，需要当事人本着家庭共同体的隐忍、自省与退让。作品设计了顾士莲与高畅夫妻间的对话，设计了顾士海的自责，还让老太太最后将自己的体己钱留给女儿，把儿女间的不快都揽到自己身上，终没有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顾家人对这一纠结了几十年的冲突的结果也做了好多预设，激烈的方式也不是不在考虑中，但顾家人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滕肖澜也没有选择，这正是作家基于当下家庭矛盾冲突真实性的理解，在表现当下家庭冲突上，滕肖澜是有“度”的。

　　这有度的冲突还体现在顾清俞与冯晓琴这一对大姑子与弟媳妇上。这种角色间的冲突有着中国式家庭的民间基础，也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学的常见设计。顾清俞与弟弟顾磊是双胞胎，但无论是体质，还是心性与性格差异都很大，由于顾清俞小时的大意，致使顾磊落下了跛腿的残疾，所以，事业顺利的顾清俞一直照拂着这个不争气的弟弟，“要保他一生周全”。再加上母亲早逝，父亲性子又软，顾清俞连父亲也一并纳在了自己的羽翼下。在小说中，顾清俞是这个家族的女强人，自主、独立、有心计、有手段，加上丰厚的收入，使她在这个家族中拥有了不同凡响的话语权。而冲突的另一方冯晓琴也是个强者。别看这是个从安徽农家走出来的女孩子，却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个性，也有着一般人少有的智慧与手段。如果不是为了成为上海人，她断然不会嫁给顾磊的。表面上看，“二十出头便匆匆嫁人，还是未婚先孕。说实话是有些仓皇的。”但许多无奈之举却又是“见招拆招”的“为人行事的法则”。她的心比天高谁都可以看出来，说穿了，就是个拼字，也就是上海人说的“摒牢”，冯晓琴是这样打比方的：“做人就跟爬楼差不多，上一层，就是一层的风景。脚下的地，是下面那层的天。”“食物链爬得越高越好。长跑时牢牢盯紧前面人的后脑勺，才不会掉队。”所以，这两个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强强对话，之所以起了冲突，恰恰是相互的懂得，“女人对着女人，尤其是强势的女人，敌意是免不了的。”顾清俞的今天是冯晓琴永远不可能到达、却又是她始终的目标的明天，冯晓琴当面称顾清俞是她的偶像，而在内心深处，她处处把上海人当假想敌，如果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假想敌来，那就是顾清俞了。在顾清俞看来，冯晓琴这个“年轻，漂亮，又讨喜”的弟媳妇有着让人不放心的硬生生往前赶的节奏，太有心计又太要强了。叠加着身份与文化的差异，顾清俞对冯晓琴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超乎寻常的警惕。冯晓琴虽然控制着丈夫，在顾老太和公公那儿，甚至在顾家大家庭中也算游刃有余，但却时刻感受到来自大姑子的冷漠甚至敌意。而具体的交锋都来自被冯晓琴预感又被证实的顾清俞对她的设防，一次交锋竟造成了顾磊的意外死亡，这不但未能换得顾家对她的垂怜，顾清俞反而进一步提醒父亲要注意这对孤儿寡母，守住房子和票子。当顾清俞私下对冯晓琴说对方在乡下有个私生子，而冯晓琴当众细说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却不宜明说的顾清俞假结婚的经过时，这对冤家算是摊牌了。但即或如此，大家又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关键处总能退后一步，保持着体面和余地。在顾清俞，是对自己的解嘲，“她终是落到与这女人一般的境地。否则便该一笑了之，又何必说那番话”；是对对手的理解：“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原谅她，或许永远不会。甚至还恨着她。但她却理解她。理解是一回事，原谅又是一回事。”而在冯晓琴，从自己的初衷看断然不会像别人教她的往死里闹，相反，却在自省中看淡了纷争，原本对立的其实不一定誓不两立，就看自己怎么看，“像扳道工扳手一扳，两条并作一条。说错也错，说对也对，有些事也着实是说不清的。”冯晓琴进而感悟道：“真正的做人的道理，便是夹在那些说不清理不尽的缝隙里。无可无不可，那些灰色地带，才是一言难尽的人生。”这话到了顾清俞那儿是这样的：“也亏得这黑暗，遮住了一些东西，抚平了捋直了，草草掩饰——辜负与被辜负，亏欠与被亏欠，放在当下，也真正是说不清的……久了，只是个含混的影子罢了。”这不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道理么？这才是家庭关系的常态，也才是家庭日常生活能够继续的生存哲学与生活智慧。滕肖澜不是不愿意，也不是不能够在顾家上演惊天动地的大戏，但现世家庭的伦理总是在关键处让她意在笔先，重举轻落，故事与人物安排的背后是作家对家庭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借此释放的善意。

　　四、爱情、婚姻与代际中的家庭关系

　　说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单位，就在于它的婚姻与繁殖。所以，古今家庭文学中，婚姻、生儿育女以及与之相应的许多要素都成为表现对象。在《心居》中，这些也是戏剧的中心环节。在传统的家庭文学叙事中，爱情一直是重头戏，并且是被歌颂的对象，被赋予了强大的心理、情感、道德与社会的力量。《心居》也写到了爱情，但是，爱情却变得无力与尴尬。顾清俞是《心居》的重要人物，也几乎是承担着爱情叙事的主角。她作为白领剩女在作品中成了长辈眼中的老大难，而究其原因是因为少女时代的初恋而不能释怀。富于戏剧性的是那个少女时代的白马王子竟然在他们人近中年时重逢了，而重逢的方式是因为顾清俞要买二套房不得不让房产中介为她介绍假结婚的对象，这对象竟然是沦落到一边做导游一边兼做这一营生的初恋情人施源。于是，顺理成章，他们假戏做成了真。但是，这个历经曲折、近乎传奇的爱情故事却并没有修成皆大欢喜的结局，他们还是离婚了。恋着顾清俞的还有一位，这就是顾家的邻居，手握六套房的展翔。对顾清俞来说，展翔算得上痴心不改，正剧、喜剧、悲剧，围绕顾清俞，展翔导演了一出出各种风格的爱情剧，但不是火候不到就是过犹不及，终于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施源与展翔绝对是两类人，他们各自与顾清俞的戏份也不一样，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没能与顾清俞修成正果其原因又是一样的，那就是门不当，户不对。顾清俞与施源，如果从过去说，按施源母亲的说法，顾家是配不上施家的，但从现在说，施家又配不上顾家了，所以，在功利的现实面前，纯洁的爱情只能依然将它放在泛黄的回忆中。因此，当顾清俞决定结束与施源本来就是假结婚的婚姻时竟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快。至于事后的痛只能慢慢舔舐：“这样想问题，好处是爽气，饮鸩止渴般立竿见影。坏处是刀子太锋利，当场出血少，过后却一点点渗出来。牵丝攀藤地难受。终究是逃不脱。恨意悄无声息地，周身袭来。却又无可言说。”而展翔对顾家来说自然是不配的，不管展翔本人如何，他的市郊农民出身和暴发户形象怎么也改变不了。因此，即使再熟，再随便，除非逢场作戏，除非破罐子破摔，顾清俞也只能将他处成闺蜜。这殊途同归的门当户对看起来是传统的说法，但在当下还是改不了的命运逻辑。只不过这个古老的经验型的婚姻逻辑，被当下赋予了更复杂又更直接的利益考量。按理说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个体的感受最重要，但是，在一个利益化的时代，婚姻是标签，是面子，也是路径、阶梯、利益和财富。从这个角度看，施源输在显性的地位与财富，而展翔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亏在隐性。可见不管是哪种因素，它们的体现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算计何其复杂，一点马虎不得，否则，人生皆输。

　　相比起顾清俞，其他便显得简单而又直接。在顾清俞，还有情感上的纠葛与取舍的痛苦，而对小说中其他几桩婚姻来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比如顾磊与冯晓琴。冯晓琴二十岁不到就来上海寻找机会，她的人生成功之处是她最后抓住了顾磊，“顾磊也是她的机会之一”。抓住了这个机会，家庭、住房、儿子就都有了，把妹妹、实际上是私生子的“弟弟”接来上海的可能也都有了。顾磊虽然软弱无能不上进，但对他们这个婚姻的实质看得透透，平时忍着，吵架时就顾不得了：“你要是不傻，怎么可能跟我结婚。只有傻瓜子才会嫁给我这样的男人。没钱，没本事，人又窝囊，还是个残废，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丁点优点。”把能说的都说了，而不能说的也都在里面了。顾清俞一见冯晓琴，就知道“这人将弟弟吃得死死的。”这个判断不仅基于冯晓琴的性格，更基于她的身世经历与人生目标。

　　再说顾昕与葛玥。首先这两个人并无什么情感的基础，双方都不了解，实际上是长辈说了算的现代包办婚姻。而在双方父母的眼中，这个婚姻也并不完满。顾家觉得媳妇长得并不出众，性格也太闷，又不知柴米油盐，从小依赖惯了，怎么会过日子？但她毕竟出生在干部家庭，顾昕又是个公务员，先不必说亲家自身的优势，单凭权力与影响，顾昕的前程便一路看好。而从底层拼过来的葛父深知女儿的弱点，找个老实的靠得住的人是首要的，其他自有他来安排。顾昕看上去老实，顾家也算老上海“小半个书香门第”，这样一妥协，取长补短，竟是门当户对了。可见一切都是多种利益考虑权衡的结果，各方都想利益最大化。因此，当葛父出事后，这个婚姻便失去了平衡，变得风雨飘摇了。顾昕先沉不住气，一件事不顺，便说“早晓得也不多此一举了。先被人骂癞蛤蟆吃天鹅肉，现在天鹅成了鸭子，两头落空，面子里子统统掉光。”葛父也叹自己看错人了，女婿莽撞，“女儿比起他，更像豆腐”，只能徒唤奈何。

　　在这样的爱情观与婚姻观中，连婚外情都变了味。小说中的婚外情有冯晓琴与史老板和展翔，顾昕和冯茜茜。冯和史、展其实算不上婚外情，暧昧而已。但不管是暧昧还是婚外情，都没有什么感情，如同婚内一样，也不过是利益使然。在这个问题上，妹妹冯茜茜比姐姐冯晓琴胆大得多。冯晓琴认为，为了办事，对男人“送点礼物说点好话也是抓牢。没有必要人贴上去。”冯茜茜不这样看，顾昕在她眼里“渣男”一个，她更无心去拆散他家庭。但是，现实的生存压力与竞争实在太激烈。老板“业绩好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去，业绩一差，翻脸比翻书还快。……我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抓牢顾昕这棵救命稻草，我做到六十岁还是个小职员……”而顾昕也在利用冯茜茜，通过冯茜茜，把舅舅、副镇长牵到了一起，这样，自己的升职便有了靠山。“这么一想，便觉得老天爷都是安排好的，这里插你一刀，那头又贴块膏药。葛家那棵大树倒了，谁知又冒出个冯茜茜，还不是事先想好的，竟是一步步无意间连起来，凑成一局好棋。”

　　从这样的婚姻叙事中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男女地位、子女以及代际关系。这确实也是《心居》家庭整体叙事努力顾及的，因为这些都是家庭与生俱来的基因。血缘关系以及形成血缘关系的姻亲关系在家庭内部表现为夫妻、父母与子女和兄弟姐妹。从这三种关系的变化人们可以观察到社会权力与伦理权重。血缘是基础，没有血缘实际上构不成家庭，更不能形成进一步的家庭关系，因为夫妻没有血缘关系，所以生育子女成为家庭的头等大事。在生育的成活率低，而劳动力紧缺的时代，人们将这一点看得很重。这一观念在当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经过计划生育，再加上生活成本的增加之后，不过，生育与抚养后代依然是现在家庭的主要目标之一。《心居》中，展翔和顾清俞不结婚，不生子，都受到了长辈们的责怪，成为他们最为头疼的事情，用顾老太话说就是“没小孩，到底不像的。”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国内国外颠簸了一圈，还是孩子给了她安慰。虽然苏望娣说生儿育女是赔本的买卖，但有了第三代顾咏霖依然里外操劳，乐此不疲，并且一家又在盼着已在葛玥腹中的二胎。冯晓琴创业的希望也都寄托在冯大年和小老虎身上。在两家第三代的抚养上，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独生子女时代形成的养育观与日渐现代、同时也是高成本的子女培育现状。有了子女，便构成代际关系。如上所述，当家庭规模缩小后，代际关系便日益松散，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观念上的差别日渐明显，顾士宏说顾清俞和冯晓琴“看我们像傻子一样”，大哥顾士海的感觉也差不多，“父子俩一年到头也说不到几句话，陌生人似的，眼神都很少交集”。可以说，从居住空间到精神生活，代际间的有形与无形的距离都在拉大。从这个角度说，冯晓琴在小区开展养老服务，也是出于对这种改变的敏感。

　　五、不同空间中的家庭文化认同

　　家是一个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是相对的和延展的，它既可以是集中的，也可以是分散的。在中国传统农村包括小城镇，家的主要空间是集中式的，规模因贫富和人口的多少而大小不等。分家可以在一个空间进行，也可以开辟新的空间，这就形成了一个家而多空间的格局。而在城市，超规模的家庭在空间上受到限制，基本上以分散空间为主，比如顾家。顾士海住在白云公寓，顾士宏住在万紫园，顾士莲住在复兴公园边上，后来也置换到万紫园，再加上顾清俞、顾磊都与父母分开住，顾清俞又在世纪尊邸买了一套房，顾家实际上是五个住户六个空间，而且分散在浦东和浦西，但即使这么分散，都有一条线将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空间，它们一同组成了顾家。家既可以通过这种血缘上的同心圆式的联系构成相应层级的物质空间组合，又可在更广义的层次上以邻里、乡村、社区、地方或城市，乃至更广泛与松散的联系构成地理、文化或心理上的社会空间。在《心居》中，就有许多这类引申意义上的“家”。比如展翔与冯晓琴在万紫园开办的名叫“不晚”的养老公寓，不但他们刻意营造家的氛围，要“温馨一点，舒服一点，就跟在家里一样”；而且在事实上，对许多老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家的延伸，对于张大爷夫妇、特别是张老太来说，“不晚”就是她的新家，“老头老太并排坐在靠窗的双人沙发，半张脸浸在阳光里，大多各做各的”，这样的场景用张老头的话说“这就是过日子啊”。如果用传统的乡村空间来比照，在城市，小区就如同村落，因为这是许多家的共同居住地。由于相同的地理与生活环境，会塑造出相近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感受，更会因长期的进出交流而形成程度不同的“熟人社会”，从而使小区成为居民们共同的家。如同乡村自治一样，小区的治理也成为居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看上去，小区治理是城市管理的现代课题，实际上这里面传承着的是中国传统村落与老城里弄邻里相处与自发治理的心理与理念，当然也会产生大致相当的矛盾，它是一种扩大了的“家政”。对此，作为业委会主任的顾士宏深有体会，如同清官难断家务事，小区也一样，“吃力不讨好也就算了，关键是窝塞，说出来一把辛酸泪。”家业是否兴旺，家政起着重要作用，小区也一样，小区的管理水平直接与各家的利益挂钩，这种利益既是日常生活的舒适感与幸福指数，又是经济的，因为它连着小区房价的涨跌。

　　即使在传统家文化里，也存在着对家的空间位移的不同认知，并不是单一性故土难离与乡愁的根性理解的那么简单。因此，一方面，传统社会确实安土重迁；另一方面，由于客观与主观上的原因，人们又怀着对美好家园的向往择地而居。所以，在传统的家文化中，“迁”“闯”“客”等都是非常重要而频繁出现的语词概念。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因为生产方式的单一雷同、迁徙成本的高昂、乡土观念的深固和户籍制度的限制而慎于家庭空间的搬迁的话，那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当下，上述的制约基本已经不存在，人们基本上可以自由地或者创造条件选择自己理想和向往的居住地，因此，家庭的迁徙已经是家庭生活中较为频繁的现象，甚至是当代人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在家庭迁徙中，人们总是不断地向优质空间位移。事实上，正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区域发展理念和规划设计上的选择，空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当然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对居家而言，又形成了大致一致的综合评判体系，那就是有利于家庭不同代际与不同成员生存质量的提高与全面发展。这种空间的不平等可以是同一地区的，比如在《心居》中，同是上海的浦东与浦西不一样，即使再小的地方，同在浦东，白云公寓、万紫园和世纪尊邸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具体的空间，也因人为的塑造产生实际的差别，比如万紫园，因为物业、文化设施、公交地铁、城市公园和政务中心等设计与建设就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要说现实，就是变化中的规划设计也会影响对它的期待与评价，而这些预期与评价又都会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对空间的这种追逐，使它在居住功能之外又叠加了商品利益的投资。

　　《心居》中对家庭空间最大的表现是围绕上海这座城市来进行的，上海是《心居》中人们最大的家庭空间。小说通过外乡人对上海顽强的追求使这座城市成为异乡人心中新的理想家园，这是滕肖澜上海书写的常见也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小说中葛家的祖上，以及现在的三千金一家，在“不晚”做工的姓刘的、做足疗的史老板家以及搞装修的王老板等都是外乡人，都怀着成为上海人的梦想，冯家姐妹更是作品着力塑造的这类人的典型。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外乡人在上海立足的不易，就如同过去的“闯”一样，付出的是巨大的综合成本。作品描写的角度是由外向内的，终于将他们的拼搏写成了过日子。而一旦成了日子，像上海这样原先高不可攀的大都市似乎也与自己的家乡有了相通的地方，这也就是顾士宏说的世道其实是不变的道理，这不变就在于家的恒常，既呈现在空间，也表现在时间。所以，在冯家姐妹的眼里，上海既有光鲜的一面，更有琐细幽暗的一面。她们就从这琐细幽暗处开始，进入这座原先抗拒她们的城市。这不是说她们对上海的判断是准确的，而是她们找到了一条通往上海这样陌生之地的道路。上海在塑造她们，她们也在塑造上海，这样的相互塑造是必然的，否则，上海终究成不了新上海人的家，新上海人也永远处在被排斥与漂泊中。人们就是这样，“与周围乃至这座城市达到某种默契，彼此关照着，恪守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因而，说到底，家是一个精神空间，是成员间的相互认同，正是这种认同，能使他们成为家人，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在家的大小不同、整散不同的空间中，认同是最紧要的，而只有作为精神空间，家才能真正成立。别小看了滕肖澜的这一叙事策略，它有可能正在开拓贴合当下社会与家庭变迁的新的书写可能。滕肖澜说：“上海与上海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写城市，尤其是当下的城市，作者是需要格外下功夫的，要跟得上城市变化的进程，否则就写老上海好了，又何必写当下。应该不断地观察和挖掘，在旧的基础上，融入新的东西，从看似‘没有特色’中找到新的特色，新的下笔点。”

　　写城市如此，写家庭也是如此，而这两者，在滕肖澜的写作中，又互为表现对象。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