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古文评点的载体主要是选本，施评者一般是专业的选评家，在这种主流背景下，清代别集随文所附的古文自评，就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自评既体现了部分清代古文家对于本朝文化、文学以及自身才华的强烈自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精神史意义；又体现了清代古文评点发展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古文观念及理论，记录了生动的古文批评图景和细节，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清代古文自评 副文本 士人心态 理论意义 文献价值

　　作者余祖坤，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430079）。

　　在清代古文别集的编纂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单篇作品都随文附有评点（包括尾评、旁批、眉批、圈点等）。这些评点，多数是作者的师友、弟子或子侄所作（即他评），但也有一些是作者本人所作（即自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古文评点的载体主要是选本，施评者一般为作者之外的他人，而且主要是后代之人。在这种主流背景下，清代古文别集随文所附的作者自评，就十分引人注目。关于他评，笔者曾撰文予以讨论；本文则拟对自评，即清代古文家评点己作、并将其评点随文刻入己集的现象进行专门探讨。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清代古文评点的新动态，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和形态特点。无可否认，自评的运用并不限于某一种文体，清代的诗、词、古文、骈文、八股等文体中都有。笔者之所以将论题限定在古文方面，目的是想将讨论控制在自己知识所及的范围之内，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一、自评的渊源及发展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自评己作最迟在周代即已出现。《诗经·烝民》是尹吉甫赞美仲山甫的一首诗，诗末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此处“穆如清风”一语，就是尹吉甫对其《烝民》一诗的自我评价。此后，自评成为历代文学家相继沿用的一种批评方式，尽管它不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主流。范晔在给诸甥侄的书信中自评其《后汉书》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应该说，范晔这番话是史上较早的文章自评，其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此后，作家自评己作的现象，历代皆有，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王士禛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自评过己作。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自然是苏轼的《自评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对于己作的评论，均出现在其正文本之中，与作为副文本的作家自我评点有所不同。但前者是后者的滥觞，并为后者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合法性依据，这是毫无疑问的。

　　作为副文本的古文自评正式产生于明代。洪祚永《钞江止庵先生遗集纪事》云：“先生（指江天一）传示吾党有自评稿一册，凡所为得意作法，处处绘出。祚永向日所钞旧本，亦复丹黄错落，夺人目睛。”罗艰在为其父罗明祖《罗纹山先生全集》所作凡例中说：“圈点多缘原稿，有自评自点者，故不忍遗。”可见江天一、罗明祖都曾评点过自己的作品。沈光裕说，圈点“施于自作诗文尤为不可，昔言‘三分诗，七分读’，以为笑谑。若无一分可观，而加十分圈点，谬亦甚矣”。此言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某些作家而言的，这从反面证明了明代有些作家自己评点己作这一事实的存在。不过从现存文献看来，这种现象在整个明代尚不多见。

　　而到了清代，古文家自己评点己作的行为明显增多，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只要浏览一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就不难发现，清代评点过己作的古文家远远多于明代。虽然无法精确统计其具体人数，但据笔者的有限阅读，可以肯定，清代至少有近40位古文家评点过己作，其中不乏名家，如张自烈、王猷定、黄宗羲、杜濬、丘维屏、廖燕、王源、盛大谟、朱仕琇、袁枚、方东树、徐湘潭等。翻开这些古文家的文集，可以发现，他们评点己作，少则数篇，多则一二十篇，有的甚至评点过自己某部集子的全部作品。例如，林古度《〈张集虚稿选〉序》云：“古今人诗文之不能无选者，以其全稿未必尽善，非选莫传。选云者，实系于诗文之有去取，非关于财力之有赢诎也。……集虚既自加评订，得失已具寸心，而又属予甲乙，以防自恕之弊。予因其意而为述其所选之由，兼叹古人诗文传世之难如此。”可见张集虚不仅编订了自己的作品，而且还亲自施以评点，可惜其集今已无法得见。据此可以推想，像《张集虚稿选》这样虽经作者自评但没有留存下来的清人别集一定很多。

　　由于清代很多别集的单篇作品之后附有同时代人的评点，因此作者在自作的尾评之后，一般会明确标上“自评”字样，以区别于他人之评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很多清代古文家的单篇作品后都附有作者的自记（有的也写作“自识”“附记”“附识”等），这些自记的主要功能是说明作品的写作动机、背景、经过、内容及接受情况等，其中也有涉及作品评点的。也就是说，很多清代古文家在其作品之后附上的一段补充性文字，虽然标注的是“自记”字样，但实则是作者的“自评”。例如，张自烈《记邗上语》自记曰：“末数语微文刺讥，使人不觉，此足为后世媚珰者之戒，史法也。”邓作梅《涂体翁七十寿序》自记曰：“淳淡朴至，周详而慎实，可是学归太仆文字，亦欧阳公所谓简当者也。”牟願相《拟陶渊明与周续之书》自记曰：“柴桑风味，颇觉不远。”类似的例子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因此本文也将此类自记视作自评，纳入考察的范围。

　　当然，也有作家在其自评之后，既未标“自评”二字，也未署“自记”字样。例如，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中的古文作品，多数都有尾评。这些尾评，只有少数几条注明了评者的姓名，绝大多数都未署名，全集卷首朱珪、雷鋐、林明伦等人所作之序，陈用光所作之朱仕琇传，书末所附朱筠所作之墓志铭以及鲁仕骥所作之行状，也都未说明这些尾评出自何人之手。不过，在这些未署名的尾评中，有好几条的内容明确透露了评论者就是作者本人。其《祭雷宪副文》尾评曰：“情一往而辞未修，故格陋而气近俗。然雷公生平第一知己，祭文不可不存，故录之。”《太学生余君墓志铭》尾评曰：“气味尚不恶，存之。”这两则评语分别说明了其正文本之所以被保存下来的原因，通过其口吻，可以肯定其评者乃作者无疑。又其《复鲁絜非书》尾评曰：“语太倨，要亦使世知予之褊心如此，不欲讳也。”《松溪令潘公去思碑》尾评曰：“同乡吴学士辞此碑几二千言，潘侯兄汝诚与余相见督学署中，丐为删润，余故隐括其大旨为此。其详略处，颇具史法，特町畦未泯耳。”此二处的两个人称代词“予”和“余”，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其评者就是作者本人。据此可以推断，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中未署名的尾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本人所作，甚至有可能全部出自其手。徐湘潭《徐睦堂先生集》（道光二十二年刻本）中保存有大量圈点和尾评，其凡例（第五则）云：“此集诗文评语之下署姓名，有从其人自署之字样者，有从先生语气为称谓者，盖多沿所照录之原稿本。其原稿有有评而未署名者，以问先生而知其人，即多从编辑缮写者语气为称谓而署之。先生亦有因久而忘记为何人之评，不能识别其笔迹者，则录其评而阙其名。先生间有自评，亦多未署明。”由此可见，《徐睦堂先生集》中未署名的尾评，有一部分是作者本人所作。通过以上二例可以推断，在很多清代别集保留的、未署名的评点中，可能还有不少出自其作者之手。

　　甚至还可进一步推断，那些自评过己作，但其文集却已亡佚，或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古文家，在整个清代一定不在少数。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云：“苍略不以余为老髦，过而问道于瞽，请为疏瀹其脉理，而抉擿其指要，则余固不能也。岂惟余哉！虽古之人亦有所不能。……苍略之于诗文，既已自为评定，则所谓千古寸心者，苍略盖自知之矣。”虽然杜岕的诗文集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但通过钱氏此文，可知杜岕曾对己作进行过自我评点。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断定，对己作进行自我评点，并将其随文收入自己文集的做法，在清代古文界是一种比较流行的风尚。在清代古文别集中，自评（包括一些蕴含自评内容的自记）虽不能说俯拾皆是，但说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副文本，应该不算夸张之词。

　　二、古文自评产生的多重原因与时代底色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清代古文自评是当时社会背景、学术环境和作家主体精神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其因有四：

　　其一，时代评点观念的进步，为古文自评现象的出现扫清了障碍。清代前中期的几位皇帝为了加强文治，大力提倡古文之学，以期力挽明代以来的凋敝之势。为此，他们下诏编选了《古文渊鉴》《古文约选》《唐宋文醇》，康熙帝甚至还亲自参与评点。此乃人尽皆知之事，无须多言。君主的这一行为，极大地提高了古文评点的文化品位，使多数人不再视评点为低俗的行为，只有少数褊狭之人才有如此看法。相比前代，醉心评点的文人可谓比比皆是，评点成为古文家读书日课和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内容；在有些古文家看来，评点与创作一样，也是展示其思想水平与文学才华的重要手段。相对通达的时代观念，为自评现象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宽松的环境。再者，由于清代科举考试的推动，各种选本评点层出不穷，古文作家们自幼研习揣摩，对古文评点的一套术语和理论早已烂熟于心，因此，清代古文作家中，几乎没有不会评点的，只不过水平有高下之别罢了。这一事实，又为清代古文家的自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还有，清代出版业远比前代发达，出版商为了招徕读者，扩大书籍的销量，他们十分乐意在书中附录评点，以迎合一般读者的需求。这是学界公认的常识。虽然被选的评点多是作者之外的他人之评，但可以推断，作者自评作为一种新鲜形式，当然也是出版商和读者们所欢迎的。

　　其二，经史学家对于辞章之士的讥诋刺激了自评的产生。清代学术、文化远比前代兴盛，各种观念争论不休，如汉宋之争、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骈散之争等。“文”“学”之争，也就是辞章之士与经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之一。清代学术十分兴盛，经世、考据之风尤其盛行，经史学家一般瞧不上专治辞章之学的文人。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章学诚等都公开表达过对文人的轻视。在这种强势的攻击下，多数古文家采取的应对策略是竭力增强古文的学术蕴含，以古文考史论经；少数个性突出、不惮人言的作家除此之外，还大胆地自评其文，揭示己作的学术内涵，以期向世人表明自己并非雕章琢句之徒，而是以古文经世论学的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流的人物。由此看来，自评是古文作家与经史学家相抗衡、确证古文与经史并不矛盾，并努力争取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其三，清代文学竞争的残酷，使自评己文成为部分古文家寻求生存空间和生命意义的一种手段。清代文学事业十分繁荣，文人的创作热情得到极大激发，很多作家都将古文创作视为性命，视为一项不朽的事业，普遍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然而，清代古文家身处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见证了此前历代古文家的命运，他们清楚地看到，历代古文家不计其数，但真正不朽的却并不多。因此，清代古文家对于己作能否传世，普遍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无可否认，心怀这种焦虑感的古文家，前代并不少见，但远没有清代这么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代古文家的人数远比前代多，因而竞争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要激烈。钱谦益在《邵茂齐墓志铭》中感叹道：“呜呼！茂齐死矣。茂齐之传于后者，实赖于斯文，而文之传不传，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强汝询《阮侯亭先生文集序》曰：“自汉至今二千年，士以文章自鸣者不可胜数，然传于后者不能什一。”在钱、强二人看来，自己作品能否流传后世，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而只能听命于天意的安排。言语之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无奈，而这种无奈，又透露了其内心深处的焦虑感。类似的感叹，在清代别集中比较常见，可见钱、强二人之说实是很多清代古文家都有的一种普遍心理的反映。尽管竞争是残酷的，历史是无情的，但是很多视古文为性命的作家决不会屈服于所谓的命运或天意而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在历史的淘汰法则面前竭尽全力地抗争，以求摆脱世人的冷遇和历史的遗忘。一些古文家对于己作的评点，就是这种抗争的表现之一。

　　本来，古文评点自南宋正式形成之后，其实施主要是由作家作品所处时代之后的选家来承担的，虽然明清时期（主要是清代）出现了同时代人的评点，但毕竟也是由他人来完成的。古文自评的出现，则意味着评点的实施者既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和传播者。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这透露了古文作家们不甘在己作的传播过程中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急欲与他评者分享对己作的话语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己作之命运的意图。对于很多清代古文家而言，创作乃是实现其生命价值和人生不朽的神圣事业，而对己作的自我评点，从根本上讲，是他们希求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种尝试，透露了清代古文家渴望获得世人之认可，而不仅仅是后人之理解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他们对以立言以求后世之不朽的传统观念的一种超越。

　　其四，部分古文家为了达到振兴文坛、以文经世的目的，于是自评己文，以凸显其文统继任者和文化建设者的身份。清人普遍认为明代古文创作走入歧途，总体上十分凋敝，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而振兴文学乃是“清代文人所普遍怀有的一种文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有救弊起衰、振兴文坛的抱负，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易堂九子”声气相投、互相标榜；桐城派以“义法”论文，高倡“雅洁”；朱仕琇自比扬雄、韩愈，一生以古文大师自期。他们这些行为的背后，潜藏着的是针砭流俗、力挽风气的热望。为了实现愿望，他们除了努力创作之外，还大胆地相互评点，以期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深广的影响。少数自信自负的人，甚至以自评己作来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如丘维屏《正统图说》自评曰：“大文字，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分画甚明。”《易堂致宋未有书》自评曰：“此书想望宋先生至矣。一线劲转，千屈万折，自是古文中高调。”《众祭魏善伯父子文》自评曰：“呜咽悽恻，淋漓缠绵，故按字寻声，则皆断而不断，乱而不乱，屈氏《离骚》之遗也。非维屏与善伯，不得有此文。”此外，丘氏还在其自评之中一再使用“最奇”“绝无蹊径”“其文自妙”“千古创调”“千年绝调”等赞词。又如张自烈《与古人书自序》自记（实为自评）曰：“此序甫脱稿，辄弃去，字半涂乙。越数日，篝灯读之，惘然忘其为予作，睨视首末墨迹，熊熊有光，蝡蝡欲动，窃自怪讶。袖以质徐虞求先生，先生曰：‘此殆惊风雨、泣鬼神之征也。古人可作，岂以唐言忽之哉！’”这段自赞虽然是借他人之口说出来的，但他对己作的夸耀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有什么比“惊风雨、泣鬼神”的评价更高呢？再如，卢锡晋《书〈商子〉后》自评曰：“学史公赞，只到得欧、苏门庭。” 此类大胆、露骨的自炫自赞，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自评者抱负和气概的体现，凸显了他们自我意识高涨和主体精神张扬，意欲建构自身古文名家的形象，从而最终实现其引领风尚、振兴文坛的宏图。若以一贯崇尚谦逊、内敛的传统人格标准来看，清代古文家的自评，尤其是其自炫自赞的行为，显得非常出格和特异，故在当时难免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尽管如此，其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背后却自有其深刻的时代心理原因——盖非借超常甚至极端的行为和语气，则不足以凸显其存在、实现其目的。这一动机，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们的作品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韩愈历数自尧、舜、禹、汤，直至周公、孔孟一线相沿的道统，无非是以道统的延续者自居；同样，清代古文自评者动辄自比马班韩欧，无非是以古文统绪的延续者、捍卫者自居。无论如何，这种自觉致力于时代新文化建构的勇气和担当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三、清代古文自评的理论意义与文献价值

　　清代古文自评的常见内容是关于写作技巧的解析、风格特点和写作水平的评论、接受情况和社会影响的说明，有时也有古文观念和理论的阐发、作者与他评者之间的交流互动，等等。在具体的自评之中，有时只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单独出现，有时则两三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并存，体例多变，不拘一格。正因其内容丰富多变，所以清代古文自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作为一种副文本，作家自评是对正文本的补充、评赏或推介，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正文本蕴含的深层意义，进而与作者产生心灵上的沟通或共鸣。

　　例如，丘维屏《与同学兄弟启》自评曰：“是时吾儿成镐初丧，顾孑然一身，无所存于天地间者，于是收辑生平所作经义，冀同学与论定之。然并欲求人知其为文之旨，俱觉悲伤欲涕。”丘氏为人，沉静而寡言，其文多平易简畅，少有激烈之辞。而此文却一反常态，感慨悲怆。这段自评，为读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补充了正文没有提及的重要信息，进一步强化了感情，使人读后不禁悲从中来。丘氏作为一个隐居深山、生活潦倒的遗民，在遭遇爱子新丧之后，内心长期积蓄的人生空幻感变得更加沉重，其谓“无所存于天地间者”，正是这种空幻感的真切体现。在愈益加重的空幻感面前，文章成为丘氏人生意义的唯一寄托，其谓“欲求人知其为文之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意欲以文章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悲壮努力。丘氏此言虽是针对其经义而发的，但由此可以推想，古文于他更是确证其全部生命意义的一个精神寄托，而自评则是他寻求与知己沟通、发泄其内心悲恸的一个重要渠道。由此可以说，古文自评是读者全面了解作家、充分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又如他记其岳父生平的《天民传》一文，叙事颇为详细，甚至不避琐屑，与尚高简而忌繁复、重大节而略细事的传记写作传统明显不同。但作者自评曰：“为文最忌浓。此文之胜，则在于浓，以其浓在用精神，不在着词色也。”这即是说，作者为文一贯崇尚淡远之境，反对浓缛；而此文之所以用浓墨重彩，细细铺写传主的生平事迹，乃是因为传主与作者是翁婿关系，作者对传主一生的点点滴滴十分熟悉，加之二人感情深厚，不如此写则不足以表达无限怀念之情。显然，作者这段自评，有助于读者领略其正文本的艺术特点及其背后的独特成因。而如果没有这段自评，读者可能就不会明白，为何此文的写法与作者一贯的风格反差如此之大。再如盛大谟的《中宪大夫台州知府蔡公墓志铭》，该文重点叙述了墓主蔡秉公的两次壮举：一是任河南遂平县令时，智擒盗匪佟二，从而一举平定长期扰民的匪乱；二是任台州知府期间，剿灭以蔡元亮为首的海上闽寇。其叙事细致入微，扣人心弦，有力地凸显了墓主卓越的政治才能。但文章末段笔调一转，写道：“公故有大才，思有所以用，既稍稍用矣，而亦遂退。退之日，兀坐一室，手《汉书》一编不释。龚恭人徐劝以少休，公笑曰：‘吾生平所欲为者，时时于古人中求之，恨不及也。’”墓主壮志未酬的遗憾溢于言表，令人惋惜、感叹。对于此文，作者自评曰：“注意在有才未尽，中间缀二事，极力恢张，而末段幽咽宕出，其神自永。”盛大谟：《字云巢文稿》卷15《中宪大夫台州知府蔡公墓志铭》自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0册，第113页。此言非常扼要、准确地概括了其正文本的写作特点和艺术效果，对于读者的理解颇有引导作用。由此看来，正文本体现了作者的实际创作水准，而自评则显示了作者对古文的理论见识与批评能力，二者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类似的例子在清代别集中为数不少，限于篇幅，不再赘举。总之，古文自评中包含着正文本之外的相关背景信息，隐藏着打开正文本思想及艺术奥秘的钥匙，它与正文本乃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映照、相互强化的关系。

　　清代的古文创作十分兴盛，这不仅表现在作家众多，名家辈出，名作层出不穷，而且还表现在整体水平颇高，部分作家（如魏禧、侯方域、汪琬、储欣、王源、姚鼐、方东树等）完全可以与前代大师相颉颃。因此，清代古文是一个亟待开发、并值得开发的巨大宝藏。但迄今为止的清代古文研究还十分薄弱、十分滞后，大量作家作品没有进入今人的研究视野，即使是对一些名家的研究，也有待于深化和细化。造成这一局面的主客观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代文章学的传统遭到摒弃，加之清代古文不像前代古文尤其是《左传》《史记》、唐宋大家作品那样拥有大量的选本评点可以参考，因此今人普遍欠缺细读文本进而准确把握作品艺术特点和水平的能力。在这种情势下，为数不少的清代古文自评，正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今人的缺陷，在细读和研究方面提供有效的引导和宝贵的参考。

　　有人也许会说，清人古文家的自评，多有自我标榜之嫌，恐不足为据。诚然，清人的自评时有标榜、自大之语，但并不都是如此，其中更多的是一些甘苦自得之言，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事实上，作家本人的自评，具有他人之评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甚至在有些时候，还具有他人之评无法比拟的准确性。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己作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情感主旨、思路技巧、最初的接受传播乃至优缺点等，作者本人是最清楚的。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此意义上，作者自评对今天的清代古文作家作品研究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借鉴价值，尽管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

　　其次，有些清代古文家在自评己作时，暗含了一定的古文观念，有的则附带发表了一些零散的古文理论，这些古文观念和理论，对于深入认识清代古文理论的发展、演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过去学界考察古文理论史，关注的多是文话、选本、序跋、书信、笔记等文献。事实上，清代古文自评也是作家们展示其古文观念、阐发其古文理论的渠道之一。例如，朱仕琇《封左都御史古堂王公祭文》自评曰：“虽应酬文字，然法度粗备，气味尚不恶，存之。有韵之文，出于《诗》《骚》，辞意哀丽，上也；浑浩流转，次也；敷陈完饬，斯为下矣。若填缀杂乱，或遂混入后世诗句中语，风云月露，虫鸟花草，则恶道魔趣，徒供呕哕，不足与于此者，而或犹尚之，可笑也。”关于有韵之文的体制规范，虽然前人多有论述，但朱氏却明确提出，韵文当取法《诗》《骚》，以辞意哀丽为尚，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敷陈词藻，更不应填缀浮词套语，否则就会堕入恶道魔趣，令人作呕。这显然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的，对于今人了解当时的韵文创作情况，把握韵文的写作原则及禁忌，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再如施闰章《游九华记》自记云：“是记十年前所构，今括残稿得之，删存十五六。或讶其太略，余谓正恐芜尔。山犹人也，人识面而全体斯具，记山者岂必一丘一石之不遗哉？《禹贡》及《水经注》，千古游记鼻祖，不可仿佛。杜老有云:‘佳处领其要，亦犹愈于路程本子也。’”这即是说，作山水游记，仅须择其最要者进行描述，要以局部传整体之神，而不必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文章芜杂繁乱，汩没山水的灵魂。由于历代关于游记的专门性理论十分罕见，因此可以说，施氏此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古文理论的不足，非常珍贵。

　　最后，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古文自评展示了很多作家、作品最初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有的甚至还保留了生动的文学批评细节，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

　　浏览清人的古文自评，可以看出，很多古文家都堪称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其自评不仅推动了己作的传播，扩大了己作的影响，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人的接受方向，奠定了后人的阐释基础。例如，彭士望《与魏兴士手简》自记曰：“东房得此简，即手自圈点，粘置石阁座右，予亦久忘之矣。东房既变三年，己未仲冬，予偶见之，对之流涕，因命梁质人就壁录出，亦不忘东房虚己一端也。”施闰章《与毛方伯论遗才》自记云：“毛初仕山东，有旧，偶尔寓书，不意此稿遂传在浙中为美谈。孔子所谓‘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从之’，是也。”此类自记都以具体的事例反映了正文本形成之初的传播、接受情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文坛地位和社会影响，对于今人判定其文学史地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有的古文自评还记载了作者与他评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以细节形式丰富批评史的内容，有助于今人深入认识清代的古文批评生态，这也是清代古文自评的独特价值之一。例如邓作梅《送孝廉金芑汀北上序》自记曰：“芑汀谓此文陈义高博，结气醇实，有李习之、曾子固之风。予谓浑澹安和处，颇从归太仆问津耳。”在这里，作者首先对金芑汀的评点表示赞同，继而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当然，作家对于他评者的见解，并不总是赞同，不少古文自评就记载了二者的分歧。例如，丘维屏《众祭魏善伯父子文》末尾附有其弟子李萱评语，李萱评语之后又附有丘维屏的一段话，其文云：“极着眼力，故其辞亦苍莽自达，无复顾忌。虽于老夫拙文一无所当，而于老夫狂心，尽被道着也。”这显然是对李萱之评的回应。作者认为李萱对其写作技巧的分析不尽得当，但对其为文趣向的把握却十分准确。又如，周凯《记鍼妇事》自记曰：“‘风节自持’四字，眼射二千里，读之每自泪下。项芝生曰：‘去此十一字，格更高。’”对于文中的点睛之笔，作者本人十分自得，但项芝生却认为，若删除此句，则文章的格更高、神更远。作者最后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说明他并不赞同项氏的意见。二人的不同观点，对于今人深入认识点睛之法的运用原则具有较高的启发价值。众所周知，历代古文选本中的评点，一般只有选评家的声音，而没有作者本人的反应。但清代的古文自评中，却时常可以听到作者和他评者两种声音。他们的观点或一致，或歧异，直观地展现了鲜活的批评场景，给读者以很强的历史现场感。而且，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有助于今人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进而得出尽可能准确客观的认识和评判。

　　结语

　　清代的古文自评，从大处看，体现了清人对于本朝文化、文学以及自身才华的强烈自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从小处看，则体现了清代古文评点发展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总之，清代古文自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今人深入认识清代古文创作及批评的生态和特点，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无可否认，本文的探讨只是总体的、初步的、具体的个案和专题，笔者将作进一步的挖掘和阐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 张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