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不断地深入参与全球发展进程，全球发展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政策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十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发起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在国务院机构中设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为重要的发展援助输出国。这些工作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生产和实践行动之间的互动机制的确立，而相关理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从全球层面来看，随着联合国逐渐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发展问题内化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进程出现反复和后退的同时，极端天气、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全球议题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共同应对。面对疫情、地区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突发危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严重偏离既定目标，全球发展及其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要求学术界思考与全球发展问题相关的研究范式和知识创新。 

　　国内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研究多从援助政策、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全球公共品供给等视角切入，目的多在于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概念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中具有复杂的含义与思想渊源。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发展研究”正是围绕着发展概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发展研究的视角讨论全球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进而反思发展研究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发展知识创新寻找思路，进而助益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的话语建构与策略制定。 

　　发展研究的兴起及其局限性 

　　 “发展”（develop）概念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层面，抑或是哲学层面，都具有比较复杂的含义。在英文中，发展一词正式出现于17世纪，此前为disvelop，意思是打开、展开。到18世纪，该词有了指涉人类心智能力发展的含义，其使用扩展至新兴的生物学领域。“随着工业革命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科学家开始将发展赋予进化的含义，受到进化论影响的社会学和哲学中的进化主义流派逐渐将发展一词由生物学范畴转移到社会领域。”19世纪以后，发展被用来强调伴随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变化。“发展”因此成为和“未发展”（undeveloped）以及1945年之后出现的“欠发达”（underdeveloped）相对的概念。按照西方发展理论的思想，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国家，非西方国家是传统的、欠发达的国家。于是，发展的过程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非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二战后，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的综合性学科逐渐形成，旨在基于西方社会变迁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转型和发展的政策方案。这门学科在西方也被称为“国际发展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增长理论代表了战后初期的发展思想。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创办了学术期刊《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尝试考察经济增长、发展与文化等非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关于发展研究最早的学术团队。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基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现状，主张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John C. H. Fei & Gustav Ranis）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强调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提供人力和储蓄资金支持经济转型和增长的重要性，把储蓄资金看作“超过农业自身消费需求”的农业剩余，突出了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妥善处理工农业关系的重要性。根据平衡增长的思想，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强调“互补性”和“外部经济性”，提出在投资过程中应当妥善处理各个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关系；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则重申了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坚持“只有通过平衡增长，通过扩大市场总容量和全面增加对各个工业部门的投资刺激，资本在技术上的、亦即在实物产量上的生产率才能在经济上产生效果”。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不同意平衡增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认为“偏离平衡状态”的情况反而有可能导致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因为在每一步中，一个部门能够利用先前部门扩张所创造出来的外部经济，同时创造新的外部经济供其他部门加以利用。发展极理论则强调通过将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以较快速度优先发展，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将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纳入发展理论框架，主张所有社会都将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由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支配的先进的工业化社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考察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可以按照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将社会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对于现代化理论家来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存在一些传统变量阻碍了它们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二战后，美国在支持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国际援助”的概念。国际发展援助通过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技术援助与具体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进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较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了国际发展援助和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也被称为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二战后的经济重建筹集资金，后来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职能在于稳定国际汇率，保障以美元固定平价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运转。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结构调整贷款进入了发展融资领域，进而影响着发展政策的制定。由此观之，二战后的三四十年中，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发展的知识和资本资源，并通过布雷顿森林机构主导着国际发展的议程设定和政策理念。 

　　 总体上看，发展研究作为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起源于殖民时代西方改造非西方社会的尝试。广大殖民地取得独立之后，西方知识界继而建构出“发展中国家”等概念以及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或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增长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就是在总结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针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按照发展理论的主张，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其实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的。这种以西方国家为模板的发展观，在较早的殖民主义时期的表述是“欧洲化”。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地位上升，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就称为“美国化”。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这个转型过程也就是西方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名词之后，由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是所谓的现代化“先行”国家，现代化成为“欧洲化”“美国化”“西方化”这些词语的替代说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快速推进，现代化理论则进一步转换为全球化话语。但究其实质而言，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中，西方化、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其实描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故事，无非表明非西方社会向西方社会学习和转型的潜在含义。 

　　 从逻辑上来看，作为西方主导的理论体系，发展研究隐含着深刻的二元对立，即研究者把西方现代化国家之外的多元、异质群体简单地划归为一种“剩余类型”，也就是所谓的“传统社会”。从“传统”和“现代”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出发，再构建起“农业—工业”“农村—城市”“宗教—世俗”“欠发达—发达”等一组二元对立的特征，来描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由于先行现代化国家事实上都是西方国家，西方经验就成为指导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知识来源。西方的知识和资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具体的国际援助体系和治理机制，左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选择。 

　　 全球发展理念的形成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 

　　二战后，增长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并未取得预期的发展目标，这促使研究者思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处境，寻找替代性的发展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全球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治理机制的变革。 

　　 第一，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的关注，产生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依附理论等新的理论。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批判了经典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无法满足工业化和持续增长所要求的资本要素条件。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因此主张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上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来推进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依附理论使用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强调历史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把欠发达问题嵌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加以理解，认为以出口原材料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都已发展至极限，希望通过提高技术自主性、建立区域合作来促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拉美国家不发达的状况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两极分化为中心大都市和边缘卫星城，使得少数发达国家从多数欠发达国家那里剥夺经济剩余。从政策效果来看，“由于‘二战’期间的国际贸易状况有利于拉美这样的边缘国家，它们在此阶段有了一定的积累并保持了货币的坚挺，使得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结构主义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但由于结构主义政策激励低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同时使得国外资本在拉美国家占据支配性地位，增长的趋势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贸易条件极度恶化，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降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失败告终。 

　　第二，应该指出的是，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仍然没能避免二元逻辑的缺陷。一些研究者将考察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理论也称作“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是从世界整体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而二元经济理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工业、农业部门之间或者城乡之间的结构问题。二者之间的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但是，这种使用结构主义方法从不同视角考察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方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主要是受到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哲学所讲的“结构”体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结构主义哲学使用共时性方法考察既定时间节点上研究对象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以及要素与系统整体的关系。结构主义虽然强调结构具有客观性，但他们所谓的客观性并不是讲结构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是把结构看作由人的心灵的无意识机制所产生的。在结构主义哲学家眼中，人的无意识系统不再是一个混乱的体系，而是具有某种科学的结构关系。通过把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结构主义哲学力图认识隐藏在经验现象后面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哲学的这些特征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按照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所建构的那种对立关系只是一种“自主的客观性”，因此可以讲，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依附学派所使用的核心概念“中心—外围”“核心—边缘”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建构起来的理论，很难完整地反映真实世界的状态，也不能预见真实世界的可能变化，其理论及政策主张自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从逻辑上来讲，对结构的关注会引致对于系统整体的关注，从而可能深化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反映了从世界整体的视角来思考发展问题的一种尝试。受到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启发，沃勒斯坦明确主张应该放弃将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想法，认为只有将“世界体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才能理解经济社会变化的全貌。沃勒斯坦基于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调整发展战略改变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促进了研究者从“世界体系”或全球视角对于发展问题的思考。 

　　第三，理论思考的深入，促进了全球发展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的形成。全球发展理念最初“涉及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二是主张资源向贫困国家转移，来满足发展的基本需求”。基于全球发展理念，“基本需求战略”（Basic Needs Strategy）将发展干预和激进主义结合起来，希望通过具体项目的运作，在外部专家的指导下满足被援助者的基本需求，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基本需求战略的支持者中,“一部分强调要给穷人提供教育、安全饮用水和健康服务,另一部分则强调资产的再分配、迁移穷人并给予他们在政治进程中说话的机会”，但因为“没有充分强调工业在促进经济结构长期转换上的作用”，以及过于专注于“农村发展和以牺牲城市现代部门为代价的乡村改革”，基本需求战略受到了批判。 

　　从实践层面来看，二战结束以后，发展问题作为全球治理议程的重要议题，很多相关机制也一直嵌入在贸易、金融和货币等领域的制度安排之中，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对发展问题进行单独且深入的讨论，我们可以将那些为了专门解决发展问题而存在的不同层面的制度安排统称为“全球发展治理”。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联合国并没有在发展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自20世纪60年代起，联合国通过四个“发展十年”和一系列文件的制定，具体地介入到发展议程的目标和政策设定过程中。 

　　1961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合作方案（一）》，强调“经由联合国系统并依双边或多边办法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提倡通过鼓励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改善贸易条件保证初级产品收入等政策措施，使得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最低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的目标。这是联合国在发展议程目标和政策设定方面的初步探索。 

　　随着全球发展理念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其迅速体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议程中，并且逐渐成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进而影响全球发展议题的设置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联合国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70年，联合国通过《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策略》，强调构建全球性发展策略，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金融、就业与教育、卫生与住宅、科学与技术等方面”采取联合集中行动，争取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增长率至少应为百分之六”。 

　　1980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需要“对国际经济关系作出体制和结构方面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实现发展的最终目标——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条件”。这一时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议题自然地就具有了全球性质。这使得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发展研究所关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都需要置于全球场景中加以考量。同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与沟通，这使得全球范围内发展议题的设置和对策形成的机制逐渐发生了改变。 

　　1990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强调了“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后果以及环境问题同发展过程和发展不足之间的相互作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指出面对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事实，需要将环境保护工作看作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至此，随着可持续发展议题重要性的提升，全球范围内要求统一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在2000年举办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关于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防治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等确立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作为全球议程的核心，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但是，按照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的评估结果，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并未完全实现，而且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进展很不均衡,存在巨大差距。 

　　回顾联合国围绕发展议题所开展的工作，联合国框架下的四个发展十年和千年发展目标体系都应属于国际发展议程，其主要手段和目标是通过实现援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伴随可持续发展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对和协商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其中，作为执行手段的第17个发展目标明确将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与南北合作并列，强调发展中国家也是发展资源与知识的来源。因此，从目标适用范围和发展知识来源的视角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真正地体现了全球发展的理念。 

　　 需要看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变化，全球发展治理遇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事先的理解范围。对于全球发展这个新兴的领域来讲，决策者和研究者不得不面对思想框架和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挑战。具体来讲，全球发展理念形成及其实践的过程，与二战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紧密相关。发展研究这门学科产生的初衷，在于利用西方社会变迁所形成的知识和经验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发展。但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是存在问题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已经清楚地表明，发展问题需要置于全球场景中加以考量，西方主导的发展资源和知识的单向流动状态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全球发展的要求。近年来的新冠疫情、极端天气、粮食安全等全球危机的频发以及全球发展面临的困境，要求我们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来思考发展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强调包容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意义。这些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表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可持续性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正视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论缺陷，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框架的局限，加强知识创新。 

　　全球发展与发展理论的转型及创新 

　　在理论和现实的困境面前，发展研究面临着学术转型的迫切要求。这个学术转型的过程要求我们警惕二元逻辑的局限性，尝试探索新的分析框架，加强发展研究学科建设和知识整合工作。 

　　 首先，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全球发展理念的形成，以及全球发展治理当下面临的艰巨任务，要求我们有意识地克服发展理论所隐含的二元逻辑缺陷。在全球化进程备受质疑和挑战的当下，从全球发展视角出发对发展研究知识体系进行审视，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发展研究学术转型的可能方向。发展研究学科思想中，“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发达—欠发达”等都代表了典型的二元逻辑思维特征。在发展项目运作过程中，所谓的“发展干预”又是这种二元逻辑的具体体现。然而，真实的人类发展进程是复杂系统的复杂演化过程。基于西方经验的发展研究知识体系虽然建构了一系列理论来讨论发展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技术工具在实践中进行所谓的“发展干预”，但是在全球发展这个场域，二元逻辑妨碍了人们对于系统整体的认识，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加大了系统整合的难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危机和冲突的潜在原因。在现实场景中，当前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发展议题的处理上，共识的达成和统一的行动都面临种种障碍和重重困难。 

　　全球发展治理当下面临的困境，要求我们警惕二元逻辑潜藏的思维缺陷，加强发展研究基础理论——哲学层面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相较于那些将社会世界切割出一个部分来加以考察的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来讲，发展研究的学科边界并不清晰，其多学科特征某种程度上表明它尝试将社会世界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考察。同时，发展研究的干预性、政策性特征使得人们无法回避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从而不得不加强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方面的思考。全球发展理念的产生和演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将世界整体作为考察对象的场域，使得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边缘学科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领域。 

　　 其次，全球发展理念要求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视角和范式进行创新，尝试构建“广义发展研究”的知识框架并倡导非西方知识分子研究西方的社会变迁及其伴随的知识生产过程。学术界一般将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称为“狭义发展研究”，“广义发展研究”则主张从全球视角讨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规律。整体而言，发展研究是在“狭义发展研究”的框架中讨论发展中国家问题。虽然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了基于西方经验指导非西方社会的狭义发展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且尝试对这种缺陷加以克服，但是，这似乎并不能算作一种主流的声音。随着一系列频发的危机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达成遭遇困难，全球发展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加以系统审视和认真应对。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有必要将西方社会变迁与知识生产过程纳入研究视野，超越以西方经验和知识作为基础的发展研究知识框架的局限，探讨发展研究学术转型的可能路径。 

　　 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对不同领域的发展知识创新加以跟踪和总结，对于广义发展研究系统性知识的形成至关重要。第一，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广义发展研究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可以明确提出从全球视角对发展问题加以讨论和思考的主张。第二，按照历史经验来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化的进程是从西方世界启动的，当前发展中国家转型与发展面临的困难只有嵌入这个历史进程才能够得到客观的理解。同时，西方主导的发展知识体系面对诸多的发展难题束手无策，面临学术转型的迫切要求。理论与现实都要求拓宽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从全球视角对发展问题加以思考应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学术方向。第三，世界范围内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以及移民等发展议题的处理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共同应对。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经过多年的谈判，逐渐形成了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负有更多历史责任的共识；2022年11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亦同意设立“损失和损害”专项基金，支持遭受气候灾害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损失和损害”概念的产生及相关资金筹措机制的形成反映了发展领域知识生产和治理机制的某种可喜变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全球发展治理具体领域的工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术界对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不断深入，进而促进发展知识的创新。 

　　最后，当前条件下加强发展研究的学科建设和知识创新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开展了广泛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通过提供发展援助的方式更深程度地进入了全球发展领域。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程更多的是去学习西方经验和知识的话，那么，当中国开始对全球发展进程施予影响，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生产和实践行动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全球发展问题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知识领域。 

　　 可以看到，许多工作已经表明，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开始在全球发展领域谋求创新的努力。2021年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将国际发展合作定义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多双边国际合作”。将“援助”扩展为“发展合作”，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和平等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一贯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尊重其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和西方传统的发展援助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按照这样的原则和主张，一些研究者在实践中探索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落实平等合作的理念，探索了在政治权力的对等性、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等前提下，进行“平行经验转移”的尝试。这些研究者认为，“西方的援助核心是现代化理论的普世性‘想象’，以及基于想象所生产出的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知识，而我国的发展援助实践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已有的‘从贫到富’的真实发展经验”。相关案例研究也表明，“平行经验转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更为合理地满足发展需求方的现实需要，从而能够和需求方的其他要素有效结合，进而形成支撑发展进程的持久机制。可以说，这些工作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发展这个新兴领域中的创新和尝试，并为未来的知识创新提示了方向。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发展研究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引进，并且已经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专业教育体系，但发展研究在国内仍然属于典型的边缘学科，相关研究人员分散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政治学等不同学术领域。随着全球发展问题重要性不断凸显以及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影响力的提升，发展研究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学科整合工作亟须加强，以促进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创新。 

　　结语 

　　通过对发展概念和发展研究理论的梳理，论文考察了全球发展理念的形成以及全球发展治理机制的演变，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理解全球发展问题的新视角。发展研究的学术转型需要有意识地警惕二元逻辑的局限性，加强哲学层面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通过夯实学科基础理论为知识创新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全球发展理念要求反思现有西方主导的发展研究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将西方社会变迁与知识生产过程纳入发展研究的学术视野，寻求构建“广义发展研究”的知识框架。此外，随着中国对全球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我们观察到中国政策界、学术界在实践领域积极进行创新和探索的努力，但同时发展研究在国内尚属于典型的边缘学科，需要不断加强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知识整合等方面的工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吕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