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事务的协调机构，国际组织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主要平台。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国际组织已成为各国政府角力和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竞技台。其中，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国际公务员对维护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权益、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加大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仅需要长期战略布局，更需要准确识别、有计划培养具有担任国际组织负责人潜质和胜任力的人才。 

　　 当前，学术界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通过分析重要国际组织的人才需求及规格构建国际组织人才胜任力模型；从课程、专业设置等维度分析欧美等国家高校的国际人才培养模式；从政策比较分析视角，剖析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士等国家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送的政策设计。然而，以上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研究较少关注国际组织负责人这一重要群体。在方法应用方面，也鲜有对以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集体传记法的使用。作为国际组织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提供广泛的专业知识促进国家间合作，尤其是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进步，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有必要深入剖析和把握该组织负责人群体的胜任力要求和职业生涯晋升轨迹，为发展中国家有效识别、培养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提供更多参考。对此，文章尝试运用集体传记法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进行分析，并对集体传记法在国际组织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一、集体传记法的研究路径及其应用 

　　集体传记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它以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能够对社会现象的深层细节进行展现，但仍需借助相应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度分析和解释。在本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进行的集体传记研究中，同时借助了高阶理论，将高层领导作为重要变量纳入组织行为研究视域，阐释组织高层管理者可观测的背景特征与组织战略选择及运行的重要关系，以此分析该群体特征与更广阔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一）集体传记法的基本研究路径 

　　集体传记法（prosopography）是学术界日渐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最早用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古代政治史研究中。进入20世纪，集体传记法在历史研究、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使用。集体传记法以某一人物群体为研究对象，通常用于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政治行动的根源，如揭示隐藏在政治言论下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析政治团体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政治机器的运作方式等。二是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流动，如对特定（通常是精英）地位群体社会角色的分析，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群体的职业或经济阶层的变化等。尽管学者对集体传记法的定义见仁见智，但都强调对某一群体共同特征的关注，并由最初关注历史人物的人口统计学背景特征以描绘“群体画像”，逐步应用到搜集一群人的传记信息加以系统分析。 

　　作为考察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集体传记法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关注精英人士的精英学派（elitist school），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对政治精英、科学家和文化精英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资料库早期由美国汉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建立，后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持续建设，目前已成为海内外开展集体传记研究的重要资料库。集体传记法的另一研究路径则是强调对普通人群的关注，即大众学派（mass school）。该路径在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作品《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集体传记法的两种路径都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精英学派主要对数量有限的精英（如权力精英）在家庭、婚姻、教育等方面的联系与互动进行分析，以揭示群体成员及群体间的社交网络和经济纽带。大众学派则更具社会统计学偏好，更加关注并验证数量较大群体的多维变量间的数据关系，以发掘现象或事件背后的原因或相关性。虽然精英学派和大众学派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二者都关注人物的群体特征，关注个人与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个人发展历程与社会整体性发展和变迁的细致连接。 

　　（二）集体传记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集体传记法的具体操作流程是根据事先确定的群体研究对象，收集群体成员的生卒、婚姻与家庭、教育背景、任职经历等变量数据，通过对这些背景数据信息的分析，研判变量内在的关联，以及变量与其他行为或行为方式的关联，并结合相关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本文基于高阶理论的逻辑进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的背景变量进行搜集和分析，勾勒这一群体的典型画像和职业成长路径及变化趋势。同时，兼顾对联合国系统人力资源调整方向进行剖析。综合考虑集体传记法的操作流程和高阶理论的逻辑进路，以及布劳邓肯等已有关于个体地位获得模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的以下背景特征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包括性别、出生年月、国籍、教育背景（最高学历、学科专业及毕业院校）、初当选总干事的年份、任期、当选总干事前的职业背景、初入职国际组织的年份、父母职业和教育背景等。 

　　二、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为例的分析 

　　在本研究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进行集体传记法研究，需要从多种渠道收集获取目标群体的传记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数据库；（2）曾任职部门（如大学、国家政府部门）提供的有关履历；（3）个人以及权威网站获取的有关信息等。同时，还需要从人口学变量和选定的理论框架或视角等特定维度对集体传记材料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定量分析能够反映材料集合的差异与共性特征，有助于研究向纵深方向不断延展。此外，借助联合国系统国际公务员有关数据，兼顾对联合国系统D级及以上职等职员总体特征的把握，对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后主要发现如下： 

　　（一）国籍及任期：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任期逐步规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产生的共计10位总干事和1位代理总干事中，有9位来自欧洲和北美国家，只有2位（塞内加尔的姆博、日本的松浦晃一郎）来自非洲和亚洲，且这2位均在西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并长期在西方国家工作。同时，除博德、姆博和博科娃三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外，其他人员均来自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这一特征基本反映了国际组织领导层由欧美把控的现实。2019年底，联合国秘书处D级及以上职等员工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职员占比为42.6%，而来自发达国家的职员占比为57.4%。此外，从联合国系统中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区域代表性来看，来自西欧和北美国家的人员无疑仍是最多的。 

　　从任期时间长短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平均任期为7.3年。其中，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建立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政治博弈，赫胥黎的任期最短（2年）；任期最长的是姆博，长达13年之久（见图1）。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决议规定，从下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选举起，总干事任期由6年改为4年，最多可连任两届。这也是松浦晃一郎任期为10年的原因。

　　（二）教育背景：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且拥有多元的学科背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教育背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学历层次高，大多拥有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占比约为一半；二是毕业院校均为世界一流大学；三是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的多元学科背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功能定位和业务领域相匹配。具体来说，在11位总干事的最高学历结构中，有博士5人，硕士3人，研究生学历占比为72.7%，博士占比45.4%。从毕业院校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大学，如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赫胥黎毕业于牛津大学，埃文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松浦晃一郎、博科娃均有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阿祖莱曾在法国政治精英的摇篮——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学习。从学科背景来看，赫胥黎（生物学）和马约尔（药剂学）均有自然科学背景，其他人则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如，博德就读文学专业，埃文斯就读政治学专业，韦罗内塞就读法学专业，马厄就读哲学专业，姆博有地理学科背景，松浦晃一郎具有法律和经济学知识，博科娃是国际政治学出身，阿祖莱则拥有工商管理和政治学等学科背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多学科的专业知识背景，是其有别于联合国系统其他专门组织职员的重要特点，这种学科背景的多元性特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业务的多领域性基本相符。 

　　（三）任职年龄和职业经历：集中在50—65岁之间，任职前多具有国际组织的工作经验 

　　根据本文研究数据统计显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初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3岁。其中，初任职时年龄最大者为松浦晃一郎（62岁），年龄最小者为阿祖莱（45岁）。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职级结构看，专业及以上职类职员平均年龄为45.8岁，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职员的平均年龄为46.2岁，所有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46.0岁。 

　　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前的职业经历来看，一是绝大多数总干事具有在该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任职的工作经验；二是总干事已由知识分子转向职业官僚和政治精英。从具体数据来看，在首次当选总干事之前，历任总干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任职的年限平均为6.6年。如，姆博1953年开始在该组织就职，至1974年首次出任总干事，其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21年；马厄1962年首次担任总干事时已在该组织服务16年。然而，新近三位总干事首次担任该职位之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任职的年限与以往相比明显较短。如，松浦晃一郎只有一年，博科娃为两年，阿祖莱甚至在担任总干事前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任职经验（见图2）。

　　基于思想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等职能定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创建之初就与知识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历任总干事中，大多数为学科专家或具有教育管理工作经验。如，赫胥黎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博德曾是墨西哥城市大学教授、国家教育部长，泰勒（代理总干事）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校长，埃文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厄曾是哲学教授，姆博曾是历史地理教师、担任过塞内加尔教育和文化部长，马约尔是生物学教授、担任过西班牙教育与科学部长等。然而，自松浦晃一郎开始，这一职业经历传统被打破。松浦晃一郎、博科娃均为职业外交官出身，阿祖莱则曾是法国文化部长。 

　　（四）性别比例：女性占比偏少，逐渐走向性别均衡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性别比例看，新近两位总干事博科娃和阿祖莱均为女性，女性占比为20%。追求职员性别均衡是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策略之一。从联合国系统职员性别结构来看，2019年底，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中女性占比为46.5%。其中，D级及以上职类职员中女性占比为39.4%。综合以上数据来看，女性在联合国系统国际职员的占比相对偏少，男性职员占比具有一定优势，尤其在外勤事务职类中男性职员占大多数。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系统性别均等战略，通过在各职级岗位设定均等目标并监测进展，提高女性在征聘、晋升中的比率等举措，到2028年将实现性别均等。结合国际组织女性高管越来越多及全球教育领域女性占比较多的趋势，随着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均等战略的实施，不排除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中，女性高级官员数量占比会逐渐增多。 

　　（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及教育背景呈现多元化 

　　 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父母职业和教育背景分析发现，总干事群体的家庭背景较为多元，他们并非全部来自经济社会地位优越的家庭。如埃文斯的父亲为铁路司机领班，祖父为农民。松浦晃一郎的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母亲从事酿酒业。韦罗内塞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马厄的父母均为小学教师。这四位总干事的家庭为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具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并不多。不过，总干事群体中也有不少来自经济社会地位具有明显优势的家庭。如第一任总干事赫胥黎来自英国著名的赫胥黎家族，他的父亲阿道司·赫胥黎是英格兰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职业为教育家；他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会长。博科娃的父亲乔治·博科夫是保加利亚政治家，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保加利亚记者联盟主席。现任总干事阿祖莱，她的银行家父亲安德烈·阿祖莱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高级顾问，母亲为作家。 

　　结合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知识分子色彩日益弱化，逐步向职业官僚和政治精英转变的趋势，以及2009年博科娃、2017年阿祖莱两位总干事竞选过程中动用的外交资源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职位的竞选将会越来越政治化。在获得所属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家庭背景是成功竞选总干事职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方法优势与局限 

　　 作为跨学科的研究范式，集体传记研究不仅能较全面了解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群体的特征，而且能突破单一传记法的限制，在多学科视角下揭示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角色和互动，进而凸显某一特定群体与宏大历史、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关系。集体传记法包括诸多优点。一是拓展研究视野。通过分析大量个人数据集，揭示研究个体传记时不容易识别的模式和趋势，从而为群体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二是注重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发展，将个人学业经历、职业发展史、学术发展历程以及个人生命史等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促使研究者理解个人行为与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性。三是注重对多种资料的整合运用。在集体传记研究中，常通过交叉引用多个资料来源和数据集验证信息的准确性，以推动研究的纵深开展。在集体传记法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职业成长路径及变化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职业发展路线重构：从文化精英到政治精英 

　　 以松浦晃一郎为分界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职业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前期的赫胥黎、博德、埃文斯等均是各国的文化精英。而之后的松浦晃一郎、博科娃和阿祖莱则属于政治精英群体，三人均曾担任高级外交官。以赫胥黎为代表的前7位总干事群体，其职业发展路径为“文化精英—技术官僚—国际政治家”。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均是知识性专家，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较强的话语权，并以知识分子的面貌活跃在公共生活中。这一群体代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重建中，技术官僚主义主导国家和地区政治运作的主流思潮。以松浦晃一郎为代表的最近3位总干事群体，则代表了“政治精英—国际政治家”的职业路径。这3位均是本国的政治精英，在外交和文化领域曾担任本国政府的高级行政官员。国际组织职员职业路径的这种政治化趋势在2000年前后出现，是世界各国对于人类共同议题的关心逐渐“从宽容共识转变为限制分歧”的表现之一。由此，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工作的平稳进行需要总干事具有更高的外交和公关能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线，可以清晰地展示出群体职业起点的不同，这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群体从传统文化精英向政治精英职业路径的过渡与转变。 

　　（二）任职能力多元：社会性认知的需要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人作为技术官僚的身份在不断削弱，但国际组织内部仍活跃着大量的技术专家，并在各类国际事务中扮演知识专家的角色。作为知识主体，国际组织代表着对国际事务的专业重组及深度参与。一方面，国际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国际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实践正朝话语论证的方向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潮流中，2000年以来的各种政策倡议和报告文本均体现了这一特征，且总干事人选均为各国政治精英，具有强大的外交和公关能力。面对崭新的全球局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这种能力促使总干事对外以强大的公关和外交方式展现该组织更强的话语实践，对内有效处理复杂知识问题，推动知识的运用和认可，以此获取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保障组织日常运转。对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视，既是对日益复杂且不确定的国际秩序的回应，也是对关乎人类社会与全球重大命题的效率式追求。 

　　（三）非正式政治关系的削弱：组织内精英生产循环的动荡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职业经历的深入分析发现，赫胥黎、马厄、博德和埃文斯均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5年的筹备大会。其中，赫胥黎是该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马厄是秘书处成员，博德是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埃文斯是美国代表团成员。由此可见，这些总干事群体拥有较多该组织内部的非正式政治关系，他们能够增进相互间信任，提供开展长期合作的契机。随着松浦晃一郎的上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新一轮改革。此时，对该组织负责人的评价和选任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成就。这既是世界各国对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议题的共同关注，也是各国在国际组织进行政治角力的集中表现。 

　　松浦晃一郎之前的历届总干事，均在该组织内部有着长期的任职经历，且具有丰富的非正式政治关系，可谓该组织内部产生的国际政治家。而松浦晃一郎及其之后的两位总干事，均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部产生的政治精英，其在该组织内部的任职经历比较匮乏。这种转变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传统精英生产循环的动荡。 

　　 借助集体传记法对国际组织开展研究，能够识别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内部精英与后备人才的需求，为中国向各类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提供借鉴经验。同时，能够深入理解国际组织发展历史与组织文化，分析组织内部精英如何影响组织运作、决策过程及处理组织与国家行为体的关系，通过考察较长历史时段国际组织改革发展的过程，透析内部政治精英与各级各类雇员行动决策的动因。然而，在研究中也需认识集体传记法的局限与风险，主要包括：一是数据范围的限制性。集体传记法严重依赖历史记录，若这些记录不完整、有偏差或支离破碎，便会限制分析的范围。为此，研究者可采取访谈等其他方式弥补资料局限。二是解读的挑战性。解读大量个人传记信息需全面考虑背景、因果关系以及资料来源中潜在的偏差。三是以偏概全的风险。在归纳群体特征时，可能会忽略群体内部经验和观点的多样性，导致过度简化或以偏概全。四是选择偏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可能受资料来源、历史地位或研究者偏见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陈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