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建模科学以降，对经济分析因过度使用技术性工具而脱离实际，难以有效应对重大社会和政策问题的批评便反复出现。20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将主流经济学的这一缺陷推向“风口浪尖”，引发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持续批判和大肆声讨。主流经济学内部也开始反思，意识到他们“对逻辑严谨的重视要大大超过对现实的关注”。经济学界的这种典型的自我批判和省思暗中预设了经济学中不可避免存在着“严谨性”（rigor）与“相关性”（relevance）之间的权衡取舍（以下简称“权衡预设”），他们过度追求经济学的逻辑“严谨性”，以至于牺牲了现实“相关性”，导致经济学的“天平”出现了失衡。 

　　针对经济学的典型批判和论争基本上在这一“权衡预设”框架中展开，争论的核心问题于是转变为“严谨性”—“相关性”不可兼得的经济学经典的选择问题。然而这个被视若理所当然的“权衡预设”是否必然成立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经济思想史寻求启示，通过考察20世纪初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式创建以来的演变，检视其中“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关系的流变。 

　　一、隐含的统一：1910s—1940s 

　　如今盛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权衡预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未成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当时相互竞争的理论传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多元主义。一方面，作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制度主义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核心理论议程，其内部呈现出方法和兴趣的多样性，外在地表现为围绕一种特殊的科学观而结成的松散的共同体联盟。另一方面，与如今的“正统”立场更加接近的经济学家——如陶西格（Frank Taussig）和奈特（Frank Knight）——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包容性和耐心，他们接受对其理论的批评，并试图采取多元化的方法论态度。更确切地讲，当时的多样性广泛表现在信仰、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和政策建议等多个维度，多元化存在于每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上。 

　　 多元化的知识氛围带来了不尽相同的科学观，也因此塑造了当时的经济学家对“严谨性”和“科学”经济学的理解。在这一时期，科学方法在其最广泛的含义上表现为演绎、历史、统计、数学、比较分析等一种或多种要素的混合物，这些要素描述了不同的重点，虽然其优先性时有争议，但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论证之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由于追求“科学”经济学的动力直接源于渴望解决时代所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高度具体性和实用性。理论构建应始终坚持观察或经验优先，诸如历史的、数学的等各种方法的使用，只是为了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更加合理以及推理结构更加完善。正因如此，评价理论好坏的标准是该理论是否与事实和数据相一致，只有这样，该理论才被视作真正严谨的科学理论，否则只能是未经省察的假说。正如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所言，多元时代的“科学严谨性是指确保科学理论审慎植根于现实社会”，对当时的经济学家来说，“科学严谨性”要求理论必须首先是经验相关的。这种在经验意义上理解“严谨性”的方式使得“严谨性”与“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内在统一，“权衡预设”实际上并不成立：“严谨性”会自动带来理论的“相关性”，或说 “严谨性”与“相关性”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严谨性”与“相关性”这种隐含的统一，在制度主义文献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认为，经济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耐心的观察，并批判性地检验假设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取得真正的进步，这门学科“需要进行严谨的思考，甚至要比李嘉图所做到的那种思考更为精确。但严谨思考的关键在于观察”。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指出经济学必须“与时代问题高度相关”，它必须“或通过归纳推理，或使用数据验证，或接受其他领域的公认结果，来建立与事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提供“足够现实的概念框架”以解决实际问题。虽然内部存在分歧，但对这一代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而言，“科学严谨性”都意味着“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更多、更可靠的经济观察，获取定量数据；拒绝接受理论的一成不变，允许经验观察，包括统计分析和实验检验，对理论进行检查和检验……创建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从经验出发找寻可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理论的做法，反映了这一时期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认知，并与杜威（John Dewey）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明确结合起来，所以“大多数经济学都以具体而非抽象的术语来表达，无论其研究主题具有特殊性还是一般性”。尽管1930年成立的“计量经济学会”带来了有关“严谨性”和“科学性”的新观点，即逻辑一致地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进行建模，但当时这种方法并不受欢迎。与此同时，对计量经济学起到重要推广作用的“考尔斯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却是为了改进股票预测等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出于发展某种抽象的统计推断技术或解决理论家们自己提出的分析问题。 

　　 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政策的关注并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济学独有的特征。当时仍是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欧洲虽然经历了“理论高产的年代”，但理论的发展——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仍主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并广泛运用历史分析和经验观察。概言之，多元时代的“严谨性”建立在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对历史事实的归纳推理之上，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经验严谨性”。“经验严谨性”给理论评价施加了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即“理论……不能脱离关键现象，必须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对其进行检验”。这样一来，要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在当时至少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要进行严谨的经验研究，认真对待事实证据，以客观且全面的方式描述所涉问题和事态；其次，严谨的经验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历史、数学、统计等方法，即秉承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这种理论构建程序带来的结果是，“严谨性”与“相关性”实现了内在统一，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权衡。对经验意义上使用的“严谨性”而言，其对立面不是“非形式化”，或“非数学化”，而是“脱离经验与观察”——正如温特劳布（Roy Weintraub）告诉我们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生物学、经济学、物理学或化学中提供一个不严谨的解释或模型，就是提供一个并非与实验数据和人与人之间可证实的观察相契合的模型”。 

　　二、潜在的分化：1940s—1960s 

　　“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内在的统一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分化，其相当明显的特征在于，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悄然进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以至于当矛盾在70年代暴露出来并逐渐形成如今所谓的“权衡预设”之时，人们只是将其视作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有的古老的陈词滥调。当然，统一关系的破裂并非一蹴而就，转变的种子早在30年代就被埋下。1930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基于数学建模的“严谨性”——可称之为“数学严谨性”，它要求构建经济活动的数学表达形式；多元主义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观也从未扼杀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希克斯（John Hicks）等人以数学语言重建或发展经济理论的努力；1932成立的“考尔斯委员会”则在一群欧洲移民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这门学科带来检验理论的形式化技术——计量经济学。 

　　 到了四五十年代，“数学严谨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几件重要的事情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经济学转变为一门技术性很强的数学学科的趋势，“许多经济学家从战时经历中学到的是，经济学家可以扮演类似于工程师那样更具技术性的角色”，而战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扩张，使得这批战时经济学家的才能得以延续，培养出一批技术能力更为出色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其次，经济学这门学科以一种内省的方式反思缺乏“数学严谨性”带来的缺陷，试图以此重新定义自己。罗宾斯（Lionel Robbins）曾于1932年探索的新的经济学定义在四五十年代面对的敌意逐渐减少，并得到“考尔斯委员会”最明确的支持。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宣称，“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做出如此艰苦的文字研究……从推进经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是一种极为堕落的智力浪费”，因而强烈支持一种能够得出具有操作意义的数理经济学。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宣言，恰逢其时地为构建具有“数学严谨性”的抽象模型提供了最为雄壮的方法论支持：“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说’，从而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有效且有意义的预测”，但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甚至“理论越重要，假设越不现实”。紧接着，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也加入为不现实的经济模型进行辩护的队伍，指出模型的构建是一个逐步逼近现实的过程，“较为简单的模型可能是更为现实但也更为复杂的后续模型的原型……不应因为不够现实而对其加以指责”。显然，所有这些方法论宣言都与“数学严谨性”概念相契合，这意味着经济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学术价值标准。 

　　在领军人物的号召下，经济学构建抽象的技术理论的趋势几乎不可逆转，“数学严谨性”逐渐取代“经验严谨性”成为经济学家首要考虑的目标。过去米切尔那种基于描述性统计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方法”被指责为“无理论的度量”，并为如今更加形式化的“考尔斯委员会方法”所取代。凯恩斯以文字叙述为主的宏观经济学，现在被几组数学方程式化约为简化版本的一般均衡模型。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现代式证明，最充分地昭示着“数学严谨性”对经济学的征服。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罗宾斯基于选择和稀缺性的“分析性”定义被广泛接受，这直接导致经济学研究致力于最优化，为“数学严谨性”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学科基础。到60年代末，“数学严谨性”无疑已经在经济学中确立其统治地位，“经验严谨性”概念已彻底失势。 

　　 “数学严谨性”取代“经验严谨性”的过程，在经济学中表现为研究风格从多元主义向新古典霸权的转变，它也被恰当地描述为“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这场革命的特征是纯粹方法论上的，它“不仅仅是对经济论证形式而非论证内容的偏爱，而且是对其的绝对偏爱……陶醉于数学建模本身”。“形式主义革命”将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提升至非比寻常的地位，这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经济理论的扩张带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价值观”：某个事实或经验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它与当前经济理论的“相关性”。换言之，现实世界是否重要，参照物是经济理论构建起来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形式化，多元时代那种“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协同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发展中潜在地出现分化，这体现在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过去那种理论建构基于严谨的数据描述的做法遭到破坏，如今的“严谨性”要求理论首先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呈现，也就是形成精确的假设，并从中演绎出推论，这意味着更高层次的抽象。只有当理论被精确地表述出来，它们才能用数据进行检验。因此，理论现在被视为与应用相分离的东西，实证工作不再是对经济世界进行详细的统计描述，而被视为使用基于概率论的统计方法对精确设定的假设和模型进行正式检验。 

　　 值得强调的是，“严谨性”与“相关性”的这种分化并未直观地呈现出来，因而没有立即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这不仅是因为经验主义科学观并未完全被新的形式主义所取代——其遗产（即“NBER方法”）可以部分地在弗里德曼的工作和“考尔斯委员会方法”中找到；而且还得益于经济学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极高社会声誉，这门学科“从来都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时期那样自信过……真正的经济学就是一座教堂，随时将全部真理展示给我们”。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间，“公众对经济学的崇敬，经济学家们对本专业的热情，均是空前高涨”，为此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特别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肯定了经济学对社会的贡献。所以，质疑经济学缺乏“相关性”在当时看来相当不合时宜。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未经省察的研究风格和评价准则的转变是该学科对标现代自然科学的必然结果，选择的标准与其说是一个意见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气质”问题。“气质”问题实在是不需要做出过多的解释、说明或反思，它更多的是一种本能。 

　　三、尖锐的对立：1970s—1990s 

　　 自“形式主义革命”开始，理论狂热——特别是对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大一统抽象理论的狂热——大概持续了二十多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分析技术和程序已经变得相当形式化和同质化。理论狂热掩盖了“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早已出现的裂痕。直到1970年左右，紧迫的社会问题迫使经济学理论直面“相关性挑战”，这种潜在的割裂才得以浮现——尽管矛盾的暴露是被动的，人们只是从最终出现的严重的负面批评中才清晰地看到“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尖锐的对立。这一时期，经济学学术期刊、著作和学会主席演讲中充斥着 “危机”“革命”和“反革命”等论调，这些批评控诉经济学理论过度抽象，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无法用于指导政策和解决社会弊病，以至于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称20世纪70年代的这场危机为“抽象危机”。这是因为，在新的知识标准的指引下，“严谨性”指向形式主义、演绎主义和逻辑一致性，对大多数经济理论家来说，这等同于建立“形式（公理）数学工作的抽象推理链条”。其结果是，任何声称是科学的东西都可以转化为数学，与越来越多的公理化和抽象性相关的“数学艳羡症”（mathematics envy）取代了19世纪的“物理学艳羡症”（physics envy）。 

　　“抽象危机”始于经济学中使用的抽象的数学语言，它具有自我强化的“疯狂扩散的趋势，但是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其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系”，甚至于衍生出“一整个与具体事实没有任何联系，而与纯数学几乎没有区别的抽象经济学理论分支”。为此，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哈恩（Frank Hahn）谴责一般均衡理论无关紧要，因为它研究的是假想的经济世界。最著名的批评来自里昂惕夫在“美国经济学会”（AEA）的主席演讲，他抱怨经济学家“专注于想象的、假设的，而不是可观察的现实……在经验研究的任何其他领域，没有哪一个领域使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统计机器，却得到如此无关痛痒的结果”。已成为实证研究新时尚的计量经济学也遭到同样的批评，约翰逊（Harry Johnson）和弗里希（Ragnar Frisch）认为这种“游戏计量学”（playometrics）无助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所有这些批评被戈登（Robert Gordon）在1976年概括为“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权衡，这是经济学家首次明确以“严谨性”和“相关性”这两个术语陈述这种矛盾。戈登认为，经济理论家们时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即“是否应该寻求使他的分析更加严谨，而不顾其结论与所观察到的世界的相关性可能越来越小”，他指出，“经济理论的主流在坚持不断追求严谨性的过程中牺牲了太多的相关性”。戈登特别提请经济学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调整所使用的假设前提和分析工具，这实际上暗指当时主流理论所实践的 “数学严谨性”可能太过狭隘，应当允许更灵活的“严谨性”标准。 

　　 20世纪70年代这场来势凶猛的批驳在八九十年代蔓延至政策以及经济学教育领域。一方面，伴随严谨的模型和抽象的理论兴起的是经济学研究目标的转变，“经济学研究已经成为设计精巧模型的艺术，并以此来展示经济学家精湛的技术才能”，这门学科目前最受推崇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对日益紧迫的现实世界问题做出有用的贡献，研究的初衷似乎也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这表明传统的“政策相关性”目标已然退居次位。另一方面，“严谨性”与“相关性”的两难困境深刻地反映在经济学教育中。经济系的毕业生时常感到自己所学的理论无用武之地，因为政府和企业中的工作很少使用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然而，一份针对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著名调查报告显示，学生们普遍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掌握数学，而非拥有对经济制度和历史的知识。这证实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的担忧，即“经济学系正在培养一代精通深奥数学但对实际经济生活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 

　　 在批判抽象理论导致经济学丧失“相关性”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的异端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参与到论争中，他们转向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数学严谨性”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这带来了两个重要启发。一是，形式化的数学语言并非中性，以“数学严谨性”的方式重述所要研究的经济学概念，很可能改变概念最初想要表达的含义。这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数学严谨性”标准仅限于古典逻辑意义上的封闭系统，而经济学中的概念往往具有辩证性质，因而会在本体论层面产生模型与实在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这意味着本体论上的一致性是“严谨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二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践行“数学严谨性”的方式——通过使用武断的抽象假设和缺乏细节内容的一般性概念——实际上并不“严谨”，它追求的只是形式上的“严谨性虚荣”，以牺牲外部有效性的方式来获得内部一致性。 

　　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批判给经济学带来了深远影响，它将微观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一般均衡理论）存在的“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权衡预设”基本上隐晦地成为了共识，它塑造了公众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形象。布劳格精辟地总结道，“现代经济学已显露病态！她日益沦为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的智力游戏，而无关乎实践的结果；经济学家已逐渐将该学科转变成了一种社会数理学（social mathematics），以至于在其中，数学系所秉持的分析上的严谨性一统天下，而物理系所坚持的经验相关性则被置之脑后”。 

　　四、持续的割裂：2000s以来 

　　21世纪初，利普西（Richard Lipsey）总结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学转型的成功与失败”。在他给出的十一条观察中，有六条直接关涉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而对这种关系做出明显负面论断的就有五条。利普西指出，“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是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就是布劳格反复提及的“从主流微观经济学的高度程式化且逻辑严密的选择理论模型中接受的严谨性标准”，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论上的可操作性比经验上的相关性更为重要”。尽管不断发展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试图回应这种批评，但“权衡预设”反而在21世纪的宏观经济学，甚至更一般的经济学领域中变得更为突出。 

　　 21世纪首先见证了宏观经济学的“困境”，追求最优化微观基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被认为越来越失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曼昆（Gregory Mankiw）早就指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成功的，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贡献并不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将批评推向高潮。罗默（Paul Romer）不仅谴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mathiness）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抨击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导致宏观经济学研究逃避真相和无视事实。在这些批评中，主导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显然处于舆论的漩涡，在批评者看来，DSGE建模者优先考虑的是模型的内部一致性（即“严谨性”）而非本体论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作为DSGE框架之核心逻辑的跨期最优化原理和理性预期假说，尽管十分适合严谨的数学建模，但从根本上无法处理货币、金融和信贷等重要宏观经济学议题，这导致该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金融部门及其与实体部门的互动，转而关注由微观基础引致的琐碎的技术性问题。一种严厉的批评甚至将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所使用的经济模型。另一方面，针对以特设形式引入摩擦以期改进DSGE模型之现实性的一贯做法，批评家们普遍予以否认——这种不考虑经济实在的本体论而强行调整封闭系统，进而试图为理论赋予“相关性”的主流建模方式得到的只是各种近乎“某种目的论”的不可信模型。对此，比特（Willem Buiter）指出，“大部分主流宏观研究的内在动机更像是出于内在逻辑……而不是出于了解经济运行方式的强烈愿望”。 

　　 其次，声讨对象逐渐扩展到整个主流经济学，批判主要聚焦于“不切实际的模型”和“过度数学化”。21世纪初，一场由法国经济学学生发起的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话语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反响。这场运动抨击了因追求“数学严谨性”而变得自我封闭的主流经济学，它导致经济学无力解决真实世界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从而预示了一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美国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则以一种官方的口吻“证实”现代经济学缺乏现实性，它在2010年邀请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举行了一次主题为“构建面向现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听证会。在谈到我们时代面临的诸多有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加尔布雷思（James Galbraith）更是直言经济学面临“第三次危机”。与此同时，鉴于全球性组织、政府和企业雇佣的经济学家数量越来越多，经济学的政策影响力与日俱增，出现的另一种批评指向“理论主张的过度自信”：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将得自模型的见解直接应用于经济政策领域。因此，“相关性”问题被更加明确地置于政策语境中。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近来将经济学的这种“病症”诊断为“精确性”（precision）与“重要性”（importance）之间的权衡：“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鼓励硬研究，而轻视软研究，即忽略了若干难以用‘硬方法’加以分析的重要课题与疑问”。显然，这一术语的变化并未改变争论的方向。在这些持续的争论中，经济学家还认识到“数学严谨性”导致的另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过度痴迷数学技术使得现代经济学在概念层面实际上缺乏“严谨性”，经济学家从未就该学科的核心概念——如企业和市场——达成共识。 

　　 而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争论，在21世纪仍旧得到了呼应，布劳格和两位斯拉法经济学家之间的论争延续了对“权衡预设”的讨论。布劳格认为，“经济学中存在‘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权衡——论点越是具有演绎确定性，就越不可能得出与社会和政治相关的结论”，他指责斯拉法经济学和大部分微观经济理论倾向于将逻辑“严谨性”置于对经济现象的实质性研究之上。对此，库尔茨（Heinz Kurz）和萨尔瓦多里（Neri Salvadori）的回应则轻描淡写，他们将布劳格的说辞定性为“老套的矛盾”，这种话术在本科生中很流行，通常被那些研究工作不具备“严谨性”的人所推崇。萨兰蒂（Andrea Salanti）试图从方法论层面打破僵局，他将“权衡预设”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学哲学某些过时方法的依赖”。但这似乎并没有说服批评家们——最近对主流经济学研究纲领的重新反思得出了与布劳格相当一致的结论。 

　　可见，21世纪将过去三十多年的严谨性—相关性“权衡预设”由微观经济学扩展到宏观经济学，进而上升到整个主流经济学，反思与批判的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然而，讽刺的是，“权衡预设”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过多的重视，面对经济理论缺乏“相关性”的指责，经济学家通常选择退回到经济模型的奇妙世界，固守虚幻的“数学严谨性”：当周围世界的经济问题不断增加时，经济学家却愉快地摆弄着数学工具箱里的最新玩具。对经济学群起而攻之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学科理想”与现实差距拉大，苛责自然随之而至。无论如何，对绝大多数的现代评论家而言，经济学家使用数学技术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经济现实的理解，他们构建的严谨且精巧的经济模型与经济学家的世界相关，但与现实经济世界无关。 

　　结语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经济学中的“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关系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内在统一”“潜在分化”“公开对立”和“持续割裂”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严谨性”的内涵从过去多元主义时代的“经验严谨性”转向当今主流的“数学严谨性”，“权衡预设”逐渐成为经济学批驳的支配性话语。由此可见，实现“严谨性”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牺牲“相关性”，二者对立权衡的故事只是经济思想史上新近的一个片段，它仅适用于数学意义上的“严谨性”。 

　　 更确切地讲，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权衡预设”并未构成困扰经济学家的难题。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经济学家优先考虑经验研究和历史分析，对“经验严谨性”的关注为理论带来强烈的现实主义气质，“严谨性”与“相关性”在注重经验数据的意义上实现了内在统一。20世纪50年代的“形式主义革命”奠定了数学语言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将“数学严谨性”提升为学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使得“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出现裂痕。但由于当时经济学良好的社会声誉，这种裂痕是潜在的，并没有被广泛注意到。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问题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担忧，他们对经济学将过多的智力资源分配在追求分析的“数学严谨性”而使得该学科丧失“相关性”感到不安，从而导致经济学领域爆发了一场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批判浪潮。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可称之为“权衡预设”的共识话语逐渐形成，并为此后的经济学反思话语奠定基调。尽管近些年经济学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应用转向”（applied turn）、“述行”分析（performative analysis）——可能削弱这种共识，但鉴于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趋势短期内不会得到逆转，“权衡预设”依然流行于经济学讨论中。 

　　 不难看出，在重建的“严谨性”与“相关性”之争的演变史中，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严谨性”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再现了关于科学形象和（自然）科学知识风格的观点演化。受时代知识气氛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中的“严谨性”概念表现为“经验严谨性”，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对“严谨性”的理解相一致，即对现象进行严谨的数学建模就是将模型直接且明确地建立在具体结果的证据基础上。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和数学危机改变了数学知识的形象，同时也改变了其他科学使用数学的方式：数学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与制定由公理集及其演绎结果组成的系统有关的实践。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后，“严谨性”概念在自然科学中逐渐与“数学严谨性”联系起来，具体表现为对形式主义模型和公理化理论的狂热追求。受此影响，经济学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逐渐将建模的关注点转向建立理论的逻辑一致性，而不是在理论与数据之间建立牢靠的联系。 

　　 然而，研究价值取向的转变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受时代精神催化而自发演进的过程。诚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经济学内部形成了代表主流共同体立场且相对独立的学术标准。但是，就所讨论的“数学严谨性”取代“经验严谨性”的转型过程来说，外部的社会学因素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关键，其中，政府和大型基金会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赞助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和美国空军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国防机构大规模雇佣“考尔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将大部分科研资金分配给数理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在1956年决定将经济学纳入其资助范围，因为该基金会认为当时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数学严谨性”的“真正科学”；秉承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的“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则在二战后将大量资金用于开发和应用经济学定量分析技术。虽然各团体资助的具体理论类型相当不同，但这些特定类型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通过严谨的定量分析实现经济学的“科学性”——毋庸置疑，这种“科学性”正是如今被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数学严谨性”。 

　　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衡预设”困境的暴露，还离不开社会和公众诉求的重要推动。当学生感到难以将经济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中，当该学科的社会边际收益递减，无法及时处理诸如金融危机等重大社会问题，不能很好地为社会提供政策服务时，“相关性”问题便随之产生。批评家们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这门学科选择的价值标准，即“数学严谨性”，它使得经济学丧失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必要特征，放弃了长期以来对“一个又一个社会工程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数学严谨性”标准日渐被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在出版和咨询、激励和奖励以及教育和就业等领域形成了一套有利于“数学严谨性”的学术等级制度和评估标准。这种共同体结构不仅使得主流经济学家对“权衡预设”困境置若罔闻，而且愈加固化和缩窄了“数学严谨性”的内涵。 

　　 现如今，主流经济学家对“数学严谨性”的理解更为狭隘，只有使用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数学形式和建模方式才被认为是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正如20世纪中叶一般均衡模型主导微观经济学研究一样，如今想要在五大经济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宏观经济学论文，就必须使用主流的DSGE模型，非主流的存量—流量一致性（SFC）模型或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ABM）并不被认可。这种狭义的“数学严谨性”使得“权衡预设”在经济学中变得愈发突出，因此21世纪对经济学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强烈，破除狭隘的“数学严谨性”标准势在必行。就此而言，经济思想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严谨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统一概念，如今占支配地位的“数学严谨性”也绝非自然选择的结果。要想摆脱这种“数学严谨性”带来的困境，就必须在理论评价体系中将过去那种“经验严谨性”提升至与“数学严谨性”相对等的地位。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应该容许更多非主流的数学建模发展，而且要为非数学建模的“严谨性”留出更多的空间。他们还必须就核心概念进行严谨地界定，并特别关注理论模型与经济—社会实在在本体论层面的一致性。总而言之，我们有可能通过从观念层面不断提倡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多元主义，在实践或经济学的制度层面力求改革，以此破除“权衡预设”困境，真正实现经济学“严谨性”与“相关性”的统一。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