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鲜明特点 

　　 “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探索的重要突破。“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推动经济有效增长，实现经济稳健运行。从理论层面来看，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首次概括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范畴，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而“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首次把“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面对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系统性变化，国内国际主要矛盾和竞争格局的深刻演变，一方面，我国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我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7%，2023年更是超预期完成预定经济增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圆满达成，经济回升向好；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稳定性，波动性明显低于世界同期水平。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各种风险叠加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剧烈振荡波动中，我国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达4.7%以上，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尤其是在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物价水平总体平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2%，表现出稳健增长与低水平物价的良性宏观回升态势，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量的拉动名列前茅。2024年1—6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总体运行稳中有进。这些鲜活数据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周期，并向世界传递经济风险的判断。探索其中的原因，最为重要的在于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水平的逐渐提升，而这种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增强的关键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善于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并遵循这一规律要求展开实践，把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在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深刻总结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系统部署需要开展的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注重不断提炼和深化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并据此进一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这是近些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逻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党对于深化认识、自觉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实践，特别是指导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与主动性不断提升，推动我国经济面对国内国际各种矛盾风险叠加的严重冲击，实现了稳健的发展，展现了超强的韧性。党的十九大之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概括为“五个必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出“四个必须”；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炼出“五个根本”；2021年中央工作会议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提出“四个必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贯彻“六个坚持”；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化总结出“五个必须”，并在深化对经济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明确了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和治理的指导思想、实现方式、政策目标、工具运用、工作基调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体现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并使之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和时代发展特色。 

　　二、深刻把握经济规律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炼出“五个必须”。从理论上来说，“五个必须”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对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理论探索的深化，是对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 

　　第一，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一规律性认识源于我国基本国情的规定，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新的时代要求，是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更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根本经验。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要求，并将其概括为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重要内容。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得出的“四个必须”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提出的“五个必须”中进一步强调，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必须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而且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之所以存在，其深刻根源在于我们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充分、结构不平衡等一系列典型特征，而克服种种矛盾、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发展。因此，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提出的“六个坚持”中，就明确提出“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深刻而系统的变化，沿用原有发展方式实现的经济自然增长率，既不能切实达成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客观经济条件的约束，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了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的深刻内涵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第二，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这是对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时，做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并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与之相适应，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方向，形成了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治理思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就使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宏观经济管理的入手点和战略方向从以往长期需求侧管理为主调整为以供给侧为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从总量均衡为首要转变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而使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不仅具有发展上的必要性，也有制度上的可行性。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供求关系矛盾运动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全球经济萎缩和内需不足矛盾交织，需求动力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结构性矛盾尖锐，要求宏观经济治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加强统筹需求与供给，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的重要战略原则就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和立足点，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战略主线和着手点，强调两者的内在联系，并作为有机统一体纳入新发展格局。2022年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就扩大内需而言，主要在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主要在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二者的统一而言，在宏观经济治理上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良性互动基础上的高水平动态平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则，在供给侧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需求侧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宏观治理上，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在体制机制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供求良性互动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供求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认识。 

　　第三，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作为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破除生产关系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突出特点。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需要高水平的改革，特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特别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创新则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为系统的要求。 

　　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三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四是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和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建立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关键是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增强国际话语权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具体来说，对外开放的目标导向由比较优势向竞争新优势转变，经济循环模式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以内促外、优进优出转变，路径重构由产业路径依赖向产业协同创新转变，开放类型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不断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高水平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趋势上看，越是接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显得越重要。首先，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机遇更具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二者相对关系发生变化，我国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其次，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具紧迫性。因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在于掌握发的主动权。一是切实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把高水平安全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切实解决经济发展质态提升的“上水平”。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切实解决产业链供应链的“补短板”问题。三是从大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规律上看，投入和产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循环是保障自身安全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培育健全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是实现安全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四是高水平安全必须具有全面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安全，应包括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 

　　第五，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因而是最大的政治。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深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重要的一条就是认识到党的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客观规律性和重要性，进而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一方面，必须团结广大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战胜种种艰难险阻，所谓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此。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因此要落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我们党必须不断加深对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善于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 

　　三、自觉运用经济规律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要求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宏观经济抉择，突出体现着对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自觉运用。 

　　（一）在宏观治理方式上强调供求高水平协调 

　　 在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同时，要求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一方面，以有潜力的消费需求和有约束的投资需求牵引供给，而不是以脱离市场需求为前提盲目扩张和调整供给，特别是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完善扩大消费增长机制，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另一方面，坚持以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以降低竞争力为代价，泡沫式扩张需求。这就要求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二）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突出“三稳” 

　　 “三稳”即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与之前提出的“六稳”和“六保”相对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稳”，既有连续性也有特殊性。从连续性上看，“六稳”及“六保”都是把稳就业、稳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作为核心甚至是首要内容。从特殊性上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突出了稳预期，目的在于针对社会预期转弱态势，突出强调提振信心和改善预期。此外，将“稳增长”作为“三稳”的首要，不同于以往“六稳”及“六保”中将“稳就业”作为首要，主要是基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困难，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就“稳增长”而言，以我国目前的自然增长率，达成“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志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49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当代主要发达国家水平等经济发展目标，仍然面临深刻的挑战，必须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稳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短期经济增长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长期经济发展意义，既是实现宏观经济各方面均衡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而切实实现“稳增长”目标对于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也必然提出更高要求。 

　　（三）在宏观经济治理工作基调上坚持“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坚持这一基调和原则，在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调控上需要妥善处理“稳”与“进”的关系。一是要科学明确“稳”与“进”的内涵。“稳”是指经济增长要稳、达到合理水平。所谓“量的合理增长”，既包括自然增长率方面提供的可能达到的潜在条件的约束，也包括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目标对短期增长目标的基本要求。同时，经济增长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目标的要求，既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物价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均衡，也包括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经济要求和社会非经济目标间的协调。“进”则是指结构升级和创新要深入。结构优化和升级是发展质态的演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结构质态演进是效率改善和提高的函数，效率改变则是创新的函数，这里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是“稳中求进”就“稳”与“进”相互关系而言，“稳”是前提。一方面，经济短期总量增长要稳，既要防止大起大落、降低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又要提升微观主体的预期稳定性。另一方面，以稳健的合理经济增长推动宏观经济目标达成，为“进”创造稳定经济环境。“进”是根本，是可持续实现“稳”的基础。以进促稳，要求在发展上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水平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四）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运用上要求有机统筹 

　　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运用和组合上，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防止出现政策的“合成谬误”。这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宏观经济治理需要遵循的客观规律。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格局而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结构性组合，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同时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联结。就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而言，努力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实现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各方面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就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标准而言，突出强调“三性”，即增强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方向、力度的一致性，体现“时度效”的有机统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包括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环保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协调性，以及增强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的一致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