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表达中国经验，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在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对话中确立中国本土的学术立场，推进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202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各国汉学家应当成为融通中外文明使者的殷切期望，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为我们正确理解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与建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一、世界中国学是全球化以来中国知识世界化的自然结果 

　　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最早源于游记的记载，我们称其为“游记汉学”，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游记汉学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特点：从历时性来看，游记汉学是欧洲汉学的起源；从共时性来看，游记汉学贯穿在世界各国汉学发展史的各个时期。笔者在这里提及的游记汉学主要是从历时性角度着眼的。 

　　中国知识和思想的世界化的真正开端应该是在地理大发现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开始书写中国、翻译中国典籍。中西文化相遇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一个结果。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进入了由欧洲人开辟的世界网络之中，随着利玛窦（Matteo Ricci）“文化适应”策略的提出，来华的耶稣会士等传教士不仅在晚明至清中期的“西学东渐”中用中文出版了一千多部著作，同时，他们开始大规模翻译中国典籍并在欧洲出版，由此开启了中国知识与思想的西传，这就是“中学西传”。按照考狄（Henri Cordier）的统计，1500—1800年间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约有千部之多。其间，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成就最大，儒家经典《四书》等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这里仅以《中国杂纂》为例，一窥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成就。 

　　1776—1814年在法国出版的汉学巨著《中国杂纂》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汉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这套书由以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Marie Amiot）和韩国英神父（Pierre-Martial Cibot）为代表的传教士以法文编纂和撰写，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为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知识与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翻译的历史时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 这里所说的“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就是指以来华耶稣会士为翻译主体的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活动。 

　　1814年11月，法兰西学院设立了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年轻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担任了这一席位。“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 

　　在欧洲与中国的互动中，欧洲早期汉学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再发展到专业汉学，中国的知识与思想卷入了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之中，中国的知识呈现出世界性意义。在全球化初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加快了向西方传播的速度，欧洲的东方学中诞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Sinology）。 

　　如果说欧洲早期汉学诞生是中欧文化交流的结果，那么，美国当今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也是中美互动的结果。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从传统欧洲汉学向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主的“中国学”的发展历程。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拉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1830年，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到达中国，开启了美国在华传教活动。传教与经贸成为中美早期关系的两个支柱。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中，美国人最多，这催生了美国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如果从美国汉学的历史来看，来华传教士汉学为其第一阶段。183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受美国公理会派遣前往中国传教，1876年返回美国。他一方面属于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的重要人物，同时又是美国专业汉学的开创者。 

　　 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加深，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大。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是美国为了对“太平洋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布鲁金斯研究所1927年成立，汉学家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和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都是重要成员。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适应了美国加强中国研究的需求。1928年12月1日，美国中国学研究促进会在纽约哈佛俱乐部成立，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会议还专门邀请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美国给予指导。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正式设立美国中国学常设委员会，编撰《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等。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研究模式转变为中国学研究模式，是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费正清创建的中国学研究的特点是将国别研究放到区域研究中，并以社会科学为基本方法。1946年，在费正清的推动下哈佛大学成立“国际和区域研究委员会”，目的是将以往仅仅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变为对一个地区的研究，“集中各门社会科学对一个单一的非西方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利玛窦还是雷慕沙，无论是伯希和还是费正清，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都是在他们与中国的互动中产生的。就学问而言，西方的中国研究，无论是欧洲的汉学，还是美国的中国学，都是西方东方学下的一个分支。汉学家运用西方现代治学方法，包括语文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就此而言，西方的中国研究产生的知识成果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支，它本质上是一门外国的学问。 

　　 无论是欧洲的汉学还是美国的中国学，抑或是日本、韩国的中国研究，其发展的历史都表明，它们均产生于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知识传向世界，形成了一套域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所以，世界中国学的学术史，是一部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世界性”是中国学的本质，将中国的知识世界化是其表现形态。它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知识的书写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学人，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一种世界学问。同时，必须看到，西方汉学家在从事中国研究时，是受到所在国家利益推动的。无论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还是当下美国的中国学，作为一种西方的学问，它必然受到所在国家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中国学是一种文化间的知识系统。因而，既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外国学问，也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中国学问，我们不能再以单一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中国学，文明互鉴、跨文化是审视这门学问的基本立场。 

　　世界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在全球化时代，对任何民族文化都必须放在全球史背景下进行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学问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学问，这就是“世界中国学”。如马克思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我们应该看到，四百多年来，西方产生了一批卓越的汉学家，他们为研究中国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世界之中国”才能成为现实；正是依托他们的辛勤翻译和写作，中国的知识和思想成为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他者”，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参与到全球知识创建与思想互动的历史进程中。 

　　所以，世界中国学是域外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是汇聚了世界各国学者智慧的中外交流之学、文明互鉴之学。世界中国学是全球化以来中国知识世界化的自然结果。 

　　二、与中国学术密切互动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开始转型。1905年废除科举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向新学转变。随着经学的解体，中国原有的知识体系开始按照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加以改造与变革，在这个“援西入中”的历史过程中，西方汉学是以“西学”的形态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汉学也是以“东洋学”的形态进入中国学术领域的。此时，欧洲汉学家先后来到中国，包括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法国的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等，他们的到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38—1939年，考狄的《西人论中国书目》5册由文殿阁书庄影印出版，西方汉学家的英文著作也开始在国内影印出版。同时，民国时期海外留学生归国后，开始大量翻译欧洲汉学成果，介绍其进展。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学的一些书籍也开始被译成中文，欧洲、日本的专业汉学成果渐渐进入学术界视野。民国初年，中国学术界已开始和欧洲、日本汉学界有了联系。1909年，伯希和携带敦煌文献来到北京，就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的注意。1930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文学讲座主任马古烈（G. Margoulies）访问中国，各地高校纷纷邀请其讲学，足以说明当时西方汉学家受欢迎的程度。当清华学生向王国维请教关于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之书目及杂志这个问题时，他写信予以解答： 

　　先生覆书谓“载东方书籍最详者有法国哥尔第亚教授（Henri Cordier）之《中国书目》（Bibliothca Sinica，记者按：此书校中图书馆中有之。）其书有三四大册，欲知欧美人关中国历史之著述，可查此书”云云。记者接此函后以《中国书目》出版于十年前，于近日新著自所未及；因再函王先生，请其将所知十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历史及学术之著作及杂志略为介绍。蒙惠复如下：“西人近十年中研究（中国历史及学术）之结果，大约多载于法国《通报》及英国《亚细亚》两杂志中；《通报》校中有之，《亚细亚杂志》多年未见，大约尚继续出版。日本人就中国西域事之研究，亦极有贡献，大都载于《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史林》等杂志中；似校中各宜购备一分也。” 

　　这说明此时的王国维对海外汉学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胡适留学期间发表文章纠正汉学家论文中的错误，由此开始接触了一些汉学家，后他与众多汉学家交往频繁，如青木正儿（Aoki Masaru）、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等。 

　　 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回国后，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展开对欧洲汉学史的研究。冯承钧早年留学比利时，后转入法国，曾师从伯希和。回国后冯承钧成为法国汉学翻译的大家。1921年，陈绵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发表《法国的中国学》一文。杨堃早年留学法国，师从葛兰言，写下《葛兰言研究导论》。1920年，王光祈留学德国，1934年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曾翻译海尼士（Erich Haenisch）的《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1922年，姚从吾赴德国留学，师从福兰阁、海尼士，曾发表长文评论福兰阁的《中国通史》。1934年，韩儒林入巴黎大学，师从伯希和，研究蒙古史。1934年，邵循正入法兰西学院，师从伯希和，研究蒙古史。王静如留法期间与伯希和等人有交往，1936年他以博士论文《西夏研究》成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获得儒莲奖的中国人。1937年，高名凯留学法国，师从马伯乐（Henri Maspero）。1938年，翁独健入巴黎大学，师从伯希和，研究蒙元史。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中坚力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国内学术界与域外汉学界联系最为紧密。国内学术界认识到，将域外汉学排除在视野之外已经不可能了。胡适在1923年创刊的《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写道：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邓嗣禹写过《中国学术世界化》一文，他在文中提到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提醒中国学术界要注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学问的研究，注意汉学家的成果，至今读起来仍有启发。他说： 

　　中国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中国学术，同时也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是尽人皆知的。要想解决中国重要的问题，首先或同时要将世界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要想中国学术世界化，首先要了解世界学术的趋势，然后我们知道努力的目标，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方能将中国学术发扬光大。 

　　所谓中国学术世界化者，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将中国学术传播于世界，使世人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景仰。第二，是用世界的科学知识，学术潮流，研究中国文化，使中国对于本国文化的研究，不致落在外国人对我们文化的研究之后。 

　　可以说，世界的中国学作为一门外国学问，它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中国的知识成果以及与中国学人的互动，同时它也深深卷入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历程中，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复杂性。由此，这种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就不仅仅是“外国学问”，也具有了“内学属性”。因此，与中国学术界的互动构成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特点。它这种与中国学术的双重关系是全球化后，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化后的自然结果。掌握世界中国学的这一特点，不仅可以使关于中国知识与思想的研究在全球进一步展开，也是我们研究世界中国学时需关注的重要方面。 

　　三、文明互鉴是展开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中国学进一步发展，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崛起，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心。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非常关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翻译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对中国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术界的对话和互动持续深入。根据尹汉超的统计，在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学术界共翻译了海外中国学著作5000余种，出版相关研究著作3000余种，数量之多，涉及学科之广令人震惊。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希望各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202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研究的原则和方法。首先，应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推动世界中国学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知识的学问也称为“中国学”。这些学者认为，“长期以来的‘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以研究海外、国外关于中国的认知为主，虽然依托关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特别是新中国史研究，但大多不包含‘以我为主’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内容，导致中国学研究‘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和传播内容的‘主题性’的薄弱或缺位。这样的中国学以‘他塑’为主，而缺乏‘自塑’及其比较和互鉴，不仅不完整、不具体，更不具有主体性的本源性和原创性。”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理解“中国学”的问题。首先，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中国学者应该在中国的知识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等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建构一套自主的理论话语与知识体系。这与我们上面所讲的“世界中国学”是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表达。 

　　 将“他塑”和“自塑”对立起来的论断，其实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从晚清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的转型就是在与包括西方汉学在内的西方知识体系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没有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可能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如此灿烂辉煌，“李约瑟之问”也就不会如此促动中国学者的思考。域外汉学家的“他塑”并非“自塑”的对立面，它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个中西互动已经极为紧密的语境下，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已经将西学因素广泛包容于内在结构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海外汉学完全可以成为学术转型的有效资源。”打破地缘的限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组成一个全球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世界中国学研究不断发展，这才是正确之道。2023年11月成立的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概念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否认世界各国汉学家已经作出的成绩。那种认为域外中国学研究不可相信，甚至认为只有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才正确的看法是不可取的。这样的看法忽视了一点，在中国学问世界化以后，域外汉学家的很多优秀研究成果对国内的学术研究有推进作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史揭示出，中国的学问本质上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之学，如果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排斥在外，自己关起门来做研究是行不通的。 

　　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必须在中外互鉴中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笔者曾提到研究域外中国学要内外双修，既要扎根本土学问，又要熟悉域外学问。也如周武所说“以此为基础，在中外互鉴中破除本土中国叙事和海外中国叙事各自为政、各守防地的格局，构建一套更具解释力和笼罩力的世界中国学叙事，变‘外国学’为‘中外互鉴之学’”。唯有如此，中国研究才会出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才会出现更为恢弘的立意和气象，这才是中国知识的真正世界化和全球化。 

　　 其次，以批评的中国学为方法，与汉学家展开讨论。汉学家身处国外，其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自然受所在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思想影响，有些西方汉学家仍未走出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观，在学术上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此而言，萨义德对西方东方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西方的东方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为西方的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他认为东方学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人类知识的失败。萨义德激情有余，但理性分析不够，他只揭示了西方东方学的一个方面，并未看到西方东方学的双重性，即知识上代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政治上这种进步是在殖民主义影响下完成的。正像马克思评价英国的殖民主义时所说的：“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样的分析方法与立场可以用在对西方东方学的评价上。对世界中国学“他塑”特点的排斥，与前些年学术界排斥汉学研究，将其称为“汉学主义”有雷同之处。这些都是没有正确理解世界中国学的双重性特点，没有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理解世界中国学导致的。 

　　作为“外国学问”的域外中国学，异质性是其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批评的中国学，从学术角度与汉学家展开学术性的批评与讨论才是正确的学术方法。汉学家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是一项很严肃的学术活动。由于一些汉学家的学术积累不够，在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这种知识性错误，中国学者应该如实指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观对域外汉学家的研究仍有一定影响，对于这种影响，中国学术界自应加以辨析和批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批评应是在学术范围内展开的学术讨论。 

　　正如鲁迅所说，泼脏水时不能把孩子泼出去，在与海外汉学家进行讨论时，也要做到这一点。宽容的学术态度与明确的学术立场必须同时具备。要充分发挥各国汉学家融通中外的作用，对于他们推动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应加以鼓励；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我们应充分肯定；对于他们知识上的不足与缺憾，我们应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讨论；对于他们依据各国的学术体系，在中国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认识，我们应从跨文化角度给予分析；对于一些原则性错误，我们应进行有理有据的争辩和立场鲜明的批评。对待海外中国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汉学史发展脉络的把握、文化自觉的立场是我们展开批评的中国学时，应同时具备的。 

　　当下，我们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并非闭门造车，也不是以中国学术界的“自塑”取代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他塑”。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必然形成中国研究的多样性，批评的中国学是文明对话的中国学。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批评的中国学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坚持理论自觉是展开与海外中国学学术对话的前提，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汉学家学术成果的双重性品格的关键。唯有如此，中国学术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学术立场，彰显出中国学术博大的胸怀和色彩斑斓的无穷魅力。 

　　最后，各国的汉学家应如何展开中国研究？我们在评价域外的中国学研究时应持何种学术立场呢？ 

　　第一，要从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出发来评判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汉学家要把中国的学问打通，每一位汉学家都是在一定的学科中展开自己的中国研究，这样很容易产生知识碎片化的问题。要理解今日之中国，必须了解历史之中国。只有对历史中国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研究今日中国。世界中国学研究要走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中国观，对中国的认识要正本清源，一定要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取得现代化新成就的伟大文明。历史中国之研究与当代中国之研究一脉相承，这是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应格外注意的，也是我们评判世界中国学成果时应持的基本标准。 

　　第二，要在文明互鉴中揭示中华文明的特质。对中国的研究要充分意识到它与世界的互动，这样才能得出更加贴切的认识和理解。只有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悠久历史中才能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才能理解中华文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只有依据这些方法，才能更好与世界各国的汉学家展开对话，才能理解世界中国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推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与海外汉学的互动，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在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既要吸收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在与各国汉学家的交流互动中积累的经验，又要立场坚定地批判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观，与汉学家展开充分的学术对话。 

　　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在文明对话中，在批评的中国学方法指导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使各国的汉学家成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研究，不仅彰显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魅力，也是中国学术界参与世界新文明建设的契机。这既是对世界各国汉学家更好地展开中国研究的期待，也是我们与世界各国汉学家展开对话，探索新知的共同愿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