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有赖于一代代学人的接续努力，才有可能出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象和“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国际关系学亦不例外。划分和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自创生以来的各“代”学者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应的成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本文就是在这一方向上作出的努力。本研究大体上以20年左右为一代，划分出了前后五代学人，时长跨度大约百年。这一代际变迁，可视为百年学科史的一个缩影。不过，每一代的划分并不绝对，而是相对的。这百年间，时代经历了沧桑巨变，生活于各时期的学人及其学问事业也不能不被打上历史的烙印。本文将在划分各代学人的基础上，分别讨论和评价每一代学者所处的时代、教育背景、学术工作及相关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一、出入中西的第一代 

　　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一代学者在民国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前后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这一代的“排头兵”陈翰笙出生更早，他曾先后留学美国和德国，一生经历了3个世纪。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使他成为一个少有的传奇。其他代表人物包括王绳祖、刘思慕、宦乡、王铁崖、何方、浦山、谢益显、鲁毅、刘星汉、刘同舜、陈启懋、陈乐民等。他们主要活跃于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其中较为年长的王绳祖、宦乡、王铁崖等人在民国时期就已颇有建树。他们对现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代学者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大学教育，如王绳祖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宦乡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王铁崖曾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等。他们为了学业更进一步，选择赴海外深造。1936年王绳祖考入英国牛津大学，专攻世界外交史；同年，王铁崖通过“庚子赔款”中英奖学金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仍处早期，第一代学者多以语言为专业。何方在延安学习了俄文，陈乐民学习了法语，语言基础为他们日后开展相应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拥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还在国外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育。日后，他们均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权威人士。

　　 这一代学者的特点之一是他们大都同政府工作关系密切，有在外交一线工作的经历，或曾凭借专业知识助力国家外交实践与理论发展。比如，宦乡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新闻工作转入外交战线，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54年奉调任中国首任驻英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20世纪70年代还曾担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兼驻欧共体使团团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何方原在东北做地方工作，1950年随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属于“半路出家”，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交部工作。其中，部分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颇为丰富的产出。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宦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以笔为枪，撰写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外交、时事的评论文章。在1941年的《德苏战争与世界大势——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研究提纲》一文中，宦乡深刻分析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必然性，从德苏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动态对比中得出“最后胜利是必然属于苏联的”结论，并就中国应采取的方针提出“抗战即外交”的论断。回顾历史，宦乡的研究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 

　　 除了跟踪时事的评论分析，第一代学者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其中王铁崖最具代表性。从1933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惠国条款的解释》一文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王铁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有关条约理论的问题上，出版了《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本专著。王铁崖基于国际法的中国立场，对不平等条约与不平等国际关系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显示了他对平等和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关注。第一代学者成长于国家弱乱年代，对帝国主义欺凌中国深有体会，多有颇为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学术旨趣。新中国成立后，王铁崖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历史系和法律系担任教职，笔耕不辍，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3卷本的《中外旧约章汇编》，并同王绍坊、王绳祖合作编译了“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的两个分册，为新中国国际法和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依据。 

　　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一代学者还以政策研究和建议的形式贡献自己的专业思考。宦乡在驻外期间，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其成果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表扬。20世纪50年代，是何方研究成果最多、写作量最大的10年，但基本上都属于内部性质。此外，专注于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也凭借其专业知识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国际活动的实践中，助力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工作的逐步恢复，《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成为当时少有的亮点之一。该著爬梳整理了大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献和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编纂者主要来自当时的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研究单位，以及上海市“五七干校”。第一代学者刘同舜等人构成了这些单位的主力，他们带领后来第二代中的某些学者，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着国际关系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启动后，学者们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可能性，政府和学术界也更加重视客观深入地了解外部世界。至此，国际关系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探讨了。第一代学者有不少从国际活动的实践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他们纷纷进入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在专注于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继续为国家外交决策贡献专业力量。1978年宦乡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又出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1980年何方受命筹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们的首要工作是重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包括组织人员、建立机构、创办刊物等。

　　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认识时代和世界形势，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一代学者积极参与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和讨论之中。可以看出，第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和真知灼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开辟了一条道路，成为后继国际关系学学者学习、研究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他们无疑是现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人。

　　二、不平凡岁月锻造的第二代 

　　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二代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开启大学生活，并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们大多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出生，代表人物包括梁守德、陈佩尧、倪世雄、朱威烈、金应忠、陶文钊、俞正樑、朱明权、袁明、张蕴岭、蔡拓、俞新天等。他们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恢复和重建的中坚力量，并开始系统地引进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退休（有的已故），但仍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前辈们关心着学科的发展。 

　　第二代学者大多没有留学背景，他们基本在国内高校完成了学业。同时，因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急需工科人才，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有所下降。1952年底，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政治学被终止或取消。1964年，中央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决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第二代学者诸如俞正樑、潘光等赶上这一时机，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此外，也有朱明权、俞新天等学者出身于历史学专业。

　　 与第一代学者拥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不同，第二代学者完成学业后，普遍进入研究机构或大学，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等。20世纪70年代，第二代学者中的部分学者回到研究机构和院校，同第一代学者一起完成了部分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能力得到了磨砺。据朱威烈回忆，他初被分配翻译《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原文“就是要读懂也非易事”，他只得反复研读文本，四处查询资料，请教多位前辈，终于完成了译著，自视为真正较规范的学术翻译之始。尼克松访华后，俄语专业出身的陶文钊开始自学第二外语英语，使自己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基本可以阅读专业书籍的程度。后来，他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的集体项目。 

　　当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时，第二代学者大多正值壮年，处于学术工作的黄金期。部分学者随即积极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相对年轻一点的学者则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陆续考取研究生，获得深造机会。这一时期，中国对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需要不断增长，国家公派出国成为一时的潮流。1980年，40岁的倪世雄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国际关系理论，师从国际关系学名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是最早一批赴美学习的学者之一。1982年，39岁的陶文钊作为公派学者到乔治敦大学等处进修，并在美国数家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所研究中美关系史。这段出国经历使他在英语和专业两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长进，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其一生工作的转折点。此外，袁明、张蕴岭等也均有了出国进修的经历。

　　 第二代学者投入工作之时，中国国际关系学刚刚恢复。第二代学者立足自身的研究教学工作，在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取得了许多具体成果。在1980年12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金应忠提交论文《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是中国学者最早发表的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论文。在教材编纂方面，梁守德先后主编、编著了《民族解放运动史》《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国际政治学概论》等教材，“推动中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步入正轨”。在课程开设方面，俞正樑致力于史论方面课程的建设，率先为本科生开设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等课程。第二代学者还为相关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申报工作积极努力，基本搭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四梁八柱”。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第二代学者正值学术生产的高峰期，自然不会缺席。1984年，由颜声毅、俞正樑、朱明权等人撰写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出版，随后俞正樑、颜声毅等人又出版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纲（1945—1987）》。两本著作概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均属通史性质的著作，兼为教材之用。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渐趋火热。陶文钊利用公派出国期间搜集到的资料，经过潜心研究于1993年出版了《中美关系史（1911—1950）》，同时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此后又用了近10年时间，完成了另外两卷《中美关系史》。 

　　彼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另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领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十分迫切，亦非常重视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的引介。同第一代学者相比，第二代学者的海外进修和访学经历使他们得以直接接触到西方国际关系学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也比第一代学者更有条件进行翻译引介的工作。在这方面，倪世雄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参与译校了多部英文著作，而且编撰或与人共同编撰了数本总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如《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等。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倪世雄主著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于2001年出版，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代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与第一代学者一起参与了所处时代、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但他们更注重从学理上思考这些问题。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性问题也随之而来，为第二代学者开辟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受到各种冲击，俞正樑从1998年开始陆续发表有关主权的研究成果，是国内较早推进这一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主权的层次理论，认为在体系层次上国家主权具有平等的同质性，而在单元层次上则存在主权实践的差异性，二者的紧张关系是主权问题出现的根源。此外，俞正樑还把全球化视为21世纪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研究的中心命题，力图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化的新理论框架，全面研究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与转型需求，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一书中。他也是国内最早关注并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者之一，被视为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改革开放中崛起的第三代 

　　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三代学者主要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缉思、冯绍雷、时殷弘、杨洁勉、周琪、阎学通、秦亚青、宋新宁、黄仁伟、贾庆国、王逸舟、刘德斌等。他们中有些是有过插队经历的“老三届”，有的是在1970年后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更主要的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通过考试上大学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第三代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干力量。 

　　 高考恢复后，第三代学者凭借艰苦自学打下的基础考入大学。他们接受大学教育与国际关系学的恢复和重建同步，其中国际政治专业出身的学者有王缉思、宋新宁等人。此外，英语和历史仍是第三代学者主要的专业背景。后来，他们普遍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并在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的学术体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走出国门、留学深造成为第三代学者面临的历史性机遇。与第二代学者“补课”式的出国进修不同，第三代学者大都出于学术发展的需要自主地做出了出国的决定。这批学者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归派”。在中外交流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少“本土派”学者也多次出国访学，培养了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在第三代学者中，“海归派”和“本土派”学者的学术创造力和影响力并驾齐驱，共同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繁荣，这是第三代学者的一个突出现象。 

　　第三代学者接续了第二代学者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而且相比后者，第三代学者的留学访学经历赋予了他们系统引入西方理论的兴趣和能力，因而他们的工作表现出几个新的特点。一是科研成果数量更多，他们与一些影响较大的出版社合作，开始系统地引进国外理论及相应的经典著作。二是涉及面更广，不同流派和分支的理论均有所涉及。三是从出现的时间而言，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被引入到国内的时间更快。

　　 从中国的主体地位出发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讨论继续深入，不过这种讨论从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特色”开始转向更具学术色彩的“中国学派”。第三代学者围绕要不要和如何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进行了丰富的思考和讨论。秦亚青从“理论”的内涵中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学者在讨论建立“中国学派”的问题上大都是在考虑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一个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中国学派。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也无法建立“中国学派”。如阎学通指出，中国思想和理论的丰富程度使得任何思想或理论都无法全面代表中国，况且以国别为标准划分学派本身也存在问题，建立学派往往涉及范式变革，但是并不存在“中国范式”一说。这表明，第三代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是否应使用“中国学派”这一术语，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第三代学者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在尝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上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此处列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秦亚青的英文专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于201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作者通过挖掘儒家哲学文化资源发现了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即世界是关系的世界，人的行动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权力、合作、治理等传统的国际关系概念，就能打开理论创新的可能空间。阎学通于2019年出版英文专著《领导力与大国崛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阎学通多年来潜心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取得了包括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在内的成果，该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他称之为“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区分了一国的国内和国际领导类型，并以此为变量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的崛起会成功，而其他国家的崛起会失败。尽管阎学通指出，道义现实主义是普世性的，并不属于“中国学派”，而且他坚持认为“中国学派”是无法形成的，但作为一本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借鉴了中国古代哲学观念、解决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问题的著作，它对于“中国学派”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总的来看，第三代学者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努力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建立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基础之上，如关系理论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过程建构主义之上，而道义现实主义则公开声明自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种。二是运用和发挥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和概念，关系理论把中庸辩证法作为其“认识论图式和方法论原理”，道义现实主义则从古代中国关于“为政以德”“王道”“霸道”的思想中汲取了理论养分。三是注重建立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的理论体系，关系理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创新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道义现实主义则引入了领导类型这一新的变量。

　　 第三代学者所关注的具体研究问题也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第三代学者的工作反映了时代特点，自身也受益于全球化进程。第三代学者还自主发起了对新命题的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继之以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阶段。特别是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引发了第三代学者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同时，第三代学者也日益关注方法论问题。有的力主“科学方法”。张文木则指出，“科学主义”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他认为，国际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而秦亚青则认为，社会科学没有科学的意识不行，但没有人文的理想同样是不行的，试图在方法上走出一条中间路线。 

　　四、“生逢其时”的第四代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恢复后，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国际政治专业大学生，他们接受了比较完整和规范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四代学者。第四代学者主要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一代学者的数量相较前三代有显著的增长。他们大致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登上学术舞台，并在进入21世纪前后迎来了自身的学术黄金期。如今，第四代学者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骨干力量，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学识和工作塑造这一学科的面貌并为学科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考恢复后，第四代学者以正常的入学年龄考进大学，接受了比较完整和规范的高等教育，而且他们大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属于中国较早的一批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获得者。在专业分布方面，由于学科恢复和重建的步伐加快，第四代学者中出现了很多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专业科班出身的学者，如张小明、王帆、朱锋、任晓、刘雪莲、王存刚、王正毅、陈志敏、唐士其、陈东晓、张志洲、于铁军、郭树勇、刘贞晔、陈玉刚、张振江以及稍晚出生的苏长和、周方银等。学习外语出身的人才也是第四代学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崔顺姬、阮宗泽、罗林、李晨阳等，语言能力成为他们日后开展相应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工具。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包括任东来、计秋枫、戴超武、王健、石斌、周桂银、袁鹏、郑先武等，他们主要在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深耕并延伸到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且大都是传统主义研究方法的支持者。此外，经济学出身的张宇燕和黄梅波、物理学出身的沈丁立、生物学出身的唐世平、环境工程专业出身的张胜军等丰富了第四代学者的专业背景，赋予了国际关系研究和学科发展不一样的色彩。 

　　第四代学者的年龄跨度不大，可大致分为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至中期出生的一批和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前一批学者的教育经历和学术历程与第三代学者有相似之处：他们在90年代前期陆续取得博士学位后投入学术工作，具备较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第四代学者中的后一批普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博士毕业，并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先后进入学术主力军行列。他们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年代，并在从事研究工作期间迎来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标志性事件。同时，他们还亲眼见证了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自信开放的学术特点。

　　上文提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从“中国特色”向“中国学派”的转变，第三代学者在这方面贡献不小。而事实上，首先在学术上明确提出“中国学派”主张的是第四代学者。2000年，北京大学的梅然在《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鲜明提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应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也主张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代学者与第三代学者同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力。以金应忠等为代表的上海学者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生现象出发，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共生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事物间的一种状态，共生是不同事物在共存中相生相成、共同生长的良性状态，其要义不仅是互不覆盖和否定，共存共处，而且超越之，在同生共长中相互促进。它是生命力的来源，是事物生长发展之本。在国际体系中，亦存在着普遍的共生现象，特别是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发展。思想领域的共生意识则反映在传统中国的“天下为公”精神中，这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成长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共生理论以西方一元化、二分法思维为靶子，运用中国的概念、思维和文化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另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论述是唐世平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他从生物演化这一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说出发，提出人类社会同生物系统一样具有演化性，也都可以并且应该用演化方法来认知。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全新的根本性力量——观念力量——加入了人类社会并参与了社会演化。社会演化论的理论视野相当宏大，不仅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国际关系，而且试图观照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演化历史，以此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的解释力，展现了中国学者对“大理论”的追求。 

　　 进入21世纪后，大理论的贫困难题凸显，第四代学者不拘泥于甚至质疑西方理论三种范式的限定，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他们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学术工作更加多元，除了中国原创性理论建设外，其他各分支领域也都蓬勃发展，出现了繁荣态势，举凡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国际发展合作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展现了这一代学人较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求实创新的风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术产出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内部报告或专报，数量甚众，也颇具重要性，自宦乡那时以来便是如此。进入21世纪后，智库建设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少学者的研究工作体现在智库的产出中。这方面的撰述是不公开的，所受到的肯定也是不公开的，因此这更多地属于“无名英雄”的工作。指出这一点，意在表明这是由远及近诸代学者们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被考虑在内。近些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中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之后符合逻辑的新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从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自今日始。不同之处在于，到21世纪的今天，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掌握显示出了较以往更为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要求相关研究“全覆盖”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并不断拓展深化。在此背景下，第四代学者也不遑多让，他们中有不少积极参与其中，已经或依然在作出他们的贡献。 

　　五、成长中的第五代 

　　 以上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出现了四代各有特点的学者群体，那么是否存在第五代学者呢？从应然上看，随着客观的时间推移和代际传承，第五代学者的出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从实然上看，第五代学者的轮廓虽然尚不像前四代学者那般清晰，但不少已学有所成，崭露头角。他们大体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前后，在进入21世纪前后接受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先后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获博士学位，并踏上学术岗位，有不少已获得副高乃至正高职称。当然还有更为年轻的学人，他们一起可谓之“成长中的第五代”。他们成长于世界发展和国家进步过程中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都思想活跃，善于吸收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伴随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他们共同呈现为一个人数更大的学人群体。他们大都工作勤奋，有的已经做出颇为出色的学术业绩，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只要能持之以恒，奋发有为，必能在未来做出杰出的研究工作。如果要开列第五代的名单，这将是一张长长的单子，此处以从略为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第五代学者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海外知名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当前，这一经历使他们占得了一定“先机”，处于较有利地位，在英文著述和发表方面尤为如此。有的已经与外国学者合作撰述并由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著作。有更多的新生代学者撰写并发表英文论文，相对而言，这些作品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阅读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前四代学者相比，第五代学者的研究旨趣更加多元和多样，举凡国际制度及其变革、全球和区域治理、文化与国际关系、劳工政治以及相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等，都在他们的视野内，而且他们通常善于抓住相关领域内的前沿议题。这一代学者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日新月异，为其发挥才学提供了新的条件。第五代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也比较强。他们一般较熟练地掌握了实证研究方法，经常性地运用定量研究和统计工具、数据库等是第五代学者的显著特点之一。有的还参与甚至主持建立了属于中国最早一批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验室。至于其中的利弊得失，则需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如今，第五代学者已经或正在步入学术舞台的中央，他们的学术业绩和地位将得到学术史的检验。

　　结论 

　　基于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五代学者。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成长和教育经历，面对着各异的全球政治、国家发展和中国对外关系问题，展现出各自的学术旨趣、研究取向和话语体系乃至独特的风格特征。他们对学术都有执着的追求，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各代学者身处于不同的时代，情形各异，我们并不持线性进步观，并不认为后一代一定胜过前一代。不过总的来说，学术是一代代地向前推进的。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建设看，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迭代发展总体上可概括如下。 

　　 从学科体系看，第二、三代代表性学者对学科体系都进行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写出了各有特点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国际关系史方面也出版了多种专门著作，从有到优，尤其是集合众人之力写出了代表性的长卷，即10卷本《国际关系史》（后又增写了2卷，成为12卷）。同时，理论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核心，进入21世纪后，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得到创生和发展，出版了代表性著作，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成为一道耀眼的亮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从学术体系看，在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国际关系学界较早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学派”的主张和构想，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拿出了货真价实的学术作品，出版了汉语和多语种的学术著作。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原创性理论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话语体系看，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和引进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未来也仍然需要。重要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较早地意识到不应跟在西方理论之后亦步亦趋，而应走自主发展之路。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自主意识，催生了从不太有底气的“中国特色”到明显更有底气的“中国学派”。 

　　 总体而言，在如何看待时代和世界、如何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等众多议题上，五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仍呈现出很强的继承和发展之势，显示了学科发展代际传承的特点。前四代学者已经搭建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框架，其中不少人依然是学术中坚力量，第五代学人则已经崭露头角，学有所成。本文述及的必定挂一漏万，所能做到的只是勾画出一个概貌。在此笔者要对本应提到而仍未被提到的学者表示歉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新进展，不断致力于超越西方“普世价值”和破除“西方中心论”，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新老国际关系学者也必将继续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朝着更为成熟的方向前行，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吕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