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发展的关键指标之一，老年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趋势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些变动特点及其趋势不仅构成了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更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诸多影响因素中，老龄健康的基础性地位尤为突出，其重要性源自其与老年人福祉、社会健康体系的构建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老龄健康不仅关系到微观层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宏观层面劳动力市场供给、医疗资源分配、家庭照护负担等，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对老龄健康领域的跨学科关注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能够为社会治理各主体提供关于老年人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变化的深入见解，而且能够促进他们对老年期特有健康需求的理解，从而设计出更为精准和有效的干预措施，促进健康资源向老年人群体的合理倾斜，为实现社会公平及健康资源的均衡分配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在追求学术深度与实践广度的研究框架中，老龄健康研究应当超越对老年群体单一健康维度的关注，更加注重对该群体全面福祉的跨学科深入探讨。这包括但不限于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参与的保障、健康不平等现象的缓解、技术进步的红利释放，以及对老龄歧视问题的积极纠正。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老龄健康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西方视角依赖性，如在忽视中国文化特性、社会结构差异及经济环境特殊性的情况下，套用既有的理论框架、引入他国的服务模式，而未经过充分的适配度考量。此外，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对老龄健康的探索与分析，而忽视了对“健康”这一概念的多维度洞察和多层面测量。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老龄健康研究的创新性和独立性，也影响了研究成果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价值。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战略要求下，推动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应用性，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当前学术界和实践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必要对老龄健康的学科分野、跨学科视角的核心研究议题及未来研究的重点进行再思考。 

　　一、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学科分野 

　　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变化趋势的认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中国学术界对于老龄健康的研究在过去四十多年逐步深入，尤其在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国家决策层面高度重视老龄健康领域，不断出台人口老龄化相关公共政策，整体上极大促进了学术界对老龄健康的多学科研究，并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野特征。在社会科学参与研究“老龄健康问题”之前，老龄健康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自然科学的医学领域。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老年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新探索。 

　　 第一，医学研究侧重揭示老龄健康的生物学基础与疾病机制。老龄健康研究的医学领域或“老年医学”专注于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医学分支，涵盖了老年人特有的流行病变化特点及其规律性、医疗需求、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等诸多方面。其研究方法既包括医学界共有的临床试验、流行病学调查、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实验室基础研究等，同时也包括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老年人群健康数据的分析。该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研究：一是疾病预防，研究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患病状况、失能状况、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等，寻找疾病风险因素，建立必要的预防与筛查策略系统。二是康复护理，研究个人身体机能衰退的原因和机制，以及如何通过干预措施来延缓或逆转这一过程，探索适合老年人的慢性疾病管理与康复治疗方法。三是疗效评估，研究某项医疗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药物、物理、化学等医疗手段）对老年人群特定疾病的干预效果。 

　　在老年医学视角之下，老龄群体的健康界定与测量主要表现为生理层面的正常与否，如患病状态、器官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等。既往研究往往侧重个体的生物学特征，而未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社会支持网络等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多重影响，也未能充分反映老年人口内部的异质性。 

　　第二，社会学研究重在丰富生命历程与老年社会参与的理论框架。老龄健康研究的社会学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理。此时的老龄健康不仅仅是生理学或医学上的客观指标，更是社会机制与社会行为的结果。 

　　 其理论取向主要涉及两大方向：一是全生命周期的生命历程取向，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生命历程的考察通常会追溯到个体在童年时期的地位区分和生活处境，并观测在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经济条件等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下，老龄健康的累积优势/累计劣势；二是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等社会决定取向，研究意在探寻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情绪状态、认知功能、自理能力、患病状态等）的诸多影响。这些研究常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维度下充分展开。个体层面主要测定老年人以婚姻关系、代际关系等家庭因素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层面则主要评估老年人对社区服务和公共设施的使用、对社交活动的参与以及劳动与工作参与，同时也有对社区共同体的探讨。伴随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嵌入，老年人线上参与的健康效应，即老龄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与数字融入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点议题。 

　　第三，人口学研究注重提供老龄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与发展趋势。就时间跨度来看，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人口学与老年学所观测的时间范畴更长，通过对历年来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可以确定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历史性趋势。更进一步地，研究者可以通过计量模型测算未来人口结构的可能状况，给出年龄模式、疾病状态、自理能力等要素的预测数据，对人口健康国情作出前瞻性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规划。 

　　在人口学与老年学的研究路径之下，相关研究更加侧重分析我国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供给与照护需求/供给。这一研究路径评估老年人口的医疗资源需求，基于健康状况、性别、城乡等人口结构背景作出异质性分析，并考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使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同理，通过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或自理能力的掌握可以识别出老年人口的照护需求。不过，该领域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单纯的人口数量或结构范畴，医疗与照护行为通常被刻画为微观层面的个体健康状况、支出负担与宏观层面的卫生系统筹资压力，而不包括情感照护、个性化服务等。 

　　第四，经济学研究关注评估人口老龄化下的经济发展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经济学领域内的研究同样会测定老龄人群的健康需求与供给缺口，但更关注医疗及养老保障体系本身的基金筹集、待遇支付与监管机制，致力于维护医保基金的精算平衡、提升资金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等方式提高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对商业医疗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位置、参保需求与保险产品购买决策的探讨也类似。目前，该研究方向的关注点之一在于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风险、医疗行为与贫困状况的影响。 

　　经济学视角通常会从宏观资源配置与政策效益的角度出发。通过预测模型和前瞻性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经济趋势，以及对医疗保障资金运转的潜在影响。同时，研究发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老龄健康政策投入—产出的实证经验证据，供建立完善具备经济效益的老龄健康政策体系参考。但其可能会偏向于短期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而较少考虑长期健康投资的回报。此外，将老龄健康视为一种经济产出可能引致过度的市场导向，忽视公共健康和社会保障的非市场价值，以及老龄健康政策体系的普惠性维度。 

　　第五，心理学研究重在提供老年人心理状态与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学理解释。“心理状态”的学理解释立足于老龄群体的一般心理状态分析，注重对老年人心理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考察。相关研究主题包括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生活满意度、老化态度、老年刻板印象、认知老化等。在应用层面，这些对老龄群体心理需求与认知特性的探索能够进一步导向产品与服务的适老化，增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心理问题”的学理解释则着眼于频发的老年人认知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主要的变量包含抑郁、焦虑、心理压力、社会隔离与孤独感等。此类研究同样包含心理健康问卷的编制及在我国老年人当中的信效度检验，以发展更为本土化和文化敏感的评估工具。 

　　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此类研究聚焦学理解释，测量老年人的个体认知功能、心理特点、心理健康水平等，以及心理因素与身体因素（生理指标）之间的关联。一些研究采用干预研究的方法，以期通过对特定因素的干预提升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但其可能忽视了社会经济因素与文化差异对老年心理的影响，换言之，忽视了老年人心理状态的社会动力学。 

　　 第六，伦理学研究从学理上补充老龄健康研究的价值判断维度。老龄健康研究的伦理学领域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有所交叉，以实践导向与生命伦理为主要特征。在医学与生命伦理层面，为保障临床治疗的科学性、有效性与老年人的自主决策，伦理学需要回应多重用药、医疗决策的家庭主义模式等现实问题。死亡医学化与安宁疗护同样是老龄健康研究的实践构成，相关研究关注老年人在医疗环节中的尊严、权利和自主性等问题，并着眼于避免过度医疗，减轻老年人生命末期的痛苦体验，为老人及其家庭给予支持。而在整体层面，伦理学研究倡导老年人在社会中得到公正分配的医疗保健资源与有效的社会服务，以及有利于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条件。此类研究秉持关怀伦理学的人文视角，承认个人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与依赖性，为老年人提供支持与照护，通过利他主义的关怀网络实现跨越代际的情感联结与福祉传承。 

　　伦理学领域相关研究将健康视作老年人口的基本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社会公正、平等、尊重、包容等价值观的理论探讨，以及伦理原则在老龄健康问题上的体现和应用。但伦理学领域研究过度侧重“应然”而非“实然”，由于其缺乏对于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的系统性考察，相关研究并未为伦理原则在社会环境中的顺利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依凭，在如何将伦理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也存在不足。 

　　第七，公共管理学研究强调提供老龄健康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路径。公共管理学研究呼吁决策机构基于对老年人群具体需求和健康状况的细致分析，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综合性的老龄健康政策。这些政策需通过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来执行，以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最大化，从而为老年人提供及时、便利、精准的医养服务，提升政策实施的健康绩效。 

　　作为一门关注社会治理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着眼于不同治理主体在老龄健康资源供给与养老资源配置中的角色、职能及主体间关联，强调政府在规划、实施、监管和评估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实现老龄健康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社会福祉。但政策构想的实施可能会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如资源限制、政策执行的地域差异等。公共管理学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适应性，并加强对长期效应和可持续性的考量。同时，也需要关注技术普及和数字包容性问题，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从公共管理的成果中获益。 

　　 总体来看，中国的老龄健康研究在学科间存在着一定的交融与互鉴现象，即多学科共同关注某一研究主题、某一学科对其他学科的视角借鉴，以及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及方法汇合。这一发展趋势催生了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一系列突破。例如，医学研究在探索综合健康医学模式时，借鉴社会学与心理学对于老年人的洞察，以更全面地理解老年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维度；社会学使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等概念描述人际关系对老龄健康的影响，而在心理学领域内，同样有着眼于“社会隔离”与“孤独感”的研究取向；医学与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相通的微观测量指标，人口学与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则共享人口统计数据、流行病学信息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经济学与人口学同样关注人口公共政策，在分析医疗照护需求与医疗保健资源分配时常采用相近的定量方法；医学领域常见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能够为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提供严谨的科学依据，在心理学领域同样有所使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老龄健康研究要想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学术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一学科的学理探索或者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简单拼接；相反，它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学科间的紧密联动，确立各学科在老龄健康研究中的明确定位，以促进不同学科在有机整体内的协同发展和知识创新。尽管各学科在研究范式、方法论和评价体系上各有侧重，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对于“健康”的界定仍然集中在医疗语境下的狭义健康概念。基于跨学科视角对于健康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理解，对于影响老龄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交叉性因素的学理把握，以及对老龄健康综合性保障的深入洞察，仍然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二、中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在反思与纠偏既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未来中国老龄健康研究应尝试构建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以重新认识老年群体以及老龄健康问题。在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整体部署下，未来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核心议题不应再将衰老与老化的正常生命周期视为“疾病”或“不正常”，而应从跨学科视角上，注重聚焦在健康老龄化界定与测量、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老龄健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交叉、老龄健康异质性、老龄健康理论和方法创新等议题。 

　　第一个核心议题是对中国健康老龄化的界定及主要测量维度的共识问题。 

　　对健康老龄化进行统一和规范的操作化界定具有开创性意义，是跨学科视角下中国健康老龄研究的首要核心议题。国内健康老龄化的测量研究或在对国外已有的成熟量表进行汉化修订的基础上，使用中国数据对中国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状况进行评分；或基于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内涵进行本土化的指标建构及操作处理。在操作化的主要维度上，国内老龄健康研究趋向于将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维度进行操作化，以此保持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老龄化定义的一致性。 

　　但我国学术界对健康老龄化测量的跨学科研究存在三个明显不足：一是对中国语境的研究相对不足，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欠缺。二是健康老龄化的测量尚未形成公认的操作化定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健康老龄化研究的纵深发展。三是健康老龄化测量的多学科指标验证尚不够深入，一些研究仅仅在操作化过程中简单地将不同学科的指标加以排列组合。因此，未来应在多学科及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下，尽快建立统一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科学的健康老龄化的测量标准。 

　　第二个核心议题是在跨学科的视角下，构建适应于中国国情的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既是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基础，也是老龄健康研究本土化的核心议题。一方面，老龄健康研究尝试构建中国自主设计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等要求，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内涵，搭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从代表性、简洁性、适宜性、可获得性等指标构建原则出发，选取恰当的维度和具体指标构建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老龄健康研究需尤为注重以评价指标体系挖掘跨学科的新学术生长点。跨学科建立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既可以有效说明老龄健康在不同学科间的内容差异，以便在跨学科的视角下分析老龄健康的现状和问题，也能够使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渗透更加紧密。跨学科的老龄健康指标，也可以实证地检验社会、行为、心理、环境、基因等多因素对老龄健康的直接作用或彼此间交互作用，并以此确保老龄健康研究的多元性及全面性。 

　　目前跨学科视角下构建老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整合性略显不足。不同学科构建的老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无论是具体指标，还是分析维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统筹制定统一且适应于中国国情的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三个核心议题是基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的多层级视角，丰富和拓展我国老龄健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交叉学科研究。 

　　目前，学术界在个体层级（生物学特征、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家庭层级（代际关系、居住安排、子女支持）、社区层级（社区资源、基础设施、社区参与）对老龄健康影响机制的探讨较多，但在更高层面，即面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性影响的跨学科研究较少。分层级的研究有助于构建一个综合性的老龄健康社会支持系统，了解各层级因素如何交互作用，也有助于设计更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总体来看，相较于中青年群体，老年人对社会与自然环境更为敏感，老年人健康状况及死亡风险较易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冲击。因此，伴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城市化程度的提升，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城乡密集度、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自然环境变化仍将是重点议题。 

　　在自然环境方面，早期研究聚焦存在特殊老龄疾病的局部地区发生状况分析，近年来研究焦点则逐步转向老龄群体健康差异的地理分布规律，考察地形地貌、降水、气温、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探索区域长寿的自然环境机制，以及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恶化带来的多重健康风险。在社会环境方面，老龄健康研究既关注社会环境的老龄群体健康促进作用，也重视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分析早期的不利社会经济状况的终身负面影响，如考察了人均GDP、区域劳动参与率等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和住房条件、社会网络、社区服务和设施、老年优待政策等居住环境对老年人认知和长寿水平的综合影响。下一步基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的多层级视角，从跨学科视角关注影响我国老龄健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交叉性因素，无疑是研究的新学术增长点。 

　　第四个核心议题是依据健康公平理论，重点突出中国老龄健康异质性的多学科解释。 

　　 实现老龄健康公平是我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相关研究集中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从生物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探究老龄健康研究的性别差异性。我国女性老年人口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但其预期寿命的增速和整体健康状况却不及男性；老龄健康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既有生物属性的影响，也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行为特点、社会性别分工等社会属性有关。二是注重从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理解老龄健康研究的城乡差异性。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劣势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城乡老龄健康的具体比较指标上，相关研究却尚未有定论。三是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洞见老龄健康研究的地区差异性。我国老年人自评健康整体呈“东南—中—西北”阶梯式递减的地区分异格局。有研究对我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异是扩张还是压缩进行实证探索，发现东部老年人存活时间较长，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高，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条件和可及性等多因素作用。 

　　我国老龄健康历来较为关注健康公平及差异的形成机制。性别向来是老龄健康的重要分类指标，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东—中—西部地区分异也是重要分类特征。伴随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逐渐加深、区域老年人口增减分化，我国老龄健康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人群差异将面临更大挑战，亟待更进一步的多学科探讨。 

　　第五个核心议题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并重的原则，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 

　　毋庸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的理论对话日益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学科的老龄健康相关理论交流、互鉴和交融。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健康的研究方法也在跨学科交流中实现了稳步发展，表现为老龄健康量化研究应用向纵深处拓展、老龄健康统计分析方法与国际前沿分析方法的差距在缩小、定性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在不断探索发展，老龄健康研究方法也在共识与争议之间不断进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学科老龄健康研究的理论取向各有侧重，对老龄健康研究方法的选择也有着各自取舍的差异。整体上看，当下中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普遍陷入重问题识别、轻理论建构和重定量分析、轻定性分析的误区。与国际学术研究相比，中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大多关注促进老龄健康进程中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梳理以及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分析，但却尚未构建起中国语境下的老龄健康跨学科理论体系。此外，当下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还过多追求统计分析方法复杂化，不同程度地导致一些定量研究陷入了“唯方法是从”的误区，简单地将复杂方法等价于高水平研究。因此，下一步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秉承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并重的原则将是必然选择，这将有力推动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三、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下中国正在实践着以“人口规模巨大”为首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正在经历一场复杂、深刻而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变革，更是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合集下走出一条构建中国老龄健康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道路。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以及应对老龄化任务最重的国家，中国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肩负着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分析性的实证概念，“老龄健康”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不仅指涉个体生物层面与衰老相关的一系列自然变化，也包括人口社会经济宏观层面下现代化人力资本的重要面向，隐含着老龄健康跨学科研究的整体性、多维性和交叉性。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意涵极强的话语指引，“老龄健康”还包含着有关个体发展与社会福祉、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代际共融与社会关怀等多方面的政策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结合前述核心议题，中国老龄健康研究的未来发展需要特别重视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国老龄健康研究需要特别重视老龄健康的多维、综合性特征，加强对老龄健康的操作化概念界定以及多维度测量，探讨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方面，研究应结合中国老年人实际状况以及区域间的差异，融入全生命周期、全过程、全人群的综合视角，从操作化和整体性层面界定老龄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等方面的健康状况，从而客观和全面锚定中国本土化的多维度老龄健康测量。另一方面，研究还要结合老年群体社会、行为、文化、心理、环境、基因等多因素对其健康的直接作用或各个因素间交互作用，基于代表性、操作性、简洁性、敏感性等方面的主要原则，开发、筛选和确定适合中国的自主的老龄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丰富和拓展老龄健康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也可为老龄健康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必要依据。 

　　第二，中国老龄健康研究需要特别重视老龄健康的变化性特征，强化对中国老龄健康的特点变化及其规律性研究。 

　　 众所周知，老龄健康变化虽然有规律可循，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我国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环境、技术、文化等因素的变迁以及微观层面的居住方式、教育、职业、生活方式、健康素养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老龄健康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突出体现在老龄健康的性别、城乡、区域、人群等方面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强，以及老龄健康与其多层次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更加明显，需要全方位、多维度把握和刻画中国老龄健康的动态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随着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大数据时代已经开启，关乎老龄健康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式与分析方法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革新，将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技术有机衔接，不仅为中国老龄健康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新契机和新平台，同时也为老龄健康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必要基础。下一步如何把握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契机，创新中国老龄健康研究范式与方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独特优势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中国老龄健康研究需要特别重视中国本土特征，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客观规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健康研究理论、学科与话语体系。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社会背景、人口背景，且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动态理解中国老龄健康形成的多重机制，应将其置于中国的社会情境中，结合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人口转变、制度变迁和历史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老龄健康理论知识体系。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的规模大、速度快、城乡倒置、未富先老、未康先老等特征，也客观呼唤中国老龄健康研究应以中国经验与实践为出发点和目的地，从中国社会的经验与实践中提出研究问题，在借鉴比较成熟和系统的西方老龄健康相关理论基础上，培育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环境的老龄健康理论洞察力，深入挖掘其中的中国元素，寻找与西方经典理论相异或经典理论无法涵盖和解释的部分，最终构建解释力强、相互关联、有内在逻辑和自身生命力的中国特色老龄健康理论、学科与话语体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