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首要治理对象，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最重要的人口特征之一——作为工业革命以来继全球化之后最重要的世界性重组力量之一，人口老龄化以空前的牵动力将人类推入老龄社会，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已经来临，亟需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视角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加以适应。行政管理改革与人口、社会转型共同推进“治理”一跃成为学术热词，老龄研究同样开始站在治理视域下重新审视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老龄社会治理”迅速成长为新的研究热点。 

　　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既承续了以往老年学中的“人口老龄化应对”议题，利用社会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意涵，讨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方案；又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吸引了政治学、公共管理和法学等多学科的加入，探讨老龄社会背景下的治理现代化，成为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之一。但在学科交叉情境下，二者融合的进展如何？融合之后的“老龄社会治理”如何定义？融合产生了什么优势？社会治理与人口老龄化应对研究分别取得了什么突破？还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如何在学科交叉乃至学科融合、超学科的研究范式下，继续推进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从而为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贡献智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重点从学科交叉的视角重构老龄社会治理的定义，剖析老龄社会治理的研究进展与不足，探讨老龄社会治理研究的未来进路。 

　　一、老龄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适老化”回应 

　　老龄社会治理既表征了社会治理的普遍意涵，承继中国的治理底蕴与传统；又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成为社会新常态后，社会治理亟需作出“适老化”的回应，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顺应社会转型。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治理理论在脱离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实践环境后，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完成本土化改造后的概念。它的核心特征是“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具有阶级统治和公共管理的双重职能；社会是由无数与他人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社会人组成的共同体，在其中生存的人民不仅要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更要成为管理自己社会事务的主人。由此，“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天然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形成的“社会治理”概念则必然含有“一核多元”的结构特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一核多元”指的是中国的社会治理是“国家在场”的社会治理，形成的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核心，政府居于元治理地位，社会组织和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市场、个人与家庭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则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在社会治理前冠以“老龄”之名，凸显的是社会治理的新背景、中国社会的新变迁，要求的是社会治理的新变革、价值理念的新转型。老龄社会本质上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识别社会形态的概念，“老龄”表征出人口基本结构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体构成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具体表现为，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3年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7亿，2024年10月2日。2027年开始将经历第二次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期的冲击，2050年后呈现出超高水平、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相应的制度安排等均需要改变，包括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老龄议题主流化理念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将人口老龄化纳入所有政策领域的战略推进过程，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影响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聚合而成的“老龄社会治理”是在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新常态时，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作出的“适老化”回应，是一种全局的、动态的整体性治理和综合性治理。具体而言，中国情境下的老龄社会治理是指在面对因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治理方式带来挑战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的理念、体系、方式与政策等方面的治理转型，通过理念引导、颁布制度、出台政策、组织协调与监督控制等方式，布局老龄社会、处理涉老事务，最终实现包括老年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 

　　二、交叉突破：老年学的理论更新与公共管理的场域拓展 

　　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是人口学、老年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范畴，其交叉研究既更新了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丰富了治理理论应用分析的社会实践场域。 

　　（一）老年学推动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研究的理论更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既推进了传统公共管理研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又推进了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研究的理论拓展。老年学与人口学开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审视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 

　　第一，研究更新了对老龄问题的认知理念。 

　　 史无前例的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与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提高，推动人类社会在21世纪迈入老龄社会，社会主体构成的改变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全局性影响。学术界通过对人口老龄化未来进展趋势的多方案预测，对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汇的社会现实进行全面分析，对乡—城流动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及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深刻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形态、公共政策、社区服务与治理乃至微观家庭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在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量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人口老龄化叠加少子化、高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对人口基础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影响的深入分析，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老龄问题已不是单一的老年人问题，甚至不是简单的人口问题，而是变化了的人口结构与现行社会经济架构之间不匹配、与当前的公共政策之间不适应而产生的矛盾，是社会整体的观念尚未适应老龄社会现实基础的矛盾。 

　　第二，基于科学的理念认知，老龄社会治理研究逐渐跳出了传统逻辑框架中“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路径依赖，抛弃了局部、静态治理模式中的政策调节思路。 

　　 现有研究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开始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进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统筹和发展的思路重构涉老政策机制。一方面，研究从全局性、动态性的视角思考老龄社会整体性的战略布局，呼吁在吸纳老龄议题主流化理念的基础上，将适老化的治理理念融入国家治理的战略体系框架，从思想适老化、兼顾硬件和软件改造、推动覆盖全域等层面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老龄社会治理研究兼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中国特色，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入老龄社会、在孝亲敬老文化传统与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以“中国式养老”“探索超大规模老年人口国家老有所养的中国方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农村老龄化的西方探索与中国方案”等为诉求，深入剖析在应对老龄化上中国与西方先行国家的差异，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谋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和“中国实践”。 

　　（二）公共管理推动治理理论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应用 

　　作为老年学学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入手界定的新型社会形态，“老龄社会”一经出现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治理理论同样开始关注具有新特征的社会场域，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 

　　第一，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治理研究。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深入剖析面对老龄社会这一新的治理场景，国家治理应该如何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三方面着手、适应人口基础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体的新构成，并重点关注了老龄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建设。研究认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制度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目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存在“导向性”有待彰显、“前瞻性”有待提高等多项问题。未来仍需要通过发挥制度优势的能动性，提升制度设计的适应性，彰显制度运行的高效性，确保制度保障的可行性，提升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第二，以社会治理理论的框架结构分析老龄社会中的典型治理议题，如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改进提升等。研究或聚焦老年人口经济保障、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等传统的老年议题，或聚焦数字时代的老年数字鸿沟、智慧养老困境等新兴议题，采用社会治理“理论—案例应用—理论探讨与修正”的框架，多利用质性研究的方式，分析老龄问题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合作的模式与机制，探讨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如多元主体责任边界模糊、沟通不畅等问题，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治理实践的解决方案，并与以往的社会治理理论“对话”，以修正和更新理论。 

　　第三，研究将社会治理理论应用于老龄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时，力求融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价值理念。一方面，少量研究以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为分析主题，将老年人视为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关注长者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作用与当前老龄协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秩序维系作用，探索支持老年人以契合自身特点的模式参与老龄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重点探讨“老有所为”领域的社会治理理论应用，如在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背景下，利用社会治理理论分析老年教育事业中协同合作的多元共治机制与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 

　　三、交叉局限：老龄社会治理的研究不足 

　　学科交叉既推进了老年学参与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初步搭建了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的框架；又丰富了社会治理理论的社会实践场域，扩大了理论应用范围，实现了交叉突破。但当前仅有少量研究是在老龄理论创新引导下科学认识老龄社会，基于治理理论与中国现实定义老龄社会治理、构建老龄社会治理新格局。该领域更多的交叉研究受限于老年人口与老龄社会的问题化隐喻，研究或集中在社会治理宏大视角下的养老服务治理等具体问题的分析，或集中在反思老龄社会挑战、探讨未来应对路径，研究领域整体呈现出学科交叉背景下的鸿沟问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老龄社会治理时的老龄理论认知不足，以及老年学探讨老龄社会治理时的理论滞后于实践。 

　　（一）老龄理论体系认知不足：聚焦老年人问题及其背后的问题隐喻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引起了多个学科对老龄社会治理的广泛关注，但政治学、公共管理等非老年学学科进行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未能实时跟进老龄理论体系的认知更新，将对人口老龄化乃至老龄社会的认知简化为老年人问题，视老年人为老龄社会治理的客体与老龄问题产生的来源。受此理论认知的影响，多数新近研究将视野聚焦在对单一老年人问题的治理剖析，内容涵盖贫困与经济保障、数字鸿沟与智慧养老、健康管理、老年教育等各式各样的老年人问题应对，题目中的“老龄社会治理”进入正文便摇身一变为“养老服务治理”“老年社会保障”等。其基本的研究“套路”是对有限领域的协同治理实践进行质性实证分析，进而探讨多元主体在其中的治理责任，剖析实践问题，建言未来路径。 

　　 这些研究不仅暗含着“老年人是问题、负担，不是生产者、创造者”的价值隐喻，表现出针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还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乃至老龄社会的认知偏差。事实上，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推动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重构社会制度体系以适应人口变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老龄社会则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现实情境下，由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构成和新的社会架构形成的新社会形态。老年人口超越少年儿童成为第二大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导向都区别于传统的青年型社会与成年型社会。将研究范围局限在针对老年人的服务供给与经济保障，将人口老龄化乃至老龄社会简单化为单一的老年人问题，既不符合以积极老龄观为代表的老龄理论体系，没有重视老年人口的主体性与生产性，忽视老年人口作为社会财富的贡献者、治理的参与者、文化的创造者等角色；也不符合全局性、整体性与动态性的治理原则，没有重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全局性影响。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还没有真正融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 

　　（二）治理理论滞后于实践：人口老龄化应对的实践取向与理论应用不足 

　　 老年学学界开始从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并基于治理理论中的多元主体角色模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等，剖析老龄社会治理的内涵与治理内容。但多数老年学范式下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一般直接切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与实践，从治理原因、治理内容与对象、参与治理的主体、治理实践的模式与路径等方面分析老龄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探索未来老龄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与路径。文章基本采用“问题—原因—对策”的分析模式，就事论事，理论生成不足。这就导致老年学开展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内容局限在对具体问题的描述性分析，如治理理念未能与时俱进、治理内容有限、治理实践中的能力有待提升等，研究有增长但无明显发展。但在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的社会背景下，关于老年型社会与青年型、成年型社会架构的具体区别，制度模式应呈现的具体形态，老龄社会的就业形态与福利模式、政治参与机制与主体构成，传统文化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机制与代际和谐的构建样态等，一系列涉及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基本问题尚未回答，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事实上，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理论自身的内在冲突与紧张，治理理论“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的特点，使得其需要随着实践不断丰富拓展，是一种动态性、补充性的理论体系，需要在研究中形成“理论应用—实践—完善充实理论”的闭环,进一步完善理论。但当前老年学在应用治理理论时，多数研究仅根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践、积极老龄观的应用等现实议题的变化不断演进，以适配当前的社会发展情境与政策议题变迁，却没有形成实践后的理论生成闭环，对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的基础理论体系构建的贡献有限。 

　　总体而言，老龄社会治理是典型的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但当下的交叉研究开始时间较短，整体融合程度有限，学科壁垒分明。目前形成的是老年学中实践命题新开拓与公共治理中理论应用新拓展的两套话语体系，导致现有研究出现公共管理学科老龄理论体系认知不足与老年学学科理论生成有限的瓶颈，未来亟待突破学科壁垒，推动老龄社会治理学术话语体系下的融合研究。 

　　四、展望未来：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体系构建 

　　跨学科老龄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在形成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基础上，打破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之间的隔阂，推进老年学与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消除学科壁垒，最终实现在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现实背景下，学术界共同谋划建设与时代命题紧密契合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基础理论体系。 

　　（一）创新老龄理论体系：以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等理念为指引 

　　 创新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中的老龄理论体系，是指要确保研究者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和老龄社会形成科学认知，在研究中始终秉持涉老的科学理念，如“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和“老龄议题主流化”。积极老龄观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判断，核心要义是“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龄议题主流化最早在2003年国际老年人日主题中提出，指的是将老龄议题纳入所有层级所有领域政策中的战略、过程和多维努力。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与老龄议题主流化等先进科学的理念融入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意味着在研究中必须清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成就与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无论现在与未来，老年期始终是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与未来社会长期共存的基础性社会结构，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诸方面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当下公共管理学科中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将视野局限在单一的老年人问题，既不符合积极老龄观视角下“老年期是生命重要阶段”的要义，也不符合老龄议题主流化观念下“将老龄问题纳入所有政策领域”的要求。 

　　在新的老龄理论体系的价值指引下，未来打破学科壁垒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一是要重视老年人口的主体性与生产性，不仅将老年人看作社会治理的客体，更应该看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在研究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性老龄化理念，探索老年人以契合自身特点的模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可行路径。二是要突破“老龄化是老年人问题”的认知局限，以常态之心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从“人口适应制度”向“制度适应人口”的理念转型。将老龄化视角融入社会治理研究的全过程、多领域，将人口转变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从政治关注的边缘化地带与学术界研究的专门化领域，带到政策过程与学术界研究的中心地带，承认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基础性、全局性影响，在所有对社会架构的思考中均加入老龄化视角，最终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二）夯实治理理论基础：构建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 

　　 在西方“社会中心主义”实践背景下，社会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回应而产生，具有动态性与补充性特点，其具体内涵要求与本土的治理实践相契合。在借鉴西方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中国的治理理论进一步吸纳了社会整合思想、中央和地方两级治理与基层自治等中国传统治理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引领的现代化治理追求，契合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悬殊的复杂治理情境，满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回应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治理需要，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因此，中国情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它完成了“管控—管理—治理”的实践转型，融汇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 其本质是多元主体共同应对社会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 

　　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老龄议题上的具体投射与现实聚焦。它关注的是国家和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与影响，“一核多元”的共治主体是否能在面对现有社会架构不适应新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社会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积极应对，协调代际之间的利益，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当前老年学、人口学中的多数老龄社会治理研究聚焦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应对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采用描述分析的方法，以“问题—原因—对策”的研究模式探讨治理实践，不符合“理论应用到回应理论”的研究范式，理论探讨有限，导致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未来打破学科壁垒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要持续推进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建设。一是要继续推动人口老龄化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研究，形成对老龄社会基本态势的科学认知。采用科学可靠的数据预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动态变化过程，通过人口与各项发展数据，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社会变迁，科学研判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全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要形成对老龄社会基本态势的科学认知，进而分析城镇化、数字化、全球化带来的叠加影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基础研究的准备。二是在研判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会变迁基础上，以回答老龄社会“中国之治”为己任，加强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基础治理理论研究。老年学要通过与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的交流互鉴，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特性的基本认知，并在其中融入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新常量，探索新常态下的新治理。同时，老龄社会治理研究要根据治理对象的特殊性——老年人问题与发展问题叠加的老龄问题，治理阶段的特殊性——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相伴随，治理地域的特殊性——城乡区域发展悬殊等一系列基础要素，构建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勾勒国家治理变革进程中当代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叙事逻辑与前进方向。 

　　结语 

　　 老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其概念是社会治理面对老龄社会的新背景、新场域，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既往研究以学科交叉的方式，在公共管理学科的经典议题“社会治理”中实现了应用场域的拓展，在老年学学科的核心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应对”中实现了理论创新。但囿于交叉研究的时间较短，议题整体呈现出的是壁垒分明的两套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存在社会治理研究中老龄理论体系更新不及时、老龄化应对研究中治理理论滞后于实践等问题。因此，在跨学科的视角下，未来打破学科界限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一方面要创新老龄理论体系，以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为指引推进研究；另一方面要夯实治理理论基础，并构建与时代需要相契合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老龄社会治理研究学科与话语体系，回答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中国之治”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