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成仿吾经历了由青年时期“科学救国”“文化救国”，再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一生践行“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过程，创办、管理和执教过十余所大学。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中，高度称赞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正如成仿吾所说：“在长期教育工作实践中，我总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分析、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

　　一、教育救国：用文化和教育作为无产阶级的武器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1917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抱着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的志向，攻读枪炮专业。他积极投身爱国活动，但随着对孱弱的中国和国民性的深入认识，成仿吾“羞愧与愤恨齐生，在悲哀的荒原彷徨”。1919年的五四运动点燃了成仿吾等有志青年心中的火，“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我们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此后，成仿吾逐渐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革命道路，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由创造社时期的萌芽，到从事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生发，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实践，涵盖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干部教育。成仿吾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鲜明提出以无产阶级教育取代旧的资本主义教育，号召工农大众在党的领导下以教育作为有力的武器，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斗争力量。

　　（一）由创造社到黄埔军校：“将阻碍教育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魔宫屠倒”

　　1921年5月，成仿吾到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任教，这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其间成仿吾还应邀担任长沙兵工厂技正（总工程师）、湖北汉阳兵工厂工艺师。1922年10月，成仿吾到上海接编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1923年4月，成仿吾同郁达夫、郭沫若共同主持创造社社务，出版《创造周报》，后担任创造社理事会常务理事，用笔践行“文化救国”。1926年3月，成仿吾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当年7月改为中山大学）理学院教授，教授德语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同年6月，成仿吾担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兵器处技正（总工程师）、代处长，并按照党组织要求参加国民党。

　　 成仿吾在创造社时期，被郭沫若称为“创造社的心脏”。他激烈地抨击旧社会的教育，关注对无产阶级和青年人的教育：“现在的时代，还在我们新的青年面前，设了一条更费人思考，更加重要的歧路。”反动腐朽的报刊毒害青年，“专以鼓吹骄奢淫佚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旧的修养，犹如旧的教育，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了。他植根在旧社会的虚伪的道德之上；他的目的在装成一个伪君子，他的方法在抹杀真理与正义。”“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极不完善的，它的成绩不过使一些虚伪的所谓教育家成了名，同时把一些无识的青年割了势，成为一些小资产阶级者。”由于当时的教育“虚有其表”，因此，成仿吾指出文学家“重大”和“独任”的使命在于教育和引导青年：“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觉悟了的青年要从新兴的阶级学得诚实的、认真的态度，“须即将阻碍教育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魔宫屠倒！”1927年，成仿吾与鲁迅、何畏等共同署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郑重声明：“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 

　　在黄埔军校时期，成仿吾在做好政治教育的同时，认真投入到武器和火药的改良与研究当中，但受制于兵器处专门人才的短缺，“我们要寻相当的人材，在专门人材缺乏的目前，这一点就是我们感着头痛。”大革命的失败使成仿吾更加清醒认识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本质，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造社的革命工作，并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革命斗志更加坚定。成仿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学”，认为“我们的文艺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革命文艺家“要振作起来，巩固我们的阵营，支持我们的革命”。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公式，就是“（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文化和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1928年5月，成仿吾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决定赴欧旅居。他到达巴黎后，根据张闻天提供的信息，同中共巴黎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同廖承志、章文晋等同志一起编辑由周恩来、邓小平创办的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成仿吾认真研究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1929年春，成仿吾带着《赤光》的编印工作移居柏林，任赤光社社长、总编辑和“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宣传委员。在此期间，成仿吾坚持到柏林大学政治学院听哲学课，到德共办的共产主义夜大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德文著作，经常与时任德共宣传部部长、理论家海尔曼·冬克研讨马恩著作，为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翻译与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此，成仿吾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文学救国”转向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革命工作，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生发，认识到工农大众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带了胜利的欢喜，牺牲的决心与坚牢的自信去干自己的事”。正如成仿吾本人所说，“我从1928年以后，就不搞文学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在办《赤光》时，我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于是脑子中开始多了一些群众观点，多了一些辩证法。” 

　　 1931年，成仿吾从德国归国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红安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面对鄂豫皖苏区缺少工农干部和文盲率较高的现状，成仿吾组织广泛开展了工农干部和劳苦群众识字运动。成仿吾提出，“文化和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所以，我们工农劳苦群众也要拿起这个武器来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他结合革命斗争实际提出了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同时强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有力的推动者，更应加紧工作。在学校教育方面，成仿吾提出，要解决好普遍地发展乡学和培养干部两个中心问题，使苏区里每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读书的机会。要因地制宜编好教材、培训教师。在社会教育方面，成仿吾基于调研提出，要加紧对红军、赤卫军、工会、贫农团、雇工会、少先队、童子团等基本群众施行更普遍的社会教育。通过工农演讲所、读报班、工余学校、俱乐部、书报流通社、赤色体育会，有计划地宣传和鼓动群众参加。通过无产阶级艺术教育的新剧运动和读报、游戏等方式进行有力的宣传和教育。 

　　 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教育实践锤炼了成仿吾，他认为，经过这一阶段的革命实践的锻炼，自己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1933年组织派成仿吾到上海，通过鲁迅的帮助找到了党中央。鲁迅在与成仿吾见面后评价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1934年1月，成仿吾到中央苏区后，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分管教育。在此期间他同瞿秋白经常接触，共同研究苏区教育问题。不久，中共中央调成仿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3个月后调往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接替潘汉年任高级班主任，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等。他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教授。在行军休息时，还坚持给干部和战士上政治课。到达陕北后，成仿吾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教员，与冯雪峰、习仲勋担任班主任，并于1936年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负责政治经济学、党史等课程教学。中共中央党校迁到保安后,学员规模扩大为7—8个班，成仿吾创造性地采取了“小先生制”，先集中为班主任授课，由班主任作详细记录，班主任回到各自班级再给学员讲授。 

　　（三）由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通过教育加强整个民族抗战的力量”

　　 在延安期间，成仿吾筹办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并于1943年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把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型革命大学。1937年8月，毛泽东提名成仿吾主持筹建陕北公学，任陕北公学校长兼书记。成仿吾认为,陕北公学设立的目的，不是外面有大批的青年失学了，要办一个学校来“救济”，供他们读书,而是由陕北公学给予这批青年对于抗战必要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吸收这批青年——这个抗战力量——到抗战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伟大力量，加强整个民族抗战的力量。”成仿吾倡导“坚持抗战教育”，号召全国的教育家要站在教育的岗哨，用新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使教育在长期抗战中起极大的积极的作用”。学习各个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们英勇奋斗、不轻易放弃一寸国土的精神，“拿起我们在教育战线上的工作和他们竞赛，要发扬教育的能力，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信心，吸收全国青年学生这个抗战的力量到各个抗日救亡的工作中去。”成仿吾强调陕北公学应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在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相一致。他创造性地开设了民众运动、政府工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等课程，坚持开展符合实战的军事教育。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短短不足两年时间，该校为抗日前线输送干部6000余名，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高速度、高质量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1938年2月，成仿吾和毛泽东、林伯渠、周扬等联名发文，倡议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意义深远的“鲁艺”，由此诞生。 

　　 1939年7月，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青年训练班及延安工人学校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7月7日，在延安召开大会，由成仿吾宣布华北联合大学成立。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赠给出发上前线的华北联大同志们三样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周恩来为华北联大师生作报告，刘少奇为成仿吾等人饯行。华北联合大学师生用3个月时间艰苦行军数千里，到达华北抗日前线办学，通过快速培养大批干部的形式支援华北抗战。1939年11月7日，华北联大开学典礼正在进行时，接到晋察冀军区关于敌人冬季扫荡需马上转移的紧急通知，成仿吾领导全校师生迅速转移，同时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1940年9月，成仿吾率华北联合大学校部迁至李家沟村，同时提出学校向正规化发展。此时华北联合大学已设立了政法、教育、文艺三个学院和群工、中学两个部。1941年5月，成仿吾当选为华北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此时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已达4000多人，是创立之初的数倍。成仿吾也在此时指出:敌后方新民主主义教育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在当年6月发起成立了新教育研究会，号召团结千万个新教育的战士，“向着敌伪的奴化教育和旧中国的亡国教育冲锋，树立起新中国的新教育的模范。” 

　　（四）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比一切以前的教育都好”

　　 解放战争时期，成仿吾继续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和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1946年1月，在成仿吾的主持下，华北联合大学恢复了受战时影响撤销的学院、十个系及文工团。成仿吾始终重视开展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专题报告、时事学习、民主生活会、社会实践、前线慰问等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还组织师生参加了边区土地改革。1946年9月—1947年11月，成仿吾率全校师生由张家口辗转广灵县、束鹿县等地，行程千里，最终到达河北石家庄正定县。1948年8月，为更好地培养大批干部，迎接全国解放，中央将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周恩来在向成仿吾传达中央的决定后还一再叮嘱：要好好照顾吴玉章同志的身体。1949年2月，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成仿吾就赶到北平，为华北大学选定新校址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华北大学在两个月后顺利迁入北平。 

　　 解放战争初期，成仿吾就明确指出，战争教育了青年，“中国青年目前的任务是勇敢地站在民主队伍的先头，坚决奋斗，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与人民的全部自由。”面对全国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的光明前景，他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与工作效率，培养革命干部，锻炼他们“成为坚强的骨干，去担负起完成全国解放与建设新的中国的光荣任务”。他提醒党内要加强对干部的民主教育，认为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同时还必须发动广大人民自己来管理公共的事务，并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他注重培养青年在建设新中国奋斗进程中的责任意识，强调每个青年“要站在新中国方面，为建设新中国而斗争，做一个新中国建设的先进战士，这是我们青年学生应负的责任。大家更应认清的，我们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比一切以前的教育都好”。他还注重引导青年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不是钻研它的词句，而是学习它的精神实质，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号召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后“获得长足进步”的毕业学生们“到南国去罢，到西北去罢！到一切需要你们的地方去罢！这是无限光荣的任务啊”。1949年9月23日，成仿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的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0月1日，成仿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二、教育兴国：把学校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共十二大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务。成仿吾以教育兴国为己任，致力于把高校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注重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高水平教学科研，对全校教职学工进行全面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走向了成熟。

　　（一）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成仿吾一生都坚持在教育实践中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初期，成仿吾主要抓政治理论课和教研室的建设。他强调，政治理论教育要同时事政策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日常思想教育结合进行。到东北师范大学后，为加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仿吾在1952年主持成立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教研室，并亲自兼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1954年主持创办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对全校职工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到山东大学工作后，成仿吾1959年在山东大学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把学校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指出办好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先进的学风特别要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要有独创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但要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实事求是。”1960年，成仿吾主持新建山东大学政治系并亲自兼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主任。 

　　 成仿吾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高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他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觉悟。继承老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育的成败，是高等学校工作成败的第一个关键。他提出，除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外，还要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与纪律教育，以及日常的思想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仿吾重视学生工作和共青团工作，坚持出席全校学代会和团代会，帮助学生提高马列主义思想觉悟，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教育事业心。他还注意加强对科学研究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帮助他们掌握马列主义武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仿吾始终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机关总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工作从头就和旧的教育实行了彻底的决裂，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方针和路线。”在一切学校中都必须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就使得“肩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任务的全体人民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又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 

　　（二）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成仿吾指出，提高教师水平是办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学校要制订计划、落实措施，踏踏实实地抓好教师的培养。成仿吾按照“以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为主、脱产进修为辅，在校进修为主、外出进修为辅，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了系统的教师培养发展制度。同时，还开办了教师的政治理论（哲学）学习班和外文学习班，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外文水平。成仿吾指出：高校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培养新教师，提高老教师”。指出青年同志要拜年长教师为师，年长教师要加倍地爱护与培养青年，负起组织向科学文化进军的责任，着重采取以师傅带徒弟和普遍开展讨论班的方式来有计划地培养教师。针对高校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成仿吾加紧青年教师的培养，提出“一是做研究生，一是做助教，全世界都是这两种办法”。他着手设立研究部，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倡导自力更生来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 

　　成仿吾指出：教师应刻苦钻研，矢志前进，又红又专。他认为，师资培养工作今后应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教学与科学研究和进修的关系，使他们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对于教师，学习理论是关键性的大事。教师的共产主义觉悟、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应比学生要高。成仿吾要求教师提高专业理论修养、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高校有计划地组织教育学方面的学术报告，使教师在理论水平上得到提高。教师个人认真制订教学计划，“不能怕麻烦，订了计划才能有步骤地提高。”计划要严格审批，教研室讨论，系审批，不轻易变动。同时，学校和各系要帮助教师们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运用各个教学环节来提高教学质量。

　　（三）加强高水平教学科研

　　成仿吾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应有步骤地认真地进行改革，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在高校全盘教学工作中，提高教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是最基本的问题。教育革命要达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和新的学科之目的。课堂讲授和教师认真备课至关重要，“课堂讲授在全部教学过程中有决定意义，好的讲授不仅思想性、科学性强，而且艺术性也很高，讲课是艺术，而课堂讲授的关键是备课。”成仿吾提出各级领导要深入到教研室和班级，将每学期开学前教学检查确定为大学的一种制度。在全校教学研究会上提出“少而精”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他亲自审查大学各系教学计划，指出教学计划是培养人才的依据，代表学校水平，系主任应亲自动手制订，亲自检查执行。

　　 成仿吾始终重视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强调科研要为国家发展服务，推动教学质量提升。他指出：“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会议上，号召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在东北师范大学组织开展两次科学研究会议，号召教职工深刻理解科研工作在向科学进军中的重要意义。成仿吾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不应是矛盾问题，科学研究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科学研究要坚持经常化，要结合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学术讨论中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提高科学水平、增强团结的目的。成仿吾在各高校组织召开的科学讨论会上，都强调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性，使科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仿吾指出，高等学校要向科学文化的高峰攀登，达到先进水平。搞科研是科学方面的练兵，要有雄心大志，要勇于创新，要练出本领，练出成果，练出科学战士。 

　　三、高尚的人来做教育事业：成仿吾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开拓性贡献 

　　成仿吾在革命工作和教育实践中，始终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与多位党的领导同志都先后有过交往或共事经历，工作能力和为人得到了党内的高度认可。郭沫若曾评价成仿吾：“教育事业是最高尚的，高尚的事业由高尚的人来做，公而忘私的仿吾做此最合适不过了。”成仿吾用一生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教育家精神的楷模。

　　（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终身实践

　　 成仿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人”。他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在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投身党的教育活动中牢固树立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这种信仰一旦建立，便成为成仿吾一生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开拓和创造的动力。正如成仿吾在《共产党宣言》的“译后记”中所说：“《共产党宣言》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的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成仿吾认为，党交给的任务，绝不能简单从事，要体会精神，勇于探索，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完成，并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精神要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他认为：“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与传统教育侧重于知识传授不同，成仿吾在教育工作中更强调教育的政治属性与实用性，将教育与信仰塑造、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战火纷飞中为党和人民培育骨干力量。因此，1938年春，毛泽东应成仿吾邀请在陕北公学作讲演时就肯定地提出：“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1976年，朱德亲至成仿吾寓所探望，并叮嘱他好好保重。 

　　（二）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作出重要贡献

　　 成仿吾受教育救国启蒙，进行教育兴国实践，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奉献了一生。他将教育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为党培养了大批具有坚定信仰、专业知识的革命人才，对党的教育事业发展影响深远，为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成仿吾认为，一切教育工作者都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道路。成仿吾1951年首创“教研室”概念，这是他在翻译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文献的过程中，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成仿吾指出：“教研室是本校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基本组织，直接进行一门或数门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的教学方法与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教研室的作用和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研室”这一组织形式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成仿吾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打造了一支又红又专的高校教师队伍。高校中老教师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中青年教师成长较快，教师整体的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外文水平、教学和科研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80%以上的教职员工能够参加哲学班学习，随学生听政治课，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高校通过持续的教学改革，建立和健全了教学工作规章制度，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树立了良好的教风学风。 

　　（三）“人民教育的旗手”：教育家精神的典范

　　 成仿吾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丰富的育人智慧、勤勉的躬耕态度、博大的仁爱之心，堪称教育家精神的典范。成仿吾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文化的火种，照亮人民教育前行的道路，他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给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续西行漫记》中以“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和成仿吾”为题进行了介绍。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亲自到成仿吾住的窑洞里就工作安排征询意见：“仿吾同志，你以后搞什么工作？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周恩来同样的询问，他依然如此回答。1945年11月，成仿吾参加完党的七大后从延安回到华北联合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在欢迎会上献给成仿吾一面“人民教育的旗手”的锦旗。一位教职员代表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的妈妈回来了！”成仿吾在会上也再一次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成仿吾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对学生关怀备至，与学生同吃穿，查宿舍时替学生盖好蹬掉的被子。敌机空袭延安，成仿吾总是在指挥学员疏散完毕后，才进入防空洞。正因为如此，不同时期的学生都亲切地称他为“校长妈妈”，认为“成校长对我们是慈母心肠、严父要求”。成仿吾一生为党的事业竭尽全力，没有为自己争得任何利益，生命最后时刻留给后人的一句话是：“青年，学习，努力！”他留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他的塑像在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巍然挺立。他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不断开拓和创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