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申府1925年第一次让中国学者知道“Wittgenstein”名字至今的一百年，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虽经历约30年的中断期，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卓有成效的翻译与研究，并努力将其纳入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无论就研究的历史之长、之早还是就目前从事研究的人员和学术成果而言，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重镇。在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百年之际，我们很有必要回顾所经历的艰难历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望所面对的艰巨任务、所期待的美好前景。

　　一、坎坷奋进的百年历程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传播进入中国，产生不久的英美分析哲学便是其中之一，这主要得益于罗素的讲学（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罗素的中国之行是20世纪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他将逻辑分析传入中国，给中国现代哲学重构带来了一种重要方法。后来一段时间中国哲学界错过了分析哲学在欧美发展的高峰期。当然，最近40多年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卓有成效，维特根斯坦研究便是其中影响极大、成果颇丰的领域之一。

　　（一）1949年之前

　　1949年之前近30年，中国哲学界与分析哲学的传入和借鉴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五位哲学家：张申府首先极大地助益分析哲学的传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随后借鉴逻辑分析方法各自构建了中国现代哲学体系，洪谦作为石里克的弟子在这一阶段后期更为系统地传播分析哲学尤其是维也纳小组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是幸运的，因为中国拥有《逻辑哲学论》德英对照本之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另一方面又是不幸的，因为他要么被遮挡在罗素的阴影中，要么被当成维也纳小组的一员。

　　张申府对罗素来华讲学作出重要贡献。他是当时最早熟悉罗素的中国学者之一，1920年前后发表了大量有关罗素的译文和评述。他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名字应该是通过罗素的文献，因为罗素1918—1919年发表于《一元论者》杂志的系列文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曾4次提到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哲学论》英文名字的最早出现正是张申府1925年9月10日、12日连载在《京报副刊》的《数学的哲学》一文。他随后翻译的《逻辑哲学论》，最终发表在《哲学评论》第1卷第5期（1927）和第6期（1928）。不仅如此，张申府还在20年代到40年代持续关注和研究维特根斯坦，至少8次提到后者。

　　 冯友兰曾说，“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已达到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它使用的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手指，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手指”。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便相继借用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而《逻辑哲学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作为引进西方逻辑学的第一人，金岳霖不仅从事逻辑学教学，编写了很可能是中国第一部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使用逻辑分析方法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体系。虽然他很少提到“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更不像对罗素那样有过长篇研究，但由于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写作了不少与《逻辑哲学论》主题相似的文章。所以他在写作《论道》《知识论》和若干文章时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熟悉《逻辑哲学论》的。对冯友兰而言，逻辑分析方法是他用于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有力工具，他借以将中国哲学史第一次作了十分明晰的清理，并在“贞元六书”中建构起自己的新理学体系。他肯定熟悉《逻辑哲学论》并将其纳入所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但因为他并未专门从事逻辑学研究，所以从他的著作中没有找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逻辑哲学论》对他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也难以确定。由于与张申府的特殊关系，张岱年肯定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小组比较熟悉，他曾在讨论维也纳小组的文章中将维特根斯坦称为“罗素的大弟子”，并对《逻辑哲学论》作了简要介绍。鉴于他竭力将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加以结合，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他在综合创新中很可能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维特根斯坦哲学。 

　　1937年回国的洪谦给中国哲学界带来当时最准确、最及时的分析哲学信息。他作为石里克弟子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使维也纳小组的思想在中国产生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使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更紧密地绑在一起。洪谦在1945年出版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序言中，明确地将维特根斯坦以仅次于石里克的位置列为维也纳小组哲学的代表人物，在第一章评价维特根斯坦为影响石里克最深之人，并专门用第十三章介绍《逻辑哲学论》。与洪谦有关的另一重要哲学事件是他与冯友兰对维也纳小组形而上学所产生的争论。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小组哲学所否弃的是坏的形而上学，而洪谦则认为任何形而上学（包括冯友兰所谓好的形而上学）都无法逃脱维也纳小组哲学的否弃。如果不是被打断，这一争论很有可能产生更加助益于中国现代哲学的积极学术成果。

　　（二）1979年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外国哲学领域大抵处于停滞状态，少量学者只在最初10年有所坚持。在英美哲学方向，洪谦发表几篇论述休谟、康德、马赫、卡尔纳普的文章，联合编写了《哲学史简编》教材；江天骥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1958）讨论到维特根斯坦。洪谦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收录《逻辑哲学论》一部分，郭英于1962年从俄文翻译了《逻辑哲学论》。1978年几次大型哲学会议的召开和学术组织的建立是外国哲学研究恢复的标志，但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来说1979年才是新起点。此后46年，国内重新恢复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国际重镇地位，《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在国内各有7个译本。这一时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广泛介绍（1979—1989）。尽管资料稀缺，讨论也属于介绍性质，但这一阶段的大众学术热情却空前高涨，一些开创性重大事件带来经久不息的学术影响。1979年有两个作为新起点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洪谦应邀参加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学术论坛，他以“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为题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独到声音；另一个是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出版，其中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带来轰动效应，对当代哲学流派（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介绍程度和学术公允度远超以往。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1982）是国内第一本著作篇幅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专论。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1987）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分析哲学流派及其演变历史的著作，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更为系统的梳理。洪汉鼎的系列论文和著作《当代西方分析哲学》（1989）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较深阐释。赵敦华在香港出版了国内学者第一本繁体字版《维特根斯坦》（1989）。由于原典资料主要是《逻辑哲学论》（郭英版本1985年重印，张申府版本1988年由陈启伟修订重印），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兴趣集中于其前期。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只有第1—47节收录于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1988）。3本二手文献译著相对经典。当然，相对于有大量著作重印的一些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还远未占据更重分量。 

　　 第二阶段是个案研究（1990—1999）。在大众学术热情剧降之后，中国学术界迎来对西方哲学以平和理性的眼光作更深入研究的个案阶段。维特根斯坦哲学专著有五本：尚志英的《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1992）是内地第一篇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张志林和陈少明的《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1995）作了比较和扩展研究的最早尝试，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1996）和江怡的《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1996）以其对原典的准确理解和深入阐发而成为内地维特根斯坦研究步入正轨的真正标志，王晓升的《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概述》（1999）将维特根斯坦哲学专题研究提到新的高度。江怡的两本传记（1998、1999）和笔者的一本传记（1999）让维特根斯坦以更为整全的面貌走向学术界。维特根斯坦学术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出改革开放之初的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与研究的深化相对应，贺绍甲依据英文第二版翻译的《逻辑哲学论》（1996）成为更恰当译本，《哲学研究》出现汤潮、范光棣（1992）和李步楼（1996）两个完整译本，《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德英对照影印本（1999）使对比研究更为便捷，《蓝皮书》被收录于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1993）。遗憾的是二手文献的引进只有2本。 

　　 第三阶段是系统研究（2000—2009）。在前20年文献积累和初步研讨的基础上，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得以全面系统地展开。11本著作篇幅成果是前20年的总和，前后期哲学得到相对均衡的研究。在对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研究中，韩林合的《〈逻辑哲学论〉研究》（2000、2007）在分量和独创性上形成一座高峰，江怡的《〈逻辑哲学论〉导读》（2002）是深入浅出的代表作，李国山的《言说与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2004）对前期哲学进行更精细的专题研究。在后期哲学中，王晓升和郭世平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2004）是一部精深的专题研究著作，涂纪亮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2005、2007）有着概括后期哲学、兼容欧陆—英美传统的宏大气势，笔者的《维特根斯坦与理解问题》（2003）在更广阔背景中考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核心论题。对中期哲学的特别关注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徐英瑾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的“现象学”之谜》（2005）以其深入思考和独到阐释填补了空白。在一手文献方面，除陈嘉映提供《哲学研究》的更好译本（2001）之外，涂纪亮主编的12卷《维特根斯坦全集》（2003）成为真正的文献标杆，集中了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的所有西文版本。二手文献和研究并驾齐驱，也达到12本（包括1个影印本）。 

　　 第四阶段是全面爆发（2010年至今）。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呈加速趋势，一手文献翻译更加精细，二手文献27本，著作51本，学术研究的组织化、多样化和国际化达到新的高度。在文本解读方面，韩林合的大部头著作《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上、下，2010）独领风骚，黄敏的《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文本疏义》（2010）新见迭出，楼巍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注解》（2018）风格新颖。在前期哲学中，徐弢的《自我的本性与地位：前期维特根斯坦论自我与唯我论》（2014）和《前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研究》（2018）进行有深度和新见的专题研究。在后期哲学中，苏德超的《哲学、语言与生活：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2010）以独特观点揭示后期哲学的核心主题，樊岳红的四本系列著作（2016、2017、2019、2022）各自从独特视角透视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陈常燊的《语言与实践：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病”的诊治》（2016）深度阐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在专项研究方面，张励耕的《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研究》（2017）达到新的高度，徐弢的《数学、语言与实践：维特根斯坦数学哲学研究》（2024）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综合研究方面，江怡的《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哲学的发展》（2022）、楼巍的《维特根斯坦十讲》（2023）等13本著作在核心主题、哲学方法、哲学背景方面有深度发掘。在独特视角方面，徐英瑾的《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2013）极大拓展了应用视野，徐强的《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2020）对中期思想颇有推进，笔者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简史》（2022）首次总结了百年维特根斯坦解释历程。一手文献中，除《维特根斯坦全集》各卷出版了修订单行本，《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分别增加黄敏、楼巍的新译本之外，韩林合主编的《维特根斯坦文集》（8卷）依照新的编选原则和编排格式翻新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形成第二个文献标杆，陈嘉映主编主译的《维特根斯坦读本》（2010、2015）、笔者参与翻译的《维特根斯坦剑桥书信集：1911—1951》（2018）也填补了某些空白。 

　　二、各具特色的四条研究路径 

　　据初步统计，从1979年到2024年，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共有一手翻译文献88本（篇）（含修订、重印）、二手译著36本、研究著作74本、学术论文近1700篇、译文74篇、博士论文55篇、硕士论文270篇，涉及作者1000余人（含第二作者）。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形成各具特色的四条研究路径：文本解读、语境解释、哲学应用和比较研究。

　　（一） 文本解读

　　 在前期哲学中，陈启伟对《逻辑哲学论》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认为该书的“个中三昧正在于逻辑分析和形而上学的那一奇特的结合”。王路以他对逻辑学的精准把握和对弗雷格哲学的深入研究，对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进行具有独到见解的解读，发掘《逻辑哲学论》面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开创性”。韩林合产出影响甚大的标志性成果，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文献来重建《逻辑哲学论》，不管是原始材料使用还是解释框架确立，都将这部经典的文本解读提到具有典范意义的新高度。江怡不仅从赞赏的角度对《逻辑哲学论》的诸多论题进行深入浅出的用力阐释，而且敢于对该书“本身存在的某些混乱和错误”提出理性的批评。李国山将三类命题学说认定为《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内容，认为该书通过三类命题“正是试图从正负两方面向人们指明通向正确世界观的路径”。黄敏不仅在格式上逐段设置“笺释”和“疏解”，而且在内容上力图超越正统解释和非正统解释，讨论《逻辑哲学论》以何种方式将“逻辑思考与人生问题”自然地连接在一起。唐浩对《逻辑哲学论》提出独到的新解读，认为该书既有拒斥实体性先天真理的反康德因素，又有探寻思想与实在、心灵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康德式因素。徐弢的第一本专著发掘前期维特根斯坦人生和思想的密切交织，第二本专著则超越图像论来全面深化对前期意义理论的理解。韩东晖将《逻辑哲学论》归入康德式的“批判哲学”，并借鉴布兰顿的规范性理论，讨论该书中哲学语句的践言意义。 

　　对于中期哲学，江怡的著作首次做了真正关注，用三分之一篇幅阐述维特根斯坦“整个视角的改变”，并放在前后期对比中作了独到阐释。徐英瑾的专著最有创见的地方之一是他发现从《大打字稿》“现象学语言”到《哲学研究》“私人语言论证”存在着一种逻辑一贯性。徐强的专著为魏斯曼的重要地位提出辩护，认为他由于接触最多和阐释最早而对理解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尤为重要。

　　 在后期哲学中，王晓升的著作从语言、现实、文化、逻辑、认识五个方面解析了维特根斯坦的42个思维悖论，他和郭世平的合著则第一次对心理学哲学概念谱系作了清晰的刻画。涂纪亮的专著以对分析哲学史和维特根斯坦文本的熟稔，从欧陆和英美两大传统的宽广视角全面阐述后期哲学的各个维度。陈嘉明对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进行较早的概括研究，结合《哲学研究》的“生活形式”概念，探寻其中“开创性”的观点。韩林合的专著在国内首次利用维特根斯坦电子版《遗著》，沿袭解读前期哲学的四维概念框架，突破《哲学研究》本身的结构，对维特根斯坦整个中后期哲学进行梳理和阐释。李红澄清中文学界对“家族相似”概念的误解，强调“应该在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脉络乃至西方哲学传统中把握他丰富的论题”。唐浩以高质量系列英文论文深耕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尤其专注于对心理学哲学的深入思考，将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提到新的高度。陈常燊的专著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置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实践转向”的大背景，进行有见地的专项研究。张励耕的专著聚焦处于心理学概念根基的“面相观看”和“意义体验”，据此绘制一幅独特的心理学哲学概念谱系。楼巍的注解是国内第一部逐节诠释《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著作，对该书内在逻辑、主要方法和核心思想做了深度探索。徐弢的第三本专著整体上把握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数学哲学，力图“全面地评估维特根斯坦对于主要数学哲学问题的论证和结论”。代海强以系列高质量论文从不同维度发掘维特根斯坦后期心理学哲学，并向当代认知神经科学交叉延伸。 

　　（二） 语境解释

　　相关研究最早偏重通史或大陆哲学的角度。江怡的专著是中国学者自觉地进行语境解释的标志性成果，“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解释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独特性”，尤其将其“置于欧洲大陆哲学的框架之中”，定位其会通两种文化的桥梁作用。笔者的专著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一个核心问题——理解问题为主线，“力图将他的思想放在该问题的西方思想长河中，辨析其在这一论题方面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李红、韩东晖将《逻辑哲学论》中的“不可说”思想放在西方哲学尤其康德哲学的背景中进行扩展性解读，形成富有启发的诠释方案。

　　某些专门探讨有更深入的发掘。黄敏认为维特根斯坦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出发，“有选择地推进了弗雷格关于真和逻辑的基本观念”，有效回应了怀疑论的挑战。江怡的《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哲学的发展》思考维特根斯坦某些主题的当代发展，探讨他在西方哲学史尤其当代哲学中的历史地位。美学哲学也引起颇多关注，刘程、王海东、王峰先后出版专著，以中西美学史阐释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

　　（三） 哲学应用

　　陈嘉映是贯彻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和哲学精神的代表，在其横跨哲学、文学、思想史的学术工作中力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主张。他推崇后期哲学的自然理解概念，认为“在《哲学研究》中，逻辑分析的最终目标不再是简单名称或简单对象，而是自然理解”。他将这一哲学洞见贯彻到对哲学、科学和常识之间关系的明晰理解，认为“今天的哲学不再可能以建立普适理论为鹄的，哲学的任务是回到它的出发点，以理性态度从事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以期克服常识的片断零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为连贯一致的理解”。

　　徐英瑾将维特根斯坦哲学应用于阐释人工智能的当代前沿问题，认为《逻辑哲学论》的三个话题对应人工智能科学“知识表征”任务的三个环节，《哲学研究》则动态地展示智能体在复杂环境的任务完成，能够指导它们向着“统一的人工智能”方向发展。姚东旭的著作将维特根斯坦的知觉哲学与生态哲学关联起来，将日常语言游戏延伸到生态语言游戏。近20年来一批外国语言学学者加入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延伸和应用，沈梅英、谢群、刘辉都以专著促进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

　　（四） 比较研究

　　首先，是将维特根斯坦与之前的哲学家加以比较，洪谦、涂纪亮、陈启伟、江怡、郁振华、韩林合开了先路。第一个著作篇幅的成果来自张庆熊，他对实证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平行比较，阐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双重超越，对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影响。徐航燕对维特根斯坦与康德进行美学的关联比较，李包庚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革命路向加以比较，都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李国山近年来关于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思考成果有较大的引领作用。笔者以系列论文对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进行深入比较，亦可助益于这一路径。

　　其次，在与同时代或稍后哲学家的比较中，郁振华认为维特根斯坦与波兰尼不仅提出相关思想的时间比较接近，而且“两人的思想颇多可相互发明之处”。赖成彬认为维特根斯坦始终将自己的概念澄清停留在哲学范围，而奥斯汀则更多开拓哲学与语言学之间的空地。李菁在国内首次以著作篇幅对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展开比较，力图超越他们的本义而追求更深刻的思想洞见。

　　最后，将维特根斯坦与中国传统哲学家进行比较反倒最早开始。张申府曾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观点与墨子的名学加以比较，韩林合对《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的解释体系建立于维特根斯坦与庄子的比较框架。但是截至目前达到著作篇幅的只有赵海燕的《体验的存在：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视域融合》，她以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思想为参照系，着力探讨冯友兰“负的方法”。

　　三、仍需着力绘制的未来图景 

　　维特根斯坦哲学还有可以不断扩展的巨大空间，抬升维特根斯坦学术平台的任务依然艰巨，而使维特根斯坦哲学实现中国化以助益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建设则任务更加繁重。

　　（一） 维特根斯坦哲学可以拓展加深的学术空间

　　首先，仍可以更加系统完整地建构一、二手文献。经过六代人的百年努力，维特根斯坦本人遗稿的主要部分已经译为中文，但这并不代表一手文献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反，至少两部分文献尚需加大引进：一是维特根斯坦的讲演与书信。作为冯·赖特“维特根斯坦文稿”分类的第四、五类文献，讲演与书信对理解维特根斯坦成熟的哲学方法和丰富的文化生活都有重要价值。目前笔者正组织一批译者翻译4本讲演集和2本书信集，连同已经出版的2本讲演集和1本书信集，将形成9卷本的《维特根斯坦讲演与书信集》。二是维特根斯坦的中期文稿。被称为《维也纳版本》的中期文稿共13卷，囊括1929—1933年转型期的全部手稿和打印稿，其中《大打字稿》最为重要。这些文献对于研究维特根斯坦过渡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二手文献有着更大的引进空间。已出版的36本二手文献大多并非核心文献，缺乏系统安排，翻译质量亦参差不齐。处于维特根斯坦学术共同体中心的学者也是国际一流哲学家，他们分为四种情况：曾经直接受益于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学生的学生、处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学术中心、新解释流派的代表人物。笔者协同国内21名译者正在翻译30本核心文献，形成《维特根斯坦学术译丛》（西北大学出版社），这些资料体系将抬高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基础平台。

　　 其次，维特根斯坦研究仍有几处潜力较大。文本解读有三处：一是关注相对较少的维特根斯坦中期哲学。维特根斯坦有一个长达4年左右的过渡期，一方面继续维护《逻辑哲学论》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回应来自不同方面尤其是拉姆齐和斯拉法的激烈批评。解答其中一些重要问题不仅可以搞清关注相对较少的中间阶段，而且对理解前后期哲学的异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两本代表作之外其他文本的解读。过去中国学者们将关注点过度聚焦于两本代表作，其实《逻辑哲学论》并不能完全代替《1914—1916年笔记》，《哲学研究》也不能完全代替《哲学评论》《哲学语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大打字稿》《纸条集》《数学基础研究》等著作。《哲学研究》之后维特根斯坦还形成《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论颜色》《论确实性》等，它们代表着国外学者正积极主张的“第三个维特根斯坦”。另外还有至少6本讲演集和一系列书信集。三是对维特根斯坦数字化文本的研究。维特根斯坦超过2万页的《遗著》以4个CD-ROM电子版于200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正在修正缺陷、错误和问题，提升新功能和加以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必将成为重要的未来趋势。 

　　文本之外的扩展研究有两处：一是与其他哲学家的关联。这种研究仍然以维特根斯坦为中心，但是将他的观点、论题、概念与西方哲学史的长河关联起来。最切近的是探讨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如何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比如他1931年所列的十位思想家），或者探讨维特根斯坦如何影响了他此后的若干哲学家。进一步可以追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题在西方哲学史的各种线索，甚至像安斯康姆那样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镜来重新审视以往哲学。二是其他众多比较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仅以著作篇幅就已将维特根斯坦与超过50位哲学家或文化名人进行比较研究。显然，中国学术界有着跨度更大的比较空间，可以进一步发掘民国时期曾借以重构中国现代哲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学术关联。

　　（二） 与中国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自20世纪末起，国内西方哲学学者开始审视自己的研究视角。沉浸西方哲学多年以后，叶秀山写道，“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哲学研究要有自己独特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从中国的哲学视角来研究西方哲学。”同一时期，赵敦华提出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并提议从这一视角出发需要去做三类工作：用地道的汉语说外国的道理，以中国文化为参照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加强西方哲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联系与合作。

　　随着中国视角的觉醒，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的交叉融合得到更多关注。以中国的视角理解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内的分析哲学，西方哲学的语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分析哲学的中国化也被凸显出来，包括研究与中国语境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问题，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紧密结合，以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分析哲学。还有学者进一步思考分析的中国哲学，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分析的，而现代分析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本土的古典分析方法。可以肯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能够在这一吁求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会怎样展开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需求。中国学者对维特根斯坦的兴趣日渐浓厚，因为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然而这里我们可能遭遇相互矛盾之处。对于重建中国文化而言，中国学者们可能会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找到重要的东西，因为他对现代文化和传统哲学都作过激烈的批评。但是，中国学者们或许并不赞同维特根斯坦针对哲学和理性的反本质主义态度，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缺失，而非过于泛滥。

　　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方法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借鉴。一些学者追随冯友兰的脚步，强调将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学者一般并不接受他关于哲学的治疗态度，也不轻易赞同他反对在哲学中建构理论的立场。传统哲学概念依旧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维特根斯坦反哲学的哲学观很可能被许多中国学者所反对，当然其哲学中隐藏更深的积极建构方面也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发掘。

　　维特根斯坦对科学、传统哲学以及现代文化的批评态度或许会帮助克服黑格尔式的精神演进观念所带来的偏见。正是贬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观念刺激了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借用西方哲学来重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某种哲学复制过来，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既有自己文化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体系。

　　如果中国视野下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得以实现，并且使得维特根斯坦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更有影响，那么这两股趋向必然最终达成某种类型的相互理解。尽管维特根斯坦终究会有一副中国面孔，但是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仍是有待时间来检验的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