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封体制”论由西嶋定生提出，核心是借基于中华思想的朝贡与封建制原理把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此说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影响了日本的世界史框架，还深刻影响了学术方法，可以认为相关研究就是在沿用、批评、扩展此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日本等国别史，东亚等区域史，文化交流等专门史，还涉及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邻近学科。本文希望通过全面回顾册封论的理路、路径和要点，考察其学术背景和学者的继承、批评，深化对西嶋史学、学术史的认识，考察文明互鉴、东亚秩序等问题。

　　一、“册封体制”论的要点与理路 

　　1962年，西嶋定生提出“册封体制”概念，他开宗明义指出：

　　此文并不是具体考察个别文物制度传入情况从而理解东亚史中日本的位置，而是使以上大陆文化的吸收成为可能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特性——将文化交流、政治交涉、出兵和抗争等国际诸现象理解为具体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

　　6—8世纪，中国授予朝鲜和日本等周边诸国君主官爵，缔结君臣关系，先进的中华典章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石传入日本。文化传播不能仅靠文化自身的力量完成，若无该体制，日本就不会引入汉字，由此引发的系列政治、文化变革更将无从说起，文化圈以政治圈为基石，两者范围基本一致。册封是交流、体制变革得以发生的政治机制，要点如下：

　　汉魏时期，日本被纳入华夏册封体系。倭五王时代的日本积极加入册封。华夏政治制度和礼制走向完备、日本的政治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是该体制出现的前提。5世纪末，倭国与华夏的交流断绝，这可能与倭国不再想从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有关。隋唐与日本的册封不复存在，但日本尝试模仿隋唐，故更热衷于引进律令制。

　　册封源自周代封建制的基本理念，秦全面推行郡县制，使它走向穷途末路。进入汉代，随着爵制秩序的完善出现的外臣制与之有共通精神。册封缔结的是皇帝与藩国的君臣关系，基础是受册朝贡的礼仪原理。

　　册封本质上是依托中华官爵的礼制秩序。论者的文章题目虽然是“六至八世纪的东亚”，但实际论述的时段已扩展至16世纪，从渊源来看，封建、外臣制是其源流。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东亚世界。但从其论述来看，真正意义的册封体制只存在于汉至唐和明至清中叶，而东亚世界则从汉代持续至19世纪，后者涵盖的范围更广泛。册封侧重以官爵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以此为依托的诸关系，而东亚世界虽主要关注由政治衍生的交流的诸面相，但实际还涉及物质、艺术、学问、技术等诸方面，这是聚焦东亚作为历史性地域世界具有的文明独特性与内在关联性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当具有延展性。他还指出以官爵赐予周边民族的首长并以之为外藩，既是对外的政治行为，又蕴含丰富的对内意味，国际秩序是基于中国内部逻辑向外扩展的产物。

　　册封论不仅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在西嶋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也具有学术原点的作用。此后他相继提出“东亚世界论”“二重君主观”“二重即位论”，由此奠定其学术理论递进的逻辑链条：基于封建和郡县制原理的册封体制构成东亚世界的基石，而天子—皇帝是分别位居两种体制顶端的身份，衍生出与之相应的二重即位礼，“彼此之间环环相扣、互为支撑。二重即位论是在二重君主观上所建构，是其册封体制论与东亚世界论的次级史论”。亦需指出， 册封论在他自己的具体研究中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西嶋指出以往将中国、日本史联系起来的路径有交涉史和比较史两种。前者主要关注中日关系，两者的支配—从属关系就不是永久持续的，侧重遣唐使和日宋贸易、留学僧（指日本前往中土学习佛法的僧人——引者注）等课题，故主要基于文化史立场；日本被理解为高度成熟的中国文化的接受国，日本虽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是在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的状态下展开自己的进程的。比较史则预设中国史与日本史存在区别，或许会发现同一性，但也仅停留在指出普遍性层面，不会涉及两者的具体关联，故中国史只是学习日本史的辅助内容，非不可或缺的内容。他指出将日本史放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理解，两者都不充分，中日不是发达与落后文明简单的文化输出—输入关系，两者和各国的历史进程存在涵容共生的多元关联性，以东亚为坐标轴，阐明其联动机制就是亟待探究的问题。这反映出其理论自觉，并作为方法论，引领其具体研究。 

　　例如，公孙氏政权的荣枯折射出册封背景下孙吴与曹魏的角力，蜀汉的兴亡亦有间接影响，又直接牵动高句丽、倭国等的政治形势，颇有“一波才动万波随”之效。日本突然开始营造古坟，西嶋认为可能与卑弥呼获得亲魏倭王名号有关——卑弥呼既已被册封，逝后就理应按中原礼制下葬。圆与方的结合可能受华夏宗庙等礼制建筑影响。他思考汉字传入的动因，认为这绝非源于时人希望借汉字表现日语，而是因为若不如此，中日关系就无法维持。以上诸例表明，西嶋将“册封”作为解释诸现象的机制。其学说不是拼图式的东亚史，而是台球撞击式的东亚史。

　　西嶋氏所撰《研习中国史》一书，收录他回顾治学历程的文章，与此说直接相关的内容占据近半的篇幅，可见此说最能体现其史观、方法的特色，不仅是其学术体系的“出发点和支柱”，在学术史上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时代变迁、学术理路的转型与“册封体制”论出现的机缘 

　　册封论之旨趣是建构超越个别国家的近代以前东亚区域世界的整体理论框架，从宏观角度理解日本史的独特性。这不仅源自个人的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还是日本、国际时代剧变和学术本身的理路转型的缩影。

　　日本现代史学始于明治维新。受政治影响，它一开始便呈现关注亚洲又强调日本特殊性的矛盾取向。一方面，在西方史学方法影响下，作为传统学问的汉学开始转型为作为现代学科的东洋史；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剧变导致作为德川价值基石的儒教名分论趋于瓦解，明治政府致力于构建与新时代价值观相契合的学问。同时，欧洲东方学擅长史地语文、重视四裔之学的趋向，也对日本学术界造成了刺激，相关理路开始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也是促使他们思考亚洲的动因。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等都拥有亚洲史视野。这实际隐含两个趋向：其一，日本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其二，它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区别。不愿采取此预设的学者则选择纯粹的考证道路。

　　西嶋既继承了战前学者关注亚洲的视野，又剔除了其中的殖民立场，其问题意识、研究理路及其侧重点也与前者存在明显差异。他认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潜在地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日本近代化与欧洲近代化相衔接，并错认为自己业已跻身近代世界，这种对东亚的刻意割裂和对近代世界的自我认同，虽看似脱掉了东亚的皮，但其特性却无处不残留在自己体内。他犀利指出：

　　若基于此视角理解日本史，一方面，政治范畴的东亚世界瓦解以后，日本内核中仍存留着坚固且已融为身体一部分的东亚特性，对此应有自觉认识；另一方面，在东亚，日本走过之路，虽一直被理解为政治上日本的独立性，但实际这并未创造出超出此外的独立政治价值体系。

　　引文体现出他对日本所犯错误的反省、对战前史学的深刻批判，认为这肇因于日本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在东亚的位置，而这也正是关乎日本命运的问题。他更痛心疾首指出：日本是东亚世界的鬼子，后者正因它走向崩溃。

　　论者认为，把握历史需做到两点：一是排除善恶等主观价值判断；二是假设存在历史发展规律，需发现规律性。学术界聚焦的重要问题大致如下：（1）以“世界史的规律”为中心探讨地域史，身份与阶级和人民斗争的问题；（2）近代化问题；（3）从结构的角度认识世界史问题；（4）亚洲生产模式的问题；（5）马克斯·韦伯方法的问题。在1955年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古代史分会场，西嶋提出：

　　我们出于何种目的或是为何一定要研究古代史和东洋史、西洋史？或许只有探寻所有历史共通的基本法则，方能回答当前面临的问题。

　　远山茂树指出，西嶋的反思直指两个问题：作为日本人应以何种立场对待外国史；基于世界史的比较视野。但对“世界史的规律”，他同样持审慎态度，认为过于强调普遍规律性存在问题：“从世界史角度理解日本史，不应只满足将所谓世界史规律套用于日本史，而是必须考虑更多其他内容。此即日本史的具体事实关系本身存在的世界史的关联性，亦即日本史事实中有仅从日本史无法说明的事实。”这再次说明他重视挖掘日本史与世界史的联动机制。

　　从学术谱系来看，前田直典是西嶋在东大的同门，皆师从加藤繁。西嶋受前田的影响尤大。1948年，前田发表《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开篇即指出要反思以往认为日本史的发展是在与大陆的隔离状态下完成的观点。他立足文化史指出，前近代，中国、朝鲜、日本、安南等共同组成东亚世界，肯定日本以中国、朝鲜的历史发展为前提。此文在日本学术界有极大影响，也波及中国学术界。

　　上原专禄的史观对西嶋也有很大影响。上原主攻欧洲中世纪史，认为前近代不存在一体化世界，而是有固有文化和区域整合又独立的若干世界，是四文明圈共时发展的结果，包括东亚、东南亚、印度、伊斯兰世界等。打破欧洲中心观，重视亚非各国历史，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现代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其理念蕴含着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怀，而打破国别史观、重视文明圈互动的思路，与册封论在问题意识上是一致的。

　　概言之，册封论是战后日本、亚洲、世界形势剧变的产物，又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理路转型的结果。追问东亚的联动性是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此说是西嶋氏顺应此潮流又结合自身的学术特点、批评吸收而成的结晶。其中既有日本史学从汉学到东洋学、从东洋史到亚洲史转型的背景，又有战后史学“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影响，还有文化圈理论的痕迹。其问题意识实则是国际学术界对东亚秩序共同关注的凝结。上文已述此说承前的一面，下文将梳理启后的一面。

　　三、学术界对“册封体制”论的继承和批评 

　　作为一种方法、视角，册封论在具体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包括对华夷秩序、朝贡贸易圈、国家构造等的考察，被用于分析近代以前中日、中朝等之间的关系，还被用于考察东亚物质、技术、制度和思想文化交流，主要包括香料、陶瓷等物产，造纸术、建筑与都城、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墓葬、礼学与礼制、宗教、神话等诸多领域，也包括渡来人、商人、使节、僧侣等人员往来的研究，还包括对国别史、区域史的考察等。

　　一些学者结合自己的兴趣将其运用至实证研究时又进行了更深入的延伸。栗原朋信结合玺印、内外臣、上代日本对外关系做考察。谷川道雄将此与共同体和贵族制联系起来。护雅夫将此运用至考察北朝、隋唐与突厥、薛延陁的名分关系。武田佐知子、浜田久美子等丰富了西嶋有关礼的论述。平势隆郎补充论述册封与外臣、天下秩序的关系，并考察君主自称。金翰奎、王贞平、高明士均对分析视角做出补充。甘怀真认为重点是各统治者的君臣关系，不宜将册封视为两国关系，最能与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对应的概念是“天下”。边土名朝有以“册封体制”为核心概念考察明朝与安南、朝鲜、日本的关系。

　　此说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批评之声亦纷至沓来。朝鲜史学者旗田巍提出通过检验五个指标（政治支配—服从关系、军事支配—从属关系、唐法的支配、借由宗教形成的秩序、经济支配—依附关系），可知并不存在以唐为中心的世界。与西嶋强调文化不同，旗田更强调经济、政治和军事。其分歧在于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堀敏一指出四要素实际均为农耕地带共通文化，无法抛开游牧民讨论东亚。此观点不仅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体现，也被金子修一继承。石见清裕的批评也是基于此角度。有学者指出，就文化交流的意义而言，西域可谓中古亚洲的“地中海”，无法解释其地位是此说的缺陷。

　　还有学者反思分析的多元化。他们一方面强调周边各国的被动性，如关尾史郎指出中国内部紧张关系不断扩大过程中，周边各国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又十分警惕将强—弱地位绝对化。崔瑞德强调此体制的微妙性。费正清、王贞平等指出要警惕史书的陷阱。栗原朋信、增村宏皆强调日本与华夏交往时的主动性。菊池英夫的质疑也与此有关。李成市认为应从各国自身的外交战略来研究。王贞平认为，此说本质上是要用单一政治模式解释性质各异的复杂关系，它还不具备高度概括性。韩昇指出册封论显得僵硬。李宗勋、拜根兴等结合政治制度、移民等作出推进。他们一方面继承此说，又以更丰富的史实加以补充，使之刚柔并济。

　　当然，西嶋关注东亚的形成与发展，一个重要问题意识即考察日本的国际关系史，中国作为诸多制度、文化之源，自然是重点，朝鲜半岛是中日交流的媒介，日本的诸多变动也与日朝关系有关，朝鲜自然也不能被忽视，故其目光不可避免偏向中、日、朝三地，而忽视了对同样位处东亚的草原的关注。

　　也有学者质疑：古代东亚是否存在藉册封形成的政治世界，其作用是否被拔高。藤间生大认为，西嶋以册封为东亚形成的标志，但这其实是虚像，册封实则是交流的障碍，其崩溃反倒是东亚形成的反映，民间交流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还要重视经由朝鲜和西南的文化交流。布目潮沨认为以册封为东亚世界的形成要素是不恰当的。鬼头清明亦认为真正因素并非官爵规定的名分关系，而是实力对比，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亚不存在共通贸易网络。其差异大致如下：藤间生大注重分析政治结构底层的奴婢、农民等的生活环境；鬼头清明更倾向于对东亚发展史进行分期，标准仍是政治史上的标志事件。

　　前文已述，日本史的国际环境是西嶋重点关注的问题，这有特定的史学史和国际形势背景。就学术史而言，这与战后日本学术界的反思直接相关。阿部幸信指出，此说是以西嶋为代表的学人反思皇国史观的结果，他们受唯物史观影响，但仍无法克服国家史的束缚。又如李成市所示，与其说此说是以东亚为对象，毋宁说他更倾向于思考与日本史深刻相关的问题，其构想是为克服战前体制下异端化的日本史观。日本史学者对此的态度主要有二：承认必须关注日本与外部的联系，又特别注意过于注重中国而忽视日本本身独特性的倾向，代表论著是石母田正的“东夷小帝国”和“国际契机”论。

　　还有学者致力于提出新学说。前文已述堀敏一的批评，他在此说和松本新八郎“世界帝国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说——羁縻体制论。

　　四、“册封体制”论的贡献、局限及展望 

　　中国中原王朝所赐衔号包括都督号等官号、以郡县为称的爵号、以本国国号为称的爵号。《宋书》所载“长史马娄”“司马曹达”很可能是府内僚佐。这些人构成倭国政府的基本班底。邦君逝后，嗣子袭封，衔号需中原王朝重新授予，否则会被视为得位不正。这说明当时倭国已掌握这套政治知识，从倭王的角度看除正有则更好，无亦要勉力行之，也印证了中华典制的重要性。这说明中原官僚制服务于倭国等官僚体系的设置，爵制服务于王权的强化，中华文明在推动东亚文明演进方面，确有内藤湖南所言“卤水点豆腐”之妙用。

　　册封论体现了对东亚特殊性的追问，也展现出对历史关联性的自觉理论意识，试图在广阔视野下对近代以前的东亚历史予以还原，认为秦汉以后治内的皇帝与面向天下的天子通过郡县与封建制原理驾驭疆域之内外。其原理是内外臣和天下观念，这是向心、圈层式天下观，说明中国文化纵然强调华夷之别，但在“定于一尊”的同时，却留有回旋余地，既有开放的包容性，又具有强劲的凝聚力。此说察觉到近现代主权国家出现以前东亚关系的特点。

　　西嶋敏锐地看出册封与西周封建制的继承关系。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揭示两者之别。在封建制下，天子有任命诸侯国高级官员、调配其国军队的权力。《礼记》《左传》和金文等材料皆可提供验证。这被认为蕴含集权因素。而秦汉以后针对外邦的册封不具备这些要素。册封只是借用了封建制的外壳，而未继承或未能继承其内核。且如前所述，中原王朝所赐爵号有二：以郡县为爵称，以本国国号为称。这显然也是郡县制长期发展后出现的制度现象，有别于西周爵制。在秦王朝真正实现“海内为郡县”以前，还有属邦、臣邦、外臣邦制，它们与册封之间有何关系，也需注意。既然“册封”在学理上有局限，则由此衍生出来的“东亚世界论”“二重君主观”“二重即位礼”也难成立，尽管学术界已从实证层面证明。

　　西嶋强调长期互动中积累的共通文化构成东亚历史与未来的深厚土壤，这有重要意义。以东亚为视野的诸研究正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其实也体现出其前瞻性认识。他也捕捉到礼在东亚形成中的重要性。尽管朝贡一方未必接受此理念，但以推广德礼为目的的王化观念确属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原对四裔多持“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的态度。这与帝国主义扩张有本质不同：前者以华夷秩序为基石，兼具内聚和包容性，而正是此种向心力，“构成汉唐间中日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后者以军事征服为主。故现今学术界多倾向用天下秩序阐释古代诸关系，提倡用新天下秩序创造共生、互惠的世界体系，其实也反映出其远见卓识。

　　西嶋认为，朝鲜、日本、越南接受中国文化，是以政治契机为媒介的，故此过程以支配阶层为主体。此论似乎拔高了政治结构的上层在交流中的作用。此新事物被引入后能否在本土扎根，不仅取决于政治条件，本土固有的习俗、语言、文化等更决定交流的深度、广度。如古代日本推动汉字普及的力量，官方只是一方面，寺庙等因素亦不可低估。

　　他认为册封是中国文物典制得以扩散至周边的机制，但日本全面引入律令制却是在它从册封中脱离的奈良时代。中世日本受南宋文化影响尤大，而日本当时实已长期悬隔于册封外。这说明册封不是必要条件。又如李成市所言，关于各国对儒教等的接纳与中国的册封间的关系，能找到的直接事例并不多。又如韩东育所示，明清东亚封贡的跌宕起伏和反复的化险为夷，意味着明清成为中心国，并非取决于同质的政治制度、互补经济结构和相倾文化体系中的任意一项，而是建立在明显的综合落差上。

　　而且，西嶋有意规避文化从高水平一方自然流向低水平一方的模式，他将东亚等同于汉字文化圈，提出四个共通要素，虽也强调对日本而言，朝鲜文化具有同等作用，终究无法避免以中国为中心的预设。之所以出现如此矛盾，笔者推测，这是因为当时东亚各文明的厚度不是势均力敌的。而且，无论“册封”“内外臣”，还是华夷、王化思想均是源自中华典籍的术语，其视点就是中原君主，故此说内含中原俯瞰周边的视角，且文化圈理论本身带有中心—边缘的预设，遂很难规避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

　　“册封论”还有一个局限是容易让人忽视中原与没有册封关系的政治体之间的交流。例如，中原王朝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孕育出闳放的隋唐文明，长安更是融汇中外文明的国际大都市，这种涵容万千的盛唐气象恰是中外交流结成的硕果。

　　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有铜镜、剑、绢、铜鼓等，还有稻作等饮食文化，柑橘等果物，蚕神等民间信仰。以稻米为例，早在弥生时代，稻作便已从长江下游和朝鲜南部传入日本，直接影响是日本进入农耕时代，奠定稻米加鱼类的饮食结构。稻米和耕作技术的传入，可谓直接引发日本社会的饮食革命。可见日本与外部极具意义的交流恐怕远早于册封出现的时代，其辐射范围、影响深度也远非此说可概括。与其认为物质、思想等以册封为媒介而流传于各地，倒不如认为往来于各地的渡来人在推动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更明显。

　　沿着册封论的思路，我们还可以举出较具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例如，考察文化的世界性流动，颇重要的是深究文化选择、转译、变异和涵化问题。为何日本对中秋、寒食这类节日持拒绝态度？冬至为何未能扎根？西嶋已注意到，中原的圜丘等礼制建筑影响及于日本，但祭天、郊祀等为何在日本却昙花一现？又如甘怀真所示，皇帝制度和儒学对政治秩序所做经典诠释是东亚共享的知识，域外统治者运用这套知识时，也会结合自身的语言、文化做出重新诠释。这一过程本质上即文化接受、选择、转译、变异和涵化过程，由此塑造多元的文化环流图景，是极具前景的重要课题。

　　概言之，册封只是交流的冰山一角。周一良归纳交流的诸途径包括使节、学生、工匠的往来，宗教徒的求法，商贸，战争等。其中，遣唐使并非在册封框架下进行的，学生、宗教徒、商人、工匠往来也未必是官方行为，战争带来的交流更具偶然性。由此可见，不能高估册封论所能发挥的解释力。它仿佛简笔画，有助于从结构整体把握东亚秩序，但若过度依赖它，便会出现将复杂、生动、充满纵深感的历史面貌简单化的风险。

　　结语 

　　“册封体制”论由西嶋定生于1962年提出，旨在阐明促成文化交流的政治机制，考察各地“一波才动万波随”的关联性，界定历史性的东亚，阐明日本史的国际环境。此说具有双重意义：由西嶋自身的学术理路和现实关怀观之，它是其“东亚世界论”等系列学说的基石，也体现出他对战前史学的深刻反省；从日本、国际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此说与日本战后史学的转型有关，也是国际学术界对东亚秩序的共同关注的凝结。此说体现的注重各地历史发展联动性的问题意识，富有前瞻性，至今仍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仅就问题意识而言，当今流行的交错史、联结史与“册封”论非常接近。其局限在于，此说拔高了政治结构的上层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册封不构成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更无法解释交流过程中发生的文化选择、转译、变异、涵化等重大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