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中国古典学”是西方“古典学”影响下形成的后起概念，也是近几十年来被越来越多提及的话题。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这对于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均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中国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学科边界、研究范式与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争议及影响因素，理清新时期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路径，便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关键课题。 

　　一、中国古典学的形成与演进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范畴的提出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古典学”主要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与相关问题的学问，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学术界关于中国古典学源流有不同认识，反映出不同学者对这一借自西方概念的接受程度。有的学者将其视为西方古典学影响下的现代新兴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则尝试探索中国自己的古典学，认同中国古典学的本土化、原生性特点。考诸文献，“古典”一词很早就已经在中国典籍中出现，但内涵并不固定。如《汉书·王莽传》有“违于古典，缪于一统”，指的是古代典章制度；《后汉书·樊宏传》有“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指的则是古代典籍。由此来看，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的“古典学”称谓，研究中国“古典”的学问其实早已存在，“中国古典学”也就是具有原生性特点的学术领域。林志纯较早提出了“中西古典学”的概念，并详细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的不同。林沄曾指出，“‘古典学’是指研究古书和古史的学问。这门学问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裘锡圭也认为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先秦以来典籍的全面整理，大部分也是古典学的工作。这一看法尽管仍是以西方古典学的理论范式为前提依据来论述的，但也强调了文献典籍在中国古典学中的基础地位。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献承载着中国古典文明，这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正相契合；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内核通过以传世经典文献为主体的各类文化遗产来呈现与阐发，并在世代传承中凝聚成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基于此，中国古典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应运而生。 

　　 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直到20世纪以前，中国古典学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东周时代形成的中国古典学，与商周时期逐步完成建构的天下秩序、礼乐文明密切相关。亦即，中国古典学的形成实际上是商周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同理，此后中国古典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应该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密切关联。西汉建立后的文化复兴与儒学独尊，以及古文经发现带来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与合流，开启了中国古典学的新局面，唐代科举制影响下经典文献及其解释体系的完善可被视为这一阶段的落幕与总结。两宋时期社会与经济变革推动了经典解释与三教融合，推动中国古典学进入以理学建构为代表的新阶段。清代政治与文化政策影响下的学术转型，使中国古典学呈现出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面貌。清末以来的中国古典学，也是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与社会、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刘钊、陈家宁认为，中国古典学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有两次比较重要的重建。西汉时期“以古文经为主要研究材料重建儒家经学，从实质上讲就是以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来重建中国古典学”。唐代的经学重建实际上是在保持汉学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解释与阐发，宋代的古典学重建是以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理学作为其主体面貌铭刻在学术史上的，朱熹等人为四书五经所做的注成了代表性成果。刘钊、陈家宁等学者还认为，从19世纪末至今，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出土文献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等口号标志着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实践者正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茫然走向明确。刘钊、陈家宁等学者所言之“重建”，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古典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典学的发展历程，但未必契合这一学术领域发展的实际。 

　　纵览中国古典学的发展史，儒家经学及相关文献的角色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徐兴无认为，“如果说中国的古典学起源于孔子，则孔子和儒家整理的六经构成了古典学的知识内核，而他们对文明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人对文化使命的承担，构成了中国古典学的精神内核”。此说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忽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在中国古典学的形成阶段，诸子百家及其经典文献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汉唐时期的古典学以经学为中心，宋代的经典阐释融摄了各类精神成果，至清代则颇具汉学回归的意味，古史研究的分量明显加重。清末以来的现代古典学重建，则掺杂着经学本位、政治思潮与西方理念的纠葛。 

　　二、中国古典学的边界论争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由此出发，系统整理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遗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体系，必然要廓清中国古典学的边界。而中国古典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如何界定，与国学、经学、古代文明等如何区别，正是近年来争论颇多的焦点问题。不少学者主张将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先秦典籍，尤其是经学领域。如裘锡圭认为“中国‘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或许还应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尝不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黄德宽认为“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基本任务是非常恰当的。这一点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颇为相似”。徐正英主张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要与“国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的边界划分清楚，把握“古”和“典”，时段划分以先秦经典为重点，延至两汉。钱志熙指出“中国古典学就是先秦两汉学术，或以经典为主。其中的一种，即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重建我国早期经典的文献与文本形态；当然也包括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重新研究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早期典籍文本形态。比如不少学者根据上博藏楚简《孔子诗论》来研究早期的《诗经》学。这些可以说是特定范围内的一种古典学，或者说目前着重秦汉文献研究中的狭义的古典学”。这些观点在时间断限上以先秦为主，也包括秦汉，显然是考虑到秦汉时期经典文献的系统性整理成果；至于经典文献的构成，则有先秦典籍、先秦元典性文献、经典文献等不同说法，基本都将儒家经典视为主体，也包括诸子著作。刘小枫与以上诸说不同，认为“新时期的中国古典学绝不应仅仅是古籍整理之学，也不能仅限于十三经之学，而是应基于中西方的历代核心经典，建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其设定的经典文献范围看似超出了中国古典学的边界，实则体现出对“古典学”学理渊源的理解。 

　　 也有学者把中国古典学与国学联系到一起。如刘钊、陈家宁认为“中国古典学可以被看作国学的一个分支，即研究汉代以前（包括汉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而“国学就是研究清代以前（包括清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内容是‘国学’研究内容的前半段”,相当于李学勤所称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此说认为“国学”即“中国古代文明”，而中国古典学即是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国文明，包容面较广。沈卫荣倡议“构建以国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认为国学整体应该都在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目的在于“在现有国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具有明显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以推动国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大幅度提升中国古典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质量，改变以‘西方古典学’为主导的世界古典学的面貌”。乌云毕力格、吴洋认为中国古典学不仅仅是“国学”，也是国际性的学问；不仅仅是“古学”，也是面向未来的学问。中国古典学以中国古代典籍与文明为研究对象和关注中心，可以融汇旧有学科之长，消弭围绕“国学”所产生的种种争议。此说试图通过扩大研究范围的方式实现国学与中国古典学的勾连与融汇。与上举三说相比，孙玉文的观点更为鲜明，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当今流传‘国学’这一术语……跟这里‘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一致。因此，我所谓的中国古典学,就是我所理解的国学”。大体来说，学术界已经提出的这些观点，有的将中国古典学与国学视为同一概念，有的将古典学视为国学的一部分，有的则将古典学视为国学的“加强版”，初衷或许在于用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替换学科内涵和属性比较模糊的“国学”，但也造成“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难以清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消解了其学科属性，有可能将中国古典学研究引向误区。”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内容更为宽泛。廖可斌主张把中国古典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以对出土文献和文物、稀见早期文献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文化的研究为主，旁及相关领域，整合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被掩埋、被遗忘的部分的研究,建立一门中国古典学。用这个概念可以把上述研究领域统一起来,它既相对宽广,又有比较明确的边界限定。”傅道彬认为“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朱汉民在一次访谈中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甘阳认为古典学是在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这些学科下发展形成的，更多的是一个交叉学科，对各学科保持开放的状态，空间界限没有西方那么明晰，也不宜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而是可以划到中国古典文明衰亡为止。江林昌则认为中国古典学至少涵盖文献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三个层面，“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对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作全面总结，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李妍妍主张从文明起源的意义上探讨中国古典学的学科边界，认为中国古典学中的“古典”应该以先秦时期作为边界，其研究对象为先秦时期的文化遗产及相关学术行为。这些观点所涉及的范围，在时代、内容、学科等方面均有不同，大者几乎等同于中国古代史，小者则界定为先秦文化史，体现了对中国古典学、古代文明、中国文化史等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综合以上三类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畛域的两种认知取向。一是经典文本取向，以四部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突出经学的核心地位，强调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与阐释。二是古典文明取向，把中国古典学与国学、古代文明等量齐观，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也就突破了经典文献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充分延展。两种取向各有其优点，前者界限比较清晰，遵循传统治学之道，且在内涵与外延上可以与西方古典学大体对应；后者则强调原生性特点，往往被视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传承载体，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同理，两种取向也存在一些亟待弥合的短板：前者过于重视经典文本，有因循守成之嫌，需要注入创新元素；后者则潜藏着因扩大化而被当代话语稀释解构、难以确立学科地位的风险。在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中，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平衡点，是这一学科领域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谢乃和融汇诸说，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由以中华古典研究为中心的“小古典学”、古典及其传承过程中所反映的古代文明各方面的“大古典学”和传统古典学术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核心是以先秦“六艺”为根基的经史之学，可以参考。 

　　三、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 

　　 对古典文献和古史系统的认知与解读方式，是当下中国古典学的核心议题。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开启了对古典文献及相关古史系统的全面审查，也推动了学术界深度思考如何“走出疑古时代”。如程苏东所言，“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离不开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但基于中西古典知识体系的自身差异，中国古典学的建立更需要基于本土知识传统，在充分发掘自身概念、理论和话语资源的前提下，加强与西方古典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受此影响，新时期的中国古典学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面貌，不同学术背景与学术理念的学者围绕这一话题或相向而行，或背道而驰，但都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值得铭记的智慧与成果。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在新时期探索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必然也需要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与问题意识。 

　　 19世纪末以来的多次重要考古发现，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扩展了古典学研究的边界，成为中国古典学发展的一大动力。王国维提出并利用“二重证据法”对传世经典文献以及循此构建的古史系统进行重新审视，奠定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范式。此后学术界诸家围绕文献审查、古史系统多有建树，凝练成包含“信古”“疑古”“释古”等在内的解释模式，“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等命题也走上前沿。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风向标，成为当代学者继续探索的主导方向。此后，郭沂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黄德宽归纳出“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提出在文字维度上实现古今语言文字研究的贯通，在文本维度上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贯通，在文化维度上解释先秦典籍与上古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探寻上古文明的历史面貌、演进轨迹和发展规律。乌云毕力格、吴洋认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和学术研究体系凭借“文字—文本—文献—文化—文明”这一贯通而又综合的研究思路，将成为一种新的人文研究范式。这些主张或范式对于中国古典学发展极具参考价值，但也要看到这些不同取向，或信或疑，或释或正，都是并行于世的，不能截然分开。正如杨春梅所言，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成为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另外，景海峰提出了“第三种路向”，认为中国古典学建构“只能在更高的哲学诠释的意义上来进行，而不能退居到只是保存与传递古物的境况下，或者坚守在只属于文献整理范畴的传统古典学的堡垒中”，这一路向强调“哲学诠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举诸范式的不足。 

　　 除了范式构建之外，不少学者围绕中国古典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而在强调本土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理论是基本共识。侧重继承学术传统者，如肖永明认为“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建立在学科方法上无疑需要继承传统，重视对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校勘、注释，重视对古代文化的诠释和义理阐发”。孙玉文认为“研究中国古典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刘玉才指出，“构建中国古典学，当基于中国学术文史不分的传统，借鉴西方古典学成熟的学科建构。而建立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已具备很好的学科基础，在理解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时，要强调其脉络和核心，要避免拼盘式的学科组装。”强调不同视角、融汇中西者，如徐正英认为应采取会通性的研究方法和比较的视角，把研究建立在对文本深度整理、精准阐释的基础上，避免跟风阐释的实用主义，避免“为研究而研究”的钻牛角尖趋向。李咏吟认为“古典学研究，既有知识论的要求，又有价值论的要求。两者之间，必须寻求内在平衡，以知识论为基础，寻求价值论的真正建立”。匡钊提出：“以求取关于古代经典世界的某种整体性知识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学的现代建设尚在途中，而作为其与西方古典学共通方法论基础的语文学亦应得到自觉探讨，由此出发既可见现代中国学术在知识意义上的延续性，亦可见其世界性。”赵贤莲、张兵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可以通过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门径择善而行，激活其治学方法在中国古典学这一领域的应用；在空间维度上，透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方法论——语文学的异同，突破传统意义上对训诂与义理关系思考的局限，从而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双重角度下建立适合中国古典学的治学门径。总体而言，在不同学术背景、理念的影响之下，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呈现出融摄中西的多元化特点。谢乃和基于其“大古典学”“小古典学”之说，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方法论体系主要通过扬弃传统经史研究范式来构建，小古典学至少应包括以文字释读为代表的语言学、重建经典文本原貌与价值的古书新证、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古史新证等方法，而大古典学则需要重视理论指导下的古典文明综合研究和交流互鉴下的文明比较法。这一观点将中国古典学的不同对象及其研究范式分类归位，实则可以分别纳入以上相关说法之中，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通过对上述诸家观点的考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古典学学科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讨论，在内在理路上与中国古典学研究对象诸说是一致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范式注重文字训释、义理阐发与文献考据，但在方法论上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而强调引入现代学术体系和西方解释学、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工具的学者，更倾向于从经典文本本身转向观念史、知识史的建构，提倡古典资源的现代性阐释，但往往会出现对经典文本的误读和消解。总的来说，如何提升西方古典学范式与中国古典学传统的适配度，既注重回归元典，也突破学科壁垒，加强方法论创新与价值重构，是新时期中国古典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结语 

　　 21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视域下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则是新时期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作为历经千年传承演进、融汇古今学术理念、融通当代文史哲等相关领域、代表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新兴领域，中国古典学无疑迎来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中国古典学需要“返本开新”的学术自觉，既要凸显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也要以跨文化视野吸收域外范式；既要坚持经典文献资源的基础地位，也要利用各种新出文献重构古典学的知识体系；既要坐稳文字训诂、版本目录学的冷板凳，也要积极引入现代数字人文的技术赋能；既要完善中国古典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也要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结合；既要探索古典文明成果的现代转化，也要通过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因此，新时期的中国古典学不只是通过经典文本及其历代阐释来理解原生性的中国古典文明，也要通过西方的经典文本及其阐释来观照当代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古典文明。简而言之，系统总结传承至今的古典智慧，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已经成为中国古典学的重要使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