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为学术界在理论关切、研究范式和命题方向等方面的转换更新提出新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在新时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是智库发展与学科建设之间的不协调以及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产出高质量成果、更好支撑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阻滞。“区域国别学”独立为一级学科，呼唤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要求引领下实现范式转向。智库是知识生产与应用的专门机构，在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中可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以下简称“两类研究”）的统一，因此也成为《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项目（2021）”的基础数据、特色案例和参考案例，拟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例，回答智库参与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问题，即从智库建设视角来讨论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以期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开辟一条特色研究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如何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如何与世界接轨并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三大体系”的相关讨论仍不够深入。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和有效发声平台，但其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明确。智库是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发达国家出于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主动引导智库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的区域研究服务于其政治议程，为政府决策提供参照。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其贡献等进行了反思并尝试作出新的探索，还有少数学者论及区域国别研究在智库及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智库建设和区域国别学关系的讨论还不够深入。一方面，虽已有不少研究明确提出智库工作是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但如何通过智库功能的发挥促进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尚未触及；另一方面，加强学术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创新方式与科学路径，但两类研究的有机结合尚未能有所体现。 

　　 学科所倡导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智库所生产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注重科学解释世界，后者注重积极改变世界。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究其原因就在于没能处理好“两类研究”的关系。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集中在高校，而高校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智库咨政成果不是科研评价的重点导向，因而国内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容易将“两类研究”割裂开，形成“两张皮”，长此以往将导致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咨政成果缺乏学理性，而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抵触智库工作。事实上，率先在中国顶尖高校建立起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在研究的对象、项目和内容上部分地与智库重叠。理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智库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主线，明晰与其他现有学科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也能够在正确处理“两类研究”的关系基础上，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有力的智识支撑。 

　　二、历史演进：区域国别自主知识积累需要 

　　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特质，缺乏对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自身视角出发的研究。随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过去的单向融入变成现在的双向塑造，“创造性融入”和“建设性引领”都需要建立在正确认识世界、区域和国家的基础上，这也成为创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历史逻辑起点。因此，基于区域国别自主知识建设的需要，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诞生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和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学理性探索中，而对智库咨政服务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 

　　 首先，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有赖于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借助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集中考察，成功实现了与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西方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设置，将西方标准带入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更是将发展中国家裹挟至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中。于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往往带有“西方烙印”，经济危机、民主危机、发展危机成为打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身上的标签。事实上，作为承载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知识生产必须建立在把握研究对象真实情况之上。从现实情况出发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客观理解研究对象之间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而非遵循西方的“话语标签”。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呼唤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框架的建立，智库作为提供知识和加工知识的“中转站”，在问题导向这一属性上和区域国别研究高度一致，可以成为一种促进研究的方式。一方面，对于现有知识体系中尚不存在，且以海外国家和地区为实体研究对象的知识领域，国内早期以外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机构通过翻译资料的方式积累了丰富且宝贵的研究基础，为后来重组整合散落在各学科内的区域知识、形成以实体对象为核心的全面知识体系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对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实体研究对象，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各个研究所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基于“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理念，重在发现填补各学科间的知识空隙，加深对实体研究对象总体全面的了解。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呼唤“升级版”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终结了“两极世界格局”，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得以实现并形成了美国霸权秩序。全球化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于是发生了各种反全球化事件，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更是加速了全球治理从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这种变化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创造了新需求，需要我们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更好地了解“他者”。但是，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关注牺牲了对特定区域和其他主题背景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学术界呼唤加强对区域和国别的研究，从宏观下沉至中观、微观，以某个国家或特定区域为具体研究对象，利用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多元化资料的处理加工开展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但是，小国研究、冷门方向研究面临成果难以发表的突出困境。智库为这一类知识生产成果提供了平台，咨政报告类的智库成果以解决问题为实践导向，提供域外所有国家的发展动态和最新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中国对外合作的合理对策。智库成果的知识生产及其对实践活动的影响，也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将进一步塑造全球化的未来版本。 

　　 最后，对智库咨政服务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雏形”可以回溯到1964年，在国家主导和明确分工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设立国际政治系培养国际关系人才，同时设立覆盖亚非拉地区的研究机构，并强调其主要发挥咨政建言的智库功能。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相继成型，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政策咨询。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实现了主要国别和地区的全覆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2015年，教育部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明确“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截至2022年底，教育部设立了42家培育基地和411家备案中心，共计453家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初步完成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预期目标。主管机构“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实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和中国特色新型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的关联。国内外新形势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与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智库成果质量和研究能力亟待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待加强。如何在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围剿，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效传递中国立场、分享中国经验、践行中国承诺、讲好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故事，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 

　　三、理论基础：区域国别自主知识生产创新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确立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本位”和“问题意识”融合提供了可能。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所有的科学理论研究都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所有的应用对策研究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围绕问题产生基于政策应用的知识也是智库介入知识生产的动力。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跨学科交叉为支柱，对学术研究进行返本开新的改革与探索，即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边界，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从学科到智库，再从智库到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和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均具有服务国家战略和决策的使命，两者在功能和目标上实现了高度重合。 

　　（一）统一于“三大体系”建设的高度 

　　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构建起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建构，统一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之中（图1）。“三大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支撑、话语体系是出口。 

　　学科体系包括学科布局、学科发展、研究力量、平台支撑和教材建设等内容。学科的发展是知识的积累过程，积累描述性知识的智库研究具备反哺学科发展的能力。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成立后，将有利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库人员形成学科归属感，提升智库研究的科学化和理论化水平，并通过研究力量的整合和研究平台的共建形成学科发展的“合力”。 

　　学术体系包括命题观点、理论成果、研究方法等内容。不同于传统的学科式知识生产，智库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更为直接，回应特定的社会问题而非纯粹的学理探讨。但是，这种应用性知识一定是在描述性知识和学理性知识的加工之上，即智库研究可以对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重组和加工，基于描述性知识和学理性知识生产出政策应用的知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智库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同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实现方法维度的突破。 

　　话语体系包括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等内容。区域国别学科基础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发挥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的智库功能，跳出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不仅可以驳斥西方污名化中国的各种论调，还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中国的对外合作。 

　　学科、智库、人才是《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三个建设维度，高水平的学科建设还离不开人才培养。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智库的高质量建设都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集聚，而人才的评价则以高质量的成果为基础。区域国别学的两类研究统一于区域国别学的“三大体系”建设，聚焦培养 “通才+专才”。“通才”意味着需要对研究的对象国及其所在区域的全方位知识都有常识性了解，在“通才”的基础上，只有对对象国及其所在区域的某一专业领域有深入研究，才能 “专才”。“通才+专才”也是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的有力支撑，“区域通”和“领域通”相结合，立足中国理念生产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二）学科与智库的辩证关系 

　　学科与智库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基础理论研究（学科）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应用对策研究（智库）的前瞻性和精准度，基于扎实的基础理论才能凝结出有思想高度的应用对策，进而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被实践检验过的有效的对策建议反过来又有利于抽象出新的知识，丰富基础理论。这就是以学科建设强化智库功能发挥，以智库建设反哺学科发展，构建智库和学科之间螺旋发展、良性互动的具体实践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制带来了学科间藩篱和学科交叉的迟滞，这在文科领域尤为普遍。新形势下，知识更新加速，知识传播提速，科研成果爆发且应用周期缩短，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特征明显，单一学科独立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日渐不足。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规模日益扩大，传统小作坊式的个体研究逐渐被淘汰，集体研究的重要性提升。智库的平台属性为学科交叉提供了机会，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学科，解决了区域研究长期存在的学科属性不强的困境。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下，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内在关系，二者统一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要建构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对世界各个地区的关切和了解越发迫切，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为上述过程提供知识储备责无旁贷。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现状来看，描述性知识、应用性知识和学理性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智库理论创新、咨政建言、公共外交、社会服务、舆论引导五大功能相互联系，具有相辅相成、推动中国区域国别两类研究共同发展的现实意义（图2）。 

　　 首先，学科强化智库功能发挥。科学的理论结合科学的方法指导实践，提高认识水平。现代科学的发展，综合性和整体性日益凸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社会科学内部交叉使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呼唤打破学科壁垒。跨学科研究成为科学创新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虽然决策层以问题为导向，但仍需基础理论研究托底。从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区域国别学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成综合性知识生产平台，运用基础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对研究对象复杂现象的深入解读。作为公共研究机构，智库具备学理性积淀的同时还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重任。智库产品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过程，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以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服务公共外交为例。智库作为多元化行动主体之一，凭借专业政策研究者的身份，为政府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智库通过学术研讨会、学者访学、项目联合研究等方式，加强同国外智库的合作，实现政策影响力。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基于三种知识的综合生产，需要政策分析和事后评估。另一方面，智库通过展览、文化交流、媒体合作等方式，宣介研究成果，形成文化和价值观互鉴，强化本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其次，智库促进交叉学科发展。面对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智库成为推动交叉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作为知识与权力桥梁的智库，还为知识生产提供了平台和检验机制。通过智库功能的发挥形成反馈效应，检验学理性知识的成效。从描述性知识到应用性知识再到学理性知识的层层递进，是知识生产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各种知识对应不同的智库功能。智库的学科化会促进智库的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学科体系、形成学术共同体、培养建制化人才、打造领军人才等方面实现反哺，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同样，以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服务公共外交为例。这一智库功能的发挥同时和三类知识紧密相连。第一，基于研究客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知识的普及型读物会形成对客体的初步认知，如果存在信息偏误或信息滞后，就会影响决策。第二，在描述性知识基础上生产出的应用性知识会为一国对外政策提供支持，如果存在主观性误导，则会在特定领域形成错误指向。第三，基于学科的学理性知识会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前瞻性或战略性，如果理论基础和现实情境相背离，就会影响对外政策的战略部署，形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实践探索：目标与方式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仅要完成学科体系的建章立制，还应成为高质量践行“新文科”建设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力量。在实践探索中要将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库导向放在突出位置，契合中国区域国别学承担国家发展需要的重任。 

　　（一）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目标 

　　为服务建构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融合基于“大历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具备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的应用对策研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目标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学术研究和咨政服务是一体两翼，基于普遍性的理论构建和基于特殊性的案例研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学者研究的对象是抽象世界，其研究的学术性体现在从特殊到一般，发现并总结规律，追求理论简化和普遍性。决策者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社会，其研究的政策性体现在从一般到特殊，利用规律解剖个案。区域国别研究的客体决定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区域是国家地缘存在的依托，国家是区域中特殊存在的个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律存在于国家与区域的互动之中。通过这种互动，探寻区域及域内国家的普遍性，同时要顾及不同国家在同区域互动中的特殊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同这些区域和国家的二维互动，还将形成“各区域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和“跨区域的同议题研究”，不仅有利于强化中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合作，还有助于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取决于我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的掌握，了解“他者”的真实需求，进而实现发展对接。“各区域内部的跨学科研究”为全面、系统了解该区域提供了切入口。另一方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首先是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过程，“跨区域的同议题研究”有助于我们及时更新所掌握的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知识，从而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以及提升中国发展经验推广的接受度。 

　　 第二，兼顾理论性和政策性。针对同一问题的理论性探索和政策性研判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对“他者”基本国情的研究，就难以获得必备的描述性知识，形成对知识的加工。首先，发现规律并创造知识的理论研究和运用规律解决问题的智库研究是矛盾的结合体，可以统一到智库建设中。相较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新型智库”不再拘泥于经院式研究模式和重研究轻应用、重文献轻实证等研究方法，而是兼顾问题研究的学术性和政策性。其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性和政策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只有夯实理论研究基石，对策研究才可能有科学性。另一方面，应用对策研究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现实内容和实践动力，理论研究只有走出“象牙塔”，时刻关注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才能在丰富的实践创新中实现理论创新。因此，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结合应该是基于学理的一般性探索在现实世界寻找问题的特殊性，进而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第三，兼顾长期性和时效性。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术界聚焦当今世界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储备性的研究不足，不仅需要具有历史沉淀的长期性跟踪，更加需要前瞻谋划和科学决策提出具有前景性的解决方案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智库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知识生产过程，利用有限的资源创新出更多更有效的知识。对于决策者而言，其对智库产品的需求存在时效性，具有前瞻性的智库成果是保证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基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与反思，往往深刻影响着前瞻性预判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具体现象、问题和事实的解读，以及相关国外舆论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引进，表象化和碎片化严重，战略性和前瞻性不足。这就为今后的改进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善于发现问题，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抓取现象，捕捉研究和创新的重点；另一方面，善于解析问题，强化研究成果供给与决策部门的需求匹配度，基于时效性的描述性知识进行加工，实现向应用性知识和学理性知识的跃升。 

　　（二）智库促进学科的实践导向 

　　从理论到实践的要求需要我们从“观念的世界”“应然的世界”转换到“经验的世界”“实然的世界”，案例是实践情况最直观的呈现。依托 “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项目（2021）”，基于三种知识类型和智库五大功能选取涉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案例，可以探究当前智库促进学科发展的实践逻辑。作为知识更新、问题方案、交往互动、公共产品、知识普及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实现了辩证统一和相互促进。 

　　 第一，理论创新是智库的核心功能，通过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分析，将描述性知识升华为学理性知识。理论创新往往就是在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认识、阐释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从案例经验来看，问题意识突出且理论基础深厚的智库研究既能转化成服务国家战略的咨政成果，也能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纵深化。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从“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的国家战略需求出发，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概念界定含糊和西方话语主导的突出问题，自主构建了一整套关于新兴市场国家研究的基础理论。相关思想通过“新兴市场三十国论坛”在新兴市场国家传播，通过承接国家部委研究项目实现转化应用，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智库在开展国际交流研讨和咨政建言活动的实践过程进一步促进了理论创新的深化。 

　　第二，咨政建言是智库的首要功能，围绕党和国家决策需求将学理性知识转化为应用性知识，开展政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从1999年关于加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开始，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写入官方文件，孟中印缅地区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立足四方到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发展演变过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履行咨政建言功能，在凝聚四国共识、推动全方位务实合作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公共外交是智库的重要功能，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政策理念及相关举措等情况的外交活动，旨在获取其理解、认同和支持，是描述性、应用性和学理性知识融合汇通的关键场景。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者的关联以及专业政策研究者的身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功能与作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库在开展面向对象国的公共外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深厚沉淀。立足于同济大学对德合作的悠久传统和作为高校智库的学科优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以媒体传播、课程输出、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公共外交，并积极参与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会议，为中德关系的健康发展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第四，舆论引导是智库的特色功能，以专业客观的研究和贴近大众的方式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调用并生产描述性和应用性知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配合国家外交，特别是在涉美热点及重大议题上第一时间在国内外媒体发声，为社会和公众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解疑释惑，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看待国家外交政策。在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涉美的学理性知识通过智库成果的方式以描述性知识的方式生产出来，实现了向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 

　　第五，社会服务是智库的基本功能，以其专业研究和资源平台直接成为某类面向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服务活动和产品提供者，是对描述性和应用性知识的适用、检验与提升。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智库团队创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承担“全球教师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研究与资源管理中心”的使命，通过知识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服务、信息共享将其社会服务的范围从地方和本国扩展到服务全球教育事业。 

　　五、建设路径：两类研究融合发展 

　　当代学科发展日益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融合，深刻反映了世界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从链条式思维转到系统性和网络性思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之问”必须摆脱学科的孤立划分，加强跨学科研究。以信息积累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智库为跨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出路。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都需要获得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知识。为了建成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具有深厚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拿出真正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成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需要促进“两类研究”融合发展，打造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模式，以智库建设促进学科发展，以学科发展支撑智库建设。 

　　首先，鲜明政治导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向正确，是服务好党和政府决策的根本前提。这就要求区域国别研究，无论是智库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两类研究”都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观点，在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对三种知识的加工和实践中抽象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知识，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确保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正确方向。 

　　 其次，促进协同合作，强化理论与实践互促。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实现路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夯实理论基础，强化智库建设。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国别学，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目标是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形成“三大体系”，这可以在智库实践中完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世界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可以成为理论支撑和深化方向。另一方面，丰富研究方法，大兴调查研究支持学科建设。“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丰富的田野经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必备要素。这就要求必须真正地用当地语言、从当地视角做研究，从而对文本研究形成弥补。除田野调查外，区域国别研究者还需丰富研究方法，利用智库研究，丰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供给，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挖和分析资料文献，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对话交流平台。 

　　再次，贯通横纵联合，培养多元的复合人才。大力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关键是培养人才。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三块基石，专业、语言、实地经历，缺一不可。一方面，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需要设计新的培养方案，建设新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另一方面，智库不仅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也是人才的培养基地，高校和智库之间可尝试项目制合作模式，有意识地兼顾人才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智库工作能力培养，打破学科和机构壁垒，实现人才的贯通式培养。 

　　 最后，创新评价体系，促进学科和智库相互支撑。评价是衡量学术和智库成果的必要手段，建立公正合理、科学权威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助推学科建设、激发学术创新、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指挥棒。交叉学科的评价复杂多样，特别是对于区域国别学这样主要以高校为依托的新学科，必须打破长期以来以“研究型高校”为目标的单一式、同质化建设导向，更好地使智库功能发挥促进学科建设，化解体制机制的梗阻点，重新激活高校的社会服务和咨政建言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形成以创新价值和贡献为导向的学术成果及人才评价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一，对基础理论研究应突出特殊性，试点“小同行评议”，下沉至学科的细分领域，确保评审专家遴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打破“大同行”在具体研究方向上的“盲区效应”。其二，对应用对策研究应突出其咨政成效和社会效益，探索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智库成果评价体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国别研究还有一类社会科学普及成果，需要更加注重这类成果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以充实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成果类型。其三，针对区域国别研究团队成果多的特点，需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既重视对单个成员的评价，也重视对团队的整体评价，建立有利于跨学科合作、团队协同攻关的评价体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汪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