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的快速演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革新正在驱动人类社会快速、大尺度和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新业态、数字社会新模式、数字政府新形态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趋势。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复杂社会系统，如何驱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发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科技驱动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发展，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在此背景下，文科实验室应运而生，成为数字时代促进科学研究范式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系统地重构着文科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问题和研究范式，将研究范畴拓展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乃至人机交互等全新领域，这迫切要求文科研究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为深入理解全球文科发展新形势、进一步推进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本文聚焦社会科学领域，梳理了国内外文科实验室发展现状和主要特征，并以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为例探讨了文科实验室建设路径，最后对我国加快建设文科实验室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议。 

　　文科实验室发展概况 

　　文科实验室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的德国心理实验室，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进入21世纪，实验室的概念得到迅速传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建立，譬如普林斯顿大学2007年建立全球历史实验室、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2009年建立媒体考古学实验室。我国文科的实验室建设开始得很早，如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新闻摄影实验室，1981年辽宁大学建立档案专门实验室。21世纪初期，随着定量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推广，新一批文科实验室出现，如厦门大学计量经济学实验室。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文科研究的范式转向，对研究的对象、资料、方法、目标等方面均有所影响。文科研究不仅需要突破传统研究场所（如办公室、图书馆、研讨室）的限制，引入设备、工具、软件、工程师等资源，还要改变以往聚焦单一学科、以规范性和定性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与数据科学、计算科学等学科形成文理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模式。2009年以来，计算社会科学成为国际范围内社会科学形成新范式、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前沿领域，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国际顶尖大学纷纷成立文理交叉实验室，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兴方法对复杂的人类行为及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跨学科研究，提高理解、分析和预测社会规律的能力。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9年4月，教育部和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要求全面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强调，“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2021年12月12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包括9个试点实验室、21个培育实验室。这一举措意味着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进入全新阶段。 

　　 目前，国内外文科实验室建设体现出以下四点主要特征：一是文理交叉属性凸显。当前，文科实验室注重学科重组和文理交叉。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强调将打破传统学科藩篱，将不同学科的理论、问题、人员、资源等因素进行有机融合，运用新方法和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形成新理论、新知识、新学科。其中，新学科的探索和建立在我国尤为受到重视。实验室建设也因此被视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二是转向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传统文科研究偏重规范性、质性的研究范式，虽也会运用量化分析，但大多以统计数据、政府数据、问卷数据等“小数据”为主。随着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持续积累，新文科研究逐渐引入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强调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揭示海量数据背后的规律和模式。而且此类数据驱动范式并非无视或排斥理论，而是强调数据对检验理论、证伪理论和发展新理论的作用。三是实验教学功能扩展。传统的文科教育主要依靠课堂讨论、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传授知识；文科实验室则在此基础之上，增加大数据分析、政策模拟、虚拟仿真等方式，丰富教学场景的丰富性和真实度，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创造性和趣味性，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四是社会服务功能增强。在发挥科研和教学的传统功能外，文科实验室日益强调其“应用”属性，即服务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和公众需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导向。其中，服务国家战略不仅是欧美发达国家建设文科实验室的重要原因，也被教育部视为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国外文科实验室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国外高校普遍认识到建立文科实验室的重要性。这些高校尤其重视跨学科交流融合，重视学生分析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重视科研、教学与服务的结合，以促进科研合作、教学提升、产学研转化为目标。在科研方面，国外文科实验室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流与合作，非常注重产学研的互补与转化。一方面，他们通过聘请企业界专家参与教学指导和管理，向学生传授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将最新科研进展引入企业界，协助企业开展培训与技术开发。在学生培养方面，国外文科实验室为各类文科专业广泛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课程，依照学科和专业特点采取合理的实验教学形式和方式，并设立专业素质实践基地，为学生提升实践能力营造良好环境。 

　　（一）主要特征 

　　不同于传统的院系体制，国外文科实验室在组织机构的人员构成与管理机制上呈现出独有特征。第一，在人员构成上，文科实验室普遍弱化了科层制的层级结构，积极建立网络化的知识生产合作关系，强调知识生产的“网络化”。具体而言，这些实验室不仅打破了高校内部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孤立性，同时与政府、企业等外部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在科研与教学等领域建立合作项目，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第二，在组织管理上，国外实验室致力于建立多元、复杂、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随着研究议题跨学科、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参与人员的数量快速增加，人员背景愈发多元。实验室大力推动建立灵活的、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跨学科与多技能优势。 

　　 在日常运行中，国外实验室在资源构成、研究议题和产出成果三方面的特征也日益明显。首先，在资源构成方面，人才、资金、数据和软硬件设备设施是实验室持续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国外实验室重视建立多元化的成员网络，充分发挥跨学科、跨领域背景下研究人员在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的分工协作机制。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实验室所在高校及其联合院系拨款、政府拨款、企业与社会资助。在数据积累方面，实验室近年来通过自身积累、与政府企业合作等方式，积攒了数量庞大、类型多元、结构复杂的数据，为科研、教学与服务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验室普遍对软硬件设施设备具有较高要求，需要高投入与高性能的技术设施。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前沿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对软硬件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实验室或通过外包形式，借助公司力量进行科研分析，或是通过购买设备、雇佣技术人员来提供专业支撑。其次，在研究议题方面，国外实验室普遍重视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与解决，强调其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最后，在产出成果方面，国外实验室呈现出多类型、高影响、高价值的特点。目前普遍存在的成果类型包括：学术出版物、人才培养项目、决策咨询报告等智库服务、软件开发与技术工具以及数据集与案例库。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成果不仅体现了实验室在科研、教育与服务方面的价值，还展示了实验室如何与政府、企业与社会高效合作，实现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人文关怀。 

　　（二）典型案例 

　　以社会科学类实验室为例，目前国外文科实验室从建设目标上来看，大多属于研究型实验室，即通过完善软硬件设施、积累海量多元数据、构建学术网络、增强研究者间交流等方式推动科研交流与合作，譬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已成立相关机构。 

　　哈佛大学量化社会科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IQSS）于2005年建立，是哈佛目前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依托雄厚的跨学科师资力量、丰富多样的数据资源、前沿的研究方法以及先进的基础设施与软硬件设备，IQSS旨在培育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推动教师间、师生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目前，IQSS已开展了30余项旨在推进学术研究、方法训练、科研合作的项目，例如著名的开源研究数据储存库（Harvard Dataverse）、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机矩阵以及一个旨在训练、提升师生计算机技能的计算机实验室。 

　　芝加哥大学知识实验室（Knowledge Lab）旨在通过研发新颖的科学方法和丰富的计算工具，揭示知识在获取、验证、共享和加强等过程中的深层规律。目前，实验室研究团队在以下领域已取得大量前沿性成果：数学和统计建模与仿真、复杂的动态网络分析、自动化假设生成、多模型数据集成与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实验室核心研究团队由博士后、编程研发者等10人组成，还拥有一个超过40名成员的学术网络，包括来自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国际顶尖大学在社会科学、数学、工程学等领域颇有建树的领军学者。 

　　虽然国外文科实验室以科研为主要目标，但并未忽视对新文科人才的培养，它们通过设立研究生学位项目的方式为学术界、政府和业界培养兼具跨学科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如乔治梅森大学开设了计算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项目，芝加哥大学开设了该领域的硕士项目。在课程设置上，两校学位项目均采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计算科学研究方法”的培养模式，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某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又要懂得运用计算科学的前沿方法开展科学研究。 

　　国内文科实验室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建设是我国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从历年教育部、科技部立项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培育基地等各类国家级实验室的立项数量来看，可发现我国对高校实验室建设是十分重视的，但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理工科实验室。 

　　（一）主要特征 

　　基于现有实验室的统计结果来看，在综合性高校目前的实验室建设中，文科实验室数量要明显少于理工科实验室数量，且前者建设力度较小，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已无法满足当前高水平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需求。 

　　 虽然教育部2021年年底才公布我国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但此前各高校已围绕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建设各类研究中心、平台和实验室。这些机构的建设主要呈现以下四点特征。一是重视程度不足，发展缓慢。我国高校仍有重理轻文的认知特点，对文科实验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使得空间、资金、岗位等资源的分配不足，导致文科实验室发展缓慢。二是学科单一性强，跨学科属性弱。此前，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主要以人文社科领域内某一学科为基础，科研团队的学科背景单一，缺乏多学科多技能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三是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科研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育人优势。近年来，文科实验室在智库建设背景下得到更多重视，部分高校设置了以科研创新支撑智库服务的文科实验室，但未能将实验室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没有最大化发挥前沿科研成果的价值。四是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目前在高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的惯性影响，文科专业教学更多的是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环节，忽视实践教学环节；部分高校本科培养方案中，除传统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要求外，未能设置更为丰富的实践培养课程，无法满足新文科建设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 

　　（二）典型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日益重视文科实验室建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已经在多个学科建立了实验室。与国外文科实验室相比，我国文科实验室主要以科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为主，部分实验室设有相关课程，提供教学服务。本节选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2021年获批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进行简要介绍（其中北京大学为试点实验室，其余二者为培育实验室），展现目前我国文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 

　　 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的前身是200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旨在充分利用该校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构建以中文为核心的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建成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文理交叉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实验室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向展开系统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一是理论层面，探索语言深度理解的内涵，构建语言理解的多元认知理论基础；二是资源层面，构建面向中文深度理解的大规模语言知识资源基础设施；三是模型层面，解决自然语言理解的大规模复杂结构学习问题，提升语言深度理解的效果；四是技术层面，研发中文深度计算及海量文本挖掘核心技术，研发海量文本内容分析系列关键技术；五是应用层面，研制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系统，推动中文信息处理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在教学方面，实验室共有十余位教师开设本研课程38门，涵盖语言学、计算机、数据科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实验室以该校2011年建立的公共政策实验室为基础，整合公共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信息学院等多学院力量，旨在推进社会科学理论与计算技术融合，发展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研究的研究理论、技术与方法，支撑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实验室目前共设有3类9个二级研究单位，分别是1个公共政策实验室、3个数据支撑中心、5个研究中心。目前，实验室已在科研、教学和公共服务三方面开展多项工作，形成了多源多层次数据平台与交叉合作学科体系，设立了“大数据公共治理”二级学科，完成了多项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相关课题。 

　　复旦大学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成立于2022年，目前隶属复旦发展研究院。实验室核心目标是通过面向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强化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迫切需求，瞄准社会科学智能计算的学术前沿，立足复旦哲学社会科学雄厚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基础，发挥理工医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大学优势，打造顶尖创新团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学科融合创新。实验室聚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判、长三角区域风险治理与决策、中国智慧的智能传播三大研究方向。在开展研究过程中，实验室借助数据平台和仿真模拟系统，一方面积极加强学理研究，挖掘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发展，另一方面为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三）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探索 

　　 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国内率先启动了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由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力量构成的研究团队。2017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建设计算社会科学平台，围绕学科建设、研究范式、人才培养开展了实验室建设。2018年6月，社会科学学院与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数据科学研究院等合作成立和建设校级科研条件平台，为全校人文社科类院系提供海量数据和计算资源支撑。2019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倡议下成立了“中国计算社会科学联盟”，迄今已有20多所高校加入，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领域的跨校合作。2022年1月，依托计算社会科学平台的前期建设基础，清华大学获批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实验室的建设原则为：坚持国家战略驱动，坚持学科前沿引领，坚持文理交叉融合，坚持研究范式创新，坚持复合人才培养。因此，实验室的定位既是服务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建设、支撑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决策辅助实验室。 

　　1.发展愿景与建设目标 

　　依托我国数字化转型先发优势、清华大学文理交叉学科优势和深度产学研融合科研条件，实验室旨在建成“国际领先、国内顶级”的文理交叉重点实验室，兼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公共服务三大功能，推进我国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跨越式发展，培育创新型复合型新文科人才，服务我国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 

　　 经过长期积累和不懈探索，实验室形成了“面向世界、依托交叉、立足中国、展望未来”的五大使命愿景：一是面向数字时代的全新社会现象，形成理解数字经济新形态、数字社会新模式和数字政府新形态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二是围绕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全新科学问题，聚焦数据与算法治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数字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模型和运行机制、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原理、规律和路径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原创性理论体系；三是依托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交叉融合，探索数据密集型和计算智能型研究范式，构建“人—机—物”混合理论范式，推进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创新；四是依托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革新，依托文理交叉推进计算政治学、数字经济、计算社会学、智能决策、计算法学、计算传播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引领”的计算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五是依托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原创性理论和示范性应用，服务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和网络强国战略。 

　　基于此，实验室设有四项建设目标：一是构建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二是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创新；三是形成中国特色、国际引领的计算社会科学新兴交叉学科体系；四是服务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和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上述目标，实验室的建设以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从科研资源、学科建设、国家治理、人才培养四方面构建四大相互关联、互相促进的平台——基础条件平台、学科创新平台、实验仿真平台和实验教学平台。 

　　2.建设任务与成效 

　　第一，开放性数据平台建设。为了统筹推进计算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清华大学早在2017年便依据“文理交叉、学科引领和科研支撑”理念建设了计算社会科学平台，并在实验室建立后，将其作为后者的基础科研条件平台和实验教学平台。实验室拥有计算机房、会议室、模拟实验室和在线数据平台等软硬件条件，具备海量数据采集、存储、实验测试和计算能力。目前，实验室已建设政务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司法数据、传媒数据、微观经济社会数据等六个主题数据库，汇聚了政府政策文件、政务热线、土地交易、物价、就业、工商登记、司法裁判文书、百度指数、微博数据等二十余类大数据资源，拥有六台高性能服务器，为全校师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海量数据和计算资源支撑。 

　　第二，自主开发算法库建设。实验室依托文理交叉融合开发计算社会科学算法库，形成支撑多元异构数据分析的大数据方法、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因果推论算法，并自主开发适用于普遍推广的Python、R软件包和在线计算软件系统，为清华师生和全国高校开展社会科学交叉研究提供算法支撑。目前，实验室参与北京、上海、苏州等多个地方政府政务大数据分析与城市治理决策辅助系统建设，形成了支撑接诉即办、城市运行、社会治理、宏观经济运行的多个平台系统，并正在研发城市治理大语言模型（GovGPT），提升感知民意、监测风险、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能力。 

　　 第三，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建设。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的交叉融合优势，形成了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广泛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学科建设基础。现阶段，实验室已经形成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复杂系统与社会模拟等跨学科研究团队。基于文理交叉融合，实验室不断探索中国特色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围绕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形成了系统成果，发挥着交叉学科建设的示范效应。经过长期积累，团队成员在数字治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领域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前沿观点和应用方案，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近五年来，围绕计算社会科学议题，实验室已承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8项，如“大数据时代计算社会科学的产生、现状与发展前景研究”“大数据驱动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监测、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宏观经济景气衡量方法研究”等。基于以上研究，实验室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以及 World Development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Governance 等期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为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献。 

　　第四，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清华大学高度重视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在国内首个将该学科纳入“双一流”学科规划，已形成了较为系统性、多样化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2014年以来，软件学院、计算机系、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联合举办“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证书项目”和“大数据分析兼修硕士项目”。实验室自2014年发起“大数据社会科学讲习班”，迄今已经连续开办九届，累计培养了近1400位大专院校教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和硕博士生，有力地支撑了国内计算社会科学的师资培养。实验室自2020年起探索培养计算社会科学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鼓励各学科20多位教师围绕计算社会科学开设了25门研究生课程，并推进在线教育和优质课程资源的社会共享。 

　　 第五，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实验室紧密围绕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国家战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依托学科交叉形成创新应用服务国家战略。汇聚科研力量开展智库研究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开展产学研融合形成解决国家治理和数字治理的创新应用服务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实验室核心研究团队多次承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北京市、浙江省等部门和地方委托的智库研究任务，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批示。2019年受北京市“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支持建设“政务决策模拟与仿真研究平台”服务首都治理现代化，承接北京市超大城市治理研究，已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30余份内参报告。实验室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展研究，在互联网物价监测、宏观经济预测、政务大数据分析、国际风险预测、反腐败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形成了有社会影响力的应用性研究成果。 

　　 第六，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国际交流合作。实验室在计算社会科学领域主办多个品牌学术会议，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引领学术共同体建设。2018年以来连续举办五届“全国计算社会科学高端论坛”、三届“中国计算社会科学青年论坛”、两届“计算社会科学国际会议”。同时，实验室从2017年以来举办30多期“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工作坊”，2019年以来常态化举办计算社会科学研习营，面向全国文科生提供Python、R软件包等大数据分析能力培训。2020年，清华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哥廷根大学联合创办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英文期刊，成为国内首个发出国际声音的新文科高水平学术期刊。　

　　 文科实验室建设的若干思考　　

　　面对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挑战，在梳理国内外文科实验室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本文从破解认识误区、明确功能定位、创新结构机制、重视人才因素四个维度提出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的若干思考。 

　　（一）破除文科实验室的认识误区 

　　 当前，推动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应破除以下六大认识误区。一是文科不需要建实验室，认为文科即便需要做实验，也主要是抽象性、规范性的思想实验，或是深入社会实践的各类田野实验。二是文科实验室是“软实验室”，认为文科只要建设由骨干学者牵头的传统研究中心即可，不需要建设类似理工科的具有独立物理空间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实验室。三是文科实验室建设重点在于充足的物理空间和先进的硬件设施，因此实验室建设重在采购大设备、大仪器。四是文科实验室应差异化细分化，依托学者兴趣建立个性化研究中心，即“小作坊”而不是集成性实验室。五是文科实验室重在教学功能，而非科研功能。传统上我国早期文科实验室建设定位教学功能，因此重在强调其软件教学、设备教学，而非科研功能，更不用说产学研融合和社会服务功能。六是文科实验室要靠学校长期“供血”，而无法如理工科实验室可以从产学研融合实现自我“造血”。 

　　对于上述误区，我们应认识到数字时代下文科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数字时代下，文科实验室既要推动跨学科研究范式创新，推动建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又要肩负培养新时代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还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这迫切需要教学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复杂多变的新事物需要不同学科从多个维度加以研究，而不断积累和优化的数据、算力和算法资源也迫切需要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融合。这就需要文科实验室建设要摆脱传统依靠单一学科、凸显教学单一功能、依赖引领学者建设“小作坊”的模式，建立跨学科、汇资源、协作式的新型集成式平台。 

　　（二）明确新型集成式实验平台的定位 

　　作为一种新生科研组织模式，文科实验室反映了文科教学科研进入集成式发展阶段，应打破学院、学科和专业的壁垒，实现数据、资源、人才等资源的汇聚和整合，以支撑有组织科研与协同式教学的学科发展需求，进而构建枢纽型（Hub）集成式平台。这就要求文科实验室建设：一是数据集成，在汇聚各相关院系、团队数据资源的基础上，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外部数据，整合形成多个主题数据库；二是资源集成，整合相关院系、团队的人力、空间、设备等资源和力量，建设和共享科研基础设施，既包括计算机、图像服务器等硬件设备，又包括数据挖掘、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技术及其配套软件。 

　　（三）创新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当前，文科实验室建设不仅要涵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个学科，更要推动前者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兼顾学科深度和广度的建设需要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有所创新，既要发挥各学科的传统优势，又要打破学科壁垒，发挥聚合效应。 

　　在组织结构上，文科实验室可采用“1+N”的治理结构，即1个总实验室+N个子实验室。总实验室主要负责资源投入和制度保障，前者包括实验室的场地空间、基础设施、硬件设备、算力资源和数据资源等，后者则涉及人员聘用、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学术伦理等方面。N个子实验室则重在组建“首席科学家+青年学者+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团队，自主开展科研活动。在子实验室建设过程中，还可针对不同学科（如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智库服务等方面提出定制化的建设方案。 

　　在运行机制上，文科实验室应定位为枢纽型组织，采用扁平化运行模式。对内，实验室应兼顾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内生创新两条路径。一方面，总实验室应发挥其引领作用，在人员、制度、资源等方面着力，凝聚各院系力量形成高水平科研团队，完善制度建设，统筹资源集约化建设。另一方面，总实验室应尊重并给予子实验室充分自主权，并为后者提供组织、制度和资源保障，鼓励各子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创新、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对外，实验室应通过学校、院系、首席科学家的合作网络，与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密切合作，推动产学研快速转化，助力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四）抓住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核心要素——“人” 

　　虽然文科实验室建设同样需要基础设施和硬件配套等“物”的投入，但其核心因素仍然是“人”，通过汇聚“人才”、凝聚“人心”、发挥“人智”推动实验室持续性高质量发展。文科实验室应重视五类人才的吸引、培养和保障。 

　　一是首席科学家。作为实验室的灵魂人物，首席科学家对实验室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实验室建设需要首席科学家的全力投入，凭借其卓越的科研成果、深厚的学术影响力和广泛的合作网络，为实验室的发展规划和资源获取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导和支持。 

　　二是科研骨干团队。作为实验室的中坚力量，科研骨干团队承担着科研、教学和公共服务的日常工作，直接影响实验室的建设成效和未来发展。应吸引多学院多学科人才力量，打破封闭孤立的学科壁垒，改变传统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考核评价机制，为跨学科团队式合作研究提供新的激励机制。 

　　三是实验技术人员。作为实验室的专业化支撑力量，该类人才将为文理跨学科研究提供技术支持。以往文科实验室建设对该类人才有所忽视，应在岗位编制、工资福利等方面为该类人才提供保障，从而巩固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技术保障。 

　　四是重视培育高校学生的学术训练。在文科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学生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规模最大的用户和粉丝，还是人才培养的对象，更是未来潜在的同事。因此，文科实验室建设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培养和参与，通过开设工作坊和讲习班、招募助研等方式，加强学生学科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五是学术共同体建设。应通过工作坊、讲习班、学术沙龙、开放日等形式广泛链接校内外用户，推动学术界、政府界、实务界之间的广泛交流，在文科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功能定位、成果价值等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