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的社会经济曾一度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致学术研究上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在中华文明研究中也存在不自信、教条化、简单化等偏差。这些都严重妨碍了我们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历史科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先后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两创方针”“三大体系”“两个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互鉴”和“两个建设”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并就“两个结合”提出了五点具体原则。2023年10月7—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有关习近平系列重要论述的概括总结、理论提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五千多年文明史是当今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深厚的历史依据。我们应该在“两个结合”中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并在新时代作出转化创新。 

　　一、大变局背景下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变局中进入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百年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之变，也不是一国一域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三个大变局交织叠加在一起，需要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认识。 

　　一是从政治格局看，由西方社会主导并延续了五百多年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调整。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由于“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人类历史迈出了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出现了维也纳体系；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雅尔塔体系。这是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20世纪，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于是，一些西方学者迫不及待地宣称，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到了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再度崛起，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到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光明大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超越。 

　　与此同时，在亚洲，越南、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拉丁美洲，古巴、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洪都拉斯、巴西等国的左翼政治力量纷纷上台执政，形成了“拉美进步轴线”。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前景，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阶段性。 

　　二是从经济格局看，进入 21世纪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与广大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21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7885%下降至59.08%；而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1.15%上升到40.9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30%。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迅速增加到2020年的60.2%，进入了世界创新力排名前15位，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发生了由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的转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多边合作” “互惠共赢”等。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表明，世界经济已出现了由“西高东低”向“自西向东”的位移，最终将出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变化，以及“全球南方”的战略重组。 

　　三是从文化背景看，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西方历史文化的反映。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济繁荣，虽充分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深刻而普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及其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我们尤其需要了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主动，坚定文化自信。因此，深化中华文明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深刻的社会实践意义。 

　　二、利用考古新资料开拓中华文明研究新境界 

　　我们强调的文化自信，是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有机整体的自信。这其中，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层、最根本的文化。“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价值、文化理想的高度认同。这个认同必须建立在自己民族的文明历史基础之上。然而，要正确认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及其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必须做好扎实全面的学术史分析与考古学印证等工作。 

　　其一，从学术史上科学分析传统文献反映中华文明史的优势与局限。自周公、孔子、司马迁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修史传统。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整理“六经”，保存了中原地区“先王之政典”。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开启了“二十四史”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史书仅仅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后三千年文明史的全面详细记录。文献学上对夏商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发展情况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史学家，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学习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审查周秦时代记载上古历史文化的文献典籍，希望能够用可靠的史料“重建中国上古史”。遗憾的是，他们发现这些文献记载的上古史越往前，其可信度就越低。这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时间方面。如《荀子·非相》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以上材料说明，在五帝之前已有贤人存在，只因时代久远，没能传下来。五帝时代，已有相关贤人的传说了，但是有关这些贤人的具体史事，则没有记载下来，也是时代久远的缘故。到了虞、夏两代，相关的贤人与史事都有记载了，只不过其具体情况的记述不如殷、周两代详细而已。其结论说，时代越久远，文献记载就越简略；时代越临近，文献记载就越详细。因为简略，只能记载重大人物与事件；因为详细，就可以记载更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这样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司马迁的《史记》，由《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到《周本纪》，正是越往后越详尽。 

　　二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空间方面。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远古时代，每个血缘部族的历史文化，由酋长兼巫师在部族内部举行的宗教活动中，以诗乐舞合一的形式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的口传史诗。史诗既是远古部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也是它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团结族民的政治、区分长幼等级的伦理。这种现象到了夏商周早期文明时，仍然有明显的延续，并有文字记载，其内容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了。《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因为这样的传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时期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这些“皆古书名”。《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墨子·明鬼》即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有《夏书》《商书》《周书》等。这些应该都是各诸侯国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对自己部族远古口传史诗的文字整理本。 

　　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文化现象是，这些有关中国上古时期各部族侯国的具有史诗性质的历史文化典籍，在中原政治文化影响下，在“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下，有许多被人为淡化乃至湮没了。晋之《乘》、燕之《春秋》、楚之《梼杌》等中原以外部族的古书，我们只知其书名而不见其文本了。这严重影响了后人对上古历史文化认识的全面性。 

　　 其二，利用百年中国现代考古新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研究创新发展。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率领考古组，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92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李济，开始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标志着中国学者主持现代考古的开始。1928年开始，李济、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梁思永等人，又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为期十年的15次科学发掘。期间，他们还发现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安阳高楼庄后冈遗址的“三叠层”文化（上层为殷墟文化、中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逐步建立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完整的考古学年代序列。考古工作者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具体方法，即先用考古学区系类型学对各地作文化历史分析，再用考古学聚落形态说作社会历史分析，最终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周秦文献关于中国上古史记载的不足，终于可以用考古学做科学弥补了。 

　　从时间上看，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全国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下，最终推出了夏商周三代年表。中华文明史的年代便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往前延伸了1200多年。其中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之交为公元前1046年。 

　　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等典型遗址，推断中华文明起源第一阶段为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3300年间；又根据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典型遗址，推断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再根据河套地区的石峁文化、河套以北的朱开沟文化，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等，推断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三阶段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间。这样，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的发展，在年代学上紧密联结起来了。 

　　百年考古以具体的考古遗址、遗物与科学的测年方法，实证了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等先生审查周秦文献史料发现有许多不足和遗憾时，胡适曾给顾颉刚写信，希望将来“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如今，这一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空间上看，考古工作者在区系类型学与聚落形态学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了全国八大文明起源区。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区、海岱文明区、甘青文明区；长江流域：江浙文明区、江汉文明区、巴蜀文明区；长城以外：河套阴山文明区、燕山辽西文明区。苏秉琦先生将这八个文明区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现象，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说”。 

　　这八个文明区，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4300年间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我们称之为“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到了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文明区周边的七个文明区都呈现出向其汇聚的趋势。这种趋势到了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出现了“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种新格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局过渡，到秦汉以后又进一步表现为“多元一统”发展格局。以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空间认识，全面刷新了以往所谓“黄河文明一元论”的偏见，弥补了周秦文献只重视中原王朝历史，而有意淡化乃至删除周边部族的文献及相关历史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考古工作者在层位学、区系类型学、聚落形态学基础上，积极发展出环境考古，又吸收古生物学、地质气候学、地理科学、天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极大开拓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具体认识，展示了中华远古农业、畜牧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内涵特色。这为具体分析中华远古各部族先民思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日月经天的宇宙观、江河行地的自然观、鸟兽有灵的图腾观、世系崇拜的祖先观、家国一体的社会观、礼仪有序的伦理观、奋发图强的人生观、诚信仁善的朋友观、和而不同的国际观等，都有了具体的考古遗址、考古遗物作印证说明。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需要转化创新的远古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总之，我们要在百年考古提供的新资料基础上，综合各有关学科作深入研究，主动回应时代关切。 

　　三、坚持“两个结合”建构中华文明史“三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异与同的辩证关系，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因与果的转化关系，都需要我们全面总结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独特规律，最终深化中华文明研究。 

　　中华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古文明同处在北纬30度左右，而且都是沿河流兴起的农业文明。这是共同点。但是，尼罗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都是南北走向或北南走向，不同的河段处在不同的纬度上。不同纬度上的先民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及冲突。而中国的黄河、长江都是西东走向，不同的河段基本上处在相同的纬度上，具有大致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具有相同的文化及其稳定性。这是其不同点。我们研究中外古代文明，既要看到其相同点，更要注意其不同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公社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的关系，即对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土地，就是说，通过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由迁移、历史事件等等引起的变动。”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 

　　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能看到中国特殊地理气候环境下产生的考古新资料。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能完成世界古代文明理论的东方部分，但他们还是注意到了东方文明的特殊性问题，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恩格斯在1853年6月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指导下，具体分析中华古代文明的特殊性，归纳总结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自身规律，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华文明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代表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激发了一大批学者的科研热情。所谓“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原则指导下，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就早期中华文明而言，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关于文明起源标准及路径问题 

　　西方考古界根据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概括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准有：青铜器、文字、城市、宗教礼仪中心等四要素。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古文明起源与此有同有异。如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器，印加文明没有文字。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从历史学角度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是“新陈纠葛”，而西方文明起源的路径是“新陈代谢”。到了80年代，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又从考古学角度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文明起源的路径是“破裂性”的。两位学者虽角度不同，但都敏锐地指出东西方文明起源路径的不同。 

　　侯外庐所说的文明起源路径，实际上是社会形态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从社会形态角度看，文明起源会出现两种新现象：其一，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其二，平等社会变成阶层社会，并出现管理这个阶层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中华文明起源符合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个条件，但不符合第一个条件。因为中华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延续下来了，而没有出现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地缘管理。 

　　张光直所说的文明起源路径，实际上是考古学上的文明起源物质标准问题。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通过对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考古材料的分析研究指出，青铜器、文字、城市、宗教礼仪中心是判断文明起源的四项物质要素。青铜器代替石器用于生产，极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催生了社会分层。城市与宗教礼仪中心表明社会分工进入新阶段，出现了公共权力机构。而文字的出现，可以跨越时空，使城乡联合、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张光直分析中国的考古材料发现，中国青铜器的产生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宗教政治，原始社会人神沟通的巫术仪式通过青铜器延续下来。 

　　其实，侯外庐与张光直的意见可以结合起来考虑，其结合的基础就是考古学所揭示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万年来在相同纬度上连续稳定的农牧生产与血缘管理。农牧生产的稳定性，使先民们可以聚族定居，使血缘管理模式牢固延续而不易分解。无论是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的文明起源阶段各区域文明“多元并行”发展阶段，还是公元前2300年开始至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阶段，其“多元”始终是以血缘管理模式为基础。 

　　八大文明区只是大范围的概括。根据考古学区系类型说，在每个大范围内还可以再区分为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的区与系，如黄河下游的海岱文明区又可以分为胶东区、鲁中区、鲁北区、鲁西北区、鲁东南区、鲁南区、鲁西南区等。在第二层级的区域内还有不同的考古学类型，这就是第三层级。从理论上讲，第三层级与氏族、第二层级与部族、第一层级与部族联盟可以大致对应。虽然这在实践中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全面，现在还很难将这种对应作出具体落实。 

　　侯外庐、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特殊性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我们通过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综合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这种特殊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揭示，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时已有以都邑为中心的不同层级的聚落群体，以及宗教礼仪中心。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此外，虽然青铜器没有出现，但当时有普遍而典型的玉器；虽然没有典型的汉文字，但有陶礼器、玉礼器上的刻划符号。玉器与刻划符号应作为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两项重要标志，需要我们从材料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从理论上系统阐释。 

　　第一，关于玉器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问题。我们从考古材料看，文明起源阶段的玉器都出现在高规格的部族酋长级的墓葬或公共权力所在的都邑中心内。这些玉器的器型有代表通神的玉琮、玉璧，即所谓“天圆地方”；有代表王权的玉钺、玉璋；有代表图腾崇拜的玉龙、玉猪、玉人等；在器壁的显要位置，往往刻划太阳纹、神兽纹等标志性图案。显然，这些玉器是礼器，是神权、族权、君权的三权合一，是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公共权力的象征。这些玉器无疑是判断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从文献上看，东汉袁康《越绝书》记载风胡子论古史分期：“神农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风胡子把古史分为石器、玉器、铜器、铁器四个时代。其中“以石为兵”的神农时代，属于中国的原始社会。“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正是五帝文明起源阶段。“以铜为兵”的禹穴时代，是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作铁兵”是在东周秦汉以后了。 

　　与西方社会石器—铜器—铁器的发展序列相对照，中国多了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恰好相当于五帝时代一千多年的文明起源阶段。玉器在中华文明史上影响深远。文明起源阶段以玉沟通神灵、代表权力，到了夏商西周早期文明阶段发展为以玉代表礼仪，东周秦汉以后又有“以玉比德”“以玉比美”等传统，并对汉魏以后的中华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广影响。 

　　五帝时代的玉器、夏商西周的青铜器，都用于宗教政治伦理。西方社会没有玉器时代，青铜器仅用于生产。这是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发展阶段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与中华文明起源后依然延续血缘管理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我们建议，在归纳中华文明起源标准时应该加上“玉器”这一重要元素。 

　　第二，关于陶礼器、玉礼器的刻划符号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问题。柴尔德《远古文化史》明确指出，环地中海古文明中的文字发明是为了世俗社会的账单记录：“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前……克里特岛上，其现存文献的绝大部份，都是账单和物品清单。因此，文字的发明，在每个地方，都可能是和苏末一样，系由城市经济的特殊实际需要所促成。苏末的文字……和埃及与米诺亚的书记一样，最初使用这个发明，其目的并不是为的魔术与祈祷，而是为的实际事务管理。” 

　　中国文字的性质与此完全不同。学术界一般将商代甲骨文以前的文字追溯到二里头陶器、登封王城岗陶器、陶寺遗址陶器上的单个文字，如“文”“共”“车”等，或刻划符号；再往上追溯到五千多年前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日月山”刻符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日月山”“鸟山”刻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早期刻划符号多见于部族酋长所使用的、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陶质、玉质神器上。显然，这些刻划符号的发明是为了沟通神灵、管理社会，是神权、政权、族权的三合一，而不是世俗账单。学者们大都倾向认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陶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就是汉字的前身。 

　　 这种考古学所展示的早期刻划符号（文字）的宗教政治功能，在周秦文献里有明确记载。《礼记·中庸》：“非天子不仪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由上下文意可知，礼仪、制度都是天子之事，包括“书同文”。天子的礼仪、制度等通过官方统一的文字颁布，所以说是“书同文”。官方文字便是“雅言”“正言”“夏言”。在“多元一体”文明发展格局下，“一体”便用“雅言”来体现，而“多元”则以各地土著方言来体现。“多元一体”格局从五帝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到夏商周三代天下部族、方国、封国联盟共主的形成，标志着“多元一体”格局的正式形成。因此，“一体”从夏代开始，夏族的土著方言上升为官方语言。在古代，“夏言”就是“雅言”“正言”。《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荣辱》也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这里的“夏”通“雅”。《墨子·天志下》引《诗经·大雅》作《大夏》。上海博物馆藏竹简《诗论》，其《大雅》《小雅》均作《大夏》《小夏》。可见，“雅言”即“夏言”。《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郑玄《毛诗笺》：“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夏言”作为官方“雅言”，通行于夏商周三代王官礼仪制度中。《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清代刘台拱《论语骈枝》：“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言，所以重先王之训典……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这说明孔子平时讲话用鲁国土著方言，即“鲁语”，而读官方政典《诗》《书》及政治礼仪场合，就改用官方语言“雅言”。 

　　在西周，为了使朝廷王官政令通达各地，专门设立了“外史”之官。《周礼· 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玄注：“古曰书，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书”“名”就是官方通用文字。为了使各诸侯国通晓官方“雅言”“夏言”，朝廷专门设立将“雅言”翻译成“方言”的培训机构。《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便设专门的翻译人员：“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周礼·秋官·大行人》说：“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这里的“象胥”，就是《王制》篇里的“象”；“七岁”“九岁”指每七年、九年培训一次。 

　　为了巩固“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便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国文字的政治王权功能，是确凿无疑的。《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追根溯源，中国文字的政治王权功能渊源于文明起源时期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陶器、玉器的刻划符号。因此，中国文字的前身——刻划符号——无疑应作为判断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总之，归纳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准，既要参考西方理论，更应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实际材料。我们认为，聚落中心都邑、宗教礼仪中心、玉器、刻划符号，这四项都应作为衡量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四项标准与西方的城市、青铜器、宗教礼仪中心、文字四项有同有异，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二）关于文明形态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都认为，人类社会随着普那鲁亚婚—对偶婚—父权制家长婚—一夫一妻制婚的依次发展，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逐渐变成个体家庭的私有制。恩格斯指出：“各个家庭家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出现了上述四种婚姻形态，但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血缘管理基础上的父权家长制形态持续时间特别长，一夫一妻制也不是父权家长制结束后才出现，而是与父权家长制几乎并行发展并处于父权家长制的统领之下。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也由原始时代的原始公社在文明时代延续下来，并发展为农村公社。商代的“协田制”、周代的“井田制”只是农村公社的一部分。父权家长制贵族公社管理农村公社，成为上下层级关系。父权家长制管理“协田制”“井田制”，个体家庭则被束缚在农村公社中进行集体耕作。这是了解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关键。 

　　这种由婚姻制度引发的土地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战争奴隶很少、家族奴隶较多，形成了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不同，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的不同。到了战国秦汉以后，虽然出现个体家庭的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地缘管理也出现了，但以血缘管理为特征的父权家长制仍然以中央集权、地方宗族、村社祠堂等不同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比重的残留，从而造成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同历史阶段内出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不同比例的粘连叠合。 

　　 20世纪，中国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时意见分歧，根本原因就是在讨论中国古代文明形态时存在套用西方理论或简单处理的方法。其实，中国的奴隶制现象在夏商时代就出现了。从西周开始，历东周、秦、西汉、东汉直到魏晋，在继续保持不同比例的奴隶制现象的同时，又出现了不同比例的封建制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西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次发展，其段落分界大致明显。如果套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自然会造成中国从西周到魏晋的长时段中非奴隶制便是封建制、肯定奴隶制便是否定封建制的简单判断。虽然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两者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而这又恰好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表现，如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赵俪生教授与徐鸿修教授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可惜未能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这方面还有许多理论需要我们去作深入讨论，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实现突破性进展，例如，“奴隶社会”与“奴隶制”就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发展阶段，是如何体现的，过去一直没有合理解释，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广阔空间。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将“两个结合”拓展为“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等五个方面，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概括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提炼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色，指明了正确方向、展现了广阔前景。全面深化中华文明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