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将参与观察问题化 

　　 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中最核心的部分。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导论中全面论述了科学民族志的调查对象和方法，并最早提出参与观察这一研究方法的独特内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家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即住在土著人中间，通过自然的交往了解当地人，并熟悉他的习俗和信仰。在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去观察，才能在异文化抽象的骨架里填满血肉（行为、环境和事件），呈现现实生活中不可测量的方面（the im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有效田野工作的奥秘”在于怀有科学目标，明确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具备良好的理论训练，以及能够有效实施参与观察——融入到土著人生活当中去，做到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彼此“日常化”，通过自然的交往方法来进行现场考察。只有通过参与观察，人类学家才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受、思考”，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才能实现最终目标，即理解土著人的观点、他和生活的关系，认识他眼中的他的世界，研究他最关心什么。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人类学的出现，西方学者对科学民族志范式和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最重要的突破点在于同时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认为民族志作为知识产品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产生的，主张对话体和多声部的民族志文本，经典民族志中单声道的权威和科学的特性受到质疑。在后现代人类学看来，研究者既看也被看，文化是对“沟通过程的铭写”，而这些过程历史地存在于处于权力关系中的主体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人类学的主张并没有否认参与观察的重要意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洞察，以及基于主体间性的文化描述都对参与观察的反思性维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试图以笔者在泰国和美国两地的长期田野调查经历为主要案例，提出并探讨“参与观察的限度与可能”。所谓“参与观察的限度与可能”，指的是研究者需要将参与观察问题化，而非将其视作长期田野工作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事实上，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实施参与观察，甚至不得不面对无法有效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挫败感。参与观察的机会的获得以及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于诸多的个人和社会因素。本文将按照参与观察的基本条件、情境创建、寻求突破和反思等四个由浅入深的步骤来进行论述，并在具体的田野工作情境中展示参与观察的限制性条件——如研究者的身份、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公共生活方式以及地方政治文化，探讨参与观察的边界、限度和可能途径，并指出参与观察是极具反身性的研究方法，对参与观察的观察应该伴随整个研究过程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笔者于2003年3月—2004年2月期间在泰国中部农村地区的曲乡开展宗教与公民身份建构的田野调查，当时我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在当地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值得同情和帮助的、远离父母的“孩子”，房东提醒我应该通过对“恭敬”的恰当表达来获得在当地的局内人身份。当我于2010年9月—2011年9月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水镇开展地方公共生活的调查时，我已经拥有博士学位和学者身份，同时我还是一位年轻母亲，当地人更多地把我当作一位成年人和社会行动者来看待，我努力通过“言说”——清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来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两段田野调查经历中，尽管我本人的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从学生到学者）可能会带来当地人对待我的态度差异，但这并不构成我的局内人身份的全部内涵。在泰国，尽管不少长辈把我看成孩子，但是他们对于“博士”学位是非常敬重的，有村民评价我“谦虚，不自傲”，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承认我的“较高”的教育地位。在美国，房东苏珊临别时赠予我一幅她的画作，背后写着“送给我的中国女儿”，这句话在为我的田野工作画上句号的同时带给我相当强的震撼。不过，苏珊与我之间的“母女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苏珊至今仍然多次提起我们当年的聊天话题。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恭敬”与“言说”分别构成我在泰国和美国开展田野调查建构参与观察者身份时的规范要求，体现了田野工作策略、个人身份与地方社会嵌入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试图用这两个案例来表明，参与观察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同时它们也具有某些值得总结的共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田野工作中的情境和各种条件如何同时限制和造就了参与观察。此外，笔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经验是写作本文的基础。毫无疑问，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研究者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本文主要观点的有效性并不局限于海外民族志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都应遵循田野工作的基本规范、步骤和路径。 

　　参与观察的基本条件 

　　 在田野调查点长期居住和学会当地语言是开展参与观察的重要条件。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深入和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具体要求。有学者总结说：“‘田野调查’是田野工作者通过熟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居住形式。与旅行者和游客不同，田野工作者具有通过长期居住、学懂当地的语言以及参与日常生活等途径获得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或她的话语权威化。”可以说，长时段调查和学会当地语言是深入参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基础。在短期调查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难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研究者参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机会少，缺乏耳濡目染的熏陶过程，自然就很难做到“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受、思考”。因此，一般认为对异文化开展有效的调查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此外，学会当地语言不仅是研究者与当地人进行顺畅沟通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展开观察的必要条件。只有能够听懂当地人的闲话或争吵时，才有可能真正去理解社会行为所发生的真实情境以及人们的情感及其微妙的表达方式。 

　　 参与观察对研究者的心理建设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因为研究者在进入异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社会与文化适应方面的各种问题，尴尬、误解、人际冲突以及身体上的不适都有可能带来负面情绪。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就特别需要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其有效途径就是将自身的各种不适当作分析对象，对不适状况背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当我们具备了将自身的主观体验客观化的能力之后，我们不仅能够从容面对长期田野调查中的种种“意外”，而且也具备了对文化差异进行诊断的能力，而这正是开展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步骤。有学者指出人类学家“同时置身于‘田野’和‘家中’两处地方，既属于又不属于任何一方。边缘性体验是参与观察最具压力的一面，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因此，参与观察者实际上是有意将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尴尬的社会空间之中，“那些令人感到不适的田野工作常常是极好的田野工作。将自我怀疑、混乱与个人不适的感受正常化，而这恐怕是成功的和敏锐的参与观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应对田野工作的尴尬和不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将严苛的反思过程视作参与观察方法论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参与观察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可分离的过程——参与和观察，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就要求研究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要求研究者能够学会从当地人也就是局内人的视角看问题，强调的是共情和理解；同时，研究者又需要保持观察者即局外人的视角，与当地人的生活世界拉开一定的距离，对其进行思考和理论分析。因此，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乃至民族志的写作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强烈感受到两个自我之间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被表述为局内人与局外人、投入与抽离（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生活与工作、感性与理性、体验与察觉之间的对立互补。当然，在参与观察中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并不是完全分割开来的，参与观察者的视角通常会从内外有别进展到内外交织，既要尽可能靠近内部视角，又要能够自觉抽离出外部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他者的生存境遇和我们共处的时代。 

　　总之，今天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对研究者的参与观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学科规范，长时段调查和学会当地语言是开展深入的参与观察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不仅仅要去参与、观察和记录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还需要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对研究者自身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意识保持足够的自觉。正如李荣荣所指出的：“参与要求研究者一定程度的移情，观察要求的则是研究者保持距离。张力的背后是研究者如何认识自身与所研究的主体的根本问题。”参与和观察之间的这种张力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中来进行分析。 

　　创建情境：参与观察中的身份、日常和公共生活 

　　笔者将从三个关键环节来分析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开展参与观察，包括如何建构田野工作者的形象，如何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参与公共活动的途径。 

　　（一）建构田野工作者的形象 

　　研究者一进入田野调查点就意味着建构田野工作者形象的任务开始了。虽然我们通常会和研究对象明确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但是，当地人对于研究者的品行，究竟要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这个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以及开展这项研究有何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模糊的。为了让研究对象真正了解我们的研究意图以及该研究对于他们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建构田野工作者的形象，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人建立起信任关系。 

　　 在异文化研究中，语言学习与田野工作者的形象建构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实际上就是学习者。以我在泰国曲乡的研究为例，我在开始田野调查之前学习了半年的泰语，会拼读和简单的对话。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我的泰语处于非常初级的水平。我只能把自己当作咿呀学语的孩子，不断地模仿、重复、记录和抄写听到和看到的词汇。泰国的义务教育在20世纪早期就得到了普及，我平日接触较多的大爷大妈都可以充当我的泰语老师，我可以随时随地学习泰语。当地的村民也会“检查”我的随身笔记本，主动教我泰文书写，评价我的泰文书写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研究者或学习者的身份逐步建构起来。此外，语言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明确并试图缩小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文化差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地村民也会获得对于文化差异的感知，这对于他们理解我的研究意义非常有帮助。真诚地向当地人学习的姿态和认真劲儿是建构田野工作者形象的重要方面。 

　　 作为研究者，我们还需要不断向研究对象解释我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引导他们真正理解田野工作的意义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同的研究对象存在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我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工作目的和工作内容，以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在曲乡，大部分村民并不懂得什么是人类学，我会和村民解释说“我是来学习泰国文化的”，或者说“中国的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借鉴泰国乡村的经验”，这些说法通常会得到当地人的理解和主动回应。相比而言，我在波士顿水镇的研究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当地人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不愿意和我接触，我只能通过先结交一些友好人士来慢慢打开局面。有一位地方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首先问我是不是中国间谍，令我既震惊又哭笑不得。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耐心地和他解释自己的身份、过去的经历、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对当地社会的认识，通过坦诚的交流来获取对方的信任。 

　　满足彼此的好奇心也是建构田野工作者形象的重要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泰国农民还是美国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对于中国都充满了想象。很多研究对象对我本人和中国都非常好奇，在我向他们提问之前，他们通常会询问我的个人情况和关于中国的各种猜想。我听取了一位同行的建议，在去田野之前准备了我和家人的照片，向当地人展示这些照片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此外，我的研究对象通常也会期待我对于他们好奇的一些问题做出解答，比如曲乡村民会从他们自身社会中的关键象征出发，询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宗教情况；水镇居民则非常好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社会状况。认真思考和解答研究对象提出的问题有助于从深层次上建设平等的交流关系，这也是建构田野工作者形象的重要部分。 

　　（二）融入日常生活 

　　学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参与观察。人类学强调长时段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只有在长时间的浸染当中，研究者才能够自然而然地观察、理解甚至习得当地人的行为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 

　　 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是田野调查的重头戏。世界观是人们看待和解释事物的出发点。一般来说，每个社会的宗教专业人士能够对特定的世界观有比较系统而完整的表述，但是，对于大多数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世界观的理解更多地体现为具体的日常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且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时候，人们会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来实践他们的世界观。因此，世界观往往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这就要求田野工作者细致而耐心地对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把握当地人的世界观，做到见微知著。在泰国曲乡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了解到做功德是当地人特别看重的宗教行为，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这辈子做了功德，下辈子就会得到善报。但是我的这种认识最初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直到在长期调查中看到当地人用功德观念来解释他们的社会行为，我才对他们的世界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比如说许多当地人喜欢买彩票，有人认为如果上辈子做了很多功德，那么这辈子就有不期而至的好运，买彩票就是等好运。泰国的寺庙里头常常有卖彩票的小贩，有一位大妈在带我一起礼佛之后，花一百泰铢买了彩票，她说如果彩票中奖那是因为上辈子有功德，如果没有中奖，那就当是给小贩的施舍，能够获得功德。当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说”与“做”，或者观念与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一定完全按照社会的理想规范去行动，而是会在实践中对规范进行新的解释、利用或改变。 

　　对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的基本观察贯穿了田野工作的始终。主要的人际关系类型包括亲属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人们如何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如何实践各种人际关系的交往规范，以及当地人如何对待陌生人（包括外来的田野工作者），都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构成和社会开放性的重要线索。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在早期发明了记录当地人亲属关系的系谱法，通过明确婚姻规则、继嗣规则和亲属称谓，系谱法能帮助我们较好地把握当地亲属关系的一般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会对于人际结合方式有不同的理解路径。在中国，人们倾向于将一般的社会关系“拟亲属化”，从而建立起“类亲属关系群体”，这也说明了亲属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核心的象征意义。 

　　在泰国，“拟亲属化”称谓也十分常见，不过相对于中国的情况有两点不同。首先，同胞关系是同辈亲属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以至于人们常常用“兄弟姐妹”（peenong）来泛指一般的亲戚关系。与此相关，在拟亲属化称谓当中，以兄弟姐妹相称最为常见，而且能够包容相当大的年龄跨度。其次，对于泰族的佛教徒而言，无论是亲属关系，还是拟亲属化关系，其得以建立的原因都在于人们在上辈子一起做过功德，善业使得人们能够在今世再续前缘。当然，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不排除交恶的情形，泰族的佛教徒会认为此生交恶乃是上辈子的孽缘或恶业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无论亲属关系还是其他社会关系，实际上都是业的轮回的一部分。 

　　在美国，据笔者观察，朋友关系是社会交往中最核心的关系类型，这与当代美国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相关。个体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平等交往、相互尊重、相互倾听的友好互助关系是比较理想的人际关系状态，而这种状态可以扩展到包括亲属关系在内的不同人际关系类型当中。笔者在美国东部的水镇与三个不同的当地家庭生活了十个月，据我的观察，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同胞关系都被努力建构为朋友关系。夫妻之间经常会相互表达谢意，非常“客气”，这与中国式家庭有很大的区别；父母关心孩子但是不会替孩子做决定，当意见相左时，父母会比较克制地采取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兄弟姐妹之间如果缺乏朋友般的情谊和共同语言，则很少来往。 

　　当地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也非常值得我们用心观察。喜怒哀乐蕴含了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对于人与人之间理想关系的设定。比如对于亲友的逝去，不同的社会当中有非常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在我做调查的泰国曲乡，葬礼上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平和的心态，僧人诵经超度的时候会强调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常态，生命非永恒，不要对生命产生执念。葬礼的东家还常常会为客人安排清脆欢快的木琴演奏，并邀请亲朋好友在棺木前合影，这在我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虽然所有人需要穿着黑色或者白色服装出席葬礼，体现庄重的气氛，但是葬礼的整个氛围并非由悲痛来主导。 

　　 参与观察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研究者的工作与生活的融合，我们是在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同时我们也是在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在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交朋友，与当地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和当地人建立互惠关系，而不只是一味地进行知识索取。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常常会产生张力，我们在生活中工作，既要融入，又要保持相对独立的工作方式；既要参与，又要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有不少调查者都体会过过深卷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苦恼。例如我刚到曲乡的时候，房东夫妇喜欢带我频繁出席各种村内外的宴会场合，让我为大家演唱中国歌曲，常常半夜才能回到家，让我没有时间写田野笔记。后来我只好委婉地告诉房东平姐，我需要在晚上的时候进行工作，要学习泰语，还要写调查日记，无法频繁参与宴会，这也得到了她的理解。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工作与生活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我们只能在二者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 

　　（三）参与公共生活 

　　参与当地的公共活动是理解地方社会构成的重要步骤。公共生活的类型包括地方政府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宗教活动、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学校教育、集市与经济交往，以及人生礼仪（如婚礼、葬礼）中的公开活动等。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我们会更深入地认识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人们的宗教生活、经济网络、公共生活的组织原则、政治权威的构成与竞争、当地人的政治参与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等。只有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我们才能从小地方出发去看大世界。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调查必须面面俱到，而是说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我们能够对当地社会有整体上的把握，体察当地社会的具体运作机制，也才能在对社会情境的充分理解中去展开对特定主题的研究。 

　　 参与公共生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当地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笔者的建议是研究者要尽量与持有不同观念的人或者不同派系保持等距离交往；在对事件进行分析时，要尽量理解矛盾和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将矛盾冲突归因为个人因素。我在美国水镇做调查时，参与了一个当地环保组织的活动，发现该组织当时的负责人丽莎与前负责人托尼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丽莎和托尼都热心公共事务，但是他们各自秉持不同的环保理念。丽莎主推的项目是更有效地进行社区垃圾利用回收，美化城镇环境；而托尼主推的项目是发起关于反对核武器和全球气候变暖的讨论及社会倡议。丽莎认为托尼的主张脱离了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大多停留在话语层面，不如以实际行动来改善周边环境；托尼则认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才是真正迫切的问题，这不是仅仅在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讨论来形成共识。在一次会议上，丽莎和托尼的矛盾公开化，这让丽莎非常伤心，以至于她在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哭诉起来。我认为丽莎和托尼的矛盾与他们两人不同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托尼是在二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世界主义精神的“老派”的激进社会活动家，而丽莎要年轻得多，政治态度也更为温和，对于世界没有那么大的抱负，而是更关注身边的社会。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美国人的心态的转变。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坦诚地表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采取中立的态度，尽量客观地看待地方政治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争取能够理解各方的立场和行动逻辑。 

　　近年来，人类学学者也开始强调研究者适当回馈自己的研究对象，倡导对现实社会有所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在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中，人类学家可以参与更大范围的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帮助社会大众澄清误解，消除歧视，或是为自己的研究社区引入社会发展资源，促成地方社会的积极转变。在诸如此类的社会介入当中，人类学家不仅在对当地的公共生活进行参与观察，而且自身也成了地方社会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分，是人类学学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通过建构研究者身份、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田野工作者将全面创建参与观察的情境，这是开展参与观察的重要条件。 

　　寻求突破：参与观察中的文化、边界和自我重塑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会感受到地方文化与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随着参与观察的深入，通过理解当地人的文化观念与行为规范，研究者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地方社会中的一分子，并经历跨越边界和自我重塑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自觉，是研究者深入认知和探究异文化的重要步骤。 

　　（一）地方政治文化与参与观察者的自我重塑 

　　地方政治文化对田野工作者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规范要求，也成为对田野工作者的约束。当研究者真正进入社区之后，他/她可能更多地被当地人从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知识倾向和政治参与态度上进行定位，当地人不仅把人类学学者当作研究者，也当作可能融入地方社会中的个体——或者说完整的人来对待。因此，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不仅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自觉要求，也是当地人对我们的要求，参与和“被要求参与”实际上是参与观察的一体两面。 

　　在开展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依据当地社会的行为规范来进行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由此参与观察者会经历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产生新的自我认同。笔者将通过叙述和分析自身在泰国和美国的田野调查经历，对研究者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身份及当地社会的规范性要求进行自觉反思，从而认识研究者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张力，以及研究者通过确立局内人身份来嵌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我们将看到研究者在适应地方政治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深入对地方社会秩序构建的理解，而这正是人类学洞察力养成的重要环节。 

　　 在泰国曲乡，向年长者或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表示恭敬是社会交往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刚到曲乡的时候，房东威诺兄告诫我说一定要主动向年长者和僧人行合十礼，从他们身边经过一定要谦卑地俯身，不能处在比长辈和僧人更高的位置。当地人的身体语言十分丰富，对方的地位越高，向人行礼时双手的位置就越高，而头则要低下；如果是地位或者年龄较低的人向自己行礼，回礼时双手合十放在胸口即可，也不需要低头——头是人体最尊贵的部分。向长辈和僧人行跪拜礼也是非常常见的礼仪。最初笔者并不习惯行跪拜礼，在中国，虽然尊老也是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在平日很少跪拜长辈。然而，在曲乡的跪拜礼当中我能够感受到长辈对晚辈善意的关心和爱护，后来我渐渐接受了对长辈表达敬意的各种方式，并使之成为我的日常礼仪中的重要部分。通过向社区中的长者表达恭敬，我在当地的社会与年龄阶序中为自己谋求一个稳定的地位。社会阶序也成为笔者对泰国社会理解的关键点之一。 

　　 在美国水镇，社会交往更多地遵循平等主义的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非常受重视。要进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就必须进行言说，通过言说来表明自己的在场，通过言说来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观点，通过言说来交朋友。我在水镇调查期间，应邀发表过两次公开演讲，接受过一次地方电台的采访。刚到水镇不久，我认识了三位老太太，她们来自一个关注妇女政治权利的社会团体。在我希望访谈她们之前，她们提出让我在这个团体的年会上介绍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于是，我向她们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在男女平权、男女同工同酬和普及教育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当然，我也谈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女性面对的许多现实问题。之后这三位老太太成为我在当地的好朋友，她们时不时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下午茶。后来我又认识了镇政府残疾人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约翰。约翰本人是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但是他很热心志愿服务，在一个面向青少年残疾人的公益组织担任孩子们的心理导师。约翰还是小镇电视台一个残疾人节目的主持人，他邀请我在节目中接受采访，介绍中国的残疾人服务事业，我忐忑不安地接受了邀请。节目做完后约翰很满意，后来我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水镇的一个社会组织“世界在水镇”邀请我在公共图书馆分享我的田野调查发现，我谈到了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理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我离开水镇十年之后，房东威尔夫妇仍然和我提起我当年与他们的各种谈话，对他们来说，那是最珍贵的回忆。通过言说来进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是我在水镇最深刻的田野工作体验。 

　　总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也对田野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当地的社会交往规范，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对于个体权利和义务的要求，也要反思交往规范背后所体现的有关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二）参与观察中的边界跨越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田野工作者会不断体会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边界，田野工作就是不断跨越边界的动态过程。杨春宇以他在澳大利亚开展田野调查的经历为案例，从“越界”这一现象入手，分别从阶层、年龄、学科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考察了海外田野工作的特殊性质，例如他谈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在发达国家开展调查遇到的经济约束，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的问题等。在笔者看来，各种具体条件造就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边界，从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但是与此同时，各种限制也成就了研究者对于社会与文化差异的深刻认知，并成为“文化震撼”和跨文化体验的重要部分。可以说，社会与文化的边界同时造就了参与观察的限度和可能性。 

　　 田野调查是研究者不断发挥能动性，去探查一个社会的内部与外部边界的过程。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总是在观察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边界，比如在各种人生礼仪当中，我们要留意核心的参与者是谁，显得不那么重要的参与者又是谁。同时，研究者作为特殊的“外来者”，也在不断触碰社会边界，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哪些活动研究者可以参与，哪些活动不可以参与。笔者在泰国开展田野调查时，经常参加村中的婚礼，对整个仪式过程都可以进行近距离观察，有的主人家和我不一定熟悉，但是他们都允许我在一旁拍照或是与宾客闲聊，对我也很客气。在美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笔者在美国水镇开展调查时，恰巧遇到房东女儿最好的朋友结婚，房东一家被邀请参加婚礼，我也希望能够参加。我的房东让她的女儿向新娘表达了这一愿望，新娘回复说可以让我参加由拉比主持的婚礼仪式，但是之后的晚宴和舞会只能邀请亲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参加，因为这是她的隐私。在水镇的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房东威尔的好朋友大卫来拜访我们，大卫告诉我当初得知一个中国学者要来和威尔夫妇共同居住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震惊，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家庭的隐私被打破，不过好在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大卫的这番话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威尔夫妇的隐私的“入侵”，他们能够接受我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付出了相当的勇气！ 

　　每个社会对于公共性、开放性与准入性都有不同的理解，其背后体现了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性别的区分、宗教的包容性、对个体权利和隐私的不同理解等。例如研究者的性别身份通常也会遭遇各种社会边界，女性人类学家在男性主导公共生活的社会开展研究，就可能会遇到参与方面的困难；在男性与女性的空间区隔较为全面的社会，研究者开展参与观察的场所就会受到较多的限制，同时，对这一限制以及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反思可能成为理解这一社会的切入点。 

　　对参与观察的观察 

　　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过程中最具反思性的行动。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对当地人的社会文化行为和观念做机械式的记录，而是需要对自我与他者所处的情境有深入的体察。与此同时，研究者在观察当地人的过程中也被当地人观察着，并在社会与文化差异的碰撞中对自身所处的文化进行反观和思考。因此，研究者不仅仅要开展参与观察，还需要开展对参与观察过程本身的观察，突出研究过程的具体情境，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视角转换和文化对话。 

　　 首先，研究者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需要时刻留意当地人的反馈。一方面，我们需要从当地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研究主题，理解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真问题，而不是将研究者预定的问题框架生搬硬套地凌驾于当地的社会情境之上。另一方面，我们要确立“我看人看我”的意识，当地人如何认知研究者所代表的社会，如何理解研究的意义，田野工作者与当地人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关系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参与观察成果。例如，在国外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从对方眼里看中国是非常有趣的命题。笔者于2003年在泰国曲乡开展调查的时候，当地人经常问我“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中国现在还有没有皇帝”，这从侧面反映出宗教与王权在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当地村民还常常问我“中国人是不是还扎着长辫子”，“中国是不是还在搞共产主义”，这说明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一方面受到影视作品（如功夫片）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碎片化、缺少现实感的。然而等到2009年我再回到曲乡的时候，以前的房东及其家人更多地和我谈论超市里出售的中国电器商品，以及中国的国力是否能超越美国，这让我切实感受到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力在大幅上升。 

　　其次，对参与观察的观察应当在田野笔记中体现出来，田野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开展自我审视，在田野笔记中记录参与观察的情境与过程，发挥研究者的主体性与反思能力，既要充分描述当地社会语境的复杂性和当地人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也要将研究者自身的参与经历、体验、感悟和观点包含在对当地文化的描述和分析之中，从而呈现出“在场感”。拉比诺于20世纪60年代在摩洛哥进行田野调查，他对这段经历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分析，认为民族志研究是对话性的——是在人类学家与他者的互动之中被二者共同建构的，同时它也是多声部的，存在着许多发出不同声音的他者。他还主张通过把研究对象主体化和把研究者自身客体化，来达到理解对方和反思自身的目的，因为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是平等的实践主体，认识他者与反思自身是田野过程中的一体两面。 

　　最后，在对参与观察的过程进行回顾的时候，有几个时间节点是田野工作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就是田野调查最初的阶段和收尾的阶段，以及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发生转折的阶段。田野工作者进入当地社会之初，当地人是否接纳或排斥田野工作者，研究者如何获得对方的信任，研究者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都暗含着研究者与当地人各自所代表的历史和意义体系的交织过程；在田野工作的进程中，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结下的友谊，或是产生的误会、紧张关系、冲突与和解，都可能预示着双方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并伴随着相互理解的加深；在田野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研究者需要克服离别之前的焦虑与疲惫，对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进行盘点，以适当的方式对当地的社区、家庭和个人表示感谢，并获得当地人的反馈。 

　　本文从参与观察的基本条件、情境创建、突破口和自觉反思等方面来探讨参与观察的限度和可能性。长时段调查和学会当地语言是开展参与观察的重要保障；有效创建田野工作的情境，将研究者自身编织到调查点的社会与文化网络中是参与观察的重要条件；在田野工作中重新塑造文化边界和自我认同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突破口；研究者需要对参与观察的过程进行再观察和积极反思，在对参与观察的限制性条件有更自觉的认识的基础上，充分认识文化差异和社会机制。最后，从目前的出版物来看，大部分关于参与观察的案例分析都来自西方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家在参与观察经验的反思方面还需要发掘和积累更多的案例，并形成中国人类学的学术档案，这有待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努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