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现代化模式构建的基础理论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等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构建完全依靠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跟踪、刻画与研究，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讲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故事。因此，尽可能收集各种数据和可量化的资料，将它们编入数列，以刻画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化事实，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随着19世纪西方国家以官方形式公布各种经济统计数据，各种学术组织尝试将各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汇编起来。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历史统计公开出版物，即西方各国对长时段（100年以上）中体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各种指标的变化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构建可比较的数列，并以“历史统计”或“长期历史统计”为名公开出版，则始于20世纪中叶。此后，西方各国普遍经历了长期历史统计的大规模兴起与转型发展，这对于西方学术界构建、发展与完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保持西方现代化道路话语权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研究西方长期历史统计兴起背景、演变阶段、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和学术影响等问题，对于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长期历史统计汇编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更好地动员本国的经济资源，西方各国纷纷展开长期经济波动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研究。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迈入了关键发展期。在美国，经济学家们担心超过2000万军事人员的复员会引发美国新一轮的大萧条，一直在研究和探索保证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公共政策。在欧洲，经济学家们则关心如何复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他们在积极探索恢复欧洲经济传统优势和竞争力的公共政策。为此，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展开长期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潮。为了支撑西方学术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瑞典等西方国家，先后兴起对本国长期历史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编撰。最初，西方国家的长期历史统计都是来自各国统计部门公布的历年数据汇编。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长期历史统计编撰工作的。受美国的影响，英国编撰了当时主题最全的长期历史统计；而意大利则是欧洲大陆第一个编撰长期历史统计的国家。我们重点阐述这三个国家对于本国长期历史统计编撰的过程，以体现西方长期历史统计汇编兴起时所具有的特征。 

　　（一）编撰主体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汇编长期历史统计的工作都由本国的统计机构所承担。在最早编撰长期历史统计的美国，就是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报告科发起的。自1878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出版《统计摘要》。1943年，这项工作开始由人口普查局统计报告科负责，为了满足当时经济和社会学家对长期历史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加上之前每年出版《统计摘要》的基础，该部门提出对《统计摘要》的统计范围和时间跨度进行补充和延伸，计划出版一本美国长期历史统计的汇编资料。与此同时，汇聚了社会科学多个领域专家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也在开展与长期增长有关的重要项目，其中包括分析美国生产、收入和消费等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而评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和挖掘其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项目需要长期历史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因为相同的需求且各具优势，人口普查局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 20世纪40 年代后半期进行合作，借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构建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于1949年编撰出版了美国第一本长期历史统计汇编——《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 

　　又如意大利，其政府部门一直非常重视统计工作。自1861年以来，意大利就要求不同部门开展数据统计工作，不断地积累统计资料。到1926年，专门从事统计工作的意大利中央统计研究所正式成立。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学习，他们培养了一批专业从事统计工作的人才。1955年，正值该研究所成立30周年，他们计划编撰一部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一方面是为了回顾意大利官方统计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艰辛道路；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汇编长期的历史数据向学术界和民众展示意大利从1861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基于此，意大利中央统计研究所组织人员于1958年编撰出版了意大利第一本长期历史统计汇编——《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861—1955）》。 

　　与美国和意大利不同，英国是由教育科学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委托剑桥大学教授米切尔（B. R. Mitchell）领导的研究团队从事英国长期历史统计的编撰工作。受美国的影响，英国政界和学术界都意识到编撰长期历史统计的重要性，因此米切尔领导了一个来自政府各个统计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统计人员构成的团队，通力合作，于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英国长期历史统计汇编——《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这三个国家政府部门在编撰本国长期历史统计之初，都决定大致每隔十年重新编撰一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编撰了3辑，意大利编撰了3辑，英国编撰了2辑。 

　　总之，西方国家在长期历史统计工作编撰的起步阶段，基本都是由各国政府部门率先发起并组织团队完成资料数据的汇编工作，仅有少量的学者参与其中。 

　　（二）数据来源 

　　 既然编撰主体是各国统计机构或由统计机构人员与学者组成的团队，那么西方国家的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也都是以各国官方历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只有极小一部分数据来自各国学者的研究。如1949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其资料主要来自五大类的美国官方统计：第一类是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汇编的综合性统计资料，如《统计摘要》，这类材料包含的数据比较全面。第二类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或部门历年的工作报告，如《铸币局局长年度报告》《移民专员年度报告》《劳工部长年度报告》《土地总署署长年报》《财政部长年度报告》《人口普查局工作报告》《海军部报告》《货币监理署年度报告》等。这些材料记录了不同部门分管工作所涉及的数据，如移民人口数量、空置的公共土地数量、税收、财政支出等。第三类是记录各行业发展情况的普查报告，如《农业普查报告》《电力工业普查报告》《矿业调查报告》等。第四类是政府部门通过调查、核算形成的专题统计材料，如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报告》《出生统计报告》，美国公共卫生局的《美国人口动态统计》，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制造业统计手册》，内政部矿务局的《矿物年鉴》，等等。第五类是各类企业向联邦政府部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等材料，如电报公司向州际商务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等。 

　　1962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与《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相似，也是对五类官方统计进行汇编。第一类是英国官方的综合统计手册，如《年度统计摘要》。第二类是政府官员或部门的工作报告，如《苏格兰书记官年度报告》、《税务局局长年度报告》、《发明专利专员的报告》、矿业部年度报告、走私特别委员会报告等。第三类是行业的统计数据，像《爱尔兰农业统计》、英国钢铁联合会的《统计年鉴》等。第四类是政府部门编撰的专题统计材料，如《人口普查总表》《贸易年度报表》等。第五类是政府会议文件中的行业报告，类似于《丝绸贸易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手摇织机织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羊毛制造特别委员会报告》等。 

　　相比美国和英国，意大利用来编撰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汇编资料的官方材料种类较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部门在工作中记录的数据，如农业和林业部对渔业产品贸易的记录，财务部记录的关税数据，工业和贸易部记录的纸制品数据等。第二类是政府官员或部门的工作报告以及发布的公报，如《小学教育部长报告》《教育部官方公报》等。第三类是政府部门通过调查、测算形成的专题统计材料，如教育部的《意大利图书生产报告》，工商部的《意大利丝绸工业和贸易协会关于意大利产茧的统计资料》，财务部的《意大利商业复兴运动》，中央统计局发布的《1871年至1952年里拉的转换系数》，等等。 

　　总之，西方国家早期编撰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主要使用了19世纪以来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而19世纪之前的统计数据则引用了各国经济史学家的量化研究成果，但这部分数据占很小的篇幅。如《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中引用的1863—1935年美国国民收入数列就是来自美国学者塔克（Rufus S. Tucker）的相关研究，《英国历史统计摘要》中引用的1688—1955年英国国民收入数列就是来自英国学者迪恩（Phyllis Deane）的研究。 

　　（三）统计内容和方法 

　　 在统计内容方面，西方国家在本国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中设计的统计主题主要聚焦本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与国际竞争力。1962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包含主题最全面，涵盖时期最长，具体包括1691—1951年英国人口和生命统计、劳动力、农业、煤炭、钢铁、锡铜铅、纺织工业、运输、建筑、对外贸易、杂项生产、工资和生活水平、国民收入和支出、公共财政、银行和保险、价格等主题近190个指标的4000多个数列。1949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尽管包含的主题比英国少，但有些主题比英国更宏观，涵盖1789—1945年国家财富和收入、人口特征与迁移、生命周期、健康和营养、劳动力、工资和工作条件、农业、土地、林业与渔业、矿产与电力、建筑和住房、制造业、交通、价格指数、国际收支与对外贸易、银行和金融、政府等主题80多个指标的3000个数列。相比而言，1958年版的《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861—1955）》所包含的主题要少一些，但是也能体现1861—1955年意大利主要经济部门的长期增长，涉及人口、文化和社会活动、农业和林业、工业、运输和通信、对外贸易、信贷和货币、价格和工资、公共行政和国家经济预算等主题28个指标的2000多个数列。 

　　西方其他国家与上述三个国家一样，首批出版的长期历史统计指标中的数据大部分是本国18世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19世纪之前的统计数据极少。而体现现代经济增长表现、阶段和路径的指标还不够全面，揭示现代经济增长动力的指标就更少，同时由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转型的指标也比较单一。 

　　 在统计方法方面，当时西方编撰长期历史统计的方法主要是直接获取官方已有的统计材料，并根据所设计的指标汇总在一起，组成范围更广、时段更长的数列。为了保证长期数列的连贯性，对于少数缺少数据的年份也会使用一些简单的估值方法来补充所缺数据。比较常见的就是使用简单的线性插值法补充中间时段缺失的数据，如在1949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中，编者在建构美国1900—1919年人口性别、年龄和种族的数列时，通过使用美国学校人口普查、各州人口普查和其他体现人口变化的地方数据估算这一时期美国人口的增长率，并结合已知的人口性别、年龄和种族的数据估算中间年份所缺失的数据。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用前后年份的数据计算出某一指标所缺少年份数据占总数的比重，进而推求缺失年份的数据。如1962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在对1843—1939年所得税进行估算时，由于1854—1874年期间人寿保险保费被批准在估税前扣除，但没有人寿保险保费的相关记录，因此统计人员根据1875年人寿保险保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估算出了1854—1874年间人寿保险保费，进而推求人寿保险保费扣除后所得税。总之，首批出版的长期历史统计汇编构建数据的方法都较为简单，缺少使用更加复杂的统计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长期历史数列。 

　　 以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出版第一批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之后，在西方各界都引发了对长期历史统计数据的广泛关注。这些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不仅是“经济史学者或教师都离不开的必备工具之一”，而且“每年在学术、专业和新闻出版物中被引用数百次”。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于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极大的研究兴趣，由此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从事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构建的专业领域，如对西方各国工资、职业结构、国民账户体系、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西方学术界的第一批长期历史统计汇编还有力地支撑了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美英等国编撰本国第一版的长期历史统计汇编过程中，就已经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果。美英各国在相继完成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本国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之际，也出版了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理论成果，如英国学者迪恩的《英国经济增长：趋势与结构（1688—1959）》，美国学者诺斯（Douglass C. North）有关美国18—19世纪经济增长的系列成果，以及美国学者库兹涅茨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系列成果等。这些成果为当时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实证基础、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 

　　 西方长期历史统计由汇编向研究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长期历史统计出现了转型，由各国官方机构编撰的二手资料汇编逐渐转向对各种历史统计数据的研究，即对多种渠道数据的收集、整理、比对、核算与阐释等。这一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期。西方各国为了在公共政策中找寻复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及在理论上保持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西方优势，亟须使用更为全面系统的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来不断完善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同时，恰逢20世纪中叶西方量化经济史研究的爆炸式增长而产生了大量的量化研究成果；加上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都为这一时期西方长期历史统计的转型提供了各种机遇和条件。 

　　 最先转型的是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长期历史统计汇编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慢慢转向由学者团队主导的长期历史统计研究。继而，那些之前没有开展长期历史统计工作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开始借鉴上述国家学者团队运作的新模式，出版了一系列长期历史统计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西方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对经济增长经验的范围、追赶过程、增长趋同和分流及其成因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为此，在各国政府或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资助下，西方学术界组建了跨国的研究团队，发起全球性的长期历史统计研究项目，构建专题性和综合性的全球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长期历史统计经历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撰主体由统计人员向学者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各国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学科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长期历史统计工作中，推动这一工作的内容从对官方统计数据的编撰走向对各种数据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和统计人员继续致力于本国的长期历史统计工作。如美国，虽然1949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和1960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57年》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这两个版本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如教育、社会保障、研究开发等涉及经济增长动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涉及。为此，美国人口调查局便邀请学者一起对美国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汇编进行再一次更新。这次更新工作共邀请了美国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近130位专家和研究人员参与，经过多方努力，1975年第三版美国长期历史统计——《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年》正式出版。此后30年，《美国历史统计》没有更新。进入21世纪，再次更新长期历史统计汇编被提上日程。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的长期历史统计编撰工作是由80多位来自美国近40所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自发组织在一起，贡献他们对各种数据的研究成果，并于2006年出版了五卷本的《美国历史统计（千禧版）》。自此，美国长期历史统计编撰工作的主体由政府部门完全转变成了学者。 

　　英国长期历史统计的转型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长期历史统计工作最早是由教育科学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委托剑桥大学教授米切尔团队完成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英国经济史学界涌现出了许多有分量的量化研究成果，米切尔团队邀请了来自英国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学者参加此次更新工作。在学者们的努力下，《英国历史统计》于1988年出版。2010年，米切尔团队再次集合了英国近60位知名学者对长期历史统计数据进行了更新，并出版了2011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意大利长期历史统计编撰工作的转变最慢。到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中央统计研究所才开始邀请学者加入长期历史统计更新工作中，并于1986年出版了《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926—1985）》。到2011年，意大利中央统计研究所邀请了来自本国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学者与政府部门的统计人员一起开展长期历史统计更新工作，并于2011年出版了《150年后的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861—2010）》。 

　　事实上，这种转变不仅仅出现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其他西方国家的长期历史统计也经历了上述转变趋势。为了展示欧洲各国长期历史统计转变后的研究成果，米切尔团队于1975年收集整理了欧洲20多个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出版了《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此后，西方各国和国际组织都纷纷资助知名学者组建团队从事国别、区域，乃至全球性的长期历史统计研究。 

　　（二）数据来源由官方统计转向各种类型的数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各国的长期历史统计主要依靠官方统计数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进一步更新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各国开始从多种渠道收集数据。随着学者的参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官方统计已经无法满足各国学者的需要。一方面各国学者越来越关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但是当时各国还未建立起社会经济普查制度，缺乏系统的官方统计数据，各国学者不得不从各种分散的资料中收集、整理和建构相对连续的数列。另一方面各国学者也越来越关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各国官方统计指标和数据本身的修正和补充，或者关注官方统计指标和数据之外的新指标、新问题、新趋势，因此学者要么自行对它们展开研究，构建新数列，要么引用同行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西方各国的长期历史统计研究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构建的长期统计数列，引用大量的西方经济史学界的量化研究成果，并附上了支撑这些量化研究成果的大量原始资料。 

　　（三）统计内容从国别的单一主题转向全球的综合主题 

　　20世纪40—60年代的西方各国长期历史统计主要聚焦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题和指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学者除关注本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与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外，也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增长阶段、路径、动力和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转型等方面的指标，以及非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的问题。同时，构建的数列也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往前扩展。 

　　 首先转变的是西方各国出版的本国长期历史统计内容。具体而言，第一种变化的内容主要是新增了经济增长路径、动力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主题，如与1949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相比，1975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年》新增了消费者支出和收入、社会、气候、通信、能源、服务、企业、金融市场、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等主题。再如与1958年版的《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861—1955）》相比，1976年版的《意大利历史统计摘要（1861—1975）》新增了气候、卫生、教育、司法、信贷和保险、食品消费等主题。第二种变化的内容主要是在已有主题中扩展和更新原有指标。如美国1975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年》在原有“国民收入与财富”主题下新增了“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和数列。英国1971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2》在原来“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主题下新增了“制造业工人平均周薪”的指标数列等。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出版的长期历史统计成果，纷纷将构建的历史数列扩展到了近代早期，甚至是中世纪中期。如2006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千禧版）》把美国的历史数列回溯到了17世纪早期；2011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把英国的历史数列回溯到了10世纪。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经验。因此，继1975年米切尔团队出版《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之后，他的团队又按照欧洲的主题和指标框架构建其他大洲的长期历史统计数列，分别在1982年与1983年出版了《世界历史统计：亚洲和非洲》和《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和大洋洲》。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开始发起构建全球长期经济增长数列的项目。最早的全球项目来自荷兰学者麦迪森（Angus Maddison）团队对全球从公元元年到2000年160多个国家人口、GDP和人均GDP的超长期数列构建。美国学者林德（Peter H. Lindert）发起了构建全球工资历史数列的项目，联合英国学者艾伦(Robert C. Allen)、美籍华人学者马德斌、荷兰学者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等人共同构建了15—20世纪 90多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数列。德国学者巴顿（Joerg Baten）领导的团队致力于19—20世纪全球各个国家成年人身高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比较，构建了1810—1989年包括156个国家成年男性身高的历史数列。美国学者科明（Diego A. Comin）和霍布金（Bart Hobijn）以米切尔团队的全球数据为基础，结合自己对其他渠道数据的收集，构建了1800年以来150多个国家采用的100多种技术跨国扩散历史数列。上述这些全球性项目都聚焦于特定主题，建构专门的长期数列。最近，范赞登发起全球长期历史统计的综合项目，该项目构建的数列涵盖了1500年以来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各大洲的210个国家，涉及农业、人口、环境、金融、人力资本、性别平等、制度、劳动关系、国民账户收入、价格和工资、矿产等主题的78类指标近6万个数列。 

　　（四）研究方法从简单的数据汇编到复杂的数列建构 

　　如上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编撰长期历史统计汇编主要是直接获取官方已有的统计材料数据，并根据所设计的指标将数据汇总在一起，最多是使用简单的插值法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创新，在长期历史统计数据构建中，学者越来越多地引入复杂的模型、方法和技术，对数据进行挖掘、整理、比对、核算、阐释以及将其网络化。 

　　 首先，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引入各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拓展、构建和完善长期历史数列。这种方法主要被用于构建18世纪以前各国的历史数列，如人口、就业、工资、物价、GDP、教育、福利等主题的数列。另外，对于18世纪以来各国历史数列的补充和完善，学者们也经常使用计量经济学的估算方法。不仅如此，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还加强了对所构建数列的阐释和趋势研究。这一时期后出版的各国长期历史统计成果，除了历史数列外，每个主题前面都会附上一份文字材料，其中包括该主题各指标数据的含义及其来源，以及学者和统计人员在构建长期数列时所用的方法和使用这些数据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些国家甚至对数据的变化和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做了初步研究。美国2006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千禧版）》、英国2011年版的《英国历史统计》和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就对各种主题的指标和数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趋势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有学者还使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构建了各种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米切尔团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技术支持下，将他们自己出版的各大洲的长期历史统计网络版化，最先构建全球性的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进入21世纪，麦迪森团队构建了全球各国国民账户数据库，林德团队构建的全球物价与工资历史数据库，范赞登研究团队构建的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Clio-Infra），以及科明和霍布金技术跨国扩散历史数据库（CHAT），等等。各国构建的这些数据库不仅包含了所有数据，并且可以为读者提供可下载的 Excel 或 CSV 格式的数据表格，读者也可以在这些表格中对数据进行编辑。在数据库中，读者还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检索相关数据的表格，以及与数据相关的介绍性文档。如果使用了数据库中的数据，读者还可以下载RIS、文本或 CSV 格式的完整引文用于注释。这些网络版的数据库具有汇编资料无法比拟的数据承载量和便利性。 

　　 总之，20世纪70年代中期转型以来，西方各国的学者团队将各种渠道的历史数据与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结合起来，构建全球性的专题或综合历史数据库成为西方长期历史统计领域的发展趋势。不仅各国学者团队推出的长期历史统计成果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经济史的基础资料，而且学者们对长期历史统计数据的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者研究团队的不断推动下，除了国别的长期历史统计成果会定期更新外，各种重要的全球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也会定期更新。如米切尔团队在2007年完成了对全球各大洲长期历史统计数据的更新；麦迪森的全球各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在2020年完成了最近一次更新；范赞登的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在2021年进行了扩展与更新。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这些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拓展与创新。首先，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美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出版的国别长期历史统计成果使西方学术界将现代经济增长的源头回溯到近代早期，甚至是黑死病结束之后的中世纪晚期，并对重新认识西方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力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数据支撑。其次，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利用多种全球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构建了一套衡量18世纪以来全球各国现代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变迁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全球各个主要地区和国家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研究，正在尝试构建一套超越过去只以西方现代经济增长为经验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结论 

　　通过梳理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长期历史统计的大规模兴起与转型发展，揭示其背后西方国家政策需求与学术界供给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可以看到，长期历史统计是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应对经济危机、制定公共政策，在理论上构建、发展与完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保持西方现代化道路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快对全球长期历史统计的研究及其数据库的建设，坚持通过“历史数列构建—大数据分析—理论创新”的方式，争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全球现代化发展道路、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展望的“理论话语权”，“数据库暗战”态势明显。 

　　我们亟须立足中国，借鉴、学习西方长期历史统计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加快构建中国自身开放式的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体系。首先要加快对西方长期历史研究及其数据库的缘起、演进、分布、优势、特点、研究方向，以及对于西方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公共政策的战略影响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进而建立各种渠道和机制，灵活运用西方数据库资源，解决各种西方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为我所用”的问题；同时，通过“顶层设计”和“统一布局”，尝试构建国内和全球性的长期历史统计数据库。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