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一个多样、复杂的巨型系统，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主要源于它能够提供更高的经济效率。城市的一切活动均依赖于城市空间而存在，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城市空间结构一直处于适应性的动态调整过程之中，进而主导了城市空间研究的发展方向。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理论可以看出，城市空间结构通常会经历从单中心扩张向多中心协同的模式转变，与此相对应，城市空间研究逐步突破物理意义上的“场所”，转向更为广泛的“网络”，使得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应运而生。虽然我国城市空间网络发展表现出相似规律，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城市空间网络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交通网络和虚拟网络设施的日益完善使得城市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不断被压缩，城市内外相互关联的方向持续延伸，跨时空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日益成熟。鉴于此，本文意在对我国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演变进行系统梳理，进而给出未来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展望。

　　一、从“场空间”到“流空间”

　　城市作为建筑物的集群，不仅是各种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要素复合体，而且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现实反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定位、规模和功能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一定程度上，城市空间研究的演变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相适应。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里，我国逐步形成了多个以核心城市为主体、边缘城市为腹地的城市群，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因而早期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大多围绕着以城市群结构为代表的城市分布地理空间“场空间”（也称“场所空间”）展开。21世纪以来，在科技不断赋能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之间的协作范围开始扩大，不仅局限于城市群结构，而且作用于更大的网络空间——“流空间”（也称“流动空间”）。城市逐渐演变为网络空间中的节点，节点之间依靠要素流动形成的“流空间”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场空间”下的城市群结构研究

　　场空间是立足于特定区域、独一无二的人类日常活动场所，是相对有界、封闭、实体的地理空间。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场空间”代表着该城市近域扩散程度与周边辐射能力，且辐射能力与地理距离呈现负相关的特征。这是由于过去时期内，要素流动相对缓慢，地理邻近性和交通成本在城市对外联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城市活动范围既受集聚经济这一向心力的吸引，也受由交通成本构成的离心力的制约，导致城市的扩张受到地理空间的约束。针对城市“场空间”的研究对城市中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不同城市“场空间”的地域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会偏向性地提供生产要素、自然条件、技术支持、制度优势等特定条件，影响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企业的成长路径；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活动在组织过程中也在重塑“场空间”的属性特征。比如，工业部门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会吸引相关企业入驻，进而打造具有城市地域特色的产业园区。由此，单个城市在地理空间下会形成相互独立、互不相同的城市“场空间”。

　　建立在单个城市的发展基础之上，多个城市之间“场空间”联系的强度则体现了这些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融合程度，主要表现为城市群结构，该结构也成为中国早期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主要对象。城市群是包含区域空间、自然要素和经济社会等要素的有机体，具有局部范围内的网络型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关于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城市群”这一术语，最初意指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后续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总量等属性指标，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分析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国内众多学者围绕城市群展开的广泛讨论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探索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的地理范围。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城市群体结构、具有阶段性的城市群空间扩张过程、与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具有同一性的城市群演化方向。第二，考察城市群带来的空间关联效应。研究方法以量化分析为主，引力模型、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关联性等研究范式得到广泛应用。例如，有学者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视角对城市网络尺度和连通性进行考察。第三，关注城市群发展的效率损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比如，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湿地环境处于中高风险，尤其是城市发展中心，风险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就此而言，在这一时期内，城市群结构既是中国城市空间网络的主体形态，也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雏形，围绕地理空间因素考察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及其演变规律在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流空间”下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

　　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我国城市空间由城市地理空间向连通性更强的城市网络系统演进，尤其是多层次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之间产生了复杂的空间交互作用。在此影响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逐渐突破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转向跨越时空的城市流动空间，更加关注城市之间的网络关联度。由此，城市逐渐演变成网络系统的节点，并且节点之间以要素流动为联结线，过去的“场空间”逐渐被“流空间”取代，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视角也逐渐从城市群结构转移到网络结构。

　　与“场空间”主要依托地理因素不同，“流空间”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城市节点之间的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关于城市“流空间”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流空间理论”和“网络社会”的空间逻辑。中国城市“流空间”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被划分为实体要素流和虚拟要素流两大阶段。实体要素流中，人流和物流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的最直观的反映，通常以空港、港口、公路客货运量为指标；以铁路客运、货运等为特征。其中，针对铁路网络和民航网络的研究认为，东部沿海地带是中国城市内外网络连接的核心地区；航空网络中的城市航线数量与城市规模等级基本上呈正相关的分布趋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成为塑造城市间关系的重要动力，“流空间”的相关研究发展到虚拟要素流阶段，开始关注某些在世界范围内或地区内有影响的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涉及互联网流量、资金流量等，以此来揭示城市间的网络联系。以跨国企业为例，其功能分割不仅依赖于中国的城市层级制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重新塑造了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不断赋能城市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虚拟要素流中的信息流逐渐发挥连接一切的基础作用。信息的分散、交换、聚合承载着城市空间网络的各种活动，使得城市空间网络研究逐渐趋于成熟。

　　总体而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场空间”下城市群结构形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雏形。但随着城市协作范围的扩大和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群结构难以继续表征城市空间网络的基本特征，而更大空间范围的“流空间”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与“场空间”不同，“流空间”研究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在网络构建、动力解释、职能作用等维度更为全面，也更适合描述多样复杂的城市活动。

　　二、从中心地理论到关系型网络结构

　　21世纪以来，城市的功能和定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极大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进而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演变方向。中心地属性理论在解释城市空间网络变迁中逐渐式微，以关系型网络结构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网络成为高度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主导类型。城市关系型网络以生产、服务、信息、交通流通为表现形式，是在相对无约束的时空尺度下的城市空间网络结构，也是增强城市发展竞争力的重要空间组织形态。

　　以“场空间”为研究对象时，中心地理论成为理解城市空间网络结构的基础。中心地理论以空间距离为基础，探讨中心地与其腹地的边界，并根据边界的大小，确定各个中心地之间的从属关系，从而确定中心地的核心地位和等级。中心地理论最早在研究德国南部城市区域空间分布时提出；随后被应用于美国城市问题研究，形成《城市区位论》等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中心地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城市体系的研究和实践规划，在中心地等级、时空框架和职能均衡等多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在我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中，中心地理论曾有过较强的解释力，最早被用于分析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大量学者积极吸收西方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到我国城市空间网络理论讨论之中。实践中，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规划和推进策略以自上而下为主导，城市空间网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资源的集聚效应。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正是要突出资源要素的集聚，强化城市功能和城市间的层级结构特征，这为指导区域分工协作，对城市空间组织进行有效的战略部署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建立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组织的“三结构一网络”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中心地属性有力解释了城市空间网络的形成，并奠定了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基础。

　　随着城市间的互通交流逐渐突破等级约束，不同空间尺度的点（城市）、线（联系通道）、面（城市与区域）在空间上复杂组合，城市空间网络逐渐多元化。中心地属性理论难以继续解释城市体系的跨时空结构搭建、动态发展态势，这推动了立足于城市关系复杂化、等级性弱化的关系型网络理论的诞生。具体而言，从中心地属性到关系型网络，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主要在主体特征、主体关系和空间尺度三个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相比于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空间组织中向心性的关注，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在主体特征上，更加强调城市作为网络节点所处的结构位置及其功能属性。“连接大于拥有”的研究共识决定了城市在网络中所处地位与规模等级的高低不再绝对正相关，而是体现在其连通性、控制性和不可或缺性等诸多方面。这意味着，许多中小城市规模并不大，但通过城市自身某项特殊职能或拥有资源的不可或缺性在城市空间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城市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港口、金融中心或具有工业重镇性质的中心地，而是承担网络中要素流动的重要节点。

　　与中心地模式下识别城市等级从属关系不同，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在主体关系上，立足于城市体系中的分工合作关系，揭示了城市的外部性和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性。其中，不同城市通过提供差异化的经济职能、服务来形成发展的正外部性，城市之间借助“网络外部性”实现协作与分工，进而强化了城市网络中的互惠作用；功能互补性通过描述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双向流动的交互关系，强调城市间不仅存在垂直的制约作用，也存在水平的合作关系。主体关系的研究分化表明，分工协作的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正逐渐取代强调区域竞争与排他的中心地理论。

　　关系型网络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所触及的空间范围。围绕中心地理论展开的相关研究将城市关系局限于中心城市及其所影响的腹地范围，研究对象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在刻画资源流动方向上，侧重于“中心—边缘”的单一维度。而关系型城市网络在空间上展示出多层嵌套的特征，表现为各节点之间出于发展需要建立复杂多样的功能联系。作为其时空缩影，多重要素流由于在空间上呈现出无边界限制的延伸、能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成为学术界研究城市空间关系的重要切入视角。

　　总之，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重点不仅关注少数城市的中心地位，更为关注边缘城市通过协同合作形成的区域网络以及与世界城市网络产生的关联效应。这并不意味着中心地理论被全盘否定——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空间尺度下，需要清晰界定中心地所从属的城市空间网络范围。

　　三、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

　　数字时代，要素流动突破时空限制，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建立连接，使得城市空间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研究内容均发生了极大变化。数字技术不仅使得远距离城市间建立时空联系成为可能，而且城市空间网络中的信息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转化为可计算、可分享的数据，为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在数字赋能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其中，数字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城市空间网络扩散提供动力，而城市本身具有强大的集聚功能。因此，在各种力量的“推拉”作用下，城市空间网络布局会不断演变出新的形态、特征，这将是未来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重点。

　　数字技术搭建起网络化信息传输结构，使得城市间的跨区域联系突破时空限制，促使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范围由现实物质空间延伸至网络虚拟空间。同时，现实物质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互相交迭，进一步塑造了城市空间网络新形态。本质上来说，城市空间网络形态由城市内外要素流动的结构决定。在传统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要素流动的载体以城市间的实体基础设施为主，包括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等综合交通实体流，即人流、物流、交通流进行空间网络运作。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城市之间的虚拟网络设施得以建设并不断发展。虚拟网络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科研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平台打通城市之间的资金流和信息流。由此，在实体流和虚拟流的双重作用下，研究城市内外联系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的影响，尤其是电子信息流动的影响日益被重视，对城市发展边界的界定也逐渐模糊。同时，伴随着城市功能的地域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对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进一步从圈层式聚集型向网络化扩散型转变。

　　区别于传统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以实体空间为主体，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将城市空间研究由实体区域拓展到了数字维度，使得对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更加关注城市间的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网络环境，数字技术深化了城市空间网络去中心化的表现特征。去中心化并非是指城市没有中心，而是意味着在城市中会形成多个中心，这从根本上挑战了早期解释城市空间网络的中心地理论。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认为，信息聚合无处不在、网络接口复杂多样，每个节点都处于动态联系中，并且可以与其他节点进行自由连接，从而推动形成阶段性的中心。但是此中心并不是稳定不变的，会随着“数据场”的变动而不断变化。不仅如此，去中心化的研究更加关注在城市空间网络中生产力等要素的流动，尤其是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非正式信息，而无空间差异的信息传送减弱了面对面交流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由此，人们可以摆脱空间限制获得各种商品和服务，这使得城中心和边缘的居住条件差异性减弱，造成要素流动不再是传统中心地理论所认为的单向流动，而呈复杂多样的多向流动，从而促进了城市空间网络多中心理论的形成和演化。

　　城市规模不仅是城市网络空间研究涉及的重要部分，也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投影，其通过在空间上配置资源和要素来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在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城市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重要性被弱化，而对要素流、信息流的重视程度被提高，由此中小城市获取资源的途径更广、机会更多，推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导向由极化向均衡化发展。关于城市空间网络运行机制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发挥正外部性。尤其是，区别于依靠人流、物流等实体要素流来建立城市之间联系的高额运输成本，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信息传输范围，从而弱化了地理位置对于企业、个人发展的影响。而且，依托数字技术形成的城市空间虚拟网络研究更加关注中小城市的成长与发展。这也意味着，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化发展为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供空间，夯实了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发展基础。

　　诚然，如前文所述，数字技术改变了城市联系的构建模式，赋予城市发展新动能，为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但需要指出的是，深化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也需要注意数字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已有研究来看，数字技术推动城市节点合作、加快城市网络化集聚的前提是城市的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达到一定的能级，这样会促使城市间为寻求更大的市场规模、面向更大的区域竞争而产生联动。然而，由于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拥有的要素资源禀赋不同，数字技术的扩散在城市间会产生方向、速度上的差别，从而加剧城市节点嵌入城市空间网络的程度差异性，这也是城市空间网络后续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这种核心节点之间的高密度、多维度的网络连接不仅没有突破不同层级之间的界限，反而会削弱其他城市获得技术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加剧城市间的极化发展。因此，关于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在充分关注数字技术推动区域重构和网络建设的内在潜力的同时，也要重视并探讨其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化解办法。

　　四、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未来展望

　　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是分析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视角，在刻画城市空间组织结构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承载着未来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与传统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不同，新时代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更加关注“流空间”下城市在网络中的功能定位。深化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为探讨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准确认识乡村在城市空间网络中的作用、考虑城市空间网络和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探讨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

　　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对于推动形成规模分布合理、功能完善且分工明确、空间联系紧密的城市体系意义重大。传统城市发展理论更多关注城市的行政区划规模或者物质要素规模。在中心地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学者认为，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可以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节约土地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即使出现“城市病”问题，也可以通过政府管制加以约束。然而，随着城市空间网络理论的发展，衡量城市规模的后续研究不仅需要统筹城市自身的土地规模、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等物质要素规模，更要依据城市在空间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规模和城市的数量会随着网络节点通达性提高和一国之内城乡迁移人口增长而增长。因此，关于城市规模大小的探讨更多应关注市场分工作用的结果，而非行政区划的界定。

　　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活动会向外扩散，在城市周边形成新的城市或次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探讨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应结合城市化程度与经济运行规律。中心城市向外辐射、对周边区域进行职能转移，本身就是城市空间网络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也是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实践基础。尤其是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最终会形成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空间网络布局——核心城市或大城市集中了高端服务业，中小城市则获得专业化分工集聚制造业。随着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包含各层级城市之间的垂直关系，也要关注包含同一层级的水平关系。空间关联程度的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城市规模、功能分工等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由此产生的城市多维横向—纵向连接与要素多元聚集—扩散作用，将成为未来研究城市空间网络的关键逻辑基础和重要动力导向。

　　（二）准确认识乡村在城市空间网络中的作用

　　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本身，其边界逐步延伸至城市与乡村之间。以中心地理论为指导形成的需求门槛距离假设认为，城市服务范围远远大于乡村，前者在要素流向、政策获取方面更具优势，且等级越高的城市数量越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丰富。由此，乡镇的服务范围被认为是非常小的，并不位于必要选择范围之内。城市空间网络研究降低了中心地理论的适用性，为重塑城乡关系、优化城乡结构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地理因素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性日益减弱，尤其是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城市之间的信息流、资金流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城乡区域的界限同样有望被打破。

　　深化城市空间网络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这一城乡关系调整。既然地理空间距离在城乡联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弱，那么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流在城乡网络之间同样可以呈现出跨区域、无边界的流动，这进一步提升了乡村在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的重要性。开放的、弹性的、非连续的城乡空间网络有望取代有限的、连续的城市空间网络或者乡村空间网络的封闭区域。城乡联系的日益密切将促使形成要素流动的双向机制，进而对区域空间网络布局产生影响，成为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关注方向。由关系型城市空间网络主导下的专业化分工理论可知，如果将乡村和城市共同视为空间网络中的无差别节点之后，乡村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会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乡村可以通过承接城市内部的分工转移，实现城乡一体化垂直分工体系的构建。同时，关注城市空间网络边界的相关研究也证实，借助数字技术和偏向性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持，乡村获取要素和信息的途径逐步增多，促使其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相吻合的潜在优势产业，实现乡村空间网络从低层次的综合型中心向高层次的专业型中心转型。

　　（三）考虑城市空间网络和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

　　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网络与环境保护的交互作用既能扩宽城市发展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尺度，也能促使绿色生态成为城市空间网络优化调整的重要支撑。关于绿色城市化和生态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已普遍形成的共识是，人口、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不断地向大城市、区域中心集聚，城市空间组织逐渐显现大规模、高密度的发展特征，这已然给环境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制约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由此，为满足城市协调发展和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需求，在未来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有必要考虑空间网络与环境效应的交互影响，关注城市空间网络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中的积极作用，以化解旧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带来的消极影响。

　　研究城市空间网络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可以从集聚效应、借用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与研究。其一，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将会促进多个中心节点的形成，这会使得单个城市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集聚效应，从而在产业协作、专业化分工和市场整合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等途径来降低污染排放，最终提升环境质量。其二，以往的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容易忽视借用规模效应，即中心节点以外的城市可以通过借用规模效应，借用网络关联地区的技术和规模获得优质资源和市场，并形成发展优势，从而增强环境治理能力，实现环境质量的提升。其三，城市空间网络研究应更加注重城市体系的建构，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空间网络可以通过城市在空间、政策、功能等多维度的整合，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依靠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的外部性来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共用，从而强化资源配置效率和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有助于网络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随着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加深，不仅城市空间网络涉及领域颇多，而且城市环境质量指标也存在多层次的衡量标准，如何形成二者之间和谐稳定、互利共生的发展关系仍是未来城市空间网络的研究重点之一。

　　总结与讨论

　　如今，网络化逐渐成为中国城市空间的重要发展趋势，强化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正在成为城市空间网络布局优化的关键所在。与城市空间网络的演变趋势相一致，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导向已逐渐由“场空间”下的城市群结构，转变为“流空间”中的节点。随着城市空间网络的不断扩大和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以“场空间”为基础的城市群结构难以继续表征城市空间网络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城市空间网络结构的研究深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城市逐渐变成网络系统的节点，其相互联结形成的“流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网络的基本构成。第二，城市空间网络研究中，中心地理论的解释地位逐渐下降，立足于城市关系复杂化、等级性弱化的关系型网络化理论应运而生。关系型网络理论从主体特征、主体关系和空间尺度三个方面打破了中心地理论关于城市空间网络发展的认知，能有效观测城市网络的空间联动效应。第三，数字技术塑造城市空间新样态，使得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更依赖于城市间的空间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网络环境。数字技术使城市间的跨区域联系突破时空限制，搭建起网络化信息传输结构，使得网络虚拟空间成为区别于现实物质空间的一种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这也将重塑城市空间网络研究所关注的领域和内容。数字技术加深了城市空间网络去中心化特征，推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导向由极化向均衡化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发挥正外部性，从而为优化城市空间网络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第四，未来城市空间网络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准确认识乡村在城市空间网络中的作用，以及考虑城市空间网络和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明确提出，“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这一重大论述契合全球多中心化网络型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对于当前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城市空间网络研究的演变，与城市空间网络的实践进程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以“流空间”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空间网络可以有效缓解集聚不经济的现象，通过再集中和网络化整合城市群联动效应，提高城市群发展的整体质量，合理的城市网络空间布局将有效助推高标准的城市体系建设。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