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革命性的数字技术创新正带领着人类社会以坚实的步伐走进数字时代。这样的变化是一种与过去200多年来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割裂，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样态，亦即数字社会。从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重构社会结构的进程来看，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完全可以媲美当初工业革命解构传统农业社会并建构工业社会的进程。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正在型塑的数字社会呈现出与以往根本不同的特征与属性。这是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连接方式与互动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与社会结构形态，当然数字社会的社会运转逻辑与机制也根本不同。

　　一、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方式

　　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带来社会化互动，进而形成社会关系，超越单个的个人，生成力量巨大的社会合作。正是这样的合作的力量，使得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战胜其他物种，在地球上占据统御地位。与此同时，这一合作演化的进程，也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并随着历史进程一路向前。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信息的传递。因为，人类合作本质上就是人们之间的协同行动，交流沟通是其前提条件。事实上，人类社会创造了众多的信息传递技术与方式，并发展出与之相配的社会制度安排。科层制之所以有效，正是其纵向分层的组织结构能够支撑高效的信息沟通。社会连接方式如何，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社会连接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带来基本社会样态的变化。

　　（一）传统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连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连接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也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样态。早期的人类社会沟通需要面对面完成，媒介是具体的身体器官产生的声音与动作;后来的沟通通讯方式加上文字与图画等；再往后，活字印刷大大促进了书籍出版；而互联网则消灭了物理媒介，让信息交流更为便捷。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占有的地理空间有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方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向外拓展为地缘关系。人们在浓缩孤立的空间之中，在密集充盈的社会互动之中，产生稠密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们相互之间熟悉，了解彼此的底细。整个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群体之上，由血缘关系外推的伦理规范支撑社会运行的逻辑，也是调解与解决社会事务的重要依据。人们占有的时空结构相对局限狭窄，整体社会变迁的过程也相对缓慢，人员流动的机会并不多。

　　到了工业社会，人们走出村庄与家庭，进入工厂企业，融入全新的劳动生产过程。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人们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连接彼此，而是更多的基于工厂企业等类似的正式生产组织来彼此相连，社会关系也由此展开。在所有工业化起初阶段的社会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相应的家庭结构变得更为简单，家庭规模也变得更小，家庭的分裂与解体也相当常见。这显然是一个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连接方式相脱离的过程。与此同时，工业社会的人们在工厂企业所在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二）数字社会中的信息传送与社会连接

　　数字社会中的信息呈现与沟通，是在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基础上，通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日常的各种使用过程来完成的，显示了一系列基本特征。首先，信息的数字化。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模拟信息的呈现与传递是通过物质实体承载的，如印刷在纸张上或是转录在磁带上，亦即原子式承载。数字技术将信息编码成比特（二进制数字）的电子信号，让信息能够彻底地摆脱物质实体的“束缚”，几乎无成本自由地以光速传送。其次，数字信息的计算。信息的数字化意味着信息的内容能够被用作计算程序的数据，进入计算过程中。例如，现在我们可以将空间信息数字化，通过数据的收集、计算、优化，输出成交通出行中的导航信息。经过复杂的计算与分析过程，数据的使用场景与使用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亦即“关于信息的信息，其价值可以高于信息本身”。再次，数字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作为节点的相互连接的计算终端网络完成的。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张，数字网络可以拓展到范围更广、距离更远的地方；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是形成了便捷的无线数字网络；如今已经出现包罗一切的物联网（IoT）。理论上，数字网络几乎可以无限延展。最后，数字智能化。在数字时代，人们的活动信息作为数据被收集起来，经过整合、计算、优化，重新反馈到人们的现实世界，为未来活动提供决策信息基础。如果说早期的数据计算处理是达到优化决策的目的，随后则是更进一步升级到自动化。随着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深度学习、大模型训练等，数字智能化成为现实，大规模的智能化应用场景也开始进入实际生活。

　　由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社会连接也显示出根本性的变革：数据技术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数字网络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让人们便捷交换海量信息；数字信息传递提升了社会连接的时效，使得信息的交流可以瞬间完成。数字信息传递的智能化与便捷，使得人与人在工作与生活上的原有连接方式转换成了数字网络的数字连接。也正是因为数字社会连接带来的这些技术优势，使得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点，可以与任何一个人或是所有人轻易相连。因此，个人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完成其整体上的所有社会连接，绕过其他社会群体，直接进入社会连接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数字社会连接穿透了原有工业社会的一切组织结构形式，直接将个人纳入数字网络并使之成为数字网络的基本节点。这将使得工业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调整甚至瓦解。

　　二、全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

　　根本性的技术革命带来社会连接方式的改变，社会连接方式的改变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模式；更进一步，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也随之产生。支撑这些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是一系列的具体的社会过程。当然，这些社会过程的推进与社会连接方式及社会关系模式形成的机制紧密相关。在人类历史的变化过程中，社会连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直接带来了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具体组织方式的变化。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是底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性社会过程。特定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型塑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

　　（一）从小农生产、工业化大生产到基于数据的生产

　　人类社会基本的规模化的社会生产过程从农业生产开始，通过工业革命迈进工业化阶段，如今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围绕数据高效即时应用的基于数据的生产组织形态，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并更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后果，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产活动局限在特定的土地之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得非常明确：整个社会的生产，以土地为中心；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围绕着土地而形成与推进。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基本的生存资料都来源于土地，都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产品来支撑。与此同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合而成的最基本的人类群体。这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产规模较小。这是因为，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规模不可能扩展太大，以血缘关系向外延展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局限。第二，家庭规模与家庭生产单位的规模较小，进一步导致了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协作不可能达到精细的程度。传统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是全才，个人既懂得一年四季天气的变化，也懂得各种农作物的特性与生产生长过程，还懂得各种耕种、培育、收割等农业生产技术。所有的这些知识构成了传统农业劳动力的知识体系，通过代际传承一代一代往下传递。第三，由于局限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在较小的家庭规模基础上组织生产，所以整个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生产单位的连接变得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传统农业生产的家庭单位，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能够完全独立地获取支撑家庭生存资料的整个过程。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整个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技术的革命性创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所能应对的速度。因此，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必然是一个能够集中资源集中人力、并高速运转运用现代工业技术的方式。这样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脱离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土地的依赖。可以推导出来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集中，必然带来工厂企业所在地的人口聚集与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的扩张，也必然导致人们离开故土到工厂所在地开启生活。所以，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推进，产生了适应工业生产技术的精细化进程的分工体系，也就是让劳动力从事自己更为擅长的生产活动。这样的劳动分工过程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劳动分工协作成为重要的生产组织特征，并进一步蔓延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这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为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社会合作成为根本性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分工体系，从事特定专业化生产的人形成了专门的职业群体，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群体划分的重要依据；相同职业的人们拥有相同的技能，从事相同的工作，获取相似的报酬。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之上，数字技术的到来再一次彻底地重组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如今，数字连接已经成为社会连接的基本方式，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行为的过程，可以被清楚无误、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成为生产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基础性数据。数字社会生产过程中，网络相连的个人成为生产数据的基本单位，是平台经济生产活动的参与单位，同时也是传送与接收数字信息、参与社交媒体互动的基本单位。数据直接进入社会生产，成为生产过程中极具影响力的要素。数字时代的数据传送与计算变得极为便利与快捷，使得整个生产过程中信息对接更为精细准确，大大地降低了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供需对接效率。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集中生产—分散销售”相比，数字时代的生产过程变成了“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成为劳动过程更为高效、满足市场需求更为精准的生产组织过程。

　　一个典型的数字时代的生产组织形式就是平台经济。与工业化时代的工厂企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不同，平台经济是一种结构扁平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其产生就是为了使数据成为生产与交易的基本要素。平台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市场，也不是经济交易完成的地方；它是一种组织形式，合理安排参与平台的各方有序高效完成数据的生成、提取、记录与分析的各个过程，并将由此无限增长的数据通过数字网络即时传输，协调各个参与方的交易行为，最终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并带来经济收益。从根本上讲，互联网数据企业本身就可以被看成一个平台，其占据经济活动的策略性位置，控制特定领域相关的数据，能够连接用户、生产与配送过程，并高效协调各个环节的活动完成经济交易，最终使得自己获取高额经济回报。

　　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数据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既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利润，也导致后续利润分配的机制重构。这毫无疑问将对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

　　（二）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到数字化生活

　　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相对应，人们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覆盖社会行为过程的另一重要范畴，也是延展社会关系、型塑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性社会过程。同样地，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带来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造成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改变。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局限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空间，互相之间的交往互动频繁，知根知底，形成了关系稠密的熟人社会。整个社会中的结构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社会成员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家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扩展为更大的家族。而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也围绕着家庭关系建立起来，并延展到日常生活之中。当然，家庭的活动围绕着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生产而展开。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封闭狭小的土地空间中完成，社会流动稀少，生活节奏与社会变迁较为缓慢。

　　工业化生产使人们的生活资料更丰富，日常生活更富足。重要的是，更多的人们生活在城市里，与传统的乡村生活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为短暂与肤浅，相互间的了解也无法做到知根知底，人们总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生活方式”。与所有这些相对应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就是流动性的增加与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也是工业化生产的要求。由此带来了社会群体的组成变化：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大家庭，是劳动生产中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工业社会中的大家庭，却成为社会流动的负担。因此，工业社会中的家庭结构变得更为简单简洁、规模更小；社会群体的基本构成也从血缘转换成业缘。文化生产的过程，从农业社会的在地化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多元，也更具工业化复制生产的特征，文化传播变得更为迅猛。

　　数字技术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捷。如今的人们使用网络终端（如手机等）与世界相连，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彻底打破了时空限制，让自己的社会联系无限延展。与工业时代的日常生活相比，数字化的生活组织方式至少带来以下几个方面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改变个人的身份认知，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在虚实空间中同时存在。在现实的肉体身份之外，人们在数字空间中生产的各种数据形成了个人在数字社会里特有的“数字化存在”；以此为基础，数字技术给个人带来了崭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人们可以选择在数字空间中如何呈现自己的虚拟身份。第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发生了改变，数字技术应用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数字网络技术让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信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自身之外的世界，信息沟通与社会互动并不必须发生在面对面的场景之下；数字技术重塑了人际关系，提升了人们连接的能力与多样性，让人们可以与相隔千里的亲人即时相连，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对于人际互动交流的限制。第三，社会群体分化形成的过程发生了改变。数字技术带来社会群体构成的新机制，原有的群体内个人之间互动交流的方式转换成网络连接，形成“网络化的个人主义”——个人相互连接，但并不嵌入群体，相互间的了解并不深入和全面，碎片化的个人网络提供多重多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不同的群体接触数字技术的程度与使用能力有差异，有时甚至形成“数字鸿沟”，带来社会分化的新机制。第四，形成了新的数字网络文化。互联网文化娱乐成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新兴的数字网络文化与网络价值观念，青年人的亚群体网络文化日新月异，频繁迭代。第五，改变人们社会行为的过程。数字时代的社会参与也出现巨大的变化，公共社会事务的观点能够更为迅速地在网络中传播，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影响，网络动员已经成为动员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

　　（三）数字时代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数字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上述讨论的生产过程与生活过程的重构，都必然沉淀到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之中。

　　对于很多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研究者而言，职业群体的形成过程是划分个人社会阶层与社会位置的重要机制。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几乎是一个生产过程中的全才，只有能够胜任各种各样的农活，他才能完成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分工，也没有职业群体，其间的社会分层过程以身份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

　　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生产技术的精细分化导致了劳动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分工协作，然后，沿着专业分工形成了职业群体。在涂尔干看来，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参与相同的劳动过程，从事相同的劳动行为，有着相同的劳动生产技术以及相似的劳动价值观念。他们不仅拥有相同的生产技能，还具有相同的内在身份认同与对外边界划分，还能够生成共同维护的职业道德伦理，以及对外争取共同的职业利益。因此，职业群体成为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支点。由此出发，可以用来理解个人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的社会位置，以及与此相连的各种社会身份、社会声望和社会行为。

　　在数字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数据成为组织社会生产极具影响力的要素，围绕数据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形成了新的劳动分工。对于社会分层结构中的职业群体而言，数字生产至少带来以下至关重要的后果。首先，毫无疑问的是，数字生产过程的劳动分工体系与工业化生产的分工体系完全不同，围绕数据生产、收集、处理、传送以及由数据驱动的生产过程，重新定义了劳动分工。因此，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新的职业群体产生。其次，整个劳动分工体系围绕数据的生成与应用展开，原有的工业化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性日益衰落，产业工人的地位逐渐下降，规模也逐渐缩减，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生产日趋占据上风。围绕数据产生、应用与安全控制的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最后，数字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之间的连接由数据交换完成。同一个职业群体的劳动者即使占据相同的劳动位置与完成同样的劳动生产过程，他们也可以在错开的时间与空间上完成数据交换与劳动协作。因此，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在数字生产过程中并不完全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相同职业群体的数字劳动者的工作规范与伦理道德的产生过程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

　　近一段时间很多制造业的工厂与企业纷纷抱怨，很难再招收到产业工人，出现了“劳工荒”。在考虑了其他众多因素（包括人口变化、教育培训不匹配、家庭变动等）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是劳动岗位设置与劳动力供给并不相配。传统制造业的劳动过程的安排，决定了劳动岗位的设置必然遵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包括大规模集中、精细化分工、专业化技能、时间与空间的重叠等（生产流水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这样的生产组织过程与劳动岗位的设置，与数据组织劳动生产过程的安排格格不入。因为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穿透时空的能力超强，可以将大规模集中、精细化分工以及时空聚合的要求统统打破，可以将这些劳动生产的岗位散落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之中。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制造业所希望招募的潜在产业工人。他们成长于数字时代，习惯于数字生活方式，沉浸在数字思维过程之中，他们对于时空散落的要求，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要雇佣他们到传统工业生产流水线上固定的劳动岗位，其实本身就是一件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困难事情。他们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对于长时间专注、窄空间活动范围的产业工人的生产过程难以忍受。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是，青年一代的产业工人往往并不安分于某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往往无法坚持长时段地干一份工作、长时段地待在同一家工厂或企业，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十分高。这就带来了寻找和雇佣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困难。

　　除了新的职业群体的产生过程导致新的分层机制之外，已有社会资源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数字时代也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数据已成为数字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搜集、整理以及使用数据的能力成为数字生产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在数字社会中有了更深刻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成为数字社会中重要的社会报酬的分配机制。这毫无疑问将带来崭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形成过程。代际之间的影响与资源传递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在当前数字社会转型中，数字技术在几年之间往往有飞跃性的发展，数字技能在代际之间的鸿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换言之，在数字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与数据相关的技能，从父代传递给子代从而带来收益的可能性正在快速降低。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这些工业化时代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

　　数字技术的拓展带来了普遍性的数字连接，也扩大了普通人接触数字信息的机会，数字网络弥漫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串连起整个社会。通过数字连接，任何一个人可以跟整个世界轻松相连，并带来更多的信息与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数字连接是一个缩小社会分化的机制。然而，正是因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在整个学习与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人们对数字技术的感知与学习，以及对于数据的占有与使用能力的差异，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将进一步扩大。所以，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可以成为缩小社会分化的新机制，也可以成为扩大社会分化的新机制。

　　三、数字社会研究议题的重新设定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支撑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使得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更为根本的，如今的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改变了社会关系生成过程，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数字技术正在重组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也在重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全新的社会样态，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所面对的是研究对象的改变，因此也面临着研究议题方向性的改变。

　　（一）数字时代社会研究议题的转变

　　近代社会科学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与发展。经典社会学家们正是面对他们时代的社会变迁，展开深入的观察与分析，提出改良或是批判研究，产生了众多辉煌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数字社会的到来是如此之迅猛，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其中视为当然，以至于我们可能忽略数字社会是与工业社会全然不同的社会样态。因此，我们对这样的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还需进一步深究，其中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召唤着应对方案。事实上，这些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对整个认识与理解社会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也再一次提供了两个世纪以来难得的机遇。关于数字社会研究，至少有以下重要的研究议题已经摆在眼前。

　　首先，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当初吸引经典社会学家们投入社会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也重新浮现出来并需要重新回答，形成了数字时代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议题：在数字社会中，社会到底是什么？其本质何在？身处数字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数字社会演进运行的根本动力机制是什么？数字社会中群体行为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其次，在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建构中，过去近20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这些成果提升了我们对于复杂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特征以及社会制度属性的认识与理解。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工业社会及其与农业社会比较的研究过程，如今，则需要运用数字社会的经验素材，更新以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例如，数字社会中的生产组织形式特征与工业生产组织形式有何不同？其中的劳动分工与职业群体如何形成并影响人们的行为与价值观念？数字社会中的人们虚实空间交错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组织与安排的？数字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机制是什么？其中的重要社会资源表现出来的形式又是什么？即使为时尚早，也应当去探索：数字社会中沉淀的社会结构将会如何？

　　再次，数字技术的推进并不完全以人类福利为唯一目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时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冲突。正如工业化的推进带来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一样，我们也应当看到处于演化进程中的数字社会，包含了众多积极的与消极的辩证性机制，可以有多种演进变化的轨迹并带来深远的影响。数字社会研究的成果完全可以充分参与其中，促成其中积极正面的机制发挥作用，约束其他机制的消极负面影响，建设更为友善的数字社会。因此，数字社会研究需要积极探索：未来的数字技术带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未来的数字社会有哪些可能的方向？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应当如何因应与选择？人类文明的未来在数字社会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存续下去？归结起来，我们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社会？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数字技术领先优势的新一轮竞争早已展开，其中包含了数字技术的软件硬件创新研究的竞争，也包含了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数据产生与控制的竞争。这些技术上的竞争都指向人类未来数字社会发展方向的竞争与掌控。所有这些都促使着我们去思考和探索数字社会到底是什么。

　　那么，拓展与重新设定数字社会研究的议题，到底带来与原有研究的哪些不同？或许应当换一个问题，推动数字社会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首先，数字社会研究将带来关于全新社会样态的认知，重新认识与理解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而言，数字社会研究将重新构建关于数字社会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其次，研究对象与研究素材的改变，将带来研究领域与研究任务的改变：原有的部分研究领域将不复存在，因为在数字时代对其研究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已经真相大白；另有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任务涌现出来。再次，数字社会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新的社会现象与新的研究资料都召唤着使用新的研究思路去开启探索之路。最后，数字社会研究注定是参与式和干预式的社会研究过程。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社会连接的方式允许了人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暂时抽离，社会研究者可以置身其外，独立思考。数字社会中，所有人都已经通过数字网络连接置身其中，无可逃脱；数字时空的压缩，让每一个接入数字社会的人都无时无处不在生产数据并使用数据。因此，数字社会研究者天然是数字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同时，数字社会研究的结论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如何认识与理解社会，如何因应社会情境，如何行动，因而参与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过程。因为，我们本身就生产数据并使用过数据，就是数字社会的一部分。

　　（二）数字社会研究中观念的转变与方法的探索

　　上述的分析显示，数字社会研究并不只是研究数字技术对于当前社会的影响，而是对于全新社会样态的全新研究，需要全新的研究目标与研究议题。

　　开展数字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转变认知、理解数字社会的基本观念。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数字时代已经来临，数字技术并不是工业技术的延伸，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另一项成果；人类社会本身也因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入一种全新的社会样态。社会构成的基本机制与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还应该认识到在数字技术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其本身也为人们的行为与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所改变。简言之，数字社会的构建是数字技术与人类行为的互构过程。数字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数字社会也并不是数字技术支撑的社会样态。数字技术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同时也为社会生活所改变。

　　数字社会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样态，展现了人、技术以及数据的相互影响相互成就。数字社会研究就在于厘清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能够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友善的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带来了全方位的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给社会学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与历史性机遇。过去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借鉴外来概念、方法与理论，并应用于中国本土社会的过程。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学本身就是因应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产生并发展，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一个后来者学习与追赶的过程。过去20年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实验”范本，为数字社会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经验基础；数字技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的应用产生了宏大的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研究最重要的素材。

　　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深刻地影响着数字社会的研究进程。数字社会中的所有社会连接、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行为的过程，都产生相应的数据。有的数字社会研究者坚信，相互关联的数据“忠实”地反映了社会中人们相连的情形，通过收集、整理、挖掘、处理、分析、计算这些相互关联的数据，可以揭示数字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成为数字社会研究中应运而生的学术热点与研究方向。且不说人的本质在于其本身的自由意志，如果生成的数据能够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或者基于个人层次的数据能够揭示整体社会的属性与特征，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则无从体现并且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更进一步催生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经过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处理数据的能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的能力上限。对于大数据的处理，人工智能不用借助人力，完全可以自主自动地完成。可以看出，在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的研究思路下，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正在进一步侵蚀或取代更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或许，未来的数字社会研究可能应当反过来思考智慧的起源，因为人工智能由人的智慧所创造，其基础在于人类智慧；而它的未来是否会产生自我意识与自主智慧，这更关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未来。研究智慧的起源以及智能运转所需的各种条件与情境，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数字社会研究的议题。

　　总而言之，数字革命带来的根本性社会变迁，将改变以往社会研究的视角，拓展社会研究的视野与议题，也将促使研究者转变认识与理解社会的观念，拥抱崭新的社会研究范式与方法，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任务。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