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重要的新概念。作为自我的国家、民族有着多重面相，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即文化自我是一个国家、民族之自我的核心和根本所在。从“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的角度看，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担当；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乃是当代中国如何构建文化自我的行动指南；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自我建设、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本质上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构建。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当代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的本质规定是什么”“我如何成为坚定的自我”等核心问题，形成了构建和坚定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新理论。这一新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学理内涵之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贡献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新智慧。这一理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无论对于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人类文化实践，还是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创新性影响。

　　一、文化认同理论从“我—他”走向“我—你”关系模式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自我认同从来就不仅仅是“自我”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同时，“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认同的实质在文化认同，任何文化自我也只有在与文化他者交往中凸显差异性才能获得自己清晰的自我认同。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文化塑造着文明。在文明交往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所反映的价值追求、精神品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根本特征和独特标识，这是其文化自我最直观的体现。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文化认同问题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服膺于西方“自我—他者”（Self-Other）的关系分析模式（简称“‘我—他’关系模式”）。迄今这一模式虽然经历了一个不断精致化的过程，但其核心观点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认为每一文化单元的自我建构不仅需要与其相异质的他者的建构，而且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的。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道：自我与他者都在意识中显现，但最初自我意识“通过排斥任何它在于自身之外，而自身与自身同一”；自我是“本质性”的存在，他者是“非本质的”“带有否定性的印迹”的存在，彼此是“相互对立着的”。当然，黑格尔这一思想还只是在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涉及自我意识的低级阶段，更未论及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层面。不过，当人们很自然地对不同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人格化的比喻性理解时，黑格尔的哲学思辨倒恰恰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这种自我意识最初的特点很符合西方视野中的历史文化发生。

　　正如萨义德曾揭示的，在西方人看来，世界历史以他们为中心展开，他们垄断叙事话语，以西方为标准，凝视、审查、规训非西方；东方是被西方发现甚至是发明、构建的他者，最终将被西方所收编。马克思当年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以文明自居，迫使所谓“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时至今日，由于西方的左派运动，这种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政治正确”问题而有所收敛，甚至出现某些“善待他者”的理论。例如，哈贝马斯强调“包容他者”；列维纳斯强调朝向他者、拥有他者视野，“为他人负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些“善意”不仅未曾真正成为主流，而且本身依然是一种主体的俯视。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近年重受青睐。但正如德国学者米勒指出的，亨廷顿的理论正是基于一种简单二元对立的美国式科学研究方法——“政治学摩尼教”， “‘摩尼教’情结在美国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根基”，美国总是把世界分为对抗的两极——光明和黑暗的对抗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进而根据自己所拥护的派别以“我们”反对“他们”。可以说，美国正是当今世界上信奉和执行文化自我认同“我—他”关系模式的典型。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矛盾加剧、冲突频仍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

　　在两个大局特别是世界思想文化空前激荡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首先要强调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特性，强调传承和保持这些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他指出，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在今天，我们要共同创造的新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要建设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这里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意味着与别的民族的文化相区分，新时代新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和九个“本质要求”，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与之对应的文化形态区别于别的文化形态的鲜明特质。

　　但是，中国在强调文化自我的突出特性、独特标识时，并不将自我与他者看成是对立的，更不是以改变他者为目的，而是开创和践行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模式。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之时，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对抗，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无疑与西方独断论的、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本质上是同一性逻辑的、自我收编他者的文化认同模式不一样。这一与西方立场全然不同、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文明观的系统提出和始终坚守，塑造了当代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文化形象，本身就鲜明地标识着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特性。当代中国对这一文化自我的坚守，一方面对内起到一种凝聚、引领和塑造的作用，使各族人民构成紧致的“我们”，形成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对外在确认差异的基础上秉持开放包容，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与不同民族和国家平等、和平相处，以真诚行动最终把一切他者转化为可以见面和对话的“你”，实质上实现了整个文化认同从“我—他”关系模式向“我—你”关系模式的革命性转换。正是在主体平等的“我和你”的相遇、公共讨论中，中国通过设置议题，使自己的不少主张逐渐成为全人类的“我们”的主张，从而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二、文化发展思维从传统与现代二元断裂转向文化自我更新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民族、国家而言，自我不仅要在与他者相异中获得自我认同，而且这种自我认同也是对自己历史经历进行反思性理解而得来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现代社会的总特征、总趋势，基于这一大背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己历史经历的反思性理解在宏观上集中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众所周知，现代化起于西方，而西方对现代化的理解又与发端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modernity）本质关联。一方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与不断实现；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现代化形成的本质特征与状态。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殊别，但过往都意味着将古代、传统作为自我规定的“他者”，现代性被本质性地视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与此相应，正如罗荣渠指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上”。美国现代化理论家罗兹曼也确认，在西方，在“要么……要么……”的逻辑下，“‘古’与‘今’之间多种多样形式下的斗争，是当代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当中国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中走向现代化时，曾经长期内蕴着对落后的恐惧和追赶西方的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省式归因逻辑与决绝的行动取向，那就是彻底甚或是矫枉过正式地批判自己的传统及文化。近代历史上这种文化发展的波折，恰恰是因为因袭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西方逻辑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有着与此不同的辩证、科学态度，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形成了对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正确态度。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自己的“老祖宗”，强调历史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文化思想则自觉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历史视野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蕴含着这样一种文化自我观：当今中国的文化自我是历史上中国文化自我的赓续，只有植根于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才能获得稳固的自我认同，才能形成坚定的文化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正是 “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就是说，我们与其他国家、民族相区别的独特性是由5000多年的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是历史性地形成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式现代化都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理解和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其本质上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一个有着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民族才能拥有坚定的文化自我，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文化强国、文明重光的康庄大道。从大历史观及本质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当然，当今中国的文化自我之所以有如此恢宏气象、格局，最根本的一条在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法宝。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不仅是有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而且是有灵魂的自我，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坚持“第二个结合”，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在两者的相互成就中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便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

　　可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中，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和历史自我的高度连续性。不仅没有把历史文化传统看成自我发展的包袱，反而自觉开掘自我发展更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更为牢固扎实的文化根基，将历史文化传统视为中国崛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文化家底，是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三、文化主体性从主客体关系场域转变为主体间关系场域

　　主体性是个现代哲学概念，是指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和根本规定，体现为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自我与他者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主体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性等。相对于无主体性或缺乏主体性而言，主体性突出的是主体的自主自为、自信自强。文化主体性（Cultural Subjectivity）是指作为主体的文化自我所具有的主体性，直接表现为文化发展中的自信自立自强。综观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主要涉及文化主体性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民族有无文化主体性、现在怎么样、体现在哪里、怎么得来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文化主体性、怎么样才能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等方面，形成了全面、透彻，既有哲理高度又有现实策略的完整体系。一如自我的个性不在于差异性而在于主体性，文化自我最本质的体现、最根本的依托就在于文化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即“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他同时还指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直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到了近代以后，中国文化自我曾经一度缺失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得中国人在精神文化上由被动转向主动，在百年奋斗中建立和巩固了现代意义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百年历程特别是新时代的创新奋斗中揭示了建立文化主体性的三条基本经验：“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前途和党的事业深刻论述了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有了坚定的文化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在新时代，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本质规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在多样的文明、文化场域中，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存在。正如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我—他”关系模式一样，西方主流的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主体性，总是蕴含着以行动力（agency）对客体施加权力性影响的意思，极致地说就是主客二分、主客对立，把其他文化视为客体，在影响、审视甚至改造、支配作为客体的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英国学者维克托·基尔南指出，要让西方人理解自己的文明与人类文明有差别是很有难度的，西方殖民者“都尽力让自己相信，他们不只是在创造世界秩序，更是在传布文明”，而其他种族虽然落后，但都有“吸收新文明的潜力”。同西方现代思想家提出过包容他者的思想相对，现代西方思想也提出了主体间、主体际的思想，相应地，哲学也从主体性思想发展出了主体间性思想。但是，这些始终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并未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高度自觉表现出来，西方世界至今在民族、国家交往中所表现出的仍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中国则十分明确地提出和坚持文化、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不仅强调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而且强调“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中国文化自我所体现的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真正主体间而非主客体之间的主体性。

　　这种文化主体性不仅体现为独立性、主导性，还体现为超越性。独立性是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的，是在一种平等的普遍联系中的独立性，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主导性是相对于国内思想文化的多样性而言的，就是要扶元守正，守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好“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超越性体现为具有大历史观、胸怀天下的视野和情怀、为人类谋进步的格局和境界，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文化实践。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不仅要求有知人之明，更要求有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知人之明就是要秉持开放包容，不狭隘、封闭，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精华；自知之明就是不仅看到自己的长处，而且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不足，不断超越自己，自胜者强。先见之明在于开拓创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以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融通古今中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也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融通古今中西、统筹过去现在未来、不断开创新局的能力。

　　总之，深入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重要概念，就能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隐含着的一条重要线索：新时代新使命所要创造的新文化，正是当代中国要构建的文化自我，而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则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核心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构建和坚定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新理论，在学理上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实现了文化自我构建理论的范式革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