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探源：神话学的功能扩展

　　20世纪初，西方的神话学借道日本进入我国学术界，迄今已经有120年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学术史中，中国神话学从外来理论的译介起步，接着展开对本土神话对象的梳理和研究，随后出现哲学、史学研究逐渐淡出，而文学研究全面接盘的奇特现象。120年来，中国神话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发展成为贯通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政治、教育、宗教等众多学科的一种交叉学科，在人文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目前，神话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以文学研究中的民间文学领域学者为主。若要追问：为什么在我国神话学学者大多属于民间文学专业，而在欧美国家则是宗教学、心理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学者更热衷神话学研究，特别是以好莱坞和迪士尼为代表的影视和文创产业最关注神话学？以下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国内和国际的神话学何以出现如此反差。

　　从四重证据法的角度来看，海量规模的民间口传文学素材蕴藏着巨大的可利用价值，可以促进研究观念的巨大变革。这些本来没有进入传世文献书面记录的活态内容，充当了建构文化文本理论不可或缺的要素，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字资料一起，构成语言文字资料的三角关系，再和非语言文字的资料——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图像，构成符号意义的张力场域，为证据间性探讨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多种可能性。比如，女娲神话在《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仅有少量叙事，而在“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中，可检索到各种女娲神话的文本和遍布各地的娲皇宫、女娲祠或女娲庙的祭祀仪式礼俗，这使得相关研究从文学文本拓展到传承至今的活态文化文本的宏大视野中。其启示意义在于：女娲神话的普遍性传承并非由《红楼梦》和《封神演义》开篇叙事创造，而是文化文本元编码的巨大潜能释放，成就曹雪芹和许仲琳小说创作的再编码——女娲用典。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曾说，是文学催生文学，小说产生小说，诗歌产生诗歌。换言之，文化文本催生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艺术文本。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文化和文史哲各科的关系问题，在此可以按下暂停键，即唯有文化才是母体。

　　21世纪以来，国内神话学学科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学术变革，即全面走出学科本位束缚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由此，神话研究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美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之间发挥沟通互补作用。受此影响，“神话”拓展了学科范围与功能，特别是尝试以学科交叉融合的总体视角参与到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简言之，原本主要是文学专业中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学者从事神话学研究，如今，上述专业的人文学者们都开始关注神话学研究。这导致原有学科的重心，从单一学科范围内的神话叙事作品研究转化到更加具有统合性的理论研究上。正是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学术转型中，神话学研究成为孕育中国本土文化理论体系的温床。

　　与此同时，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正在完成一场新文科的交叉学科方法论和文化理论体系建构的工作：不但为学术界提供一套原创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还要做本土理论——“文化文本”论的建构。这项研究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两千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两个难题：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文字文献两三千年的落差问题；“中国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通过汉字记录的各种“史”的书写问题。

　　由于迄今尚未发现夏代文字，凭借殷商甲骨文及其后的文献材料，难以实证夏代的历史存在。对于更早的五帝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存在学术攻关难度。为此，国家启动文明探源工程，希望以考古学为主包括历史学、天文学、古动物学、科技史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参与，以协同攻关的形式开展工程研究，参照和借鉴国际学术界比较神话学对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性贡献和积累的丰富经验。长期以来，神话学受制于学科本位视野，拘泥于对故事性文学作品的研究，忽视对非文学作品的历史溯源研究。在此之前，文学人类学在1993年和2005年提出三重证据法与四重证据法。第三重证据特指非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包括口头传承的民间民俗传统等，也包括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即无字的原住民社会的文化传统。这部分出自田野调研的对象，又被称为“活态文化”。而活态文化一旦进入文化文本动态生成总体视野中，刚好能够发挥对考古发掘对象的再激活效应。第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对象，包括遗址和文物，特别是文物图像之类视觉符号系统。比较神话学研究者一旦自觉意识到三重证据与四重证据的相互作用，走出文献的束缚成为综合性学术研究新范式的尝试，则交叉学科中新方法论的应用价值就会日益凸显。

　　二、文化文本论：从方法创新到理论创新

　　文明起源研究关注新石器时代向早期国家的演进，这一时间段正是神话思维的时代。因此，对神话思维、神话信仰、神话观念、神话意象、神话仪式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对文明起源观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文学人类学学派在这方面发挥了再唤醒和再激活的作用。民间传承至今的活态文化，发挥了还原文物的认识作用，使史前和早期文明的生活与信仰获得了现象学诠释。就此而言，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探索与民族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形成相互呼应。

　　神话在建构人类认知能力的过程中，关注焦点在于神话思维、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与权力象征等方面。20世纪后期，国际神话学研究聚焦文明起源，就此而言，与认知考古学具有殊途同归的效应。在此背景下，“认知神话学”也应运而生，使神话阐释走向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方向。神话，过去总是当成幻想的虚构产物，如今则成为科学求证的另一种存在。文化文本论的建构，旨在融合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呈现文化传统的建构历程，同时兼容虚构与非虚构的内容。二者合起来就是神话的意识形态效应，即所谓“虚拟现实”。

　　我们要为文明探源研究建构神话学范式，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文化视角下的文明互鉴。要改变以往国内神话学以文学视角为主的局面，逐渐拓展到文学以外的广阔领域。在国际新兴的神话图像研究与神话史前史研究、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已拓展到文字产生之前的时代，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如神像、图腾、陶器玉器等礼器形制、纹饰等）和民族志材料，探索隐含的观念信息取得显著进展。例如以中、日、韩三国古代国宝观的异同，揭示出欧亚大陆不同的文化源流。日本神话学家吉田敦彦的《日本神话的考古学》，对斯基泰神话与日本神话展开比较，其中主要讨论斯基泰人的国宝观与日本人的国宝观。斯基泰人的国宝观体现为天神赐降人间的三圣物，皆为金器：战斧、金杯和耕具。日本的三宝为天皇宝剑、铜镜和勾玉器。前二者皆为金属器。这与韩国的国宝观大体类似。圣物崇拜源于欧亚大陆早期游牧民族的黄金崇拜。在地中海文明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克里特的米诺，再到古希腊、波斯、斯基泰人和阿尔泰人的文明中，黄金都是首屈一指的圣物，具有社会权力象征的至高价值。另一方面，在金属文化进入中国前，玉文化早已蔚为大观，并覆盖到许多地区。这种时间差造成玉器地位至高无上，无法撼动。而游牧民族活跃在欧亚大陆中央草原地带，恰好充当在黄金传播之路和玉石之路间的桥梁作用。

　　既然不同的文明都有自成一体的文化文本编码规则，那就可以通过文明互鉴，确认每个文明的特有神话观及其文化传播效应。在东亚文化中，玉与龙这两种神话对象的互通是如何发生的？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与韩国曲玉相似。高句丽古墓壁画所表现的母子曲玉，显示出龙和曲玉的象征性对应关系。在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发现的5—6世纪高句丽古墓狩猎冢的壁画中绘有四神图和三足乌，其中的青龙尾部画着曲玉，可能预示着孕育龙胎现象。蛇的生殖器在尾巴，它产卵的地方也是尾巴部位。母子曲玉的外形是在大曲玉上附着小曲玉。这种重叠意味着生命的再生产。母子曲玉上有类似于鳞的槽子。《广雅》记载龙的鳞数81个，母子曲玉上正好有81个槽子，这样的现象暗示了曲玉和龙的关系，更象征着生命的起源，即生命分化之前的状态。对照中国方面的材料，北方红山文化、南方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等，都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发展出玉龙造型的艺术传统。为何专用玉石表现龙蛇、鸮鹰？作为圣物的玉和神话的动物是如何视为一体？玉龙玉凤的传统被夏商周三代继承，没有中断。不仅如此，还出现早期神圣帝王与圣玉相互认同的神话编码现象。延续至汉代，出现帝王墓葬奢华的葬玉形制——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西汉人对此葬俗自称“蛟龙玉匣”，显然是将龙和玉分别承载死者灵魂升天的神话信念组合为一体的结果。“蛟龙玉匣”这种华夏文明独有的奢侈物，从内容到形式，充分体现了东亚玉文化和龙神话的混合。红山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玉雕龙传统，生动展现出这两种文化基因混合的艺术性物化表达。这对解读距今两千年的金缕玉衣奢侈品现象，具有重要意义。龙、玉二物或龙、凤、玉三者的象征性认同关系，是东亚玉文化共享的神话虚拟现实资源。

　　以上案例，说明文明国家的神话观念需溯源到史前时代，方能得到系统观照。伴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通过中、日、韩三国的玉文化异同比较，神话观念研究未来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彰显文明互鉴的意义。既然东北亚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便集中出现玉文化的繁荣，那么发展的源流与分化又是如何？比如，探讨稻作文化起源在神话叙事中的表达，以20世纪中国和泰国的稻谷起源神话研究为例，基于母题分析、原型和故事形态，稻谷起源神话成为两国塑造农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在世界水稻起源研究方面，如果引入第四重证据的考古新材料——浙江浦江县上山文化遗址万年前水稻量产，同样可以深化我们对史前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为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认识。

　　建立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范式，借鉴国际比较神话学前沿研究，是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抓手。他山之石，攻此山之玉。我们需要将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学术史背景中，确认当下的研究瓶颈并努力探寻突破方向。在此过程中，特别要借鉴三大研究领域：神话考古学、神话图像学和神话生物学。同时，梳理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理论遗产，应用到中华文明探源中，打通神话与古史研究、民族志的田野考察与文献研究。在方法论上，梳理和总结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的衍生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和研究方法，评述好顾颉刚、郑振铎和孙作云等在结合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与神话的研究路径中所作的学术探索与学术实践。

　　我们还需要整合国际、国内神话学的学术资源，解决文字文献出现年代晚，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信息又无法系统化利用的难题。前文字时代即史前，那时缺乏理性权威，只有神话权威。为此，需要调动人文学科资源参与难题攻坚，对文明探源原有的考古学范式进行补充，弥合考古实证与神话历史在阐释上的对立、隔膜。具体途径是参照文化人类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新现有文化史观和研究范式。将无文字的文化传统重新定义，突破文字的限制，依靠考古发现资料，找出前汉字时代的神圣符号物——玉礼器，以多学科知识整合的四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族志和口传文化、出土实物及图像），梳理神圣符号物的历史演变和编年叙事链，求证古史传说时代的疑难，重建连续不断的中国万年文化历史。对比分析世界五大文明发生期的玉石神话与信仰的共性，在对照中凸显华夏玉文化的地方特性，尤其是早期玉石神话观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的奠基作用。

　　四重证据法的运用，要求研究者在现代神话学知识视域下，以跨学科范式对古史疑难问题做出独到的证实或证伪。例如黄帝铸鼎、夏禹铸鼎、夏禹建鼓、夏禹建中央熊旗、尧舜禅让等问题，若能有效发挥民族考古学和认知考古学的优势，结合本土材料，可以为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必要的神话观念阐释。具体来说，陶鼓在五千多年前已经普及流行，而铸鼎冶金技术进入中原仅有3600年。第四重证据具有推翻黄帝或夏禹铸鼎中原之说的可能。而建鼓建旗和以玉圭为统治权符号，则是可能的。这样的实证内容，可改变人们通常对神话的误解和成见，让比较神话学发挥出跨学科的多角度整合优势，成为解决文明起源研究疑案的突破口。我们还可以从前文字时代文化大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揭示书写传统发生的文化基因，探讨《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渊源，找到巫史信仰和口传之根，对早期书写文本中无解的现象，如“王若曰”和“曰若稽古”，儒家“金声玉振”和“君子比德于玉”等，找到圣王通神语境的现实参照，将局限于文学的神话故事研究，引向了神话思想史和中华认同研究。

　　1986—2021年四川三星堆遗址的两次考古发现，呈现出“王宫经济”及其奢侈品生产的生动景观，并足以说明研究和解读早期文明的奢侈物资需要借助神话学和宗教学。其实，交叉学科视角的方法论——从三重证据法（1993）到四重证据法（2005）的二十年拓展和应用实践，为建构本土文化理论体系确定了方向。简而言之，我们通过中西文明起源期的对照观察，认识到每个古文明的发生都必然伴随神话信仰驱动的过程。充分理解此过程，就不能局限于文明国家出现后的文字书本知识，还需充分考虑文明国家之前的物质文化积淀。

　　三、文化文本论的应用

　　从学科划分看，语言文学专业以研究作家作品为主，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则主要研究特定的文化和文明。相对来说，后者能处理更加宏大和总体性的文化理论问题。于是，作为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有助于兼顾两个方面，让宏观理论建构与具体实证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为用，并尝试从总体上阐明中国文化、华夏文明与中国文学等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归纳出一套具有实际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即带有生成性特征的“文化文本论”。

　　“神话中国论”和“神话历史论”的提出，旨在对国内学术界盲目跟风西方理论的做法进行全面反思。针对各种跟风西方理论的现象，我们需要提出更符合本土文化实际的“神话中国”命题，立足本土、独立思考，关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再盲从西方理论话语。将新、旧石器交替时代以来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理解成一种不断编码的活态文本的传承，其焦点在元编码（原编码，又称一级编码）。也就是说，比甲骨文出现早数千年之久的物质符号和图像符号的出现受到史前社会群体的神话信仰观念的支配。掌握住文化文本元编码，就如同研究作家作品找到了创作的模本原型。因果解释链条的系统生成，就按照从一级编码到二级编码，再到三级和N级编码的程序逻辑而展开，一种能够兼顾共时性结构研究与历时性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大思路，就此而形成。

　　文化文本论应当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度认知，聚焦文化基因。从中华上五千年的新认知成果，反观下五千年的所以然，如今正在借助科技的进步而逐渐变成现实。目前，文学人类学所认可的中国文化基因仅有六个方面，即稷、稻、玉、帛四种物质，外加两对图腾动物熊—龙、鸮—凤的神话化结晶。以清代帝王龙袍上的十二章符号中的斧钺图像为例：这是用斧钺象征王权的古老传统的遗存。那么，这个传统有多么悠久呢？文献材料无法上溯到三代以上。然而，根据第四重证据即新发现的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九千年玉斧实物，将华夏特有的王权圣物玉钺的前世今生加以图像叙事呈现，其年代已大大超出汉字和文献记录的时间范围。《史记》讲述商周革命的重要细节——周武王换用玄钺和黄钺分别割下殷纣王和妲己之头颅，如此对前代最高统治者行使杀伐的权力，其实是来自神话学的天命观念。我们正是通过对玉斧玉钺的追溯与还原得到更为合理的解读。同样，也可以对玉琮、玉圭、玉人像、玉柄形器进行解读，让史前神圣祭祀礼器的系统传承得以彰显，为周代以来国家礼书经典研究找到文化基因库。史前形成的玉礼器体系构成文化元编码，而像《周礼》这样的文献只是原编码的再编码而已。

　　第二，确认文化元编码的神圣性虚拟特质，为传统研究带来突破。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汉字的出现相对较晚。文字书写文献在文化文本体系内只能算后起的符号编码。先于文字的符号编码是以神圣物的叙事和图像的叙事为主，这说明神话观念规定着文化文本元编码。同样是神话观念（通神占卜）支配着象形汉字系统——甲骨文的创生与早期使用。如果回到甲骨金文的时代语境看，那时人类社会普遍信仰神灵。而今天要真正看懂古人和读懂古文化，仍需按照现象学还原的思路，让认识者走出自己时代限制，学习和体认神话信仰的时代。无论是北方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与积石冢，还是南方良渚文化的高台地顶级墓葬，抑或是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倘若没有对初民信仰的虚拟想象和真切体认，文化认知的大门是难以叩开的。

　　第三，文化全象与各学科回归母体。西学东渐以来的教育分科制度，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各自独立的发展，然而却忽略和忘记每个学科的起源都是文化元编码的次生结果。没有象，就不可能有象的鼻、象的耳和象的足。一旦各门学科还原到文化文本的宏大视域中，就有条件让树木回到森林，局部找回整体，让被孤立的对象回归自己的母体。换言之，文化文本论将为各学科突破学科本位的局限，带来整合性的理论工具。就此而言，文化文本理论的诞生可称为一场学术上的“认知革命”。

　　文化文本理论为整个文科间知识的打通而量身定制。其适用范围不只是哪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在新文科建设中，文化文本论能够成为交叉学科的重要理论工具。文化文本论为整合学术资源，将这一套植根本土的文化理论体系运用到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教学中，扭转一个多世纪以来文科教育盲目跟随和照搬西方理论之风，均具有启示意义。

　　结语

　　20世纪中期以来的跨学科研究潮流，在国际学界催生出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新兴学科。而文学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界获得了长足发展。作为文化人类学和文学两大学科交叉的产物，文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就聚焦文学与文化关系的难题。文化文本理论的孕育过程长达二十余年，这是一种逐步走出学科本位主义知识束缚的过程。

　　如何将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学术资源整合到文化文本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中来，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然，其理论初创期的缺陷和不足也在所难免。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聚焦神话学在我国的发展和世纪转型，关注神话学如何走出单一的文学本位，即走出民间文学的狭小范围，参与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宏大视野中。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求着眼，我们需要努力探究早期文明权力符号建构所承载的神话信仰观念，并从万年传承下来的玉礼器体系的微观解读入手，拓展出一整套以交叉学科研究为导向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进而将神话视为文化文本元编码的支配性信仰观念，从而超越以文献记载为中心的知识窠臼，充分释放人类学和考古学所带来的第三、第四重证据所蕴含的知识创新能量，倡导万年中国大视野，努力从上五千年新认知，反观下五千年文明的所以然，由此一步步推进中国话语、中国文化理论的体系创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 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