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论以知识（knowledge）为核心研究对象，而当代知识论开始对无知（ignorance）的本质、价值与规范性问题展开研究，并且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一起构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无知研究（ignorance studies）。恰如复杂未来具有的不确定性一样，许多无知以被动的形态出现，是一种天然的状态，一种不可摆脱的认知限制，而非人为的局面。但是除了被动的无知，还有展现人类能动性的主动无知（active ignorance）。在主动无知中，认知者权衡不同的价值与目标，通过行动主动塑造或维持无知。无知学（agnotology）对于主动无知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并识别出三类典型的主动无知：主动构建的无知、被动构建的无知和善的无知。受无知学启发，本文围绕主动无知中最引人注目的故意无知（wilful ignorance）展开进一步研究。故意无知是典型的消极无知。认知主体拥有获知的义务和能力，但却有很强的避免获得知识的意愿。故意无知背后往往展现出认知主体在道德或认知层面的恶习，因而会招致责备和批评。

　　一、 什么是无知

　　在刻画主动无知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无知的本质。什么是无知？没有知识就是无知。说得更严格一点，无知就是缺乏知识（the absence of knowledge）。这一看法被学术界称作无知的标准观点（the standard view）。有两个支持该观点的理由。

　　首先，从平常的语言用法中可以发现，无知就是被理解为知识的反面。也就是说，无知与知识呈现互补状态（complement）。这一现象在很多语言中都有表现。在汉语里面，无知的意思是没有知识，也即缺乏知识。从“ignorance”一词的构成来看，“i-”是个否定的前缀，“-gnorance”来自希腊语的“gn?sis”，指的是认知者知道或理解某物的这样一种心灵状态，所以这个词也表示知识和理解的缺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考虑顶多表明我们默认把无知与知识相对立，但是这种默认的态度是否经得起哲学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因此，这个理由仅仅表明，无知的观点符合语言使用直觉。

　　其次，这种定义方法具有理论的统一性，可以让我们借助对知识的分析从而刻画出不同种类的无知。在当代知识论中，我们一般区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对象性知识（objectual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与之相对，我们可以进一步勾勒出命题性无知、对象性无知和程序性无知。此处我们暂且把讨论对象限定在命题性无知。根据当代知识论的讨论，命题性知识的一种刻画方式是：

　　（i）命题P为真；（ii）S相信P；（iii）S的信念P是拥有信念辩护的；（iv）S的信念不受葛梯尔情况影响。

　　与上述定义相对，只要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对应出现一种命题性无知：

　　（1）P为假；这类无知可以被称为真势上的无知（alethic ignorance）。当命题P为假，那么根据知识的事实条件，无人能知道该命题（为真），因此每个人都对这一命题处于真势的无知。

　　（2）S没有相信（真命题）P。由于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信念的无知（doxastic ignorance）。实现信念的无知的方式有五种：

　　（2A）S缺乏必要的概念资源，因而不能把握命题P的涵义，此时S将处于深层的无知（deep ignorance）。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缺乏学习所导致的文盲就属于这一类无知。

　　（2B）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但是却从未考虑过P。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闭塞，或是由于不爱思考或无暇思考，那么很容易陷入这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未思量型无知”。

　　（2C）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没能做出任何判断。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话题较为复杂，或是相应的证据很难获得，或是由于思考无法集中或反复被打断，就很容易陷入这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未决断型无知”。

　　（2D）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相信P为假。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自己的判断错误，或者听信谣言或谎言等不实信息，都会进入这一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罔顾事实型无知”。

　　（2E）S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考虑过P，但对P的真假悬置判断。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一个话题比较复杂，并且处于分歧的两种（或多种）看法可信度大致持平，那么认知者S容易感受到相反者同效的心理状态，从而进入这一类无知。这一类无知可以被称为“悬置判断型无知”。

　　（3）S的信念P缺乏辩护（justification）。由于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辩护上的无知”。认知辩护是用来评价认知者信念合适性的一个专门术语。在知识论领域中，针对认知辩护有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区分。内在主义者认为，使得S的信念拥有辩护的因素只限于S可反思获得的（reflectively accessible）资源。按照这一思路来看，即使S的信念P为真，如果S缺乏相信P的理由和证据（例如一个学生只知道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但却不知道这些内容因何成真，缺乏理由和证据），S对P也会处于辩护的无知。外在主义者认为，使得S的信念拥有辩护的因素可以外在于S。按照这一思路来看，即使S的信念P为真，倘若S获取信念的机制是不可靠的（例如S从充满虚假信息的地摊读物中恰巧获得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并信以为真），那么S对P会处于辩护的无知。

　　（4）S的信念处于葛梯尔（式）情况。葛梯尔（式）挑战对于传统的知识三元定义发起了致命挑战。这一挑战的实质是指出，即使是被辩护的真信念，也不足以构成知识。比如一个人望向大草原，看见一个类似绵羊的物体，从而相信草原上有一只羊。他并不知道的是，他看到的是一个类似绵羊的画板，但是在画板后面真的有一只羊。此时，这个人拥有被辩护的真信念，但缺乏知识。在标准的葛梯尔案例中，由于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的存在，认知主体获得真信念时夹杂了偶然和巧合的因素，缺乏稳固的根基。由于这种情况产生的无知可以被称为“葛梯尔类型的无知”（Gettier-type ignorance）。在真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也会偶尔出现，但不如前几类无知常见。

　　二、主动塑造的无知：无知学的分析

　　按照上文的分析，无知是某一特定时刻认知者所处的认知状态，这一认知状态尚未达到知识。这一分析路径以认知状态（cognitive state）为核心，但是却并未充分谈论认知者的认知表现（epistemic performance）。随着认知表现被引入，我们能进一步谈论认知者的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从而展开一系列规范性评价。谈论规范性问题的时候，评价的视角被带入。此时，我们会使用“好/坏”“对/错”“应受责备/值得称赞”等词汇来谈论无知。

　　无知这一状态既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active ignorance）。就作为被动状态的无知来说，一个人并未采取行动就可以落入无知之中。比如，许多认知者对于古早发生的事情处于无知。主动无知则不同，这类无知一定涉及认知主体采取的积极行动，恰是由于这些行动塑造了相应的无知。这样的认知者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更甚一步，如果区分了行动的发起者和接受者，那么制造（维持）无知的主体和陷入（保持）无知的主体也可以出现分离。根据此处的分类标准，主动无知包括六类：（A）个体让自身陷入无知；（B）个体让其他个体陷入无知；（C）个体让集体陷入无知；（D）集体让其他集体陷入无知；（E）集体让自身陷入无知；（F）集体让个体陷入无知。

　　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于1992年首次提出无知学（agnotology）一词。顾名思义，与知识论主要研究知识不同，无知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知。在无知学的视域中，无知不再是获得知识以前的空白状态，也不是我们必然无法探究的彼岸，更不是要完全拒斥的黑暗状态，而是可以主动制造、维持和打破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知学为研究主动无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无知学主要研究了三类主动无知：主动构建的无知（actively constructed ignorance）、被动构建的无知（passively constructed ignorance）、善的无知（virtuous ignorance）。

　　主动构建的无知主要是借助政治、经济、科学等社会性力量构建的无知，其中的关键是借助特定的无知学伎俩来实现构建无知的目的。比较经典的科学史研究是普罗科特关于香烟致癌的研究。该研究指出，烟草工业的人们意识到，即使自己事实上知道某些问题的答案对你不利，但只要向普通大众提出问题，就能创造出“争论”的假象。美国的烟草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科学的”方式（比如雇佣科学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发表扰乱性研究成果）来与吸烟致癌这一科学共识进行对抗，故意散播关于这一共识的怀疑。自1950年后，面对大量吸烟致死的案例，烟草行业意在表明，吸烟的危害尚未得到“证明”。在他们眼里，证明就意味着确定无疑的知识，而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被贬抑为数据统计。在他们眼里，证明意味着严格的有因必有果，所以吸烟不致癌的个体案例便足以为吸烟致癌这一命题带来挑战。从该案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典型的无知学伎俩——大幅提升陈述可被接受的标准。当陈述可被接受的标准被提升到几乎无法满足的情况，那么某个陈述也就无法被当作知识而接受，信念的无知就被制造了出来。按照本节对主动无知的分类来看，此处的案例属于（E）和（F），即作为群体的烟草公司让香烟消费者群体或抽烟的个体陷入无知。

　　被动构建的无知并不是指我们在尚未采取行动前已经处于的无知，类似一个人在学习前对于所学内容的无知。相反，被动构建的无知仍然以构建行动为主导，但关注的是这类构建行动带来的意外副产品（unintended by-product）。这一类无知后面彰显了探究的选择性（the selectivity of inquiry）。也即当我们重视和关注某些问题时，另外一些问题则肯定会被我们暂时忽视和遗忘。

　　探究的选择性这一概念在知识论领域已然受到了关注。一般来说，虽然任何一种探究都旨在发现真理，但我们不能预设所有的真理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真理自带的实用价值不同时，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即使是只考虑真理的认知价值，并非任意两个真理的价值就会等同。比如给定一些我们关心的信息集，如果M比N更能发挥定义、推理、解释的作用，那么M在信息集里面所发挥的认知作用就更重要。一般说来，一个命题在信息集中会发挥一定的推理或解释作用，而发挥作用越显著、地位越核心的命题就拥有更高的认知价值。这一特征可以被称作命题的解释性价值。一个关注解释性价值的认知者，会将更多的精力首先花在那些对于理解一个整体来说是关键的真理，而非那些不重要的边角性真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宝贵的人力物力浪费在琐碎的问题上，失去了探究的重点。

　　在无知学的视角下，围绕具体的科学实践，探究的选择性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展现。比如，科学家团队可以有多个研究方向，但是只有一个方向获得了资金的支持，那么此时其中一个方向的研究开展时，另一个方向的问题就处于被动构建的无知。除了受制于研究资助，科学家研究时依赖的概念框架也会造成这类无知。比如科学家在进行癌症研究时，体细胞突变理论（somatic mutations theory）把癌症看作单细胞的变异，因此采取该理论的科学家就更强调细胞的修复机制失效。相反，组织结构场理论（tissue organization field theory）强调一组癌症细胞和环境之间的互动，采取该理论的科学家就更看重肿瘤的供血以及由此引发的免疫反应的抑制。以比喻的方式来说，探究是被探照灯指引而前行。有被照亮的地方，自然也有照不到的地方，而且没有一种探照的方式将会照亮所有的地方。

　　善的无知是指为了实现某些具有正面价值的目的，人们有意保持无知。在日常生活中，出于对隐私权的尊重，即使对别人的生活好奇，我们也不应该在侵犯别人隐私的基础上探究其生活。无知学作了进一步拓展，开始挖掘科学层面好的无知。比如，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对于婴儿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探究受到了层层限制。换言之，即使对这方面的知识有发自内心的渴求，一个有伦理关怀的科学家也不应该探究基因编辑婴儿的知识。又如，在2001—2005年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造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和西班牙流感病毒。这些研究都是由顶尖院校承担，成果也发表在最一流的杂志上。但是考虑到病毒泄露的可能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很多人认为这些研究不应该开展，成果也不应该被发布。为了避免潜在的危险，政策规定在研究开始前后，要定时对科学研究的潜在危害性展开系统评估，并且杂志编辑应该筛选题目，不能轻易发表研究成果。这样一来，某些群体对于如何制造病毒的无知就成为典型的善的无知。从规范性层面来看，善的无知总是具有正面的价值。

　　三、故意无知、理智恶习与结构

　　无知学对于主动无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在主动无知的研究中，故意无知（wilful ignorance）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种，本文接下来将围绕这种无知展开讨论。让我们看一个故意无知的典型案例：

　　陌生人出高额报酬委托张三帮忙携带一个包装严实的包裹乘坐火车。张三猜测包裹里可能不是什么普通物品，但为了赚钱，也为了不招惹麻烦，他并没有检查是什么物品。后来被查出来是携带毒品，张三辩称自己不知道携带的包裹里有什么东西。

　　在上述案例中，张三受人之托时已经预感到所托之物可能不是普通物品，而是非法物品。作为普通公民，张三有义务确保自己不参与违法活动，应该仔细检查所携物品。倘若仔细检查后，张三就会陷入明知是非法物品还托运的境地，也就是明知故犯。为了赚钱，也为了不升格为明知故犯，张三故意抑制自己探究的行为，保持了对于所运物品是毒品的无知。

　　顾名思义，故意无知的形成更多是由于认知者自身的意愿（will），而非外部的阻碍。根据阿尔维森等人（Alvesson et al.）的看法，故意无知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无知，这是其知识论层面的构成部分；第二个层面是故意，这是个体或群体基于旨趣的动机，是能动性层面的构成成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故意无知包含两个层面，而且这两个层面还可以区分谁占主导。容易设想的是，如果某事是应该被知道的，那么随着获知某事的难度逐步下降，认知主体要保持故意无知就需要展现更强的意愿。故意无知可以被刻画如下：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那么S对P处于故意无知

　　（1）P意味着S或S*的某个行动A是错误的。

　　（2）S应该探究P且能够探究P。

　　（3）S没有探究P。

　　（4）S怀疑P可能为真。

　　（5）因为探究P对S来说负担过重，S没有探究P。

　　上述定义刻画了故意无知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1）说的是对于某事的无知彰显了认知者本人或其他相关人士的行动是错误的。这样的错误可以是法律层面的违法行为、道德层面的恶行、认知层面的不合理信念或不符合角色义务的行为。（2）—（3）说的是S有义务探究P的真假，并且就其现实的认知途径来说也可以展开对P的探究，但是最后却没有探究P，将会处于本文所说的对P的信念的无知。（4）—（5）展现了S陷入对P无知的核心原因。S猜测P可能为真，但S不想对P展开进一步的探究来确保自己的猜测为真。更细致说来，展开对P的探究对于S来说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麻烦，这些麻烦可能包括增加心理的负担，采取额外的行动，背负更多的责任等。这些结果都是S所不想面对的，所以S不仅是缺乏动力探究P，而是有较强的动力不探究P。这里展现的动力机制的差别也进一步解释了故意无知为什么很难被驱散。

　　在故意无知的刻画中，S不想探究P是一个关键的状态。那么引发这一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或许有多个答案，此处我们围绕两个要素展开分析。一个要素是认知主体自身的因素，另一个要素是认知主体所处的环境因素。探究前一个因素可以将我们引到恶习与无知这个话题，后一个因素则将我们引到了结构性无知这一话题。下面分别展开讨论。

　　我们首先看恶习与无知。在某些情况下，认知主体并非只是出于偶发的原因拒绝获得知识，而是具有更加深层的原因。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诉诸一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来解释这个人所做的事。一个拾金不昧的人之所以归还钱包，是因为他拾金不昧的品格。一个把钱包里的东西顺手牵羊的人则是因为他的贪婪。美德与恶习也是人的性格特质，可以被用来解释行动者的行为。总体说来，使用“德性”（virtue）这一概念的学者有这样一个共识：德性是个体后天习得的深入且持久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是表面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深入、持久的特征。德性之深入，在于其从个体内部导致了个体的言语或肢体的行为；德性之持久，在于其伴随了个体生命的较长时间，成为一种稳定的特征。正是由于德性的深入且持久，德性甚至可以用来定义个体之所是，也会成为我们对某人盖棺定论时所用的描述。道德德性主要以善为目标，而理智德性主要以求真为目标。恶习与德性是相对的，德性使个体在活动中表现卓越，而恶习则使个体在活动中表现拙劣。

　　在恶习知识论（vice epistemology）领域，学者们开始探究理智恶习与无知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的关键想法是，理智恶习一般会导致无知。假设一个公司的高管需要深入基层了解公司整体的发展情况并制定最新的战略，如果他受到独断（dogmatism）、心灵封闭（close-mindedness）与傲慢（arrogance）三种恶习的影响，那么这些恶习分别会如何影响他的认知活动呢？

　　独断就是一种典型的理智恶习。“独断的认知者在求真动机上具有缺陷，倾向于形成阻碍进一步探究的高阶态度，并由此催生出拒绝以理性的方式思考和对话的认知不负责行为。在个人层面，独断的认知者容易深陷谬误的泥潭，即使偶然获得真理也无法进一步加深理解；在社会层面，独断的认知者不仅无法捍卫知识的地位，还会放任谬误和谎言的传播。”心灵封闭则是指认知者对于某些信息保持封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愿倾听自身以外的观点。傲慢是一种倾向，该倾向基于某人的优越假设推出一些不合法的资格的断言，并以此断言为基础去思考、行动和感受。

　　作为一个公司的高层领导，因为自身所处位置的优越性，认为自己对于问题的把握已经足够高屋建瓴，已经足够有格局，因此不必走进基层，不必倾听第一线的声音，也不必接触第一手材料。这体现出由于傲慢引发的心灵封闭。此处的心灵封闭当然是有方向的，是公司高层领导向普通员工的心灵封闭。同时，这位高管认为已经知道了公司管理最正确的一般原理，而具体情况中的特殊性不会脱离一般性原理，因此便独断地认为即使听了第一线的声音，即使接触了第一手材料，顶多也只是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出入。由于这三种恶习的影响，高管对普通员工的意见和建议采取了心灵封闭的态度，或者即使收集了这些信息也处于漠视的态度，不会严肃对待，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对于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无知。这也会间接造成普通员工对于管理层的不信任，因为即使反映了问题，表达了看法，也得不到认知层面相应的承认。信息交流活动的障碍体现出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存在的认知不公正（epistemic injustice），而最初由于身份差别引发的无知便会进一步加深。

　　不难发现，身处无知本身不值得批评，即使是主动无知亦是如此。但是当认知者受到恶习的影响而缺乏知识时，我们对于无知的批评将溯源到对于认知者恶习的批评。在展现恶习的过程中，认知者或者对于获得真理缺乏足够的动力，或者展现出对于他人的认知地位（甚至道德地位）的不当贬低。这些都是认知者主动为之并可以负责的特征，因此会引发认知层面（或道德层面）的批评。

　　接下来我们看结构性无知（structural ignorance）。结构性无知指的是在某个结构之中塑造的无知。在刻画结构性无知时，我们是对无知的产生作出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结构是一种包括构成部分和关系的复杂实体，众多组成部分由于关系的影响会受到行为的限制。按照夏皮罗所说，“一个系统是具有某种关系的对象的集合……结构是系统的抽象形式，它突出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忽略了任何不影响它们与系统中其他对象的关系的特征。”进一步，我们可以区分结构之中的位置（position）与占位对象（position occupier）。比如，张三有一个儿子小张。我们既能识别出两个认知主体（张三与小张），也能识别出两人分别占据的位置（父亲和儿子）。当分析为什么张三对于小张的真实人生规划无知时，我们有两条解释路径。一方面，我们可以诉诸张三个人的一些性格特质来作出解释。比如张三缺乏敏锐的观察和开明的心态，所以即使小张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人生规划，张三只当是小张不成熟的想法就忽略掉了。或者即使小张曾经在细微的言行中透露出自己的人生规划，但张三并没有关注这些细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诉诸父子关系一般的特征来作出解释。比如，在一种传统的父子关系中，父亲的身份具有权威色彩，而儿子的身份则更多是言听计从。那么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儿子在表达不被父亲认可的想法或愿望时就会遭受很大的阻力，从而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两个路径是在不同层面作出解释。一个是个体层面，一个是超出个体的结构性层面，但两种解释路径并非一定会相互排斥。甚至在很多情况中，这两方面的解释可以相互补充，揭示更为深刻的原因。既然在解释故意无知时，个体的因素与结构的因素都会发生影响，那么在破除故意无知时，我们也需要在这两方面同时用力。一方面，良性结构的塑造有助于打破不平等的交流方式，从而塑造好的认知沟通模式，限制个体恶习的形成。另一方面，并非每一种理智恶习都是由结构所塑造的。对于主体自带的理智恶习，认知主体必须通过自我反思和品格重塑才能削弱恶习带来的影响，进而限制由于恶习引发的无知。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