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代中国的城市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突出，在叙事精神和美学思想等方面越来越不同于西方现代都市文学，彰显出中国化、本土化特征。但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当代学者探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时，多数时候还是习惯性地套用西方现代文学和城市文化理论等相关概念来评判和研究，而不是认真辨析和审视西方理论和概念的适用性，导致不少研究机械生硬、雷同重复，缺乏创新性。比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消费叙事、欲望书写、物化、亚文化等在研究中的频繁使用。这不仅涉及概念使用的问题，更体现出一种逐渐固化的思维方式，影响和束缚着我们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如张惠苑所说：“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是局限在现代性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思路也让城市文学研究日趋陷入自我禁锢的思维陷阱。”“现代性”概念内涵丰富，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很有帮助。但当我们的思维被某一类理论所辖制，遇到新文本新问题也不加反思地运用时，某些理论和概念的使用就可能造成很多盲视。

　　针对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理论视角过于单一等问题，21世纪以来陆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探寻。比如早在2006年，施战军就发现学界探讨城市文学问题时，习惯性聚焦在上海、香港、台北等城市的文学，出现了一种离开“人”而走向“符号化”的倾向。对此，施战军结合“京派”文学以及其他城市如叶兆言的南京书写等，认为“沪外”的城市文学“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上海、香港因为独特的城市历史，有着接近西方现代城市的一些符号元素，因而不少文学研究者经常借用西方现代文学和城市文化理论对其展开解读，并一直将其作为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显然，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不仅仅要关注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书写，也需要放宽视野，寻找更多类型的“中国式的城市文学”。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文学蓬勃发展，就以城市来看，上海、香港、台北之外，北京、南京、苏州、广州、深圳、成都、福州、杭州等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学作品。这些新作多数立足于每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当代中国人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其中一些文本彰显出清晰的中国美学风格，而研究中长久以来的现代性相关理论无法对这些作品进行客观深入的解读，它们召唤着城市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路径。

　　一、本土化回归与“城市文学”概念重构

　　吴福辉谈论现代京派小说时曾指出：“中国三十年代的某些洋场小说是西方现代派的赝品，而京派小说是牢牢地植根于民族生活、民族语言的土壤的。你可以通过读沈从文、林徽因、废名、汪曾祺，欣赏到一种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它们非常注重人物的文化性格与人物活动其中的场所，这种场所经常不强调社会斗争的严峻性质，仅仅是人物精神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将京派小说视作“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强调京派文学的民族性、文化性，这启发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传统。

　　现代文学史上，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京派文学，与突出表现现代都市新感觉的海派小说，构成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两大传统。但京派文学因为有着明显的乡土气息，其中的城市书写也经常被纳入“乡村性的叙述整体”，成为很多学者论述中国乡土文学时的辅佐性文本，与此同时，也就把海派小说视作最典型的城市文学。比如李洁非讨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起源时，认为上海的“新感觉派”虽只局限于一座极特殊的城市范围之内，但“正是在那时，在那样一个多多少少带有偶然性的地点，中国作家开始接触了城市文学的一些基本的主题”。这里的“城市文学”指向的是上海海派作品，不包括京派文学。又如左怀建、吉素芬编著现代都市文学读本时给“现代都市文学”下的定义：“所谓现代都市文学，就是具有现代都市意识（即都市审美意识）的文学。而要具备现代都市意识，就必须首先承认现代都市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要承认现代都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学艺术对于现代都市就不仅仅是批判和否定的，还应有对现代都市的认可和肯定。”在这个读本里，也的确没有京派作家的北京题材作品。再如有研究者就认为，老舍、邓友梅等作家笔下的北京城“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城’，‘城’中的人还远没有过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这些“讲述‘城与人’的文本”，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与人。这些研究中频繁提及的“现代都市意识”，排除了京派文学的文化怀旧意识。海派小说意义上的“现代都市意识”，直接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认知。当代很多学者在界定城市文学概念和评论城市文学文本时，也会以“现代意识”作为标准。这个“现代意识”很多时候指向的是李欧梵《上海摩登》里论述的“都市文化”，根源还是西方文化中的都市经验和文学传统。

　　强调“都市意识”“现代意义”，看似是从文学文化的内在精神层面来把握城市文学，但这些词语本身语义比较含糊，以它们作为核心内涵，最终导致“城市文学”概念也模糊不清。同时，研究者常常将“现代意识”直接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挂钩，城市文学上的代表就是现代派、海派的书写“都市新感觉”类型的作品。最终，城市文学的研究被西方一些现代理论所束缚，陷入一种概念的内循环状态：不断有新的城市文学作品出现，却又始终不那么“纯正”。

　　当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研究，一般会追溯到1983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与会多数专家认为：“凡是反映城市人、城市生活的作品，皆可称之为城市文学。”但这个界定因为过于宽泛，很快引发争议，很多学者指出当代城市文学应该突出现代城市意识，要以“现代意识”为前提。同时，中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一些人认为的城市生活就是一种区别于乡村传统的西式现代生活。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先锋派文学，以及90年代一大批新生代作家对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借鉴与推崇，让文学的“现代意识”影响更大。因此，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都将“现代性”“现代意识”视为一种“内在规定”，“这几乎成为1990年代城市文学概念在整体把握上达成的共识”，“正是因为城市意识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研究者把城市文学纳入现代性范畴，‘现代性’研究逐渐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这种主导性范式的影响之下，21世纪之后的城市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很多人也将其视作一种必然的研究路径。如2003年王斌就直言：“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城市文学进行观照不仅必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一种必然。”虽然“现代性”概念本身足够驳杂，但作为“必然”的“现代性”，无疑也束缚着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用现代中国海派文学经验来界定“城市文学”，强调当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内涵，这当然有其相应的价值。但这种界定把京派、京味等相对传统的城市文学排除在外，限制了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视域，导致研究者处理当代城市文学问题时经常陷于尴尬处境。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当代作家基本都生活在城市，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同时也不断有学者强调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的作家普遍愿意回望乡村、讲述乡土故事，即便是以城市为书写对象，也强调自己并不了解城市。同时，大多数的评论家也把目光投放在具备历史厚重感的乡土文学领域，对城市文学保持观望，甚至以一种怀疑的心态对待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

　　如果只是从概念出发去寻找和分析文本，往往会限制我们的理论探索，甚至影响创作。当代意义上“城市文学”概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区别于“乡土文学”。为了概念的清晰，一些研究往往刻意让城市文学与现代、西方对接，而乡土则与传统、中国对应，形成了一种城市—现代—西方、乡土—传统—中国的二元化思维。但是，就像当代乡土文学不再只有传统一面，当代城市文学也不会只有现代一面。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是生长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学，必然有不同于西方、不合某些“现代性”理论的特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都习惯性地关注“现代性”相关问题，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现代意识和文化品质研究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即评论家针对个别的城市题材文本的评论往往能够论及其本土化独特性，但稍微宏观化一些，谈城市文学理论以及就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总体情况进行评述时，普遍都从“现代性”“城市意识”等维度进行批判或表达期待，似乎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不是由一部又一部的城市题材作品构成，似乎那些沾染了传统笔法、乡土内容的城市题材作品就不能视为好的城市文学。同时，21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评论，所使用的话语、概念都很有限，基本集中在“欲望叙事”“日常生活叙事”“消费叙事”“空间叙事”“物化”“异化”“困顿”“漂泊”“虚无”“荒诞”“自我”“主体性”等。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与21世纪以来城市文学自身特征有关，也就是经常被批评的雷同化、平庸化问题。但文学文本的同质化背后，也有当代中国城市理论、城市文学批评话语的单一化问题。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文学批评，所借鉴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波德莱尔、齐美尔、鲍德里亚、费瑟斯通、列斐伏尔等人的现代、后现代理论，不仅视野非常有限，而且束缚了我们对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的认知和想象。因为理论视野的局限，评论家对于作家在本土化、民族化方面的探索就不够重视。

　　走出概念的框定和单一化，让“城市文学”有更多的可能性，需要恢复“城市文学”的原初含义，回到1983年的“城市文学”界定中去思考。在那个表述里，“城市意识”不是唯一的界定词，它囊括了更广泛题材类型的城市文学。破除“城市文学”概念的现代性迷思，需要把“现代意识”视为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的内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前置定语。如此，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的题材、风格和精神特征、文化内涵才可能变得更为丰富。首先，京派文学尤其老舍、邓友梅等人的京味小说，黄谷柳《虾球传》等岭南文化色彩浓郁的广州城市文学，以及萧红、爵青等人笔下的北国哈尔滨故事……这些和海派文学一起，都可以视作现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源流和传统。其次，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而言，在界定某个文本是否属于城市文学时，不必先行争论、确立它的“城市意识”现代还是不现代，更无须拿它比附西方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的海派文学。中国有很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题材，完全可以开掘出内涵丰富的城市意识和多元并呈的城市文学风格。

　　差不多十年前，杨庆祥曾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化——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在一开始就与巴黎、东京完全不同，它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坐标，在内部和外部不停地改造自我和改造他者。在上世纪40年代，对于城市的改造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大概是文学上的典型代表。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写作中，这种东西被我们刻意压抑并遗忘了。青年写作者，比如‘80后’一代，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大概就只能成为村上春树的附庸，甚至只能成为安妮宝贝的附庸。中国的当下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时代，却同样要求生产出自己的‘城市文学’——真城市文学而不是伪城市文学。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属于谁？你的还是我的？你们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植根于当代中国城市生活，这“城市”不是想象的、他人的城市，而是生长于我们独特历史文化土壤里的城市。重构“城市文学”概念内涵，本质上是回归中国本土的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现实，结合中国城市的独特性来重新思考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区别于西方城市文学的内涵，这是将“城市文学”回归到我们生活其中的、属于“我们”的“真城市文学”。这是一种创作与研究的本土化回归，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寻根叙事以及文学中的城乡关系研究方面。

　　二、城市寻根与当代城市文学的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专注写“都市新人类”的邱华栋，2020年出版长篇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在后记里他写道：“北京已经存在了三千年，如果三十年算一代人，那么都过去一百代了。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记忆。因此，我们这些城市的过客和大地上的短暂栖居者，必须谦逊地对待城市。无论是作为城市的主人，还是过客，我们必将和城市一起生长。”“和城市一起生长”，这一表述可与其《沙盘城市》等小说的北京城市印象形成对比：“有时候我觉得北京就是一座沙盘城市，它在不停地旋转和扩展，它的所有正在长高的建筑都是不真实的，我用手指轻轻一弹，那些高楼大厦就会沿着马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去……”完成一部城市传记之后，庞大的北京城不再是陌生的、感官化的、浮光掠影的。写城市传，就是深入把握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脉络。作家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城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和谐。这“和谐”不是说作家开始放弃反思和审视城市，而是去除剑拔弩张的隔阂，形成更开阔、更深入、更持久的城市研究和文学书写。

　　作家加入城市传记写作的行列，是近些年中国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现象。邱华栋之外，还有叶兆言的《南京传》、叶辛的《上海传》、蒋蓝的《成都传》、叶曙明的《广州传》、黄国钦的《潮州传》等，加上“丝路百城传”丛书所涉及的城市传记，数目不少。这些城市传记写作的兴起，背后有西方城市传记著作的影响，像《伦敦传》《巴黎传》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研究出现了齐美尔、芒福德等人的宏观城市理论和城市史研究传统，开始强调不同城市独特的文化传统，于是出现大量的城市传记著作。强调每个城市自身的文明史，这对于中国城市文学文化研究而言尤其重要。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就有“中国没有城市”的论断，他是将中国城市作为一个单数的、抽象化的“城市”来与西方城市进行比较的，突出的是西方城市的自治传统。韦伯忽略中国城市复杂性的观点曾引起很多人的质疑，如罗威廉对汉口城市历史的研究就直接瓦解了这一观点。后来施坚雅、牟复礼等人也通过更细致的研究，阐述了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性。如施坚雅所言：“除非我们蓄意逃避，要不然的话，几乎任何有关中国城市的概括性命题，都必须加以详细说明，加以限定。”同理，讨论中国城市文学，任何总体化、概括性的观念，都要警惕它的有效性。中国地缘广阔，大大小小的城市数目庞大。中国的北方、南方城市、东部沿海以及中西部内陆城市等，有着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忽略不同城市之间差异甚大的文化地理，抽象地谈论中国城市文学的总体性特征，很可能就是以偏概全。

　　突出不同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性格，需要作家对自己生活的或者书写的城市有深入的研究。邱华栋等人写城市传是把握城市历史的一种方式，更多作家也是直接通过文学创作来完成这种城市文化寻根。“文化寻根”式的城市文学写作，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一种传统。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文学，除刘索拉等人的现代派文学之外，讨论得最多的是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刘心武等人的城市市井文学。邓友梅缅怀那些逐渐逝去的北京文化，他有随笔曾直接呼吁：“愿文化界朋友，为保持北京独有面貌多做点呼吁、游说工作。”其小说《那五》《烟壶》，以及刘心武的《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四牌楼》等，都是典型的“京味都市小说”，叙述的是北京市民生活的传统一面，突出呈现了北京风俗和市民世态。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市井人物》等“津味”突出的文化风俗小说，搜寻天津市井世界的奇人奇事，也是在挖掘天津城市的传统习俗。陆文夫热爱苏州的历史文化，曾说自己离开了苏州就无法写作，他80年代的小说《美食家》《小贩世家》等，关注和呈现了苏州市井百姓的生活变迁和文化民俗。“苏州城，一颗东方的明珠，一个江南的美人，娴静、高雅，有很深厚的文化教养，又是那么多才多艺，历两千五百年而不衰老，阅尽沧桑后又焕发青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陆文夫作为作家在努力地表达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同时，苏州的历史文化也塑造着陆文夫的文学风格。“苏州所给予陆文夫的不仅是故事的素材和人物的原型，而且是整个文化氛围和创作思维”。邓友梅、冯骥才等人也都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充满感情，有清晰的城市文化表达意图，同时也都乐于接受和承认城市对他们性情和文学风格的塑造。

　　当代带有“文化寻根”意味的城市文学，不止体现在北京、天津、苏州、南京这些文明古城的作家作品中，90年代以来上海作家的城市书写也很有代表性。现代海派文学为20世纪中国城市文学提供了现代感，当代上海城市文学又在城市怀旧、文化寻根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以王安忆为例，王安忆是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代表性作家，其80年代的小说《小鲍庄》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鲍庄》是以乡村为背景的，但这个作品的成功和影响力，给了王安忆转型的契机。作家葛亮指出：“在《小鲍庄》之后 ，王安忆不再重复类似题材的书写。或言之，放弃了大多数寻根作家一意执着边陲民族的边缘化审美取向，而投身于关乎自身的‘家族史’的追问之中。客观地说，这时的王安忆，并非缺乏‘寻根’的自觉，而是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而两者间却又彼此渗透。”她将“寻根文学”中相对宏大的寻“仁义”这一类民族文化的“根”，转换为替上海的个人寻家族历史和精神突变之根。上海是一座现代新城，不同于北京、苏州等文明古城，寻上海城市文化的根，最终都会落实到城市里的个人和家族迁移史。家族如何来到上海？个人如何转变为现代人？这些都是城市寻根的故事。“与倏然而至的‘西方’遭遇，‘经过种种转译和误读，“现代性”已经置换成了“上海现代性”。’这一过程便是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所致力寻找的上海之‘根’。上海自己创造出的历史谱系，也成为这座城市回首前尘的时候，在时空中或隐或现的‘他者’。”这一特征在《长恨歌》《富萍》《天香》等作品中都有较清晰的体现。2018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考工记》，在书写个人、家族史的同时，更补充了城市的“物”。“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同时还因为房屋里的人……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个人史、家族史与物/建筑的营造史相融合，王安忆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寻根”，越发地多维、阔大。

　　上海之外，近些年广州、深圳、香港等岭南城市的作家也创作出大量具有“文化寻根”意味的作品。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太平洋战争背景下香港城市保卫战的相关故事，属于岭南城市历史题材小说。他自述说：“这个故事的叙事任务决定了它不是要寻找一段历史，而是要重构甚至塑造一段历史和历史中人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人们面对的主要困境不是历史和文化的纯一性，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杂糅性，是它们引发的冲突和焦虑，所以，我的主人公需要跨文化和跨血缘的身份设置——实际上，你在近代历史中能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近现代的历史如何塑造了中国南方人的文化性格，这是邓一光诸多小说着力挖掘和表现的核心命题。再如林棹的《潮汐图》，讲述19世纪中国珠江流域中西文明交汇时刻的历史故事，也是在追踪广州、澳门城市文化的近代渊源。邓一光、林棹之外，聚焦岭南城市历史文化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吴君的《万福》讲述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历史亲缘；王威廉《你的目光》深入探寻广州客家人、疍家人的历史流脉；冯娜《佛从海上来》挖掘昙摩耶舍来到岭南、从佛山开始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的故事；葛亮《燕食记》聚焦岭南城市饮食文化，讲述广府粤菜的历史传承和在香港的生长融合历程，彰显广州、香港之间的历史和文化亲缘关系。可以说，近两年粤港澳城市作家的创作，普遍有一种为岭南城市文化寻根探源的意识，表现出清晰的文化叙事特征。

　　吴福辉论京派文学时说：“每一个文化地域绝非注定便能产生一种文化或文学的流派的。如果历史让它产生了，这个流派虽然很难囊括这块土地上一切纷繁的文学现象，却实实在在可以成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广州、香港、深圳等，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地理，它们不一定都能形成独特的、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学风格或流派，但作家自觉地开展文化寻根式的城市文学创作，是在为中国多样的城市文明梳理历史谱系，丰富中国城市文学的文化内涵。陈平原认为：“考古学意义上的都市，几乎与文明同步；文学家对于都市的想象，当然也应十分久远。”中国城市与乡村有着同样的文明历史，每个城市都值得当代作家、学者进行深入的文化寻根。“城市是文明的产物，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中国当代城市文明丰富多彩，只要走出现代性视域的束缚，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大有可为。

　　三、城乡融合与文学中的城乡关系探索

　　强调文化寻根的城市文学，表面看来似乎与当下中国人的城市生活经验形成诸多隔阂。“问题是，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络，无处不在的镜面摩天大楼，行色匆匆、衣着妆容千篇一律的都市白领……这是‘新城市’大同小异的面孔。被科技和现代化严格规划过的‘城市’，文学触摸传统的日常通道已经丧失了。‘传统’不在日常，而在‘景观’中。显然，面对这样的‘新城市’，寻根式城市书写必然难以为继。”文化寻根式的城市文学，是要为当代城市梳理传统、确立文脉。而“新城市文学”概念则更强调当下性、现实感，似乎要与乡土文学形成一个二元格局：乡土文学面向传统、讲述过去，城市文学面向未来、表达现在。有研究者认为，“所谓新城市文学，即是以新时期以来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群为主要关注对象，内容以描写城市特点为中心并向不同层面展开，表现不同于乡村伦理和生活的都市生活形态，展现作家个体的城市体验，刻画各类城市中的人物形象等的文学形态。”这个定义的限定条件是表现新时期以来的城市生活。同时，“新城市文学”的“城市生活”要“不同于乡村伦理和生活”，与乡村生活、乡土文明做明显的区分。这种界定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而言，其实过于理想化了。“新城市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背后的文学文本，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的发展。但深圳的城市文学其实也无法与乡土文明割裂开，因为深圳的作家普遍还在写着乡土故事，更为关键的是，深圳这座城是直接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当代新城，其本身不可避免地与乡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深圳的作家，还是深圳城市本身，都还在转型的过程中。乡土文明不仅是城市的根脉，更是深圳的生命器官。探讨深圳城市的文学文化，想与乡土文明做完全的区隔是不可能的。

　　务实的城市文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当代城镇化现状和城市文学文本现实，而不是设置理想化的标杆概念，围绕一些不切实际的审美标杆展开想象式的探讨。中国当代的城镇化，与乡村和广大农民密不可分，是一个在城乡融合基础上展开的过程。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和文学，也是立足于不同城市的历史传统，在不断地综合乡土、乡村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形成。十年前，孟繁华曾结合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认为相对于传统的乡土文明而言，一个与都市文明相关的新的文明在崛起：“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文明，显然包含着接收了农民、融入了乡土文化的新城市文明，这种文明目前还处于建构的过程中。当前，城乡融合意义上的城镇化还在推进，融合了乡土气息的城市文学也还处于参与建构城市新文明的转型过程中。

　　中国当代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大的城乡文明融合式转型历史过程，理解这一点对于当前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极其重要。作家如何呈现这种转型、评论家如何阐述这种变革，将会决定这一文明转型的大历史过程中个体经验的时代内涵。当前中国作家写当下的城市现实、城市生活，呈现的城市经验普遍有一种零碎感，有很多个体层面的破碎性体验表达，却缺乏总体性意义上的历史纵深感。对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总体性叙事，不同于前述探讨的文化寻根类写作，它不是去寻找城或人的历史流脉和文化渊源，而是在深阔性层面将个体的城市生活体验与时代性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关联起来。像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张欣的《掘金时代》、魏微的《烟霞里》等，虽是个体经验的表达，却能够感受到时代性的生存经验和精神历程。包括21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城市打工文学，作为中国城镇化历程中一种阶段性的城市现象，我们对这类文本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个别性的城市生存经历表达，而是要关联起城市文明转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把个体放到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历史中，看到个人的艰难，更看到城市发展、历史变革和未来命运。

　　对于中国当代的城镇化发展而言，城市文明转型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纯文化问题，它直接关联的是国家如何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不同阶段的城乡关系，直接塑造着一个阶段内城市文学的题材风格。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阶段内的城乡关系在文学中都有不同的表现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是陈奂生、香雪一般的向往城市，城市带有朦胧美。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导致的拜金思维开始反噬传统的生活伦理，很多人都在关注改善物质生活，乡村人开始想方设法成为城里人。这个阶段文学处理城乡关系，是呈现传统乡土生活接受城市生活的改造，同时城市逐渐变成欲望化、罪恶化的象征。21世纪初，随着城乡协调发展的推进，文学表达也必然有所反映。这个阶段城市文学的城乡关系书写呈现了农民进城的生存境遇，像东西、陈应松、李佩甫、王十月、孙惠芬等人的作品，普遍处理乡村人进城的题材故事，同时以《秦腔》为代表的一些作品表现了城镇化背景下乡土文明的衰败。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新时代以来的城市文学，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也有新的迹象：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回望乡村。这种回望不是之前怀旧的、诗意化的想象性回望，而是真正回到乡村进行新的文明实践。这不仅表现在一系列扶贫题材的作品中，而且很多城市题材小说也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为历史背景，讲述当代中国人的城市生活和乡土回望。像梁晓声的《人世间》，最后叙述的是旧城改造问题，是平衡新城与旧城的关系；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系列小说，处理的是北京城市与其周边、背后更广阔的乡土世界的内在关系；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写北京新一代人的落叶归根信念，也不忘书写乡土世界打工一代的回乡心愿；李凤群的《大江》写乡土人物走向城市的宏大历史，也重点写到新一代人从城市返回乡村、改造家园的经验，即便失败也很难得；林森的《唯水年轻》讲述到世界各地拍摄不同海域海底世界的青年叙述者，最终回到自己家乡的海域找到了最理想的景象，表现了极强的象征意味。目前这些“回乡”叙事相对微弱，相信会是未来城市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相关的文学城乡关系研究也必然出现新的理论导向和问题视域。

　　结语

　　以城市文明转型的大视野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历程和城市文学的城乡关系书写，这是以一个新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本土化回归问题。城市文化寻根和当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转型，以及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城镇化实践，都应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知识基础。中国城市不是没有历史的城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也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就能阐释清楚的对象。研究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应立足于城市的文化传统和城镇化的现实进程，以现代城市文明转型来观照当代人的城市生活经验。

　　文学要发展出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立足于中国城市文学文化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探讨这一课题，首当其冲的是恢复“城市文学”概念的广阔内涵和丰富意蕴，接通中国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突破长期以来城市与乡土这一二元对立的题材划分模式，结合中国城乡关系演进研究总结中国当代作家在城乡文明互通方面的文学探索。拓展这些问题的思考维度，将重构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视域，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提供本土化的城市文学批评理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