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研究的升温与城市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近年来，城市文学创作的比重日益增强，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这说明城市文学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领域。与之同时，关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会议密集召开，城市文学排行榜持续发布，城市文学研究的论文、专著逐渐增多。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备受学界重视，新话题的不断提出也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更新。海派文学、京派文学、苏州文学、天津文学、南京文学、大湾区文学、新南方写作等热议话题共同建构了多元的城市文学研究格局，体现出城市文学与时代情绪同频共振的新趋向。

　　笔者认为，在这些研究中有两个向度值得关注。一是文学地理学作为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形塑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和审美内涵；二是关于城市的情感问题，也开始得到研究界的重视。这些都拓展了城市文学研究的诸多面向，取得了许多优秀学术成果，但城市文学研究仍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一方面，这与城市文学创作有关，如孟繁华就提出在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丰富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其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而城市文学还面临“没有表征性的人物”“没有青春”及“纪实性困境”等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地理、文脉探寻用力颇深，对于城市情感、心灵状态的关注、提炼不够，也使得城市文学研究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开拓掘进的地方。

　　一、城市地理与经验差异

　　城市地理作为建构城市文学的重要维度，“不仅是空间和地理的生成与流转，也是精神的升腾与绽放”。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生活中那些物质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产生于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各种新理论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社科研究者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日常生活建构中的作用，使得从城市景观和文学地理学角度考察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文学艺术对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的地缘格局、建筑风貌与城市的文化心理共建彼此对应。帕克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因此，“文学”不仅是对城市的书写、反映，更是对城市的内在建构，影响城市意象的呈现，进而影响人们与城市的关系。如老舍笔下的北京、王安忆的上海、贾平凹的西安等，都展现出城市的光影与气韵。有评论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城市文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部分“新生代”和“70后”作家笔下才得以接续现代都市文学的“小传统”，“可他们的城市书写似乎带有表象性和装饰性，这些作家作为城市的主体，是否在写作中渗透了城市精神的自觉？的确，城市文学还是要基于一种城市精神，这种终极精神不仅仅只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它一定还有底层社会的冷暖自知”。 伴随着城市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武汉的市民文化、西安的“古都”情态、“繁花”的上海市声，以及叶兆言、葛亮的南京书写，邓一光、蔡东的深圳书写，等等，都释放了城市文学的多元性。

　　巴什拉称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区分是“人类界限的庄严地理学”。城市研究的文学地理学维度无疑拓展了研究视域，但也有评论者提出应对其局限保持清醒，如张佳的《对文学的地域性要善于“冷观”》提醒我们要认识到地域性是被“虚构”出来的，或是作家主动营造，或是读者、批评家阐释的结果，我们应当理性判断，在今天的全球化视域中，单纯强调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似乎已经稍显狭隘。毕竟，在全球化时代，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资本主导的方式打破了空间限制，城市生活的高压和快节奏使得市民的身份认同也在经受挑战。城市生活体现出同质化特征，政治、商业、娱乐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无地方性格的城市，已然失去了其身份和特点，缺乏独特的意象，这是许多城市文学书写存在的问题，因而需要研究者保持警醒。也有批评指出，以地域性作为城市文学的本质属性困难重重，难以剥离乡土且容易造成概念的泛化。

　　在城市文学地理研究中，仍多将城市视为自然地理空间与人文心理空间的双向建构关系。毕竟，城市文化对居民的精神品格、思想修养、处事态度、风俗习惯、审美趣味和行为准则产生重要影响。涂尔干提出每一种文化都会有其确定的准则用于调节人们的行为，每一种城市都会创造出一种城市精神，而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准则必然会内化为生活于其中之人的个性之中。在城市文学写作中，很多作家也致力于城市文化的发现，尝试提炼城市独特的历史地理和人文气息，思考如何凝聚成城市审美共同体。近年来，从各种城市传的密集推出，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城市书写的雄心。对于研究而言，在文本解读、提炼城市精神的同时，也会因研究者成长经历、经验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关注点。

　　同代人的关注和研究也需要共同记忆的精神暗合，如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唤起的多是同代人的历史温情。程光炜的文章《为什么要写〈繁花〉？——从金宇澄的两篇访谈和两本书说起》，以作家的两篇访谈和回忆录《回望》与小说对读，认为《繁花》更多是一部市井之外的自叙传小说。他的研究借作家的写作史来探寻其真实的创作意图，认为作为文坛的“迟到者”，金宇澄和大多数“50后”作家不同，虽然与各种文学潮流擦肩而过，但也走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既通俗又精英的文学之路。张旭东的《如果上海开口说话——〈繁花〉与现代性经验的叙事增补》，提出小说通过“寓言对应物”的方式让上海说话，在象征和寓意层面记录、传达上海本身的存在方式。《繁花》的人物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小说由上海市民生活的独特经验构成，以小人物的语言去建构意义整体。刘进才从俗语雅说和沪语改良探讨“上海味道”，发现小说“能够体现上海地域文化特色、上海人物的精神气质、行为风貌、文化心理，以及上海特有的民情风俗与话语方式等等”。

　　近年来，随着“80后”批评家的崛起，他们的研究更多关注同代人的文学创作和审美特质。如杨庆祥等提出“新南方写作”的地域美学，并从概念、文本等方面进行阐释。黄平结合自己的成长经验，关注东北一些青年作家对当时下岗现象和厂矿等城市空间的文学书写。这些新问题的提出为城市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并在研究中努力捕捉时代情绪。这些创作被命名为“东北文艺复兴”，虽然受到质疑，但批评家的助力使得当代东北文学在文坛内部和网络空间被广泛热议。“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也改变了之前东北文艺的“喜感”形象，“呈现出以创伤记忆和荒寒美学为主体风格的写作特色，确立了东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维度”。

　　城市意识也是基于社会背景、阶级身份、个人素质等多种因素构成，总结出一般城市市民意识及其表征，需要高度凝练和深层把握生活状况、心理状况。随着生长在城市的作家崛起，城市文学在表现内部差异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写作者不同代际的城市经验。如孟繁华提出的刘庆邦、石一枫北京书写，刘庆邦《到城里去》是从乡下人视角发现城市，石一枫多从城市人视角审视外来者，提醒研究者应审视复杂的城市创作及代际差异。和之前城市文学的史诗性相比，年轻的写作者更习惯从个体经验感知、书写城市。石一枫作为城市写作的重要力量，对其研究也呈现差异化趋势，多从文学史视域，强调其对于“京味小说”的承继，以及对北京“顽主”形象的新的描写。而其作品对于社会热点和痛点问题、命运和价值观的纠葛，并没有足够重视。因之，城市文学研究本身存在诸多复杂面向。

　　二、灵韵回响与现实观照

　　在本雅明的语境中，灵韵是美学经验即真实经验。汉森认为“灵韵可理解为‘空间和时间的奇妙编织：无论多近（或者，无论感觉事物有多近），都会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幻影、似曾相识感）’；灵韵可理解为一种感知形式，可‘赋予’某种现象‘回眸看我们的能力’，能张开眼睛或‘仰目凝注’”。赵勇认为，本雅明“灵韵”观的核心仍然是审美意味上的，“灵韵”和“经验”都指向了传统，本雅明对“经验的贫乏”和“灵韵的消逝”的哀悼要甚于他对新兴事物的乐观。在城市文学写作和研究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文学通过寻找历史的余脉，重构城市的历史和灵韵。

　　京派、海派仍是城市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毕竟，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中国文学中只有北京、上海能够形成某种文化形态的城市叙事。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期望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城市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居民中的具体体现。在京味儿作家老舍、邓友梅、叶广芩的笔下，北京丰富的历史资源得以充分展示。作为聚焦新兴都市的作品，王朔的军队大院、邱华栋的玻璃社区、徐坤的厨房广场、徐则臣的中关村，阐释着多面的北京形象，共同营造出“文学中的北京”。作家的写作打捞着古都的历史记忆，探寻北京的城市气质，也构建出城市的美学形象，呈现出北京的众生相。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兴起的浪潮中，贾平凹写古都西安的长篇小说《废都》，对于古城墙等城市历史、文化地标的反复书写就被评论家称之为“固执的怀旧”。尽管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有着市民世态、历史文化、欲望叙事的分野与多重表述，但城市历史的探寻仍是许多作家试图展望城市文化气质的重要趋向，而传统的回望似乎成为探究城市文学品格的必由之路。刘勇在评价北京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时提出，“无论北京文学呈现出怎样丰富的特征，它都无法离开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鲜明的城市文化风格”。90年代的城市文学涌现出一批具有城市地域特色的作家，如王安忆之于上海、邱华栋之于北京、张欣之于广州、池莉之于武汉等。21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古典意蕴更为凸显，如李佩甫的长篇小说《河洛图》对于中原康百万家族及儒商精神的传奇书写，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描写的哈尔滨，以及城市传记在建构城市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时，更为注重呈现城市的空间结构和文化性质。

　　城市历史的钩沉成为写作和研究的重要方面。文脉是城市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生长、发展，还反映了城市群体的价值观念。同时，文脉具有的文化延续性，能够形塑集体记忆。城市的文化底蕴也为人们提供心理归属感，并具有人文关怀的特质。如葛亮叙述南京的《朱雀》，致力于寻找南京的盛大气象里存有的那种没落而绵延的东西；《北鸢》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其新作《燕食记》从同钦楼的兴衰讲起，由香港的茶楼追溯到广州的酒家，在广东的饮食书籍、旧年报纸中，钩沉起民国时期寺庙庵堂的素筵、晚清举人的家宴等，以淡笔写深情，“又以饮食的传承、流变、革新轻松勾连起近代百年岭南历史”。而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勾勒城市的气质，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和载体承继。有评论指出葛亮的“中国三部曲”反复书写的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真实可感的食物与活生生的生命相联结，构筑了葛亮的‘现实感’，由此‘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

　　南飞雁也改变了之前“七厅八处”系列对城市人生活现状的敏锐关注，其长篇小说《省府前街》书写了古都开封20世纪的传奇。故事从1936年开始讲起，细密考证开封的老街道、古物、民俗和各个重要时期的历史文件等，描写开封城的诸多老字号和老建筑，如陆稿荐、豫盛和、包耀记、晋阳豫、德润和、又一新等。在南飞雁笔下，城市记忆更多成为一种风物、一种传奇。作品通过追忆开封历史，从日寇入侵、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写出漫长的20世纪人的命运漂浮，又以香港的数封书信打开了外部视野，形成文本参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背后，却有着中原人特有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人生哲学。南飞雁说写这部小说，更多基于自己对城市的好奇、对古都的历史回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代际作者在寻找历史时所呈现的文学想象，以及在历史的探寻中所发掘的城市记忆。尽管民俗风物成为城市写作的重要资源，但更多作家还是尝试从历史维度寻找城市的底蕴或意象。写作者多致力于发现城市景观、历史遗迹、文化风俗等普遍的、受到广泛认同的“集体记忆”。

　　怀旧性书写是具有选择性的意识活动，表明写作者致力于丰富城市书写的面向。如葛亮的南京古典美学、南飞雁试图提炼的开封云淡风轻的城市性格等。但不可忽视的是，怀旧书写将城市审美化的同时也应直面城市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历史光影的探寻固然可以重塑城市的审美共同体，但文学需要和时代同频共振，“身在城市之中”已成为许多人最切近的生活状态，其生存体验、生命尊严是否得到呈现和回应成为文学关注的问题。地方性成为新的文学生产概念的同时，也应直面当下问题，毕竟“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还有多种面向，如世情生态、市情商态、问题写实等不同脉络。尤其是“问题小说”式的写作虽然丧失了五四时期的启蒙冲动，但更多从平民立场书写城市改革进程中人们关注的现象或问题，仍具有普遍性意义和人道关怀。现在的城市研究更多从文学史视野、文化传统去考察、对读，而选择性地将城市的各种问题让渡到社会学或新闻学领域，甚至人的生命和尊严问题也讨论甚少，这就使得城市文学研究在捕捉或开掘现实的敏锐性方面仍显不足。

　　城市书写因和现实的同频共振更需要人文关切，从个体哲学层面挖掘城市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和性格的内在逻辑。对于城市文学而言，如何在城市景观再现和欲望表达之外，摆脱乡土的参照视角和西方城市书写的模式，从生活经验出发展开城市想象，成为重要的问题。城市文学研究应注重提炼城市人独特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尤其是灵魂的追求与挣扎，更应体现出与城市文明相适应的艺术力量，使得城市不仅仅是符号化的历史光影和现代化的各种景观，更有着直面生活的勇气、深刻的人道同情和人文关怀。

　　如周大新的两部长篇小说新作《天黑得很慢》《洛城花落》，分别关注的是老龄化问题和青年人婚姻问题。老龄化已成为我们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天黑得很慢》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英文版，说明老龄化是国际性的问题。但对于该作品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关研究仍多从治愈角度——“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来解读；或者从文学史钩沉——“另一部《活着》”——的视角展开。《洛城花落》更缺少学术性的研究。这也提醒我们在关注城市文学、打捞城市记忆的同时，应及时介入城市写作所涉及的问题现场，发挥文学研究干预生活的积极作用。城市文学不仅和青春、幻城、未来有关，其本身也存在很多丰富和复杂的可能性。如《天黑得很慢》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既有对其生活、情感和尊严的思考，包括具体书写的缓慢的衰老过程；也有对社会乱象的展现，包括对坑骗老年人事件的记述和讨论等，使得这部小说具有普遍的社会问题意义。

　　知识分子关于城市的智性书写也普遍受到重视，如李洱的《应物兄》涉及的知识分子精神溃败史，作为博杂之书营建的政商文三界各色人物，及文化乌托邦的幻灭。张柠的长篇小说《三城记》通过青年知识分子顾明笛的成长史，以及他在上海、北京、广州的城市经历，从沙龙、世界到书斋的人生之旅，探讨“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终结，他们要追寻的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意义”的重要主题。小说中的年轻人试图在变动时代里成长，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颇具现实感的主题。小说所书写的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如何面对世俗生活、面对市场、面对各种经济利益。“这种丰富性、多面性表现出了中国文化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试图承担的某种文化理想。”

　　这些创作多直面城市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提醒城市文学研究者应在古典美学意蕴、城市文脉的提炼中，及时跟进社会新问题，进而与时代及人生同频共振。地方性、语言、历史维度的确立，对城市问题如民生问题、环境问题、人物谱系等的关注，可以捕捉时代背后的城市意识。作为“文学绘图者”的作家以及城市文学研究者也应该真正走进城市内部，直面新的城市生活问题，展现城市文学的社会价值。当然，这也和文学的关注度下降有关，刘震云当年的《一地鸡毛》引起诸多感伤，也使得文学跨越时代，开启“市民人生”。当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使得社会热点迅速升温，又快速退隐。这也需要研究者以更为敏锐的感知去发现城市文学的力作，积极提炼其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使得文学干预现实、干预人生的经验得到有效的继承。尤其是对于文学接受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重提文学的社会意义尤为重要。

　　三、城市精神与心灵难题

　　城市精神应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中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也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根本所在。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提出，一个城市往往有多种精神，但主要精神只有一个，如巴黎是浪漫之城，耶路撒冷是宗教之城，蒙特利尔是语言之城，牛津是学术之城，等等。可以说，城市精神本质上是城市的文化精神，即城市的传统。在城市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也有研究者质疑城市文学写作。城市文学作品的热闹和繁荣发展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而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还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以表达出来，隐藏在城市人民内心的情感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李今提出的海派文学“以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仍具有启发意义。海派作家的思想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常识性的，正因如此，他们的创作才鲜明地显示出新市民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生气。对于城市文学来说，如何在生活状态之外提炼城市的精神形态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在面对传统和现代性的不同旨归基础上，城市文学其实承载着展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性格，以及如何在文学作品中立体呈现城市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组成的复杂的精神体系。

　　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仍属于被建构状态，城市景观的同质化客观上制约了作家们的城市生存体验，如千篇一律地描写购物商场、写字楼、咖啡店等城市符号。有研究者提出要提升中国城市文学的水平，就不能以写到了互联网、白领生活、股票市场、酒吧或者KTV等而满足，因为这些只是城市生活的表象。“城市文学从更深层次来说，关系到一种视野，一种气质。”何平提出如何理解城市，即文学之“我城”的问题。城市文学“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并期待“置身世界格局中‘异形’之‘我城’的中国作家为世界文学提供一座座文学‘异形’之‘我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城市心灵的处理成为写作和研究的难题。城市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城市，纯粹只是一种心智的满足。在不少文明中，城市追求一种象征着无心灵状态的棋盘形式。然而，文学中的城市不仅仅是典型的城市表象，更是一种心灵状态，可以避免城市社会学的形象演绎。但“由于城市规模巨大，人们之间又互不相识，所以生动的个人情感容易滋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突然被城市唤醒，然后又很快在浩瀚的城市感到无助并被淹没”。以至于有评论者提出：“作家的写作止于现象，止于大众的悲欢离合，和大众贴得太紧，缺少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游荡者，缺少对大众的震惊体验。在城市里，人群是风景之所在，要像浪漫派作家对待自然风景一般审视大众。要有一个波西米亚人的眼光，在大众之中又疏离大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获得独特的都市体验，写出元气淋漓的城市文学经典之作。”

　　心灵问题是中西哲学的共同问题，“西方哲学由重智能、知性而提倡‘理性’；中国哲学重视情感、情性，因而弘扬‘性理’”。西方哲学重智，中国哲学重情，心灵境界说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所在。心灵之境即境界，既有认识问题，又有情感体验问题。无论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其间的心灵体验都应是充满情趣的，是一种情境和意境。对于城市文学研究者来说，亦需从多学科审视当代文学创作实境和城市心灵的凝练。这样，城市就不仅仅是人们所处空间的简单生活记录，而是更多成为一种心灵体验状态，更能理解作为载体的城市文学的多重意义和发现城市社会的本真问题。尽管仍需规避城市是否是个人化的、孤立的经验，每个城市居民都被限制在自己的主观性之中的问题，但作家如何寻找自己的方位，描绘所处城市的整体，仍需个人化的观察和个性化的表述。

　　在变动的城市秩序中，城市文学研究也追逐对于数字、科技及景观的研究，缺乏对城市心灵的直面和反思。关于作家如何把握现实、思考社会，仍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那些对时代敏锐的作家称为“时代先锋”，在精神氛围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开始被头脑最清醒者注意到的时候，他们便敏感先觉了。在信息传输如此便捷、生活经验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作家如何表现城市心灵，如何展示独特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成为衡定作品意义的重要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贾平凹的《废都》不仅仅是古都的景观再现，更是写出了一些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幻灭；王安忆的《长恨歌》在弄堂、阁楼等景观之外，尝试发现的海派摩登“城市心灵”的续接。

　　《长恨歌》和《废都》常被分析比较，作为代表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西安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认为是“最中国”和“最有中国性的城市”，而上海则更多异质感，“最为西方和最为洋派”。时光流转27年，贾平凹的《暂坐》书写了城市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她们独立坚强，和“偶像”羿光的精神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暂坐”茶庄仍放置各种佛祖神像、书法绘画、几案古琴、瓷瓶茶具、玛瑙玉石等，这些特别具有城市符号感的场景和物件，映照出海若们的日常。“贾平凹通过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群像，从她们身上新与旧、雅与俗的多色变幻中，让我们读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暂坐》写出了西安近40年的历史，而对于贾平凹来说，小说并不仅仅是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还应有人生、生活的智慧。现代女性有着独立的生活、精神空间，而从长远看，人生也就是暂坐的过程。从《废都》到《暂坐》，不难发现女性改变了“依附性”境况，更加追求经济独立、人格自主。

　　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一个城市，不仅应注重发现城市物质的层面，还要探讨它的灵魂与生命的律动。宁肯、邱华栋、徐则臣、石一枫作为当下北京书写的代表作家，也在用文学的方式探讨城市心灵。在他们笔下，北京既有古城的沧桑、皇城的庄严，又有现代化城市的繁华和国际大都市的包容。无论是宁肯《中关村笔记》的现代高科技茶馆，还是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的小人物心态，以及邱华栋《印象北京》《摇滚北京》的社区人系列，抑或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国际视角，都体现出写作者对于城市变化的体察，以及对于城市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心灵诠释。

　　在杜威看来，心灵更多是文化传统背景下，在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意义系统。心灵作为时代的镜鉴，城市文学应该站在时代经验和心灵的前沿展开探索。作为时代镜像的文学，如何触及时代心灵，呈现出文学承载的时代精神，这在许多写作和研究中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几十年迅猛的发展和变化，使得城市成为中国社会巨变之中最前沿和最有活力之处，而我们需要有分量和有价值的作品反映这种社会巨变。写作者应该按照自己的背景、经验和思考发出独特的声音，“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的集体经验。用艺术作品展现他们如何生长，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一件必需的事。作家理应用自己的勇气、力量和想象力来关注和书写这片活力之地”。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现代化城市的种种新动向、新思想，结合地域文学传统在城与人的整体发展中寻找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诠释城市与人的心灵史，进而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美学原则，应成为更多的城市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