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突飞猛进，城市本身日益成为“文本”，成为写作与研究的对象，文学与文化的界限日渐消弭，这也促成了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视野从“城市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转向。城市文学研究因此得以突破原有的局限，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文化转向”“情感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身体转向”“日常生活转向”等各种理论“转向”的十字路口。在这场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中，“文学中的城市”作为“知识与文化的历史”，成为个人和国家命运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而“城市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城市文学文本性的深入剖析，超越传统的城市经验和认知，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在时间、空间、情感、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都有所突破。一个重要共识是，中国作家和学界试图脱离对“摩登”符号化的重现和描写，借助城市历史与形象的自我重构，在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内在世界持续开拓，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视野”及其本土现代性的追求。

　　一、“上海摩登”：现代性的冲击与反拨

　　晚清以来，对“摩登”符号化的重现与追求，是中国城市文学的重要印记。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是都市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也提供了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类似研究还包括陈子善编选的“摩登文本丛书”以及《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解志熙的《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张勇的《摩登主义——1927—1937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张屏瑾的《摩登·革命——都市革命与先锋美学》、旷新年的《另一种“上海摩登”》、刘建辉的《挂在墙上的摩登——展现欲望都市的又一表象》、吴昊等编选的《都会摩登——月份牌1910s—1930s》，以及梁荣春的《“摩登”杂说》、范富安的《“摩登”的两个来源》等。

　　李欧梵的研究突破了文学文本，从文化转型入手重绘上海史，本质是一种“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带有鲜明的波德莱尔、本雅明色彩，将城市及其文化作为现代人的庇护所。李欧梵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和游手好闲者分析“现代”，展现了一个浪荡子流连其中的不断商品化的新都市。彭小妍的《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进一步指出，“浪荡子的定义，首先必须靠他与摩登女郎的关系来界定。浪荡子与摩登女郎是一体的两面；她是浪荡子的自我投射——浪荡子对摩登女郎的迷恋，是自恋的展现。更有甚者，摩登女郎是浪荡子存在的合法理由：摩登女郎是他维持浪荡子形象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摩登”代表了一种浪荡子美学在中国的生成，是跨越了城乡、东西、古今隔阂的“永恒的旅人”才能推动的跨文化实践，它把现代主义带到中国，诠释了一种跨文化的现代性。

　　这一范式影响深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城市文学研究，而是转向对城市书写的研究。文学研究因此被拓展为城市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譬如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西式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唯美—颓废的现代都市文学和电影这三大领域构成的现代都市文化对海派小说的影响为线索，去探讨海派小说在文学观念和主题上表现出的独特的精神特征，海派作家在现代都市环境中从知识分子自誉为举托‘经国之大业’的神圣心理向社会雇佣者的职业化世俗心理转变的社会依据，以及海派文学作为现代新市民精神表达者的社会基础”。对于这一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特征，吴福辉有一个俏皮的说法，即“大马路文学”。相对于晚清时代的“四马路文学”，“大马路文学”显然代表了一种“现代人的娱乐姿态”，而非一种“封建的通俗文学”。叶中强曾将《海上花列传》看作一部以马路为文本架构的作品，以马路为线索，可以窥见城市空间的演变。吴福辉则以“现代”的姿态，指出发生在大马路的商店橱窗、影院舞厅、大型游乐场、无线电广播中的文学，虽然同样是“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但现代人的“享乐”是“新生”的，代表“现代”与“启蒙”，而封建遗老遗少的“四马路文学”象征着“传统”与“没落”。同样是以马路为线索展开的文学空间，但作为现代性产儿的大马路书写得以脱离通俗文学，获得独立且现代的身份。

　　“摩登上海”的想象，因此不仅是上海城市性的表达，也是对于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摩登”及其代表的现代性内涵，为城市书写提供时代的动能，也为评判文学价值注入了新的标准。城市文化相对脱离了旧的权力支配和规划，传统不再是一个笼罩在城市之上的必然的负载物，因此城市就拥有了现代的生活模式和自我变现的力度。都市作为一种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的庸常无奇中往往蕴含着高贵。吴福辉指出，从审美尺度看，“有根”和“无根”的文学无所谓优劣，只能看谁能表达到美的极致，又与“现代的”情绪直接关联到何种程度。如果仍然以中国漫长的乡土传统为参照系，那么相比乡土文学，京派、海派自然是“无根”的。不过，如果从审美尺度看，无根的城市文学也能表达美的极致，甚至走向“美的偏至”，同样是现代中国审美意识的一部分。

　　“摩登”一度被赋予了现代、进步、文明等内涵，形成了20世纪社会主流价值的言说，甚至构成了某种信仰。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现代性概念本身便是悖论的存在，往往被区分为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催生了对理性现代性的批判意识，文学艺术因此可以居于现代意识的中心，拯救对于进步的信仰。“它表明了一种终于清醒的现代性意识，那就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他早已明白，进步的百年理想必定意味着‘两种矛盾的观念，即自由与宿命的同一性’”。这也是以李欧梵为代表的城市文学研究的“摩登”范式试图对接的思路，但是面对“五四”作家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崇拜，李欧梵也坦陈除了少数例外（如鲁迅），很难发现真正的“颓废者想象”，也自然缺少审美现代性对理性现代性的批判。换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科学”“启蒙”“现代”等观念已经成为无上的新宗教，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消弭了，因此少有对“现代性悖论”的揭示。

　　早先城市研究对现代性的诸多概念的简单套用，有关公战秦琼之感。李欧梵等否认审美现代性在现代中国表现为一种清晰的美学原则，但对于现代性的多幅面孔，乃至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中外学者都有着清醒的认知。尤其是在本土学人对“摩登”与“摩登主义”（“Modern”与“Modernism”）的命名之中可见一斑。解志熙在《“摩登主义”与海派小说——〈海派小说论〉代序》中指出，使“现代”时尚化以至于庸俗化的文化消费和文学行为方式，就是“摩登主义”。虽然“摩登主义”不一定是“反摩登”，但往往为迎合大都市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趣味，一味追逐时尚、尖端、新鲜与刺激，复制“现代”所以貌似“现代”。“‘摩登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即马太·卡林奈斯库在《现代性的五面观》中所谓‘媚俗’（kitsch）是也。”可见，随着“摩登”向“摩登主义”的滑落，李欧梵开始反思上海都市文学并没有催生出真正的“颓废”（decadence）立场，作家们在道德和美学上缺少有意识地、招摇地培养一种自我间离风格，以此对抗资产阶级都市自以为是的人性论和矫饰的庸俗主义，而“矫饰的庸俗主义”便是解志熙所谓的“媚俗”面相，尽管缺少了颓废美中的崇高追求，但这正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特质。

　　相比于“五四”高举的“启蒙主义”，“摩登主义”依然符合现代主义的趣味，是波德莱尔所谓“自由与宿命统一体”。它既带来了审美的自由，也孕育了偏至的宿命，由“摩登”问题化而来的“摩登主义”正是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具象。因此，张勇的《“摩登”考辨——1930年代上海文化关键词之一》指出了“摩登主义”背后的批判性：“‘摩登’被赋予负面意涵，表明了在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的两种批判性倾向：一是对西方以消费为特征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的抵抗，二是对一味表面仿效西方的警醒。由于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息息相关，‘摩登’也就成为了诸种力量之间斡旋的场所，其词义、词性色彩的变迁，既是这些力量所形成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映射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诸种力量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张勇更重视“摩登”命名背后的矛盾性，正是在“摩登”与“摩登主义”的争辩与反拨之中，中国探索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摩登”与“摩登主义”的区别命名，表明研究者注意到本土现代性的特质，试图重构现代性的内部悖论，为中国城市文学独特的演化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当下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形成共识的是，源于西方文明史的“市民”“公共空间”等理性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以及“浪漫”“颓废”“唯美”等审美现代性概念，都不能无缝对接中国的现代化经验。集中表现在，中国城市文学现代性的独特之处并不在“颓废”与“唯美”的想象之中，而更体现在“摩登”与“革命”的关系中。张屏瑾的研究集中呈现了这一维度，“现代主义运动的内涵使摩登与革命从未停止过纠缠，这样的状况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种种政治实践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从而呈现出中国独特的城市经验。这笔遗产今天正面临着被人遗忘的命运，渐渐地只剩下了灯红酒绿的外壳，而它的内涵化入了世俗政治道德，被抽取为干燥不堪的陈词滥调”。如何摒弃“媚俗”外表的干扰，在“摩登”与“革命”时髦形式的表面关联之下，探究它们何以最终会被统一在同一种看待现代世界的感觉和眼光之中，始终是现代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其中尤为有价值的探索是，回到“摩登”的原貌——损毁现代性与建构现代性的统一体，深入“摩登”诸种面相的争辩反驳，呼应以鲁迅研究为代表的经典路径，那便是对反抗历史异化的文学书写、内在情感与生存体验的揭示。进一步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颓废—唯美”并没有真正主导中国的城市文学及其研究，而且须承认“摩登—革命”才代表其内在的精神向度。

　　“上海摩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文学现代性研究。一方面突出了“海洋（海派）”与“内陆（京派）”、“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民族”、“西方”与“本土”等一系列的文化对垒，为城市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摩登”时常被意象化、浪漫化了，涂抹上了时代的光晕，而忽视了局限于孤岛的海派文化的先天不足，往往也导向对西方舶来的单一现代性想象的崇拜。毋庸讳言，将以“上海摩登”为代表的现代性系列观念套用于中国城市研究，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隔膜，其局限性正体现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范式的不足。解志熙、张勇、张屏瑾等推进了对“上海摩登”研究的反思，揭示出“摩登”概念升腾背后复杂的纠葛，使“摩登”与日常生活、革命、文化消费、现代体验与想象乃至“反摩登”的多重关系得以呈现，而城市文学也被视为政治、社会、文化诸种力量之间竞争的场域。通过不断地调整与充实，中外学人逐渐为城市文学研究注入了更多本土内涵，特别是对“革命”与“摩登”内在联系的揭示，体现出中国城市书写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性想象的独特性，凸显了多元现代性的特质。

　　二、“都市乡土”：本土性的解魅与再生

　　如上所述，李欧梵、吴福辉、李今、彭小妍等学者，一反对于海派小说的负面评价，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摩登”作为一种书写策略和批评视野，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现代性的追求”“重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等话语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延续至今的命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系列讨论中，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存在着强烈的现代性焦虑，五四文学思想高扬理性，而缺少“现代性”思想中的非理性、反理性内涵，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依然是前现代性的。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摩登”范式其实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即便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书写，也很难被研究者完全归为现代主义文学。正是从反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杨春时、宋剑华等人的系列论述认为，20世纪文学属于近代文学，不属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应该被定位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因此以“海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学，是“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合理延伸。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王富仁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认为鲁迅《狂人日记》开启至今的创作方法应该称之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实际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王富仁甚至认为，反对“反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就是“反现代”的潮流，这两者在新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形影不离，这一特质归因为“中国现代主义”不同于西方，而具有自己独立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具体而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对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而中国的“反传统”针对中国的古典主义，而“反现代”意味着另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借鉴传统资源抵御单一现代性的冲击，为争取本土评价乃至现代世界的权利谋求精神的避风港。因此，前一种思潮孕育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而后一种思潮催生了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文学。王富仁的如上论述精辟独到。譬如茅盾、丁玲等人的都市小说充满了对历史封建性的批判，因此是“反传统”的，但是对极平凡的都市世俗生活细致入微地描摹，也处处揭露出现代社会的荒诞性，如此又显然是“反现代”的，以往这种双重性往往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而不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这会造成对中国文学问题独特性的遮蔽。“五四”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因此难免呈现出一系列难以调和的错位，而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困境。

　　“新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双重视域的交锋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现代性的契机。近年来中外学者逐渐回归文学史现象的内部，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实际创作心态和感觉方式重估现代性。其中“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王德威提出了流传甚广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而新近出版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进一步将晚明作为早期现代性的起点，事实上这一观点接续了从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嵇文甫到新时期任访秋等学人共同的探寻。胡适曾将宋代晚明以降的市民文艺追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远流，而晚明名士派及其市民文化，因为与现代文艺的情趣相似，更是启发中国学人以今博古，对历史展开种种现代意味的介入。如此看来，“新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是统一的。李奭学指出，这一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解范式，“都是一种中国和非中国因素的混合体”，因此现代中国文学“缘起”的故事，必然具有开放性结局。

　　现代文学的起点不断被“前移”事出有因，作为“开放性结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直存在认知局限，这也牵涉到对城市文学以及文学雅俗问题的评价。“五四”的新文学传统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传统的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但其本质依然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雅文学，这在胡适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论述中清晰可见。而对于晚清以来的鸳鸯蝴蝶派等新兴商品化的俗文学，五四文学则采取了排斥的姿态，与这一俗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海派文学、城市文学，自然也一直面临正名的危机。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对俗文学传统的认同，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对于晚明、晚清乃至宋代以来的市民俗文学传统的追溯便无从谈起。因此，范伯群等本土学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向前位移”的探索尤具价值。范伯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理应向前位移至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海派都市小说的流行，因为此时现代性的诸多因素皆已具备。

　　在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思路下，范伯群进一步提出“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这一嫁接概念的启发性在于，他把现代都市文化对接上了传统的乡土小说，而这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都市侨寓文学的内在特质，也是晚清以来通俗文学的美学追求。此类写出大都会从雏形、初建、轮廓、伸展、建成乃至扩张过程中的民情民俗民风演进的“都市乡土小说”，被认为是市民通俗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范伯群说，“现代化的历史或许可以说是乡土性的逐渐冲淡，而世界一体化的共同点的不断增强，但淡出并不等于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的泯灭”。这一研究范式试图超越雅俗之争，融会中西之长，打破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天然隔阂，重视文学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扩大了乡土文学的内涵，破除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之间的对立，从而将审美价值置于文学的中心，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特征。陈思和认为，这一研究范式“令人信服地叙述了现代文学的起点向前移位，不仅仅依据了思想文化的进步或者外来思想推动，而是强调了文学自身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只有从文学自身运动中寻找其发展规律，才是最贴近文学史本身的真相”。可见，与“上海摩登”对“世界”与“现代”的单向奔赴不同，“都市乡土”并不执迷于对历史、传统与乡土的祛魅，而以往文学史叙述中一些被忽略、被遮蔽的城市文学文本，得到重新发掘和评价。譬如《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由于作家来自本土本乡，能够书写本地民间生活而非异地的大都市生活，因而更加重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地方色彩与民族特点的更生，更能贴近作家作品和文学史本然状态，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城市文学建构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中国现代主义”，都旨在打破固有的近现代文学分期，突破过往研究范式的视野局限和历史局限，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通过将现代文学史视为一个内在连续性的整体，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城市文学独特的主体性。“都市乡土”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对都市分析派小说研究的补充，后者思考“ 普遍性”和“共同性”的问题比较多，“而对都市民俗的地方情趣的考察就比较少”。相较而言，“上海摩登”侧重于从“世界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视角解读上海的摩登史，对“民族主义”的探求较为谨慎。从“上海摩登”到“都市乡土”的范式转换，内含着凸显中国文学本土性问题的旨归，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本土性从祛魅到更生的历程，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

　　三、“都市中国”：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与超越

　　现代性在波德莱尔那里并不是用以区分古今的标签，而是一种对现代艺术新观念的倡导。对于一个有着源远流长乡土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城镇化无疑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冲击—反应”过程。然而客观地说，这一“冲击”还是有限的，“现代的诱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也许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相对于乡土文学“永恒的胜利”，城市文学从来也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胜利者，甚至扮演了“无法现身的大他者”。张法、张颐武、王一川在《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中则断言，历史证明了“‘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破灭”，因为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显现为一种“他者化”（西化）的过程，因此要提倡“中华性”，即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同时，又是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超越。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一双重继承的视野，体现了当代学人拉长现代文学生命线的努力。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交织的“错综相”，追求特殊的色和味。施蛰存的上海因此是乡土的外化，而张爱玲的都市内在又是乡土形态的“市声”，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忧外患之际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探索，都旨在呈现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野。如范伯群所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应该是“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近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当代中国学人敏锐感受到了这一巨变。其一是李敬泽提出“在都市书写中国”，其二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代表学者夏铸九也提出“都市中国”。前者注意到当下作家创作经验与本土生活体验乃至文学评价体系的总体关切之间的距离；而后者则希望把中国都市化进程与其再现的城乡关系联系起来，纳入全球化时代区域空间结构变迁的框架思考。可见，学界普遍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阐释框架为当下的中国经验命名。

　　李敬泽提出“在都市书写中国”，源于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体主导当代文坛的忧思。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便在城市，他们从根子上就是“都市人”，“他们不是从城乡对立的架构中去观照自身经验的，城市对他们来说不是前往或逃离的问题，他就‘在’这里”。他们脱离了“乡土”与“自然”，但是不能很好地处理都市之中“那些混杂的、未经命名的经验”，只能借用西方文学处理现代都市生活的经验，因此探索“在都市书写中国”变得必要且紧迫，这不仅意味着要回答“如何写作”，还意味着未来中国文学总体评价体系必将转变，因此也是重构本土书写乃至城市文学研究的契机。

　　由此可见，“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应当成为研究范式新的探索方向。其价值在于这一范式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在此视野下，近年的城市文学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恋物癖，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譬如张英进曾提出经典的中国城市文化的三重构形——空间、时间与性别，其中居于首要的便是空间构形。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文学的空间性因此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近年来，在古典城市文学研究领域，梅新林、葛永海、曾大兴、邹建军等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城市研究佳作不断，落脚于中国城市叙事的古今演变研究，聚焦从“乡土情结”到“都市意识”转变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从叙事形态、心理向度、空间意义等多重视角对中国城市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譬如葛永海的《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以宋前、宋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观照现代转型前的城市叙事，确立了“都城圣咏”“市井俗调”“城镇和声”“都市变奏”四个美学特征，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城市叙事的发展轨迹和演进脉络。

　　张鸿声曾批评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文学，“上承新感觉派，在全球化、西方化的想象中，却脱离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特性，再一次丧失了上海特征。不管哪一种文学，却都以丢掉‘上海’为前提”。这一迷失也促使21世纪的上海城市文学研究逐渐走出单一的“上海摩登”叙事，不再满足于“上海怀旧”或对全球化的种种想象。一方面，老上海十里洋场的风华回归一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切身想象；另一方面，又从地方性、历史性与人生意义角度对上海的历史进行祛魅与还原。譬如李芸深入分析王安忆笔下的弄堂和顾绣、金宇澄的街道与工人新村、夏商的浦东、王承志的同和里、程小莹的工厂、吴正的溧阳路等本土化想象，揭示花园、租界、弄堂、街道、工厂、城郊等不同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为城市书写注入浓郁的地方色彩。宋伟杰的《测绘现代北京：空间，情感，文学地形图》、张惠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以地域文化为考察中心》、朱军的《上海文学空间论：忧郁、理想与存在》、林峥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等则集中体现了“空间转向”的研究思路，提倡“深度质询下的文学中的城市”。地域化的质询揭开了怀旧、消费视域下的城市文学写作的无根状态，进而挖掘城市在“文化叠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严家炎在谈及海派文学研究时指出，“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以空间研究为角度，近百年来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主题——京派与海派、忧郁与理想、抒情与革命等得以辩证化阐释。上海是一个跨越城乡、超越中西的开放共生空间，这种对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向继承应该成为一种“作为方法的上海摩登”。这一方法具有普遍的效用，不仅要在大叙事中把握北方内在的伦理道德与敏感的意识形态触觉，也要直面南方微观人生的打造与审美化的人生书写，关注西安、哈尔滨等其他城市空间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在呈现人文、历史建构的图腾的同时发现微观的日常生活，在情感—空间的二元互动视野下建构可亲可感的城市文学史。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在全球现代性危机下，以一种“长时段”的书写，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其中从“南方”“新南方”走向多元现代叙事的范式转换，尤具时代特征。譬如蒋述卓、王德威、张学昕、黄健、李凤亮、杨宏海、王宏图、贺仲明、杨庆祥、刘小波、朱军等强调“江南”与“新南方”在当代文学中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更隐含了对“现代”的探求。“南方”被推崇为一种“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而“南方的诗学”乃至“南方精神”因此对接上了抒情传统、国族寓言、文人情怀、市民趣味乃至早期现代性的开端，成为全球现代性危机下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在对“南方之南”“新南方”的深入关注中，城市文学研究进一步超出了“海派”“租界”“南风”格调的统治，而衍生出传统地域视景外新生的文化气息。

　　对“南方精神”的追溯，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一种更长时段的现代文学书写，超越了以世代易变、政治更替为特征的“短时段”观察，深入文与野、中原与边地、羁縻与离散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新京派文学、新海派文学、苏州文学、天津文学、特区文学、岭南文学等得以水落石出，从而将世俗人情、时尚艺术、大众文化、妇女生活和空间地理纳入城市文化整体性的视野。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作为现代派的重要译介者和实践者，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王富仁所提倡的“中国现代主义”也建基于中国人自己的人生哲学，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主体感受与客观现实、人生观念是三位一体的。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猫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在张学昕看来，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小说文体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其中城市意象与抒情传统的对话，确立了中国文学的“可识别性”。本土现代性的生成呈现出多种可能，孕育于时空观念、人生哲学、情感意识、民族语言乃至现代精神深处。这正如巴特所说，文学应该成为语言的乌托邦。

　　综上可见，“五四”以来的文学本土化研究多局限在乡土文学领域，新时代的城市文学研究立足“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二元辩证思考，确立了多元开放的文学本土性概念。叶祝弟辨析全球地方化、发明传统与城市再生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这一书写策略“表面上是通过发明传统，重复讲一个过去的故事，实质上是以倒退着走的方式指向城市的未来”。从“上海摩登”到“都市乡土”再到“都市中国”的研究范式转换，基于文学本土化的传统定义与民族资源，将全球城市、在地化等概念不断纳入城市文学本土性问题的讨论中。这一讨论依然在持续推进，城市文学的范式转换既要兼顾市民文学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也要在现实生活中汲取文学本土化的新鲜经验，还要顾及全球化时代现代性与西方文学资源在中国语境中的合理吸纳，进而在全球城市与本土实践的激烈碰撞中识别出作家作品的本土化因素，并最终建构更为独立的学术话语和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学研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