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印度洋作为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越来越受世人瞩目。这里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印太战略的核心区域。但是，目前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对该区域的整体性研究还相对较为缺乏。就学术研究而言，印度洋区域史从未像大西洋史、太平洋史那样受到足够的关注。这固然与后两个海洋同欧美毗邻有关，但也与这片海域在东西方学术谱系中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有关。随着印度洋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其历史认知亟待深化。基于此，本文尝试厘清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脉络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可能路径，以期为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更多地方知识支持。　

　　一、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历史脉络　　

　　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起步相较于大西洋史、太平洋史较晚，大约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近年来，西方学者对印度洋区域史的研究有较多新成果，但其学术谱系实际上是多元的，其研究受到多个史学思潮的启发。

　　首先是年鉴学派和地中海史的典范作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于1949年出版，1973年推出英译本，对印度洋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布罗代尔在1979年又出版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增加了对亚非地区的论述。受布罗代尔影响，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也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搭建其宏大结构，从1974年到1989年陆续推出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利用依附理论回应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中心对边缘的剥削等问题，延展了布罗代尔的研究，并且在其论述的空间框架中为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留下了一席之地。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在1991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则将这种世界体系向前延伸到13世纪的蒙古时代，欧亚大陆和印度洋世界成为其探讨的中心。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也关注到印度洋世界，讨论了从东非、土耳其、伊朗到印度乃至东南亚的广阔区域是如何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

　　如果说以上是对布罗代尔开启的讨论的延续，将印度洋纳入问题域，那么以下历史学家则直接借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书写“印度洋”的历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受布罗代尔影响的印度史家基尔蒂·乔杜里利用长时段和总体史方法对印度洋进行结构主义剖析，注重季风、地理等因素，对印度洋的多元整体性进行了历史建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于1988年和1993年先后出版的两卷本《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也模仿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2015年他又出版了《东南亚史》，更是充分借鉴了年鉴学派的风格，从环境和物质文明开始，通过长时段的地理结构、中时段的经济趋势、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展现东南亚的漫长历程，并且充分运用了全球史观，堪称印度洋史的最新力作。21世纪初地中海史经历了生态史转向，布罗代尔的影响再次增强，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Pearson)就是从生态史的角度重述了印度洋史。

　　其次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区域研究对印度洋周边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全球战略的需求，美国以政府为主导、以现实为导向，展开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在大学设置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如耶鲁大学的东南亚项目、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霍普金斯大学开创的非洲史项目。在政府和大学之外，跨国公司如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的私募基金会也对区域研究予以较多资助。除了传统的欧洲和拉美研究，美国的区域研究还关注近东和中东、非洲、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几大区域。此外，美国的区域研究还注重跨学科方法，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如东南亚领域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非洲史领域的科廷、沃勒斯坦等，其研究亦围绕印度洋周边展开。最近几十年印度洋区域的研究仍以美国学者的作品居多，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但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围绕在印度洋周边的区域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各成一体地进行研究，缺乏跨区域的观照。直到近年来，这种现象才开始有所转变，注重跨国性，体现在2004年和2014年先后面世的两部印度洋史著作中。近年来，福特基金会注重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增加了对全球史项目的资助，哈佛燕京学社也开始侧重南亚研究的项目，这些都体现了美国对印度洋地区的愈加重视。

　　最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美国早期的区域研究就是借鉴了欧洲经验。欧洲学者在印度洋史研究中别具一格。1900年前后，法国在越南设立了法兰西远东学院（EFEO），且注重从埃及到越南的学术网络和机构建设，马伯乐（Henri Maspero ）、伯希和(Paul Pelliot)等都受惠于此。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德尼斯·龙巴德（Denys Lombard）的爪哇研究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应用到东印度洋史研究。法国的高等试验学校（EPHE）注重古代东方研究，而由布罗代尔分化出来的“第六部”，即高等研究院（EHESS）虽然强调多学科方法，也延续了对东方的关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也是重要的印度洋地区相关语言和研究机构。新一代研究者依然关注印度洋周边。这与法国历史上在印度洋拥有不少殖民地有很大关系。曾以印度为中心建立“第二帝国”的英国更是如此，18世纪在印度加尔各答创建的“亚洲学会”（后来发展为皇家亚洲学会）及其《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客观上为英国海外殖民统治提供了智识支撑。20世纪，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和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东方研究机构。英国对印度洋世界的研究还体现在人类学领域，英国的人类学正是在印度洋地区进入了黄金时代。此外，荷兰、德国学者近年来也颇为活跃，如R. J. 巴伦兹关于阿拉伯海的研究，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utak）的海上丝路研究，都保持了前沿性，且注重对印度洋世界进行整体性观察。

　　此外，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学者也积极从事海洋史书写。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一大批亚非国家获得独立，这便激发了本土历史学家开始侧重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角度展开相关的历史研究。东非甚至出现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其注重本土非洲人能动作用的做法也影响到印度洋的历史书写。毛里求斯史家奥古斯特·杜桑强调从其所在的群岛出发看待印度洋（包括查戈斯群岛、塞舌尔）。到20世纪末，坦桑尼亚史家阿卜杜勒·谢里夫注重殖民时代之前的东非史，关注斯瓦希里城邦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

　　同样，印度在战后也出现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印度洋史叙事。印度史家在书写印度洋历史时经常以印度为主体，最典型的就是乔杜里。但不同于乔杜里注重欧洲商人和美洲白银等外部因素，阿欣·达斯·古普塔则强调印度本土商人的作用，将近代早期的印度作为中心考察印度洋贸易史，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印度学者，一直影响至今。针对沃勒斯坦以西方为中心、以亚非拉为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印度史家经常强调印度洋地区在历史上的中心性，注重以印度或印度某区域为主体进行跨印度洋的历史研究，且集中于近代早期，特别注重商业化最为成功的古吉拉特地区及其与东非的联系，凸显了印度商人在印度洋周边的主导性活动，与西方中心论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分庭抗礼。

　　澳大利亚一向对印度洋有很大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即已出现印度洋史的书写，如澳大利亚史家阿兰·维利耶。此外，澳大利亚学者于1993年和2003年先后推出了两部《印度洋史》，在综合性研究上有较大突破。前述研究东南亚的安东尼·瑞德也是澳大利亚学者。由于处在印度洋东侧，或许有感于极端的生态环境，澳洲学者能够从较新的视角出发进行印度洋史研究。

　　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海上丝路较为关注。近年来，以中西交通史、郑和研究、海外华人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为基础，云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开展了与印度洋史相关的研究。

　　正是在以上多方共同努力下，印度洋史研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加速发展，到20世纪末已蔚为大观，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则愈加成熟，并且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印度洋区域史的最新拓展 

　　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印度洋史在20世纪90年代起日益挣脱国别史和区域史的束缚，愈加重视印度洋内部及同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与物的流动、生态环境变迁、文明交流与互动，并且对以国家为中心和以帝国为框架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

　　第一，印度洋史研究不像传统国别史那样仅关注单个国家，而是更加注重跨国流动，并从以往重视精英的历史研究过渡到重视底层民众，其研究对象从殖民者转向当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史的发展趋势一致。在印度洋地区，印度人和华人契约劳工是人口迁移的主体，也有来自非洲、阿拉伯的人群在印度洋地区的“流散”。

　　印度人视角下的印度洋史对印度史的冲击较大，印度传统并不鼓励人们出海，但是从印度洋的跨区域交流来看，古罗马时代南印度就与埃塞俄比亚、红海一带有贸易交往。南印度的泰米尔商人在宋元时期远达泉州，也大量前往东南亚。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人一直与东非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帮助了达伽马从马林迪驶抵印度；18世纪时，古吉拉特商人携带纺织品到莫桑比克换取象牙，与携白银从南美来此购买奴隶的商人交易，构成了连结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棉布—白银贸易。古吉拉特以北的信德地区商人也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孟买是印度洋周边人群流动的重要枢纽，帕西人（巴斯人）、犹太人经由这里远达广州、上海。孟买同马来人聚居的开普敦、武吉士人聚居的新加坡等多元化的港口城市一道，遍布印度洋周边，可以为重新看待国别史和区域史提供新的角度。

　　19世纪起，殖民者的扩张给印度洋地区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帝国对种植园的推广亦造成印度洋人口更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借助英帝国，印度的劳工大量进入了从南非的纳塔尔到太平洋的斐济这一广阔区域的甘蔗种植园，以及桑给巴尔的丁香种植园，锡兰的茶园，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缅甸、泰国、越南的大米种植地等。虽然英国在1834年废除了奴隶制，但其在印度洋周边的种植园劳工需求量大，这便促使其从孟加拉等地不断输出契约劳工，直到20世纪初，东非修建乌干达铁路时还有大量劳工前往。英法殖民西印度洋岛屿时，也吸收了大量印度劳工，甚至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构成。迁移者当中不乏精英，甘地便是其中一个典型。19世纪初，阿曼帝国崛起背后，也有印度商人资本的帮助，尤其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虽然作为帝国的代理人，实际上也利用了英帝国和阿曼帝国为其自身谋利。同样，位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的齐智人也将大量资本投向东南亚。印度商人在东非象牙贸易、也门咖啡贸易、海湾采珠业、印度棉纺织业等领域都有投资的传统。由他们连结的印度洋史自然是超越国别史的，当然也对国别史有所补充。

　　华人也是印度洋人口流动的重要构成部分。18世纪的东南亚甚至被称作“华人的世纪”。从明代中叶的海外华人离散社群到1860年《北京条约》允许华人劳工出境，印度洋沿岸的种植园、锡矿金矿拉动了华人海外网络的形成。东南亚出现了杂糅的峇峇社群，华人也通过庙宇和祠堂与家乡保持联系。19世纪后期起，大量华人劳工（“苦力”）涌入南非、东非等地，笔者在南非调研时还曾在开普敦档案馆中查阅到20世纪初华人入境时在警署登记的大量资料，这些还有待更多深入研究。

　　生活在也门的阿拉伯人和东非的非洲人也在印度洋地区广泛流动。人类学者何永盛从也门泰里姆的文献入手，研究了“哈德拉毛大流散”。阿拉伯半岛南部哈德拉毛地区的苏菲派很早就有到东非、印度西海岸和东南亚的传统，甚至与中亚布哈拉也有密切联系。反之，哈德拉毛也成为朝圣地。18、19世纪大量哈德拉毛移民来到印尼、东非，形成广泛的家族网络和强烈的身份认同，深刻影响了所到之处的宗教文化。苏菲派圣人也被视作航海者的保护神，其神龛遍布印度洋沿岸，到轮船时代亦是如此。事实上，也门也是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枢纽，12世纪前后的开罗戈尼萨（Geniza）文献中就记载有不少犹太商人经由这里连结起埃及和印度，15世纪时这里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地。同样，非洲人在印度洋周边也有流散， 除了被运往毛里求斯等地的种植园，还有一部分黑人精英在近代早期到了印度德干等地区建立政权，如抵御马拉塔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扩张的马利克·安巴尔（Malik Ambar），近年来都在史料中被挖掘了出来。这些研究体现了印度洋上迁移者来源的多样性，他们共同缔造了印度洋的历史，但在过去，这些人群是没有声音的，如今被重新发现，也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史学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人口迁移模式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契约劳工的处境要优于后者奴隶贸易中的奴隶，死亡率远远低于19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北美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影响了种族关系和社会结构，印度洋显得更加多样化，这里的迁移者除了非洲人，还有大量保持了很强乡土联系的亚洲人，然而，东非以外地区的奴隶输出却很少受到关注。而且，东非不仅向外输出奴隶，也是劳工输入地。但目前学界仅对荷兰在东南亚、法国在马斯克林群岛，以及1811—1830年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旺的劳工输入有研究。总之，从东非到毛里求斯、波斯湾、印度，再到东南亚，整个印度洋形成了一张人口流动的大网。尽管如此，为何印度洋的“奴隶贸易”没有像大西洋世界那样对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产生影响，两地的人口流动和种植园经济为何对社会结构有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第二，印度洋史研究更加注重物质文明，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史、疾病史和环境史。人的流动离不开其背后的推动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商品、物种、能源。如果说新、旧大陆之间有“哥伦布大交换”，那么印度洋地区也存在“达伽马大交换”和“麦哲伦大交换”。

　　作物的分布和物种的移植，极大地形塑了印度洋地区的面貌。前现代时期，奢侈品贸易构成了印度洋商品流动的原始动力，如东南亚、马拉巴尔海岸的香料，阿拉伯的乳香和马匹，东非的象牙、黄金，波斯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同时也有大众消费品，如古吉拉特的棉布在东非有很大的市场，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地区、东北部的孟加拉地区也是优质棉花产地和棉布织造区。这些棉布为欧美所需，由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一直延续到晚近，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商品流动促进了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交往。欧洲人到来后虽然融入当地原有的体系中，但也改变了作物的分布，如17世纪荷兰对印尼香料种植大肆破坏以实现垄断，还在印尼开辟了咖啡豆种植，在苏门答腊北部高地发展出特有的曼特宁咖啡。苏门答腊西海岸到18世纪还被开发以种植胡椒。这时期，荷兰人在爪哇、法国在毛里求斯发展了咖啡和甘蔗种植园，以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需求。对茶叶的需求也使英国将中国的红茶移植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东北部的大吉岭、阿萨姆等地。19世纪末，英国在桑给巴尔发展了单一的丁香种植园，在东非大量种植咖啡和棉花，还从巴西将橡胶偷运往马来西亚栽种。这些物种极大地改变了印度洋周边的作物景观，种植园对劳工的大量需求也推动了大规模的人群流动。

　　矿产和能源也极大地促进了劳工在印度洋地区的流动。18、19世纪，缅甸、泰国、马来亚等印度洋东部地区的银矿、锡矿吸引了大量的华人劳工下南洋，亦使怡保、吉隆坡等华人占比很大的城市发展起来。1851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形成了相对于美国旧金山的“新金山”，大量华工被运来。不久后的1866年，南非又发现了兰德金矿区，也吸引了大量劳工。印尼和海湾地区在20世纪初发现石油，更是极大提升了印度洋的地缘重要性，尤其使海湾地区成为当今重要的劳工目的地。

　　印度洋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也加剧了微生物的传播。最典型的就是霍乱。这种甲类传染病最早起源于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地区，1817年开始在加尔各答暴发，19世纪又出现好几拨大规模霍乱，基本上都是从这一地区传播出去的。1817—1822年的霍乱摧毁了曼谷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传播到爪哇，使得12.5万人死亡，也传播到海湾地区和东非。1835—1837年，由于麦加朝圣活动，霍乱便由朝圣者传播到了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从拉穆依次传播到桑给巴尔、基尔瓦、莫桑比克。1865年，霍乱再次从麦加传播到新加坡和爪哇，也再次传播到东非内陆，在沿海致死3万人，一直传播到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西北部。

　　对于这些疾病的传播，殖民者难辞其咎。为应对疾病，殖民者也在印度洋周边展开自然知识的搜集和整理，这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毛里求斯、马德拉斯、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都是热带植物和医学知识传播的枢纽。这些知识最终由“植物猎人”汇聚到了伦敦邱园等欧洲的植物园，构成西方对东方知识霸权的来源。和知识一道传播的还有物种，而物种的流动又改变了环境。一个典型案例是桉树。19世纪中叶起，为了驱散瘴气和经济目的，澳大利亚的桉树被移植到印度洋周边，由于适应能力强而迅速扩张，但并非全部成功，在南非的栽植就严重破坏了土壤，造成水土流失。印度洋周边的巴西、印度、泰国、中国也都引进了桉树，但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气旋、海啸等自然灾害也受到研究者重视，如1817年孟加拉地区第一次霍乱背后的季风紊乱因素，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大爆发与多处大饥荒的关联，1872年飓风导致的桑给巴尔丁香种植园转移至奔巴岛，等等。百余年来，印度洋地区是各种气候灾难的频发地，这与帝国干预、人群流动、资本投入有何关系，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第三，人与物的流动又带动了思想和知识的流动，以及世界观的传播。印度洋地区不仅是一个商品交流、人来人往的通道，也是一个不同文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区域和体系，因此也呈现出多元文明共存的特征。

　　实际上，印度洋地区一直是多元文明并存的地区。印度洋西部受近东闪族文明影响，古代犹太教在红海两岸亦有较大影响，7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崛起使伊斯兰教传播到波斯湾、东非一带。阿拉伯人在东非沿岸建立了斯瓦希里城邦，与非洲人共同缔造了斯瓦希里文明。印度洋东部则受印度文明影响较大，印度教和佛教在东南亚广为传播，甚至被法国学者G.赛代斯称作“印度化国家”。伊斯兰教在南亚、东南亚传播较慢，虽然8世纪初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传播到了信德地区，但直到10世纪末才在突厥人的扩张下从北方内陆进入印度。13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东南亚一带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通过贸易和传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沿海地区最为典型：古吉拉特穆斯林通过坎贝湾港口推进印度洋贸易，出口腹地的纺织品；在马拉巴尔海岸，出口香料的港口卡利卡特、科钦等的印度教统治者往往欢迎穆斯林商人来此，客观上使港口成为传播伊斯兰教的节点；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穆斯林商人也得到泰米尔印度教统治者支持，与斯里兰卡和印尼联系密切。

　　东南亚在14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伊斯兰和上座部佛教的海岛/陆地分野。安东尼·瑞德将15—17世纪的东南亚宗教发展称为“宗教革命”：一方面是上座部佛教在中南半岛的扩张，由斯里兰卡传播至缅甸、泰国等地；另一方面是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伊斯兰化，苏门答腊岛西北的巴赛成为最早的伊斯兰政权，马六甲海峡沿岸还兴起了马六甲苏丹国，爪哇的伊斯兰化很晚才结束了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政权。关于爪哇的伊斯兰化，也有学者根据当地史料指出其与郑和及华人穆斯林的关系。

　　伊斯兰教和后来基督教的传入并未完全取代本土宗教，印度本土还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存和纠葛，印度教也随劳工和移民到达东南亚和东非，而汉传佛教也随着华人社群广为传播，这些体现了印度洋地区的文明多元性。

　　第四，印度洋史研究中重新思考了欧洲帝国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本土政治体和帝国、民族国家的传统范畴加以反思。

　　大航海时代起，帝国的确给印度洋周边带来了很大影响，如新的交通工具和现代技术、建造了一大批新的港口城市，工业化和种植园促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苏伊士运河拉近了欧洲与印度洋的距离，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然而，印度洋世界依然延续着本土的传统。葡萄牙扩张时期需要与奥斯曼苏丹、古吉拉特苏丹、亚齐苏丹等不断斗争。印度洋周边政权相互关联，苏布拉曼亚姆的研究表明，即使欧洲人到来以后，印度与奥斯曼、波斯、东非、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联依然非常密切。本土政权仍有较强的主动性，奥斯曼帝国甚至也在印度洋进行“大航海”。印度洋地区的历史研究俨然从过去注重欧洲帝国的殖民转向考察欧洲人到来后印度洋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可以说，这是对帝国史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本土传统的重新认识。荷兰、法国、英国在印度洋周边的经营都没有彻底改变本土的传统。此外，19世纪在印度洋西部还崛起了跨印度和东非的阿曼帝国。同时，非洲南部也出现了本土的祖鲁王国，而印尼的亚齐政权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被荷兰彻底征服。这种较强的本土延续性，使外来的帝国不得不充分考虑当地政权和民众的诉求。因此，印度洋史研究也更注重地方和区域，越来越从本土的传统出发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半个多世纪的印度洋史研究体现出越来越重视跨区域、突破国家视角的特点。这延续了年鉴学派的传统，也与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经济、政治和思想变化有关。经济上的全球化，政治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思想上的底层视角和多元化趋势，都助推了这一学术变化，并且使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大的进展。　

　　　三、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全球路径　　

　　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最新拓展显示，其全球路径正在形成。这与近年来区域研究正在出现的全球转向、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以及印度洋周边需要应对的共同的气候问题的出现不谋而合。

　　20世纪80年代，印度洋区域研究开始从印度中心主义向东南亚本土视角转变。注重从“曼陀罗”的视角重述东南亚各国的本土特征，即没有固定边界的政治体，统治者被视作神在人间的代表，但其与臣属的关系并不固定，为了避免小国向其他大国效忠，统治者还要通过不断派人巡视强调其权威。类似的曼陀罗会在周边繁衍，权力中心不停转移，其控制较为松散，疆域变动不居，边界具有弹性。同时期也出现了“尼加拉”的概念，将仪式作为统治者维持权威的关键，人类学家格尔茨对巴厘岛的研究提出了“剧场国家”的理论。这些都体现了东南亚权力变动频繁和以仪式维系权力的传统特征，而印度则通过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及其《政事论》体现出来，即为防止臣属同其他国家结盟，要控制同盟者，孤立和摧毁敌人。这也影响到了东南亚。然而，被忽视的是，14、15世纪，印度沿海地区出现伊斯兰化，伊斯兰教的宇宙观对东南亚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而穆斯林的朝圣、劳工流动则强化了印度洋不同地区的联系和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存。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印度洋地区，才能准确把握。

　　面对西方主导的印太战略，以及全球价值链在印度洋世界的扩张和转移，如何避免冲突，建立共识，和平发展，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印度洋的历史和多元文化。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缺乏对跨区域地区联系的重视，而这不利于我们塑造完整的世界图景和构建整体的世界史观。特别是对印度洋周边区域的互补性和相似性，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例如，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沿海的信德、俾路支、锡斯坦等地区，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地区，孟加拉地区，也门和阿曼沿海地区，东非的斯瓦希里地区，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这些跨国地区和海域以及海上岛屿在国内很少被研究，却对于理解这一区域的国家很重要，也有助于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港口研究还有待于历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地理学、生态环境等多学科合作深入。

　　此外，越来越频发的气候灾难使印度洋越来越成为一片“共同的海”。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印度洋的许多岛屿面临覆顶之灾。生态环境视角下的印度洋史将会成为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也需要我们在印度洋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开发互惠项目、多边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全球视域下的印度洋区域研究体现了世界与区域、国家与地方、陆地与海洋、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都被置于新的平台上重新思考，而印度洋所支撑的跨国交流和文明互动也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分析单位构成了冲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摆脱西方中心论，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探索当代国家间关系的新形式。而这需要我们既超越冷战时代僵化的“区域”研究，将不同区域联系起来考察，同时又加强区域史的视角和在地性的研究，重视以往研究所忽视的空间维度，提炼新的文明话语，展现中国视角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结语　　

　　除了将区域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视域，区域史研究本身还要注重跨区域和区域间的比较，超越西方话语生产机制中形成的“区域”，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强对区域的理解。一方面，深入、全方位地展开对区域的研究；另一方面，避免区域的中心化倾向，注重区域比较，以及在更大的区域尺度上进行研究。就印度洋区域研究而言，实际上还涉及东非研究、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等领域，这些区域研究之间应避免画地为牢，防止不相往来的局面，而且要运用比较、联系的视角，在对各区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将印度洋周边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而对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做出补充，使我们对该区域的认知更加完整而全面。

　　海上丝路沿线的多元文明如何共存和互鉴，如何汲取印度洋世界的经验，避免冲突，维系共生、和谐相处，从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角出发，探索人地关系良好发展的规律，全球视域下的印度洋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区域史研究平台。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