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国内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一项日具规模的精神文化活动。东方外交史内容和材料极其丰富，体系框架自成一体，展现了多学科的聚合聚能优势。在时间上，它涵盖了从古代以中国和东亚世界为核心的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至20世纪下半叶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在空间上，它将整个亚洲作为外交史中的东方，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与这一地域所发生关系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它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若干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宏观考察。史学研究者将东方国家外交史从以政治或文化角度进行的传统史学书写，拓展为注重国家与民间多层次交流、交往与交汇的文明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将外交史从叙事记述深化为理论分析和深层次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应用理论、发展主线、关注重点与分析模式等都在酝酿新的重大变革。基于此，本文在回溯东方外交史研究兴起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的最新研究进展，特别就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略抒己见。

　　一、重构东方的东方外交史研究

　　汉语对“东方”一词的界定，首先是源于地理学概念，指太阳升起之地，与西、南、北三个方位词相对。“East”和“West”是西方的说法，“不过最早区分二者的很可能是一支东方民族，也就是大约活跃于公元前二千纪的古亚述人，他们用Ereb或irib表示‘日落之地’，用Asu表示‘日出之地’，即亚洲。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存在可以区隔二者的自然边界，而且他们也没有给这种划分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由此可见，“东方”一词本是说话者为了表述方向而使用，是相对于说话者本身而言的地理方位。近世以后，伴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间的交流不断增多，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扩大，对“己”与“彼”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对“东方”和“西方”的判定也融入了地理、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乃至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又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词义上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受说话者的特殊目的影响而被异化。普通大众、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眼中的东方必然不同。当然，本文仅讨论史学之“东方”，但究竟何为“东方”？

　　不可否认，在学术上最早将“东方”视作整体研究对象的是东方学。它以地中海为界，将其东部广大地区（主要指亚洲）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又以宗教、文化为依据将“东方”在地域上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且以近东研究居多。大部分学者认为，东方学最早代表作品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埃及、巴比伦、古波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描述。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遥远而富庶的“东方”更是刺激了欧洲对东方的极大兴趣。其后，在西方扩张背景下，一批描述“东方”的作品开始出现：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编写讲述东方人文风俗的游记，学者编撰关于东方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著作，等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这样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1873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被视为东方学确立的标志。此后，“‘东方’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概念被普遍接受，不少学者在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曾将东方纳入视野，如哲学家黑格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歌德等”。东方学在西方的不断发展使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俄罗斯圣彼得堡、美国波士顿等地都先后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机构。“总之，无论在历史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还是在中国学（汉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日本学、东南亚学等国别或区域研究领域，西方的东方学都有着长期的积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健全学科建制、采用先进研究方法等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作为一门学科，东方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功能和影响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讲：它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根据这种说法，‘东方’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是一种假想出来的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中国沿海的广大地区共享的文化，是将相互矛盾的旅行家的故事和若干不诚实的学者的论述拙劣地拼凑起来的作品，目的是使欧洲殖民势力可以对完全不同的各个民族施加政治影响。”在这种话语体系下，西方首先被确立为文明、进步的同义词，西方价值观和西方秩序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东方在西方一词的参照下，就从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特性、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群体。对于这种差异，人们往往认为是世代历史记忆使然，而意识不到自己叙述历史的方式和话语体系是否存在偏颇，意识不到自己用西方史学中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逻辑方式去评判与西方相异的东方，进而不自觉地夸大“西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弱化“东方”，这本身就有失公允。因此，当东方以崛起之姿重回世界舞台时，为“东方”正名就成为东方学者的首要任务。

　　史学研究者应正视历史与人的感知和现实需求的关系，重视历史与时间乃至空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如何建构和阐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如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书写与评价连接历史与现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书写，既是为了保存类属的集体记忆，也是为了构建人类的共同历史。构建人类共同历史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形成人类共同的历史认知和历史价值观，确立历史阐释的人类最大公约数”，而“追问历史阐释的人类最大公约数，首先要消解西方中心史观的话语霸权”。要消解西方中心史观的话语霸权，尤其是消解在东方历史相关问题上的西方话语霸权，首先就是要构建东方话语权。“建立建设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史学科中派生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概念、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研究的成果。……要建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正本清源，彻底清算中国史坛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根据已有的材料、国家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构建全新的外交史理论体系”。东方学者发现和审视东方，这亦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近代以降的很长时间内东方与西方的交流都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流。巨大的东西方差异为“西学东渐”铺平道路，虽然其后出现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但也主要是集中于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而所谓的东方学则是以研究东方文学和文化为主，未能涵盖更广泛的诸如历史、政治、外交、经济等其他学科，笔者也不由得担心“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在东方诸问题的研究方面，东方学者任重而道远，责任重大。已有的史学经验证明，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对史学工作提出不同的时代课题。现在，探索东方国家外交史的发展历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总结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互动与互融的经验，这些都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学者的共同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东方历史的“局内人”，东方学者对自己历史的反省梳理和深刻总结才更可信。显然，孤立的国别外交史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形势需要，旧的表达形式与理论结构已经过时，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为一支突破旧规范的新生力量，在诸多史学探索中大有行稳致远之势。

　　二、东方历史的自我书写与审视

　　近年来，各种新的史观不断出现，但不论是文明史观、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还是生态史观，都在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地研究历史，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类交流交往活动。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范式的变革是人的思维方式的进步，也是史观的进步。历史的事实或者说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这是以遵循科学方法解释和研究历史的学者普遍接受的假定和追求的最终目标，“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为接近历史事实，研究者不断探索，构建出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近现代以降，在探索和构建各种研究视角与理论方面，西方学者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对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亦是如此。“东方学”的产生和发展即是基于东方是西方之边缘的世界格局和深厚的东方主义的意识背景，其展现的东方是西方认知和评判下的东方。但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旧的东方观、亚洲观或王朝循环史观已经过时，不能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新鲜活力与时代感召力。

　　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为东方人构建“自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东方诸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2006年10月至今，“东方外交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13届，来自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框架、体系、应用理论、发展主线和研究手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应用，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主体，多国、多地区参与的研究趋势。总体来看，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拓宽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类活动的科学，传统的历史书写是以时间为序，由此也产生了关于时间与空间的问题。顾名思义，东方外交史即东方国家和地区对外交往的历史，因此界定和阐释外交与对外交往是学界争论东方外交史时间起点问题的关键。东方外交史与传统的外交史不同，东方外交在外交形式和指导思想等方面也与西方外交理论相异。东方国家的早期外交活动相对有限，而且常带有掠夺性质，“外交”既非东方国家和平处理国家间事务的手段，也没有使东方国家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因此，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东方外交的评判标准，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实际情况。

　　当然，用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史替代整体的东方外交史亦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参与，共同造就了东亚、东南亚文明圈和外交圈，以及西太平洋贸易圈，这些文明圈、外交圈和贸易圈的存在证实了古代东方外交的存在，也证实了东方外交具有一个广阔的空间范围，其活动范围远比欧洲大得多。结合西方“东方学”对东方空间范围的看法，考虑到历史连续性和历史研究整体性特点，当前东方外交史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亚洲。

　　第二，突破了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狭窄范畴，关注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间的相互作用，关注国家力量对外交圈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将经济史作为东方外交史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认为正是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下，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形成了一个有着普遍经济联系的区域共同体，这些区域共同体或借助陆路，或借助海洋，在内部和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和互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特别重视古代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力在国家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如“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概念的使用与发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经济对国家间交往的促进作用，更在于首先证明了在这一网络中，东方各国都是贸易交流的受益者。同时，证明了经济力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漫长历史进程，它的兴盛是区域内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衰落是由于国家力量未能持续发挥作用所致，更是国际大环境压迫所致。

　　强调国家间、地区间重大的经济、文化交往与互动，并不表示外交史研究刻意减少了对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交往的书写，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贯穿于整个外交史研究中。更确切地说，东方外交史研究关注的是那些被传统外交史研究忽视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在地域上表现为不囿于国家界线的各地区间、各民族间的交往，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非政治交往，在形式上表现为政府与民间、战争与和平、直接与间接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交往恰恰是东方国家重新崛起的历史动因。

　　第三，以大历史的视角对待和研究东方历史。受全球史观影响，东方历史研究者日益强调把东方历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中窥其全貌。究其原因，一方面，东方各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如近代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其社会转型与变迁自然也与西方不同，而东方国家的历史轨迹恰恰是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的最好证明。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东方历史进程的快与慢、停滞与进步的参照物都是欧洲历史，学者写出的相关著作也都是以西方对东方的影响作为编撰角度。

　　在建立东方外交史研究体系时，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地翻译引进国外历史著作，包括史学理论、观点与方法，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不自觉地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将西方史观与分析模式作为构建与评判东方历史的标准，甚至以西方标准去裁剪东方历史。这显然无法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程。当务之急是重新发现和整理材料，同时吸收国外相关研究的合理内核，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实际上，东方外交史研究也是将大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叙事方法。在东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渐进式和生产方式的单线式发展这一传统观点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以区域间交流为代表的横向历史，存在着以物质生活资料贸易为纽带的国家间关系，存在着一种东方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宏大，对古代东方历史的叙述和评价不再是短时期的历史阶段划分，而是将数千年的发展作为一个长时段，在宏观上进行归纳。这种叙事手法和研究方式吸收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观，以及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并将它们融会贯通到了整个体系构建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和发展，是与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相伴随的，也是以国家的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四，通过多角度、跨学科地解读历史，运用新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东方外交史研究显示出开阔的视野与锐意创新的精神。近年来，史学研究应多元化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和应用，外交史构建中可见政治、历史、外交、文化、经济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交互运用。东方外交史研究将东方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络相结合，考察古代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欧亚大陆南北两方多民族、多国家间的交流与互动，在交流中看到了东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

　　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与交汇过程中探究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东方外交史书写和评价东方历史的重要内容。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组织与发展的连续性等方面是高于西方的。思考整个东方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总体进程中的东方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特征，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

　　东方外交史研究从大文化角度观察东西方文化在东南亚的冲突和融合，从政治、文化与外交相互作用的角度比较东西方殖民主义的异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精神活动的产品。不同学科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同，但都认为今天的文化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较过去发生了深刻变化，是一个多维概念。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文化时代，每种文化体系之间都存在差异，但每种文化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学习。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表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更证明了文化从特殊向普遍，从民族向全人类，从地区向全球转变这一性质。同样，东西方文化传统、政体结构和国内政治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和欧美国家对外实行殖民政策时从形式到内容的不同。

　　此外，东方外交史还从文化学角度比较和思索了近代中日两国民族觉醒与东西方相互认识问题，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待二战后东方国家卷入东西方冷战的问题，从外交史角度分析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为国家崛起而实行的外交政策，等等。而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整体性崛起、“一带一路”与东亚合作等现实问题也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关注的重点。

　　可以说，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展现丰富的内容，最大程度体现了东方国家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点，体现了东方国家之间，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文明交流的双向互动性。

　　三、多维视角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何为“东方”？为何“东方”？既然我们都认为，“东方”一词已经具有地理、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含义，包含着人们在特定时空中的历史思考，而且很明显，在我们的语境中，“西方”已不再仅指代地理位置位于我们西边的欧洲，而是一个泛指欧美的大概念。据此，我们应该在一个超越与“西方—欧洲”相对的维度上，审视“东方”本身，根据既有材料重构东方历史，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同时，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史学研究者也面临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问题这一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目的之一在于建立中国话语权，以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阐释中国历史。

　　基于此，一方面，东方外交史研究突破传统研究中的国家界限，关注特定历史时期跨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从东方外交圈，西太平洋贸易网，东亚、东南亚文明网，汉字文化圈等视角解读东方历史。在上述网络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被平等地视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都被视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既消解了“西方—东方”二元对立，也消解了解读东方历史时“西方”这一参照标准，更加尊重人类社会是随着人类活动逐渐突破地区间界限而走向联合的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东方外交史研究强调在长时段中观察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东方外交史研究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方国家和民族只有缓慢发展阶段，但没有停滞，正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所说，几千年来，地球上拥有最先进的文明和技术水平的社会“都位于北非、东亚、南亚以及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强调对东方历史的研究要有东方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打造阐述东方历史进程的叙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阐释东方国家、民族和地区，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历史的，是一种使用本土资源，以东方历史研究者为主体叙述东方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式。

　　东方国家历史悠久，外交内容与形式复杂多样，需要认真总结、挖掘和继承。东方外交史是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重要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肩负着总结人类文明交往经验、促进国家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使命。东方外交史研究在长时段和大视野中探讨和发现东方的历史轨迹，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以民族国家书写历史的西方史学范式无法适用于书写所有的国家与地区，更何况今天的东方国家和历史上的东方国家虽有传承，但并不一致，因而寻找东方世界共同的时间结点，成为东方历史研究者的共同使命。如前所述，研究和考察西太平洋贸易网兴衰演变的历史就是探讨东方世界共同时间结点的一种有益尝试，对思考当今西太平洋地区重新崛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在研究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和今日西太平洋经济圈时，如何看待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们常说，“择物而贵取一处”，更何况东方外交史研究能够选取历史悠久、内容宏富、思想深邃的东方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东方外交史研究以时间作经、空间作纬，从纵向看历史发展，从横向看国家间（地区间）联系，为我们构建了一幅名为东方外交史的宏伟画卷。它将东方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起来，使东方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动点，让人们看到这一地区具有世界其他地区外交史都无法比拟的特色。我们强调“东方”的视角，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亚洲文化、外交和对外关系，通过批判性分析，指出并纠正西方对亚洲文化及对外关系史的误读、误解和误释。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学科建设向前推进的。实际上，东方外交史研究不仅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论”，因为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是各执历史之一端，而非全部。东方外交史研究倡导改变以外部视角构建“东方”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以本土视角；改变在界定东方历史研究对象时以“西方”作为参照标准，取而代之以在承认“东方”具有地理空间相对性的基础上，认识“东方”在历史空间上的独立与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方外交史研究是要在“西方”之外，以“东方”叙述世界历史，从而丰富人类对世界历史的叙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吕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