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多维立体的，仅从单一视角研究与阐释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何以开启和引领文明新形态远远不够。我们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的高度，从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三重维度分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特性、社会主义属性以及新型现代化方向，这对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定位、文明定位和世界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缘起：文明与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与时代课题，我们应明晰其立论前提是“新的文化使命”何以谈其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何以生成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厘清文明与文明形态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文明的动态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现实指向三个维度。究其本质，以上三个方面都关涉“文明与道路”的哲学问题。一方面，应从元理论的视域阐释文明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道路反哺文明的更新这一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视角，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高度，揭示其所内蕴的民族性、世界性、现代性特征的方法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首先，文明与文明形态的表征。广义层面的文明表征为由物质基础、文化活动、制度设计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系；狭义层面的文明则与野蛮相对，意指人类社会进步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明”首先被界定为与野蛮时代、蒙昧时代直接区别的时代概念。文明的基本属性与特征通过一定的文明形态所呈现，包括纵向发展、横向比较和内部结构三个方面。从纵向上来看，文明是一种过程性术语，具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与特征，正如摩尔根所言，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马克思主义指出，文明是发展的过程，从时间性上表现为“古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其演进路向是社会主义文明或共产主义文明。从横向上来看，即文明的空间投影，显现为多民族、多地区的多元文明实体共存，彰显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明特质。从文明的内部结构来看，文明是多种要素构成的全方位实体，囊括物质生产资料、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和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形成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整体性文明形态。可见，文明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理论范畴，既体现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又表明了各个民族具体路径和实现形式存在的差异。文明还是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体，既阐释了文明的多要素内容构成，又展示了各要素的有机统一，融合于文明体的普遍发展规律和特殊实现道路中。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文明的动态关系。文明决定道路的生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现代文明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逻辑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定具备历史继承性、社会主义性、独立自主性、现代科学性和对外开放性的特征。其一，文化和文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并具有强烈的历史继承性，中华文明具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仁者爱人的价值观、兼容并蓄的文明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这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平与发展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互鉴的、辩证发展的道路。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其二，作为社会主义文明之中国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坚守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与其同时代的一切文化精粹，建构携手并进、共存共荣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本表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化形态、文化内涵和文化使命等方面的全新视域，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了全新的文化范式。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又旨在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新的阐释，以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于一体的文明探索、文明实践和文明追求，其中包含三重建构因素：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分别呈现出这一新型文明的民族性逻辑、世界性逻辑和现代性逻辑。因此，从开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自己国情和时代特征同时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的新型文明、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是破解西方现代性难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

　　二、民族性逻辑：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特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和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者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呈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呈现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廓清了何为现代、何以转型等系列问题。

　　一方面，是承接过去、主动自觉的历史逻辑。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在“中国道路”的生成中逐渐完成，并伴随着解决民族危机的内生动力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外在冲击。继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沉沦与蒙尘中开始思考自身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型，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如何对待中西文明开展了不间断的探索，在全盘复古与全盘西化的争论中寻求中华文明的新出路与变革之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道路的生成奠定了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赓续中华文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在西方文明的引进与中华文明的转型中为中国道路夯实了物质基础和现代化要素，造就了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是特性突出、有机统一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孕育和铸就着积极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部要素、核心内容、现实定位。突出的连续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勘定了“民族性”色彩。“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的创新性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与进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其实现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唯有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方可为之。突出的统一性作为文明的内向政治功能，为国家统一奠定了文明论根基，“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大的政治定力。突出的包容性作为异质文明的相处之道与文明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内部多元和谐并存的新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突出的和平性作为文明政治功能的对外显现，“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既所属不同领域又彼此有机统一。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理论，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三、世界性逻辑：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重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着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文明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已成为超越西方文明的更高人类文明形态，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当代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文明的发展既决定道路的生成也随道路探索而创新，这就决定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首先，应辩证审视苏联社会主义文明，包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研判。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源于现实需要，“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时俄国的时代问题——落后的俄国如何在不西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要明晰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何种理论价值，我们必须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清晰的定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著称，强调客观必然性和阶级斗争，这不仅有效论证了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对于苏联社会早期的思想启蒙和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快速的工业化，完成了苏联早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但是，它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蕴含的人民性和实践内涵。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宣传的主旨思想并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高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质，恰恰是从人民性立场出发批判科学技术理性和主张以能动的实践改造世界，后一方面正是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哲学批判。因此，苏联早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只是苏联早期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只适合当时苏联经济、文化落后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是作为推动苏联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综上，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一个版本，是为解决那个时代背景下俄国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应运而生的。因此，不能从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进而推演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这种无辩证反思的认识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也不符合历史现实的发展。

　　其次，应在扬弃中重塑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观念的“传统”何在？这是在扬弃中如何“重塑”的关键之所在。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以苏联社会主义为代表，它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成果作为社会主义的普遍模式、将苏联早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哲学。简言之，“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观念的“传统”在于日趋僵化的教条主义忽略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和时代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历史的生成中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模式，其在吸取经验与教训中逐渐摆脱了传统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底色，同时兼具民族性、现代性、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在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实现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创新、对社会主义文明意蕴认识的跃迁。

　　四、现代性逻辑：现代文明的东方超越

　　从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现代化在文明话语的历史生成中出场，作为表征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理论范畴和叙事方式，它揭示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代进步样态，因此，文明的走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化的走向，现代化是文明史的进程。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我先故我在”的定式思维使现代化进入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误区，集中体现在其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直接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撑。它主张：基于启蒙思想的现代化方案具有普遍性，西方道路应当成为其他所有文明的命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华传统文明的积淀与滋养中，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反思与重塑中，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中，中国式现代化改变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世界版图，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塑着世界文明。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华民族特色的统一，是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目标与“路径依赖”多元维度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现代化的价值领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理性哲学的超越。西方现代化所依靠的理性哲学对“理性、科技、资本的推崇，从多个方面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把理性理解为人的同一性本质，但却走向了反理性的极致”。总之，这种以工具理性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无法克服资本逻辑的种种危机，物质欲望膨胀、两极分化严重、对外扩张掠夺、种族问题泛滥、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成为揭开西方现代化自由、平等、博爱虚伪面纱的现实动力。相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其价值遵循和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成果。这一价值理念确立了历史理性、实践理性和辩证理性统一的现代化原则，致力于实现“人民本位”代替“资本本位”的现代化选择，揭示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化条件。

　　二是现代化的实践领域，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一方面，从“现代性”的总体特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以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唯工业化”片面发展。另一方面，就现代化具体领域的实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实现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形式化民主，在经济领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超越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文化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三是现代化的目标领域，表现为“全人类解放与发展”对“中心—边缘”体系的超越。西方现代化基于“依附论”，以“中心—边缘”体系作为既定规则实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统治”，以此形成的现代化一元性话语霸权排斥差异性，但其无法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中国式反思”，在对“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的洞察中，一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困境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旨在为全人类的发展前景作出阐释，同时沿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敞开方向，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高度指导下，使其文明理念获得具体而现实的客观内容。

　　综上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现代性逻辑”彰显了这一文明的发展高度，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文明高阶提供了中国路径参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生成与开创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其所体现的人类文明特性与共性的统一也会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深、走实、走出特色、走向世界。

　　五、守正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体系建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三重逻辑是同一种文明形态的三重视域、三种表征，既相互独立又体现了内在的有机统一。民族性是中华文明的自身发展逻辑，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接过去、保持自主的传统路向；世界性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内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向未来、秉持本质的道路定向；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蕴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异于西方、生成现代的历史走向。民族性是基础，社会主义是底色，现代性是旨向，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开创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延续、何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何以代表人类文明的时代精神和先进方向，其关键是在守正与创新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建构，使其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双重语境中彰显力量。

　　要完成好这一重大世界历史性课题，或可从厘清三个基本问题入手：中国共产党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就上述三个问题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何以阐明的角度切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揭示了其自身具有的四个特征，即中华民族的风格、现代性的高度、社会主义的底色和新文明的品格，其均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生成与道路实践中，表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文明创制中不断推动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在自我革命中，形成与中华文明发展相匹配的政党形态，又反哺新文明的生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因此，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二是“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要求。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其具体成果是在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同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度，中华文明更具现代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更具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更具自觉独立性。三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文明互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品格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反对舍人从己和丛林法则的功利主义价值追求，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不搞党同伐异小圈子的和平原则。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何以可能的角度切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叙事，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再现特定时空内的现代化事件，其关键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继承与发展中形成一套内容全面、逻辑自洽、论证严密的自主的话语体系，以引领世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完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这一自主的话语体系，包括“陈述性命题”“解释性命题”“评价性命题”“预测性命题”和“对策性命题”。其一，陈述性命题回答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什么的问题，即何为这一话语体系的研究对象的问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社会主义的底色的，引领世界走向新的文明形态。其二，解释性命题回答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什么的问题：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需要、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需要、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改变现代化世界版图的实践需要。其三，评价性命题回答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发挥效用的问题：对内表现为促进政党的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的转型、促进现代化理念的更新，对外表现为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新国际秩序的生成。其四，预测性命题回答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作出前瞻性思考的问题：包括中华文明在转型中如何取舍、如何正确把握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经验教训、如何避免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渗透等。其五，对策性命题回答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决文明危机的基本进路的问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必须坚持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主的话语体系建构，在厘清并回答上述三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阐释中，在“两个大局”时代背景的统摄下，在“一带一路”等现实条件的支撑下，强调并推动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平等与交流互鉴，“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巨大张力和强大包容性，在保障各民族的文化权益中，有效克服西方文明“唯我独尊”的霸权统治，回答文明作为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举的重大时代与历史课题，开拓文明的创新空间，引领文明的发展方向。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