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更新与重塑是形成良好城市环境品质的过程，尤其是当城市建筑风格与类型标准化、生产材料大批量使用、地方性情景缺失等社会与经济趋向导致城市环境品质逐渐下降时，如何利用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历史来再生产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空间，以走出当代城市形象同质化的困境，就成为城市空间更新与重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马修·卡莫纳（Matthew Carmona）在《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中所说，文化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的各种选择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塑造和强化了他们的环境，并在其中形成象征意义”。城市空间的文化再生俨然已成为当代城市应对挑战、迎接机遇的核心要务。实际上，以文化为导向的空间复兴已经在中外重要城市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将重点放在博物馆等大型文化机构上，强调历史遗址的整体再现，打造历史性的微型立体城市景观等，这些成为北京前门大街、重庆磁器口、成都宽窄巷子以及巴塞罗那等实现多样性文化的空间性视觉再现的具体策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部分城市文化空间再生的具体实践中，改造后的旧建筑与整体环境的割裂、重建后的历史街区沦为充斥着仿古建筑的商业街、全球化逻辑对地方情境的蛮横入侵、原住民对重塑空间的认同感缺失等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由此出发，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场所”概念，基于空间与场所之间的内涵差异，探讨如何借由当代城市空间重塑与文化再生过程中从“空间”（space）到“场所”（place）的认知视角转换，来实现以建筑和空间为要素的“城市有形环境”与以人和活动为要素的“城市无形环境”的结合。可以说，二者的有机结合成为当代城市空间重塑所亟须解决的真正难题。

　　一、城市更新的空间策略及其现实困境

　　城市是由“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城市及其组成空间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积淀的人类基本社会文化结构。因此，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重塑当代城市空间，将城市文化经验纳入关于城市建构的元叙事中，就理应成为当下城市文化建设的最重要思路之一。就当前不少城市空间更新的实例来看，以“原址原貌”“修旧如旧”等为原则的传统景观修复，的确再生了一种物质形态上的城市新空间，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城市的传统建筑样式与形态肌理，却在凸显视觉化的、物理性的空间重塑主导视角中，忽略了城市空间更新的文化、社会、生态等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过程。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瓦克·乔治（Varkki George）提出的概念来说，这样的城市空间重塑方式还停留在对城市空间的“一次订单设计”，即更加强调的是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及其构成的物理空间的修复与整治，尚未进入城市环境整合协调的“二次订单设计”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空间的“一次订单设计”中，城市空间被最大限度地解读为“建筑空间”，城市空间的重塑被化约为建筑及其空间的建设与生产。

　　的确，城市首先是物理空间的集合，不同的城市空间是具有不同形状、不同规模和不同属性的地理实体，并为特定类型的人类活动提供有形的平台。城市物质空间在塑造人类生活方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人类建立起物质空间的使用模式后，这种重要性变得尤为明显。因此，在讨论城市空间的人文性维度时，我们不能掩盖城市空间的物理属性在建构城市生活中的关键作用。以空间为基础的城市更新方案，实际上为我们从总体性的维度理解关于基础设施、道路路线、空间使用等状况提供了积极的视角，“如果没有这个视角，我们将无法理解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变化对于大都会的影响，个人的城市生活也将缺乏背景框架。”通过改善物理空间来提升城市整体品质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传统之一，如威廉·怀特（Willian Whyte）发现，好的区位（视觉可及性好且方便进入）、与周边街道形成较好关联、灵活的座椅空间等是社交友好型城市空间通常所具备的特征。然而，如果只是以空间为城市更新的基础认知视角，最终得出的也就只能是不涉及任何具有细微差别的地方故事的宏观都市叙事。毕竟广义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专业领域中的抽象概念，还应该包含不同层次的存在性维度，如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就从建筑空间与生存空间两个方面探讨了城市空间概念，认为“把单纯的全部体验定量化，结果就得到了抽象的各种关系的认识世界，可是，它同日常生活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如象人和仍保持着直观片断的环境之间的情绪关系那样的，实际存在的某种侧面，遂失去了光彩。所以，现在所阐述的空间诸概念，必须用包括行动的感情方面的其它概念加以补充”。也就是说，城市的空间重塑不应仅涉及城市的建筑和街道，还要了解某一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呈现、风情民俗以及其他的重要生活事项，而后者所具有的不可量化的价值意义恰恰是以物理空间为主导的城市更新规划所无法涵盖的，将情感联系、环境意象等内容排除出城市空间的重塑过程也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现实矛盾与困境。

　　首先，城市空间的“割裂式”重塑切断了人与特定空间之间的情感纽带，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于特定空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城市空间在逻辑层面上由物质性的建筑空间与人文性的文化空间构成。建筑空间在城市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积淀和传承特定文化样态与生活方式的文化空间，其中蕴含着与时间、事件相关的历史价值与地方意义，也即是说，“城市的生活不是由建筑的形状或装饰和平面直接给予的，而是由我们在那儿遇见的事件和情境的特质所赋予的。……建筑和城市要紧的不只是其外表形状，物理几何形状，而是发生在那里的事件”。建筑空间的历史性生成过程同时也正是保存着城市群体记忆的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因此，城市空间的重塑就不能仅仅涉及物质性的建筑空间，同时还应包括人文性的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如果将城市空间的重塑局限在对体现着城市传统风貌的地方特色建筑物的修复与重建，尽管也能从建筑形式与空间面貌上还原城市空间的历史形态，但由此造成的建筑空间的重建与人文空间的恢复之间的割裂，就成为当代城市空间重塑中将城市空间简化为物理空间这一认知性偏差的必然产物。尤其对于某一地区的原住民来说，清晰地保留在群体记忆中且具有极强文化凝聚力与文化辨识度的人文景观和意象元素，才是他们在城市日常感受中体验到的更为真实的城市维度，如斯蒂夫·派尔（Steve Pile）所论，想象性的、情感性的感知材料在城市运作中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城市空间，在时间的流转中成为承载着原住民归属感与乡愁感的“情感与记忆空间”，成为他们“定居于此”的“家”。人们在城市空间中通过长期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而产生的对于城市空间如“家”般的情感依恋，成了人与特定空间或区域之间的象征性关系体现。经过历史性的记忆沉淀，这些城市中的传统空间不仅仅是发挥着实用功能的物质实体，同时也是记忆性的、隐喻性的文化符号。如果低估甚或是忽略了记忆与情感机制在城市空间再生中的重要性，就无法召唤起人们对于空间场域的亲切感，人与空间将会“持续处于相互分离的孤立状态”，由此而生的疏远感、失落感就会取代在“家”的安适自在。

　　其次，以空间为认知视角的普遍化趋势将难以抵挡全球化与大众文化对于地方文化的蚕食。当代城市的空间重塑与文化再生“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当地和全球背景中”，如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所言，基于空间科学与经济理性的抽象逻辑，“空间”总是被理解为绝对的和包罗万象的，其与地方性文化构成普遍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虽然二者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空间”客观性质的标准化复刻势必会在全球范围中侵蚀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存续。被剥去了具体意义后，城市空间之间的区别无法被识别，这使得一个城市空间看起来就像另一个城市空间。拥有相同国际品牌的商业步行街的公式化模式，或者全球主题公园开发中的常见形象，其体现的全球化力量可能将我们的城市空间从其赖以生成的地方文化中“撬”出来，而最终在“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徘徊与错愕中沦为资本化的土洋无序且面貌单一、定位不清的“杂乱”空间。在这种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失衡的“杂乱”空间中，作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大众消费文化及其模式化商业形式甚至会逐渐凌驾于地方文化之上，统一的商品类型及经营业态将多种重塑空间复制成了千篇一律的“商品集散地”。而将地方性文化体系纳入城市重塑的空间规划策略中，特别是在承认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体系的前提下，注重本地性情境价值，以形成地域性文化体与全球性文化体之间的兼容，可以说是当代城市抵御全球化席卷下的同质化倾向的重要更新举措之一。根据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地方性文化体系就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主生产、集体确认并传递的知识体系，是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中具有普遍性且只能借由“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才能理解的系列观念。它在与当地社会、自然、科学、政治等意识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复杂性与特殊性的“共同体”，既是历史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吉尔兹对文化体系地方性的论述归根结底是对文化的“地方感”的强调，而这种“地方感”又总是与特定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密切相关。这为城市环境整治提供了一种能够呈现本地空间的方式，在这被呈现的本地空间中，认知与行动的多样性得以保存，并构成了抵抗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趋势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重塑的空间视角因无法凸显城市空间的当地背景，便不能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普遍化语境中保存特定空间及其形态内涵的独特性存在。

　　当下城市空间更新的困境恰恰在于，当城市被视为空间时，它往往只是“被划分为市辖区的区间，被划分为适当的土地用途，并规划为最有效的交通路线”，对它的描绘也常常仅限于“密集的”“可扩展的”“可进入的”等这类可量化的术语。城市空间的文化性内涵在这样的“空间”视角下就极容易被忽略，对城市空间的割裂式重塑暗示着，这样的空间概念似乎因缺少一种“连接”城市空间多维特征的综合能力，而常常被狭隘化地理解。其结果就是，城市作为空间视角的当下规划版本，似乎总是与人们通过特定的情感记忆方式感知到的城市截然不同，前者以专业上的无偏倚方式与城市建立联系，并将城市塑造成一个抽离了个人意义的领域，而后者却绘制出一幅充满个体主观色彩的地方地图。虽然城市的空间规划试图体现出城市中的非个人化关系，但城市居民们往往浸入在一种纵横交错的人际与情感网络中。如果将城市视为空间，就无法深入理解城市中这种复杂的人际网络及其呈现的与个人经历、情感联系和社会互动相关的鲜活感觉。当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意义和价值载体时，城市的空间视角就无法涵盖城市所含有的包括审美、经验、认知等在内的“相互重叠而矛盾的意义”。 城市及其空间的复杂性也就意味着城市空间的重塑与更新需要突破单纯的空间视角，从更为全面、更加整体化、更具多样性的视角加以理解，并以此来突破城市重塑的空间视角所带来的种种现实困境。而城市中由人类塑造和注入的意义和价值内涵恰恰构成城市作为场所的核心内容。城市作为场所的认知视角，将重点考虑人类的原地居住体验，从整体上建立人与特定物质空间之间稳定的、连续的有效联系。从概念溯源来看，“场所”建基于现象学的哲学思索之上，由海德格尔提出并经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诺伯舒茨等建筑理论家加以发挥的“场所”概念及其相关讨论，为我们进行从“空间”到“场所”的城市空间重塑视角转换提供了理论资源。

　　二、“场所”概念的引入

　　海德格尔在《筑·居·思》《物》《……人诗意地栖居……》等文章中对场所概念的相关论述事实上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建筑理论的发展。卒姆托关于“建筑氛围”的论述，诺伯舒兹的著作《建筑：意义和场所》（Architecture: Meaning and Place）、《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以及科林·圣约翰·威尔逊（Colin St. John Wilson）的著作《现代建筑的另一种传统》(The Other Tradi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都直接吸收了海德格尔场所理论的思想养分，并试图“通过结合海德格尔的哲学……推动建筑师在现代建筑中从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对场所和人具有敏感性的专业实践”。关于“场所”的哲学性思考及其向城市和建筑领域的理论辐射，为整体化思考人与环境/城市空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海德格尔首先对“空间”和“场所”加以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空间是由抽象数理关系确定的关系系统，而场所则是通过与人的体验产生联系得以呈现的“存在之物”。“他明确地区分了空间性与数学意义上的空间，指出空间性是一个具体的术语，表示构成人的‘居住环境’的事物的领域”，并进一步主张，只有当空间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后，才能够成为体现空间性的场所。海德格尔以“桥”为例来说明“场所”是如何产生的。“桥”的场所的生成不仅与周围环境要素的定位，即与周围建筑物、街道及实体景观的可识别性密切相关，还与人们投射于此的想象和记忆有极大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人们作为特殊个体来体验桥时，桥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物”，而成为一个涉及相关难忘故事或特征的情感或记忆载体。“桥”的场所边界因此就并不与实体的“桥”相一致，而是由实体的桥与个体经验中想象性的桥不断协商来加以确定的。

　　卒姆托在其论著中明确探讨了海德格尔《筑·居·思》中的部分内容，坦言“从海德格尔关于在场所和空间中居住和思考的宽泛认识来理解，栖居的概念确切地关系到我自己作为建筑师怎样看待现实本体的意义”。概括来说，卒姆托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回应并发展了海德格尔对场所营造中作为认知工具的体验与情感的重要性的强调。第一，卒姆托尤其重视对于环境的感官体验与直觉判断，认为正是借助于个体层面上对建筑材料物理特性的真实感受，才能突破用“物”的方式来理解建筑物的单向维度，并由此营造出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场所视域，这一理念在他对于瓦尔斯温泉的设计构想中得以充分体现。第二，卒姆托认为建筑物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环境的整体记忆，如同他自己所言，姑妈家并没有什么特点的厨房却给自己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关于它的一切记忆都显得如此古朴而难忘，其中的情绪和气氛与我对厨房的设计概念紧密相连”。这也就意味着，由建筑物“集结”和开启的场所始终与一种具有意义性的传统相关联，植根于某种特殊的、个人化的生活意象中的原真性场所体验，赋予每个人找到自己所处位置和自我存在形式的灵感来源。第三，场所体验的原真性不仅植根于个人化的生活意象中，还广义地存在于地域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对于卒姆托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建筑材料的本地性，使他更受触动的是这些材质背后的古老的思想传统，如瓦尔斯温泉独特的构造处理因让人联想到“存在于土耳其和日本文化中的历史性沐浴仪式”而呈现出极强的宗教神秘感。

　　场所的地方性特色在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论著中得到更为详细的讨论。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一书中指明，场所中的建筑结构需要建立起一种领域感，并创造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世界文化。他在《读海德格尔》（“On Reading Heidegger”）中认可海德格尔关于人与场所之间建立起的亲近性关系的相关论述，指出正是因为建筑与住宅的概念混乱、工业化建筑的盛行、技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等原因才打破了人与场所的亲近性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无处不在‘非场所’之中”，弗兰姆普敦因此建议通过建立与地方的文化联系，在“缺乏差异化的建筑世界”中恢复场所感。弗兰姆普敦在《展望批判地域主义》（“Prospects for a Critical Regionalism”）中继续探讨借助地方特色恢复场所感的可能性，他认为场所的塑造应重视“当地材料和工艺的使用，并对光线和气候做出响应，这有助于产生空间性的、体验性的而非以图像为导向的建筑，基于地方建筑习俗的建筑将在生态上更为健康，在美学上更具有差异性，由此才能抵制产品制造和施工技术的现代化导致的建筑环境同质化。”

　　诺伯舒兹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定居”等哲学概念，以“场所”替代“空间”展开城市研究，从建筑现象学的角度揭示人、建筑、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著名的“场所现象”和“场所精神”思想。诺伯舒兹将场所视为一个定性的、整体的现象，而非抽象的区位，以保证任何具体的本性或特质都不会在其中被化约。以“场所”认知城市空间因而能够使其具体化为一个地方性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方向感”“认同感”等场所精神的感知而获得“存在的立足点”。在诺伯舒兹看来，对场所空间结构的清晰认知是方向感的来源，对自身与特定场所的关系的理解才能产生认同感，只有当二者完全发展时才能形成真正的场所精神。当代城市空间之所以给人一种精神上的疏远感，是因为关于城市的研究和设计都更集中于发挥空间的定位功能，“因此更确切地了解‘认同感’和‘特性’的概念乃当务之急”。事实上，诺伯舒兹并不是唯一一个从现象学维度研究人与场所的关系的理论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C.Relph）也是“最早导向现象学和关注心理和经验‘场所感’”的理论家之一。雷尔夫认为，场所是从生活世界的经验与意识中逐渐生成与建构起来的本质意义中心，是人类存在于世的基本层面和个体及群体安全感、认同感的源泉，空间从场所那里获取自身的存在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场所概念以及人与场所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场所的日常生活性、地域原真性、社会体验性等方面越来越成为城市研究者探讨城市景观塑造与城市特色溯源的关键维度，如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就讨论了城市空间如何在历史发展中保存场所原真性的问题；凯文·思韦茨（Kevin Thwaites）和伊恩·西姆金斯（Ian Simkins）在全面分析人、场所与空间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建构体验式景观的各种方法与工具，以此来指导如何建立和培养人们对于某一特定场所的空间体验感。

　　概括来说，关于场所的认知研究都是在引导人们通过揭示隐藏在空间物理层面背后更为复杂的内容，来探索人在空间中的存在状态本身，这极大地促进和提升了人们对城市空间概念维度的认识。城市总是由人类创造的，并在人类的具体生活活动中被赋予不同意义而生成为场所。作为场所，城市的独特意义总的来说源于地方化的历史。而地方化的历史可以是与某个地方相关的记忆，或是居住者讲述的居住经历和故事，或是从官方材料或城市纪念碑中获得的公共记忆，它们既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也可以呈现为一种展现群体意识的共享经验。场所对于地方化历史的强调因此成为将空间转变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体的关键。一旦以“城市作为场所”为基础的认知视角进行当代城市空间重塑，城市及其空间中的不同维度将得以凸显，不仅人们的生活——不管是公共生活还是个人生活——将成为除经济、地理等宏观元素外塑造城市的主要元素，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对于场所的依恋和认同将在最大程度上被强调。对已经惯于将城市空间简化为建筑空间的城市空间重塑模式来说，凸显“城市作为场所”不同于“城市作为空间”的重要启示意义正在于，当前城市空间的重塑与文化再生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日常生活世界具体事物背后的内涵与本质，搭建起人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挖掘场所精神和激发场所依恋的基础上重拾城市空间的完整性和鲜活性。

　　三、从“空间”到“场所”的转化与启示

　　以“空间”为认知视角的城市研究并不能涵盖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人与城市的关系维度，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空间领域所揭示的秩序情况只是一个局部。投射到这种秩序情景中并与之连接在一起难分难解的正是人类的体验。没有这种特别的尺度，空间就只是一个容器，一个盛载人类体验的器皿，这对于许多专注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学者和研究者而言应该是残缺不全、差强人意的。”“空间”视角下的城市更新也因改造后的城市空间的纯技术化、非场所性、非精神性、无价值感而饱受诟病，正如詹姆士·科纳（James Corner）批评过的那样，对城市的这种抽象理解使得复杂的城市景观被简化为一系列毫无特色的纯形式框架，景观塑造与人类体验之间的裂缝也随之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场所概念将为我们理解城市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人与空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视角。在具体实践中，以场所为规划视角将从如下三个方面为我们开启城市空间重塑与文化再生的全新思路。

　　首先，物理空间、事件、意义构成了场所的三个最基本要素，但场所并不存在于这三个基本要素中的任何特定部分，因此，场所的营造不能只限定在某个要素或某些组合的范围内，而是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下的共同结果。因此，当城市作为场所时，“场所”及其构成特征引导我们以一种更具整体性的眼光来理解城市及其空间。“场所感或场所的意义不存在于实质的城市形态中，也不是直接添加到场所上的，而是整合到组合体中的……将场所作为组合体来看待，可以避免使场所流于文字、物质性或主观体验。我们能够称之为‘场所感’实际上是一种连接或跨越这种物质性/表达维度的现象。”场所的塑造必须从整体上对城市中以建筑物与公共空间为核心内容的物质空间，以日常生活、本地传统等为核心内容的生活空间，以体验感、记忆等为核心内容的想象空间，以及三者相互作用复合而成的隐喻空间进行全面把握。在城市空间更新实践中，城市的物质空间往往被过度强调，而生活的和想象的、象征的和隐喻的城市及其空间向度实际上同等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才是城市能够不断衍生出丰富内涵并展开无限外延的根源所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就描绘了这一城市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特别是，它几乎时时吸引着人。它把存在的一部分收拢在提供保护的范围内。在形象的领域里，外部世界与内心之间的游戏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游戏。……但形象不适合静止的观念，更不适合确定的观念。想象力不断地进行想象，并以新形象丰富自身。”有效的场所塑造建立在对整体城市空间及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共融共生的敏锐认知之上，只有当空间被纳入场所的复杂内在关系中时，其本身的混融性才能被有效地开发出来，任一要素的单维城市重塑都因无法承续这样的混融性而只能走向城市精神肤浅化表达的误区。

　　其次，场所概念对于原真性地方感的强调，暗示着在城市空间中复兴以地方文化与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地方精神的重要性。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劳伦斯（D.H. Lawrence）注意到，“地方精神”总是渗透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的思想中，“每个大陆都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的地方精神。每个民族都在某个特定地区——家，或家园——形成自己的特性。地球表面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生命流动，不同的振动，不同化学物质的释放，拥有不同星空的不同极区:随你怎么称呼它。但地方的精神是一个伟大的现实。” 地方精神植根于历史积淀而成的地方文化体系与经验之中，不会被特定的社会思潮或流行观念所改变，它是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潜意识的深度认同的来源，也是人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与所在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关键，唯有“扎根”于某地才能让人拥有一个安全地放眼世界的立足点，以及一个把握自己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的清晰立场。但是，日益增强的空间流动性和越来越类型化的建筑景观不断削弱着地方精神，“地方”的丧失使得现代都市人似乎不再归属于任何一个充满意义的整体，失去了面对世界的“参与感”，“无根”的焦虑感也就随之产生。在此意义上，当代城市空间的重塑就远不止于空间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地方精神的复兴来恢复当代都市人的归属感与身份感，赋予城市空间一种“家”的安定感与诗意感，重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也就是说，要将地方精神纳入城市更新规划中，对群体性地方情结和城市文脉的赓续展开持续性的人文关怀，前者形成了城市意象的记忆基础，后者则构成了经验体系的稳定内核。只有尊重群体城市记忆、延续城市传统文化体系关键内核并体现一个地方整体文化特征或美学风格的城市规划，才能有效抵抗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除了城市外在固化物质形态，“居民感知体验、生活方式相关以及空间形态等内在社会文化等非物质性的东西”事实上是尤其需要凸显的，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城市空间设计与规划的专业化局限，在一种更具交流性与开放性的观念下，重新以“我”与“你”的合作关系理解地方文化与居民体验在城市风貌中的形塑作用。

　　最后，场所是对城市空间中日常生活世界直接经验的具体化呈现，只有当某个地方充满真实的生活对象与流动的意义行动时才有可能成为一处场所。人对于场所的依恋往往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反复的积极互动而形成的，场所的意义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人类及其生活塑造了场所，场所的特性反过来也影响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命运，这就鼓励了一种关注普通城市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重塑观念。约翰·卡利斯基（John Kaliski）在《现代城市和城市设计的实践》一文中曾提出，“城市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和构筑物的集合。集中又分散，离心又向心，安静又充满喧嚣，有序又混乱，城市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是建筑物所包围着的社会化空间。……日常交易的种种应该被认为是城市居民和设计师必须为之不断努力发展的实体故事，日常生活的现实必须浸透整个规划和设计过程。”这可以理解为，城市空间的重塑关乎城市中的现实生活，城市空间的再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生活的再生。就不少当代城市的重塑空间而言，它们更多的是外地人的参观之地而非本地人的生活之地，“每日、每周以及每年的常规重复活动和环境中可以发现大量美妙的社会、空间以及美学意义”，这几乎没有成为空间重塑实践的关注焦点，逃避日常或苍白地模拟日常活力已经成为城市空间更新类似案例中的普遍问题。不同于宏观规划下的大型公共空间，日常生活空间是各种差异相互碰撞以产生多重意义且最具活力的城市地带，就像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论述的那样，承载着生活“偶然性”的尺度空间才是衡量城市多样性与活力的重要参照。就此而言，重塑城市空间需要对地方的日常生活世界展开具体设计以维系自身活力，这也启发了我们对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经历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更新模式的有益思考。

　　城市不仅仅作为一种物理形态而存在，更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在长时间的生活过程中，人类不断塑造与重塑场所的意义。同时，场所是我们确立地方认同与自我认同，或建立基于信任的人际关系网的重要前提，为我们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立足点提供重要依据。以场所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更新策略的重点就在于强调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对他们体验、评价城市环境并从中提取意义或赋予意义的过程的关注。虽然城市空间重塑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或多或少会包含理性化的方式技巧和策略设计，但人们自己创造或赋予场所的个体意义却始终以一种更为主观化的方式决定着场所的真实性。当城市及其空间被置于场所认知视角之下时，一种更个人化的、更经验化的理解城市的方式将得以重申，场所概念将在强调地方精神、吸纳生活场景的基础上，以一种整体性的规划眼光有效克服不同城市空间维度之间的割裂，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当下城市空间更新过程中的种种现实困境。因此，当下城市空间重塑应更多地通过观察场所与其使用者之间双向的意义互动过程，来营造更好的城市空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