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具有特色文化内涵、承载历史文化记忆、代表文化生活实践的空间载体——城市文化空间日渐形成，并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虚实结合的特定文化场域，城市文化空间能够展现和表达城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权利和利益诉求，化育和凝聚人心，维持、强化和重构线上线下社会关系，它不仅反映了城市空间的过去与现在，同时也在塑造城市空间的未来。建构和优化城市文化空间，赋予城市空间更多文化内涵、体验价值和社会生活气息，推进空间的衍生产业发展壮大，进而提升城市文化空间的整体“软实力”，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重要任务。在蓬勃的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实践推动下，城市文化空间的学术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我国的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从城市空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到城市文化地理学、城市文化经济学、城市文化社会学视角的空间研究，以及城乡文化空间的规划与建设、网络虚拟文化空间研究的演进过程。城市文化空间是一个多元话语和建设实践交织的综合领域，其研究自然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不同领域、学科的学者们从文化维度理解和建构城市空间，探寻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演变脉络与主要特征，洞悉城市空间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提出种种理论构想和实践论断。由于学者们在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及其所处地域空间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本文围绕当前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中的几个重点议题，归纳总结其主要研究内容和常用的研究方法，分析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向，以便为促进城市文化空间研究提供参考。

　　一、厘清类型与特征

　　随着城市文化空间类型日渐丰富多元，学者们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根据时间维度、空间尺度、功能属性、需求层次等多样化分类标准，研究探讨城市文化空间的特征和类型。从时间维度来看，城市文化空间可以分为容纳传统文化的历史空间、展现当代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以及蕴含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伸展空间；张敏等学者以南京为例，提出城市文化空间可以按形成时间，分为历史文化空间和现代娱乐文化空间。从空间尺度来看，王承旭较早将市民的聚居状态、文化活动类型与强度、文化场所的空间分布作为划分依据，将城市文化空间分为整体城市文化意象空间、文化分区、文化片区与文化设施四种类型。从功能属性的角度来看，李伟东将北京城市文化空间分为创意文化产业空间、传统历史文化空间、现代演艺空间、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活动空间和信仰文化空间。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王承旭根据城市居民不同需求层次的文化消费和城市形象的对外展示需要，将城市文化空间划分为基础型、标志型、提升型三类；傅才武则认为，文化空间包含物理几何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三重意蕴。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采取不同的标准与尺度划分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态与类型，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多层次与多角度，有利于为空间类型研究注入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因为缺乏相对统一的类型界定与分类标准，不同学科的学者提出的城市文化空间类型之间存在部分重叠之处，理论研究容易以偏概全，将某一空间的局部特征泛化为整体的普遍属性，或将某一城市、某一地区的特定文化空间泛化为一般性、普遍意义的文化空间，在实践运用中可能造成城市空间规划中的文化空间边界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同时，关于城市文化空间特征类型的研究大多只是在形式上进行简单区分，对于文化空间内涵的深入探究则稍显不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需要进行细化和深入研究，在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例、内涵与外延、宏观与微观等层面更完整地解读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内涵与特质。在构建城市文化空间类型标准的过程中，既要将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谱系融入城市文化空间中，从历时维度注重文化空间的演进逻辑，也要从共时维度探讨城市文化与文化空间类型的耦合关系，建构系统性、全景性的图谱体系。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较大，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多样，其结构、功能和内涵各具特色。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具体案例，比较各区域、各类型城市文化空间的生成和更新机制，探究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从中归纳总结城市文化空间类型的一般性与普遍性规律，为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保护、传承、发展等工作提供更科学、更合理的类型标准和学理依据。

　　二、关注人地关系研究

　　城市空间与在地化的人文环境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文化的物理空间与在地化城市居民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空间体验、审美旨趣以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空间的人地关系成为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中的重点议题之一。曾国军等学者梳理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转型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逻辑，认为中国在从农业国逐步向工业国和现代化强国的转变中，人地关系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三个阶段。胡惠林认为，城市文化空间关系本质上是人与城市的关系，工业文化遗产是人与城市的文化关系遗产，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应妥善处理人地关系，保护工业文化遗产这份珍贵的建筑性历史档案。汪妍泽等学者从人地关系角度挖掘城市内历史居住区的价值内涵，将不同城市更新策略下历史居住区的在地文化演变模式分为迁徙、叠加、活化与异化四类，对当下城市文化空间更新改造和在城市文化生活空间中培育良好的人地关系具有启迪意义。

　　人地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复杂状态和共生共存面相。我国学者对于城市人文空间或文化空间中的人地关系研究注重以史为线索，探讨城市空间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人地关系的生成与演化规律，较少关注城市空间中人地关系的当前面相和形态特征。例如，陈致敏等学者以景德镇为案例，探讨了城市文化空间景观的历史迁移轨迹与规律，认为景德镇城市空间中的人地关系内涵于陶瓷文化景观中，其研究主要以五代至明清时期史料作为佐证，并未考虑景德镇空间人地关系演变的当下形态。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不断赋予城市空间中人地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新技术、新工具与新业态、新消费的涌现不断影响着文化空间中人地互动关系方式、城市文化空间的人地关系演变。当前关于城市空间内人地关系的研究依然过于注重历史演变时段、特征及其规律，忽视人地关系当下形态特征的书写，使相关研究无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未来的城市空间人地关系研究需要更注重当前城市文化空间演变形态或异化现象，贯彻“以人为本”的空间价值理念，从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和空间视角出发，不仅关注实体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人类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还要拓展视野，以新的视角及理论框架研究数字文化空间、虚拟文化空间和想象文化空间中的“人地关系”系统。一方面，进一步观照“人”的层面，相关研究应多一些人文关怀，赋予城市文化空间人的情感与温度。比如，研究应更注重居民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观照利益相关者人群对于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权利、利益诉求与空间发展价值，以及特定人群同城市文化空间功能演化与变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重视“地”的层面，观照城市文化空间的生态环境、设施资源、承载限度、再生能力等。学者们应兼顾“空间”“人”与“地”三重维度，合力探究，努力达成城市文化空间—人地关系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分析改造升级路径

　　让·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由于消费符号强大的生产与再生产能力，由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文化空间改造和重建模式容易割裂城市传统历史文脉，挤压地方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造成城市文化失忆。为保留城市空间中个体或集体的文化记忆，提升城市空间的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关于城市文化空间优化建构的研究不断涌现。这类研究主要针对城市文化空间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城市空间设计与规划手段，以改造更新城市文化空间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实践应用价值。

　　从宏观层面而言，相关研究丰富了区域城市群或整体性城市文化空间优化的理论内容。王树声基于我国山水人文空间规划传统，阐述了城市文地的构成要素和规划层次，建构“文地系统规划”的概念体系，认为城市要完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设计。从微观层面来看，相关研究对单个城市或城市中某具体区域的文化空间改造提出优化方案。王广振等聚焦分析青岛里院居民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时代困境，试图构建以“文化复兴—空间再造—功能置换”为核心的城市特色民居文化空间复兴范式。

　　城市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研究意在从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空间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出发，为调整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对策建议。比如，刘合林将城市文化空间更新与发展战略分为内部指向性与外部指向性两类；傅才武借鉴文化生态学理论构建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并阐述了促进城市主题文化与文化生态系统之间均衡发展的策略。目前关于城市文化空间优化路径方面的研究普遍存在着大而化之、不切实际的问题，优化路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落地执行难，虽然可以在理论层面为空间优化实践提供指导，但由于研究者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充分，调研分析不够，优化路径和措施缺乏具体适应性、可行性与指导性。此外，城市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研究侧重于为实体类城市文化空间的转型升级建言献策，关注城市空间场景舒适物、空间文化设施、空间艺术装置、文化机构和居民文化活动空间，但论述城市文化空间的符号象征、意义价值、文化气质、文化关系等虚拟空间或文化想象空间的研究成果不足。有的优化路径研究提出的规划或建议只能解决短期的治标性问题，忽视文化空间优化的持续、长期效益。

　　为了让城市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更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首先，未来研究要从历史维度明确城市文化空间演变谱系，分析城市文化空间方位布局与人—文化—空间关系。城市文化空间是人类文化活动实践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沉淀，只有深入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才能最大限度地留存传承城市文化空间的精神价值，凝练文化空间的文化符号、内涵和意义。其次，优化路径研究不仅需从整体层面规划城市文化空间格局和总体文化符号特征，也需关注不同类型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改造更新，发挥具体的城市文化空间环境、内涵、结构、功能对于城市整体空间建构的枢纽作用，让研究更加系统化与规范化。最后，城市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多元话语交织的复杂场域，空间优化路径研究应融汇多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借鉴多学科理论知识分析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经济、生态与社会综合效益，有针对性地探究提升城市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四、整体把握治理问题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文化治理体系是实现该命题的重要一环，文化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更加注重探索城市文化空间治理问题。福柯的“治理”或“治理术”理论和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该研究中。福柯的“治理术”，一是指由机构、程序、分析、思考、计算、策略构成的总体；二是指一种趋势和框架；三是指一种从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到近代行政国家的过程或过程的结果。托尼·本尼特受该思想启发，提出“文化治理性理论就是利用随着‘现代’阶段产生的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类总体”， 该理论具有实用主义色彩。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分析了城市实体书店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和治理效果问题，还分析了城市博物馆空间及公共图书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和治理能力， 为提升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具体策略。

　　目前，关于城市文化空间治理和治理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多数仍注重空间治理实践案例分析，缺少理论构建。如石东坡、汤先以台北和高雄两市为例，分析台湾地区文化空间营造及其治理的特点，对两市文化空间治理政策进行审视与反思；周海玲以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文化空间治理实践为例，分析了小公园开埠区在顺应城市文化空间转型升级中的新治理道路。这些研究以实地调研为主，还需加强理论提升和创新。此外，学者们往往局限于列斐伏尔、福柯以及托尼·本尼特的相关理论，缺乏创新和自主突破。比如，一些学者借鉴列斐伏尔和福柯等学者的空间政治理论，认为城市文化空间暗含文化政治的隐形权力逻辑，因此文化空间应该成为国家治理实践的工具。诸如此类的研究在理论解读、运用、拓展方面，呈现出趋同态势，在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的具体分析中缺乏在地化的适应性发展和独特视角。

　　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固然能够细致入微地分析某个城市、区域的文化空间治理现状、特征、结构、策略等，但未来空间治理研究仍需从理论高度整体把握城市文化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不能一味依赖于西方的空间治理和文化治理性理论，应结合我国城市文化空间治理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文化空间治理方法论，为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学理性依据。城市文化空间治理是一项涉及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城市居民、外来游客等多元社会主体形成治理合力，也需要多学科领域学者共同推动文化空间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由于我国城市文化空间治理研究历时较短，需要汲取和融合其他学科较为成熟的理论精华，不断拓展文化空间治理的理论边界。同时，城市文化空间治理的理论研究要特别注重与治理实践融合，用理论指导和推动空间治理实践的创新发展。

　　五、探索数字化转型发展

　　如今，城市趋向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数字技术的崛起有力推动了城市文化空间数字化进程，在不断拓展人类想象力边界的同时，也在重构整个城市社会系统的时空结构。虚拟博物馆、云音乐节、在线旅游、元宇宙+文化空间等城市虚拟文化空间蓬勃兴起，城市文化空间研究也随之拓展至数字化、虚拟化空间领域。

　　在城市文化空间数字化理论探索方面，陈波、宋诗雨基于空间生产及三元辩证理论，提出了虚拟空间实践、虚拟空间表征和表征性虚拟文化空间的虚拟空间生产理论，并将空间生产划分为空间的物理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大维度。齐骥和亓冉在借鉴大卫·哈维“时空压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时空拓展”理论，认为虚拟空间拓展了社会意义上的时空边界，赋予了人们更为丰富的文化想象，并探讨了城市虚拟文化空间的时空逻辑、嬗变形态和构建方法。在数字化应用研究方面，曾芸认为，基于数字化技术创立的文化记忆数据库、可视化虚拟图景与智慧化服务平台，能够从根本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新的方式和手段，让城市文化空间及其传统文化遗产重焕生机。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元宇宙”已经从最初的文学构想逐步在数字产业应用中落地。学术界关于元宇宙及其空间、文化、产业的探索仍处于混沌的初级阶段，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尚未达成清晰认识。赵星等认为，目前学界将元宇宙技术发展路径分为复刻现实、增强现实和超脱现实，而元宇宙相关研究集中在理论概念、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政策治理四个方面。作为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元宇宙和城市空间发展紧密相关。彭国超和吴思远从城市空间规划与建设、管理与运营、应急演练和城市多元主体等方面畅想了智慧城市空间治理与元宇宙交融的应用场景。在具体文化业态方面，顾振清、肖波等学者认为元宇宙概念与博物馆空间可以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文创、构建时空再现的数字化场景，以及馆藏数字资源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发展。而伴随数字技术、元宇宙火爆的还有“数字孪生城市”，它基于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和数据平台，对虚拟城市与现实城市在两个时空维度中实现同步规划、建设和管理。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城市文化呈现形态更加丰富多元，城市文化空间功能与服务不断拓展。信息、通讯和数字技术同样拓展了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方法手段。比如，基于收集居民的行为大数据，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城市文化空间中人们的行为活动，精准化定量分析城市文化空间的动态、功能与治理。未来，关于现实文化空间数字化、虚拟化与虚拟文化空间的真实和伦理问题会进一步引发学界的讨论，元宇宙文化空间的特征类型、演化动力和权力机制等研究中的空白之处将得到填补。

　　六、构建本土理论和方法

　　目前，不少学者选择借用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城市文化空间现象，有的研究者对西方理论思考理解并不透彻深入，甚至存在误用滥用的现象。比如，关于空间生产理论，不少研究者只是简单提及“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论断，却没有深入理解关于空间三个维度的分类以及“空间—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是一种既包含原有二元空间一切属性，又超越空间二元论的“活态空间”， 但有学者在使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参与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研究中，将“第三空间”简单解释为分离在家庭（第一空间）和职场（第二空间）之外的社会场景。只有少数学者能够在借鉴西方空间理论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如张鸿雁提出的“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将“城市文化资本”界定为一种“群体性的公共财富”，城市文化资本在其价值转化过程中需要公众的文化认同，但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却让城市空间的视觉建构日趋同质化。城市空间建设亟待注入“城市文化资本”，以唤起市民大众的文化共识，促进社会认同。这种理论探索一方面可以启发相关研究深入反思西方理论的适用性，以免陷入误用滥用的境地；另一方面可以激发本土理论创新，积极建构与西方相关理论对话的本土理论，这更应成为未来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努力的方向。

　　互联网时代，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多元化学科知识被运用到城市文化空间研究领域，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框架与体系在悄然变化。在借鉴西方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我国学界迫切需要结合中国城市空间规划、城市文化发展与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特殊性，立足于本土实践，形成以“中”为主、以“西”为辅、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理论和方法。

　　由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学者的介入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城市文化空间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

　　1.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

　　城市文化空间具有地域性、地方性、知识复杂性和学科交融性，人文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城市规划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融汇于城市文化空间问题探究过程中，让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起点不断垒高，研究边界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研究涉及的学科理论甚至延伸到文学、美学和影视文化等领域。比如，城市电影不仅可以记录和反映城市生活, 也在无形之中重塑着新的城市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凌逾和薛亚聪分别从物理空间的拥挤、心理空间的挤感和挤感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分析香港小说与电影共同塑造出的“挤感空间”。

　　在理论来源方面，介绍与引入西方学界相关理论模式显著影响着国内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议题和发展走向。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他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个维度，建构了“空间—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 为我国学者剖析城市文化空间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其代表作《城市意象》一书中分析了组成城市整体意象的五类要素，即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道路、区域、街区、节点和标志物。他指出，人们对于城市的形象感知受到环境空间形态和自身认知情感双重因素的影响，这些论断深刻影响了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人文或文化转向。此外，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容器说”、贾里德·戴蒙德的景观失忆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美国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起到了理论镜鉴作用。

　　2.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根据杜澍等学者的梳理， 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学者们仅从自己的学科专业背景出发分析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与特色等；2006—2010年，学术界开始注重城市文化空间的解释及其理论和实践描述，展开基于概念本身的定性研究；2011年至今，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开启了多视角融合与实践应用探索，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逐渐从过去的描述性研究转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信息和数字化时代，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相关研究注重数据支撑，在保留传统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的同时，引入了爬虫、SPSS等软件工具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手段，充分运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等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更趋科学、合理。比如，陈波和林馨雨借鉴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对采集到的中国31个城市83种文化舒适物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建构了城市文化场景评价体系。这些研究展现了城市文化空间研究方法趋向成熟、日益智慧化与科学化的态势。

　　3.微观取向与宏观视野相结合

　　我国学界关于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秉持着宏观视野下进行中观分析和细致微观考察的原则，将宏大叙事与中观、微观考察相结合。在研究对象选取方面，既有茶园、书店、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城市微观空间，也有历史街区、文化产业聚集区、文化景观园区等中观文化空间，还有从宏观层面探讨整个城市文化空间的理论建构、政策设计与实践方略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文化空间的中微观问题和微观文化活动研究，他们借鉴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式，注重城市文化空间中普通民众主体及其活动研究，侧面分析城市文化空间如何被生产、表达与治理。一些受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范式影响的中微观研究作品，将城市底层民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展现近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生动画卷，如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与《显微镜下的成都》。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定量分析、轻理论阐释和实践应用的倾向。多数研究采取个案实证分析方法，或运用量化方法分析城市文化空间的特质、形态与功能、影响因素等，从某区域、某城市的文化空间个案研究中得出的论断或发现上升为一般性、普遍性的观点或结论。

　　结语

　　城市文化空间作为自然物理空间和符号、象征、意义、想象的空间，是一种复合的文化空间综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实践场所，它涵盖了文化遗产留存、文化符号象征、文化活动事实、文化表达呈现和空间话语场景，凝聚着丰富的空间想象力。如今，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不利于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新时代赋予了城市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新内涵，因此，学术界需要创新城市文化空间理论，拥抱城市文化空间改造升级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城市文化空间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使城市文化空间改造升级肩负起高质量传承创新城市文化的责任与使命，满足城市居民对高质量文化、社会与生活空间的不断追求。

　　当前，中央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学界关于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成果日臻成熟，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理论内涵愈发深刻。但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特征、演化机制、空间—人地关系、优化路径、空间治理，以及数字化、虚拟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或空白之处。未来，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需要深化理论创新，厘清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外延与类型，阐释城市文化空间与历史遗产、居民文化活动的相互关系和生成系统，探讨人与城市、人与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关系和过程，开辟新的理论视野、理论阐释和研究范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理论体系。我们的研究需具备全球化视野，关注城市文化空间的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张力，以世界性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与治理的成功经验为镜鉴，致力于实现传统城市文化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增强城市文化空间中的文化符号内涵和内容质量，推动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和实践研究持续向纵深发展。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