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舶来”的新兴学科，中国传播学研究始终受到“西方化”和“本土化”两股力量的交织影响。应该看到，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近年来呈现勃兴之势，但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层面，仍难以彻底摆脱“西方化”的烙印或影响。当然，“西方化”和“本土化”并非实质上的对立关系，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是中国传播学发展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甘惜分提出，发展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要“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只有回到马克思与中国道路实践，才可能真正“去西方化”，建构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传播学本土化讨论

　　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绕不开传播学本土化讨论。四十多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很多路径和问题在这场论争之初就已显现。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返传播学本土化讨论，梳理其主要观点。

　　《新闻传播学大辞典》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论争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上最激烈的学术争论之一”。这一论争起于20世纪80、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才有所减弱。在这场大讨论初期，争鸣观点大体上呈现两大阵营。一方对传播学本土化持肯定性观点并提出较为明确的发展路径，或可称为“发展派”，他们认为“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从中国文化中发掘思想和素材，来丰富和扩充现有的传播学”。在发展派看来，传播学本土化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理论引入，即引入西方的传播理论与方法，将其应用于本土化研究；另一方面是经验输出，即依托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从本土实践中发掘传播理论，并以此对传播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包含着被承认的焦虑。另一方则持批评性观点，或可称为“批判派”，认为“传统文化似乎不像被‘弘扬’，而倒像被拉到‘国际’博览会上去拍卖，一切都得按‘接轨’的标准办理”；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热情有余而思想不足的“空谷”，研究者尚未找到本土化的合适路径，本土化研究始终缺少一种对话的氛围和勇气。“批判派”通过对传播学研究近十年的观察（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既不认为西方传播理论应成为中国传播学的标准，也不认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经为传播学作出了贡献，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发展派”提出的两条本土化路径包含着学术殖民的可能性。

　　可以说，传播学本土化论争对中国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末，中国传播学沿着“发展派”所指出的本土化研究路径，快速建制并发展，但工具主义的传播效果测量、技术主导的发展主义等问题凸显，使我国传播学研究面临自主性危机。21世纪初，中国传播学者开始集体反思，并对早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形成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式的路径进行深刻批判，认为其研究以中国本土议题为对象，以西方理论为框架，既是对西方理论的不求甚解，也是对中国经验的隔岸观火。有研究者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迷失了发展方向，与其当初的目标渐行渐远，“不但不能创造出中国的传播学，倒是更有可能是用中国的经验去丰富了西方理论的案例库，拓展和强化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

　　传播学本土化的主张始于1982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中国之行，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由施拉姆的学生余也鲁率先倡导。此后，施拉姆的传播理论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因此，在21世纪初的批判传播学视角下，如何重新理解施拉姆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者提出，施拉姆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形象，经历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折，从早期的“宣伟伯”“传播学集大成者”“传播学的奠基人”“中国传播学的启蒙者”，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冷战专家”。

　　时至今日，打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迷思已成为学科共识。更进一步，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迷思背后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实证研究及其隐含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是冷战意识和后殖民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某种延展。有研究者据此将施拉姆及其所代表的传播学称为“冷战传播学”，认为其内含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

　　二、对传播学史起点的反思

　　一般认为，施拉姆访华是中国传播学科的起点。1982年4月，施拉姆来中国内地访学，由其学生余也鲁陪同，以看似无关政治的“电化教育”为交流议题，开启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他们先到广州，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介绍媒体教育和现代传播，继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展了一系列讲座和交流活动。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以施拉姆访华作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简化了传播学史。有研究者发现，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学者访华构成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包括杜威（John Dewey）1919—1921年到访中国、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9月至12月）。这一时期，美国的宣传研究、民意测验、公共关系、说服效果研究等，也被中国学界引入。比如杜威于1919年4月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这个古老国度学生的爱国热情让他兴奋不已。访华期间，他做了两百来场演讲，讨论教育哲学和民主政治，并涉及传播与公众的形成、传播与社会交往、传播与共同体等话题。帕克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两门课程，讨论群众与公众的区别、公众意见的形成等政治传播话题。

　　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中国社会学先驱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报刊中的中国：报刊揭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1925）堪称典型的传播研究，也可谓中国当前数量多至泛滥的国家形象研究之滥觞。孙本文的这篇文章考察了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人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二是美国人通过媒体表达的中国认识。他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统计了美国报刊涉华报道的总量及其主题分布，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了解读。孙本文的研究意味着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关注传播问题，如果仍然固守着施拉姆的“传播学”学科框架，便会忽视类似的重要证据，抽掉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传统。

　　与中国传播研究“史前史”相类似，还有一条路径有待进一步发掘，即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斯迈思（Dallas Smythe）访华。斯迈思于1971年底到1972年初、1979年先后两次到中国访问调研，一边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大学演讲或座谈，与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边深入报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电子工厂等单位进行调研。斯迈思来华调研后，撰写了一份报告，多年之后，王洪喆将其翻译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

　　关于斯迈思的学术贡献，赵月枝概括了四点：一是传播研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斯迈思提出“意识工业”的概念，认为媒体是由“传媒技术（物质基础）”与“传媒艺术（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意识工业体系，“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才是传播以及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意识工业从技术到艺术都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理应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传播原则。二是技术具有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具体技术应用的研发过程来自庞大的企业实验室，资本集团与垄断财阀只选择少部分展开研发，这种资本主导下的技术创新隐含着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与意识形态。他建议，中国应对所有引进的外国技术进行过滤，对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保持警觉。三是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文化甄别”。他提出，摆脱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依附，需要对西方信息及文化产品进行“文化甄别”，了解西方政府与知识分子所惯用的“唬人伎俩”，将“文化甄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话语武器。四是中国传播实践具有世界意义。斯迈思认为，“中国个案，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传播实践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摆脱西方依附具有借鉴意义。总的来说，斯迈思的研究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新中国的传播抱有高度认同，并紧密结合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与成就，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三、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防止的倾向性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为目标，唯有如此，才能站在中国立场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开放时代杂志社组织了一场题为“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讨论，呼吁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倡导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的“问题性学术”，认为这应成为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道的前提和题中之义。至此，中国传播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路径也逐渐清晰起来，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出发成为大多数传播学者的共识，并希望以此来引领中国传播学走出焦虑与迷失，从“传播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的传播学”。中国传播学研究从目前来看需要防止出现三个倾向性问题。

　　其一，中国传播学“历史与当下”的脱离。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起点计算，传播学进入中国40年有余，并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赵月枝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播学主要照搬西方传播理论，而没有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她认为，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改革开放，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尤其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本土化”过一次了。但是，当代传播学学科建制却没有续接这一传统，没有在党的百年新闻传播实践基础上提炼和建构出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中国传播学史的起点，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被虚无了？

　　修复这一脱离的前提是对“历史”的辩证认知。这里的“历史”，第一指向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指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此二者应成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遵循。

　　其二，中国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当下，传播学领域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但部分研究者却宁愿躲进小楼，满足于书斋式的发表，做着远离社会政治且不痛不痒的研究，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学科重点前沿和实践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不能以国际流行的新技术或新媒体等概念及其学术讨论为中心，遮蔽或偏离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本土的核心问题。

　　“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表现为，一是中国传播学不能完全与当代中国及其传播实践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简言之，即理论无法解释重大现实问题。因此，研究者应继续开展深入实践的调查，采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二是中国传播学者聚焦实践不够。“知行合一”的传统——“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反观自己”，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传播学领域仍未得到充分彰显。这就需要一种行动主义的研究取向，即研究者不仅要进行外在的观察和访问，而且要在事件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充当“触媒”，既把研究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又致力于介入和干预实践。

　　其三，防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现实相脱离。一方面，在中国传播学界，西方传播理论存在各种演绎，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存在根本分歧。在实际的传播学学术话语中，西方传播理论不时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传播学的影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内部也多少存在形式主义化等问题，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实际上，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中国问题，缺乏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本土实践展开有效对话，有时难免使批判传播研究成为“悬浮”于中国社会、历史与主流价值之外的“学术游戏”，影响了中国传播学的长远发展。如在有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传播实践仅被当作“全球信息—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来研究。

　　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进路

　　新时代中国的传播理论建设不应只是书斋式的、观点性的争鸣，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和传播史层面的论战，而要立足当下中国，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加强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从而更好解释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与此同时，应从一种“长时段”的视角出发，观察近年来中国传播学人的探索，尤其是聚焦中国道路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常以个案出现，虽然没有完全聚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化”等议题，但客观上又探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问题与方向，给出了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播学研究未尝不是一场持续了多年的学术实践，其中有几个值得一提的研究，或许可以管窥中国传播理论的发展方向。选择这几个方向，是因为笔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不能为学科所困，更不能从西方的传播理论出发，而是必须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当代中国实践出发，给出具有解释力和引领性的理论答案，如此才能真正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是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思想时，尤其强调人文思想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将其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向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是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方向。

　　沿着人文传统，中国传播学研究绵绵不绝，颇有进展：1988年吴予敏的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90年尹韵公的博士论文《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9年李彬的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2010年陈嬿如的《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2013年李漫的《元代传播考：概貌、问题及限度》，2017年田建平的《宋代出版史》，2019年谢清果的《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以及近年来潘祥辉的华夏本土传播学及“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系列研究，如“对天发誓”“宣之于众”“秦晋之好”“歌以咏政”等。

　　中国传播学发展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且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脉络和底色，包含着许多传播的智慧与精华。关键在于如何提炼，如何从一些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阐明独具中国文化气息的传播规律。比如“宣传”，西方的“宣传”概念起源于战争，强调“灌输”与“对抗”；中国古代“宣”的重要特征就是不以传递信息或灌输某种思想观点为目标，而是要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二是传播与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聚焦中国传播实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应成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末，伴随着信息化、市场化浪潮的推进，中国社会发生飞速转型，出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新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者越来越不屑于照搬照抄、人云亦云，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为中国传播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比如，对居住在深圳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群体进行媒介使用的研究，展现了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对少数民族电视收看行为进行民族志调查，讨论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的关系；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进行十年追踪研究，讨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适应问题；在甘南村庄中进行在线社交平台的民族志调查，讨论微信群等虚拟社区对于乡村秩序重构的重要意义；等等。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研究者融入传播“事件与过程”，进入历史和经验的“现场”，遵循事件本身的演变逻辑与内在关系，在社会实践与生活经验中提出并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道路实践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经验，如何把握其历史文化内涵，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传播实践，是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命题，也是传播理论“实践转向”的趋势。

　　三是传播与中国道路。如果说，传播与中华传统文化着眼于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意识与文化底蕴，传播与现实问题着眼于中国传播学的社会根基与实践关怀，那么传播与中国道路则是关乎中国传播学安身立命与何去何从的关键。研究者应立足党史、国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提炼出面向未来的中国理论，这也是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

　　比如，王洪喆从20世纪中后期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中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路线，即在生产和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培养技术人员，将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新技术革新结合起来。此研究在科学技术考古学、媒介考古学盛行的学界，无疑让人耳目一新，看似重返20世纪中国社会技术生产实践，实则是在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与技术新型关系的可能性。沙垚聚焦农村俱乐部研究发现，“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中国乡村新闻传播与文化宣传具有“组织性”与“总体性”特征。张慧瑜提出“基层传播”的概念，发现正是一群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成为城乡互助、信息普及、文化共享的中介，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缺乏现代化信息的困境，向资本、技术稀缺地区“逆向”传播现代化知识。总之，这些围绕中国道路展开的传播研究，无疑破除了西方传播学及其一度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以唯物史观视角展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传播实践。

　　四是传播与国际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一直广受学界青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及党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如有研究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塑，必须基于对‘西方’概念和现实祛魅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奠定话语重塑的认知基础”。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学界正积极探索国际传播的新方法与新路径，国际传播研究视野不断拓展。

　　事实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为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在实践中提炼并得到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与此同时，国际主义属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又一大特色。比如，王维佳提出“横向整合”概念，认为以往考察国际关系与传播时，往往只看到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纵向国际关系，较少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而这些自主性的横向联合有助于其协力解决共同面对的社会发展问题，促进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国际传播研究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国际视野，不仅要面向西方国家，更要面向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前，如何处理好西方理论与中国传播实践的关系，成为我国传播学学科的内在焦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为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根本性的进路和方向。

　　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应对中国传播学史的起点进行反思。其次需要研判分析近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可能的突破路径。最后需要一些引领性的、前瞻性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推动中国传播学学术成果“走出去”。在中国传播学近十年的学术实践中，以下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或许可以管窥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雏形。一是聚焦人文主义传统，通过对话中国历史文化提炼“本土化”或“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二是聚焦实践主义传统，通过讨论现实问题提炼具有当代中国实践特色的传播理论。三是聚焦党史、国史，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提炼聚焦中国道路实践的传播理论。四是聚焦国际传播实践，从国际视角出发提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理论。应该说，这四点是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很难说只要做到这四点，就可以建构出自主的知识体系，但若做不到，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迫在眉睫。一方面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甘惜分提出的“多声一向论”，“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有学者提出，未来中国传播学须遵循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植根实践、引领时代。其中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秉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视野，二是置于中国历史包括“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维度中。说到底，一切真学问、大学问都孕育在活生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传播资源，有待研究者继续挖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冯建华 韩卓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