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既是信息的载体，也是各种关系构建的场所，从地理学出发它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康德曾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充填了人们的生活，地理学所讲的是空间，历史学所讲的是时间， 他指出了空间和时间对于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中国艺术史与西方宗教中都曾提及空间的概念，但总体而言，早期人们对于空间的讨论与定义较为模糊。随着学者对空间概念边界的不断拓宽，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也愈发清晰和完善，空间概念从实体的、媒介的物理空间，演化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建构空间，空间性和时间性也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以往学者基于各自流派与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空间的本质和意义，关注空间面向的不同问题。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空洞僵滞的，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动态建构的实践空间。随着空间转向思潮的涌现和城市的发展，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城市发展实践中空间的相关研究，为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范式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空间的内涵与属性

　　（一）文化空间相关概念

　　1.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发轫于福柯与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空间问题进行思考。福柯的空间观在结构主义的意义上意图用空间叙事打破历史叙事的连续性，着重探究空间、知识、权力三者的辩证关系。尽管在著作中多处出现有关空间的“隐喻”，但福柯并未系统明确地探讨“空间”问题。列斐伏尔认识到福柯早期对于空间定义的语焉不详，认为福柯并未对其所谈论的空间作出解释。列斐伏尔关注空间生产及其呈现出的空间构成、实践与表征。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生产是社会的空间生产涵盖人们在空间中的实践，所生产的“空间”具有复杂的特质，为表征的亲历性空间，经由各种意象被演绎出来，成为可被感知的空间，这种空间具备建构层面的意义。

　　受列斐伏尔空间社会属性的认识影响，哈维运用资本积累的逻辑阐释空间生产背后的动因，探讨如何将时间性融入静态的空间，将都市化与空间问题、社会正义问题联通。历史感断裂、迪士尼化、地域趋同是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的关键词。索杰提出了第三空间 (也称异质空间) 的概念，强调第三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内涵所在并与资本的重新分配密切相关，鼓励学者们“打开并且扩展你先已确立的空间或地理想象的范域和鉴别情愫”。卡斯特尔承继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与其他物质要素相关联，这些要素包括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自身，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要素）一种形式、一种功能、一种社会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空间转向愈演愈烈的潮流中，人文地理学领域开始讨论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凯西对康德的世界主义观进行了批判，否认了将空间凌驾于地方概念之上的观点，认为人类“必然与地方密切相关”， 人们通过地方经验来感知环境与世界。段义孚的地方理论以人为核心，注重人在地方中的情感与认知体验，阐释了人作为感知主体与地方及空间的联系，解释了因情感而生的人与地方之间的联结，以及人对地方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等，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解释了人对地方客观特征的依恋与想象。相比之下，雷尔夫的地方研究则更偏向对现象学的关注，并以海德格尔的寓居概念作为地方空间对于人类生活重要意义的内核。

　　空间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超越了物理性的纯粹空间，更关注社会关系与社会生产，空间由此被认为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媒介。地方的概念则更加突出了人在空间中的感知和体验，二者为理解文化空间的内涵奠定了基础。

　　2.文化空间的概念

　　文化空间概念在空间性上展现了从纯粹空间向认知的空间、社会的空间转变的趋势，最早来源于三个重要理论。其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空间的概念由“处所”的概念演变而来，而处所属于事物本身，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他在《筑·居·思》一文中提出了栖居空间理论，认为人充满劳绩，要诗意地栖居，追求理想的文化空间，以求心灵的慰藉与安放。海德格尔将栖居作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形态，从境域的视角探讨了人与空间的联结。其二，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理论，在《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进行了详细阐释，突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其三，法国实践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实践理论，场域、惯习与资本是该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其中，场域指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或场所，本身具有客观性。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特指相对独立的特定社会空间结构，从空间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意义上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场所，凝结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生产，同时具有时间性和动态的过程性。这可以被理解为从空间角度考察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集中举行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 既是这一内涵的具体实践，也突出了地方性意义，强调文化多样性。中国于21世纪开始将文化空间的概念应用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并将此作为相关政策制定的依据之一。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概念更加明确了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的可操作性。

　　（二）城市文化空间的属性和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空间承认城市的载体属性，但城市本身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容器，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芒福德认为，城市是精神与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层积。他聚焦城市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议题，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城市生活的要素。城市文化现象不仅被城市居民感知，而且由他们创造，涉及广泛的人文学科相关主题，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在试图表述城市文化的多面性特征时，研究人员经常用“万花筒”等词语来形容城市文化的多元属性。这种对于城市文化多样性的定义在城市空间中被呈现，产生了一种复杂有趣的文明现象——城市文化空间。

　　1.城市文化空间的集聚性

　　城市是各类元素集聚的结果，也因此产生集聚的效果。霍尔认为：“城市的集聚已到尽头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夸大的说辞，通信技术的发展虽然降低了人类联系通勤的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刺激了人类经济活动中进行直接交往的欲望和面对面的需要，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 作为经济文化综合体，城市越来越重视在空间逻辑层面诠释文化肌理、承继历史文脉，激励文化多元与共享。雅各布斯曾提出，“理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城市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客体或有机体……只有充满活力、互相关联、错综复杂的用途才能给城市的地区带来适宜的结构和形状”。

　　2.城市文化空间的高度融合性和复杂性

　　城市文化空间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城市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影响，涉及消费、传播、休闲娱乐、教育等多重功能，既包括基础设施等物质实体要素，也包括文化活动，如节事等非物质动态要素。城市文化空间具有独特的文化环境，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成一个“胶体”环境，即在这一空间环境内，不同的城市文化元素会聚合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运作良好的有机体。城市文化空间是由生产者（业主、发展商、建设者等）、管理者（官员、规划师等）、专业机构组织、消费者等不同群体，基于城市更新、文化更新、文化保护传承等不同目的塑造而形成的。该空间中“涉及文化消费、权力、文化景观、事件和活动。将蕴含文化记忆、景观和符号的实物载体聚合在实体空间内”。城市文化空间不等同于物理空间，它本身是一种文化建构，是一个文化产品，文化构建出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城市文化空间可以被视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城市文化的结构框架、构成要素、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作为系统的空间状态。因此，在城市文化研究的背景下，话语的主题既可以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结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其形成、演化和发展的历史。

　　3.城市文化空间的虚拟化趋势

　　在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大众媒体的空间组织议题。媒介地理学诞生后，学者们开始重视媒介对城市文化空间和地域现实的建构，重视地理、地域和城市本身作为物理空间对媒介产生的作用，或在这个作用过程中城市与媒介的交互关系。莫利和罗宾斯认识到“正在重新构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我们正在大大改变空间与地域的概念”，认为现代媒介对于人们的时空想象产生了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研判在新的语境下，媒介如何构建虚拟时空和虚拟社会群体的新体验。网络社交媒体是web2.0时代的重要媒介形式，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社交媒体成为再现城市意象、联结人与城市情感和想象的重要场域。由媒介技术所衍生的虚拟空间对应城市文化的实体空间，城市文化空间内人们的活动与情感，会延伸到社交媒体中，滋生出传播场域下映射城市文化空间的虚拟空间。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与城市文化空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中介交互作用”，一方面社交媒体虚拟空间能够呈现和展示城市文化空间，另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把自己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呈现在社交媒体上。对城市的实体空间来说，媒介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关系到城市话语的表达、城市形象的传导、城市舆论的策源地等多个方面。当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行为具有了言说功能，城市空间即成为作为移动网络和痕迹的“数字地图”。传播所塑造出来的“虚拟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实体空间”二者经由媒体实践呈现出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即媒介能够再现甚至重塑城市空间形象和地域景观，而城市文化空间也会成为影响媒介存在的核心力量之一。

　　二、反思城市文化空间研究范式

　　现代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恩格斯针对曼彻斯特城市空间模式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启迪了城市文化空间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发展。芝加哥学派以芝加哥为试验场，研究工业化背景下芝加哥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工业化的发展所催生的社会问题，探讨社会与城市空间结构等问题。如何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关系，成为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约翰斯顿把影响当代英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哲学思潮归纳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范式一脉相承。

　　（一）空间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城市文化空间隶属于城市空间的研究子集，在早期针对城市的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将城市看作一个物理实体，着重于进行物质实体空间的分析，如早期哈维对于空间的研究带有浓厚的空间实证主义色彩。物质性是学者们对于城市空间的属性认定，在这一时期，地点、空间组成的这些标准性概念成为主流。20世纪50—60年代，受科学法则的影响，城市地理学者开始重视空间法则，这一时期之后，空间实证主义学派逐渐成为主流。人们开始通过运用假设和模型等方法研判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空间分析学派主要通过使用以地图、图表和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统计数据来描述城市的地理结构，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实证主义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其忽视人的存在，不关注人的感知、体验和社会属性的问题日益得到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启发，其目标是通过选择尽量客观、减少研究者主观影响的方法来分析城市现象，这是实证主义的优势。我们不应完全排斥实证主义，它并未过时，空间实证主义为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有效地扩展了视野。随着科技的发展，学者可以获取城市文化空间中海量的多源数据，而人和社会的属性也通过各类数据呈现，这更需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支撑，坚持科学主义的原则，挖掘大数据背后的逻辑和因果关系。

　　（二）行为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

　　空间实证主义对于城市空间的研究缺陷催生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探索，不同于刻板的描述与数据堆砌，行为主义主要聚焦于人的行为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的解释性概念和理论基础则来源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等学科。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是对非现实的新古典功能主义描述的标准假设的一个回应，注重理论思考而非现实存在，强调基于人们所感世界、所进行的活动、所制定的决策进行研究。尽管现象学也对行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地理学视域下的行为主义学派为人们提供了栖居、城市发展之类的决策指导，比起古典的描述学派与实证主义学派，更具现实意义。

　　然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忽略了人们行为与决策的文化背景，于是开始重视人的作用与目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由此诞生。人文主义涉及对空间科学研究内容的重新组构，但保留了其实证主义的框架。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认为世间万物并非全然客观地存在，所有事物的存在机制、状态会因为不同人的背景、意愿、文化、经验而有所区隔。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人们的感知、经验与思想在城市空间中发挥的作用。例如，段义孚所关注的人与地方、林奇所关注的城市意象等议题，都是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体现。

　　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发展使得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看到了人在城市空间演化中的作用，更注重人的知觉和体验与地方性的意义。行为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突破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忽视人在空间中的狭隘性，空间普遍的规律性不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对于研究城市文化空间的特殊性、多样性、时序性和复杂性具有强大的优势，对于推动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具有较大的潜力。

　　（三）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

　　随着研究范式的发展，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纯粹人文主义研究方式的局限，在全球经济变革的背景中，人们开始在新的空间实践下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对世界所呈现的表象和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解释存有怀疑。他们认为要了解世界、社会与城市，就不能止步于对外在表象的探查，而要通过应用抽象推理过程，追求其内在的根本机制。他们认为存在一种一般性的文化结构决定着人们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的活动逐渐频繁，资本、技术开始进行跨国流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压缩并穿透了时空，全球化的发展也促使城市化跨越了国界和区域，推动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结构与空间的重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悄然兴起，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结合了经济、社会理论及城市空间演化，研究目光扩展到城市空间与各种要素、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将地区间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化均囊括于城市空间的分析视野中。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提醒我们城市文化空间表象特征背后存在动力机制，尤其是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空间的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组织生产、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同时，借鉴这一研究范式，对于我们研究如何维护中国城市空间的文化安全、坚持城市空间的多样性等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上述城市文化空间的三种研究范式，在空间研究方面对欧美以及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断推进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和实践。在当今文化多样性、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建构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研究范式成为学者们亟待深化和推进的重要课题。“中国式”需要继承和发展具有本土传统的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承体系，同时也需要以宽广的胸怀吸取西方研究范式的长处，当然，研究更不能脱离城市文化空间的实践。城市文化空间的实践过程就是空间理论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变化过程，我们从城市文化空间的实践中更容易理解空间理论的更新或转向，从而在全面反思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新的实践。

　　三、城市文化空间实践

　　理论和研究范式的生成需要实践基础的支持。空间实践是构建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重要基础和方式。结合城市文化空间实践的基础，中国的城市文化空间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发展历程提供的源泉和土壤；空间维度凸显的独特的空间思维和空间理念；记忆体系是核心内容之一；文化的多样性、竞争合作和文化安全是重要内容和必要路径。中国的空间实践不同于西方，因此我们需要在吸收借鉴西方优秀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实践不断总结中国式的理论和研究范式。

　　（一）欧美的城市文化空间实践

　　15世纪欧洲的城市人口逐渐增长，城市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后，欧洲城市掀起了城市化的高峰。19世纪中叶，经由达尔文和孔德的贡献，科学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模式，成为实证主义范式的基础，它要求观察者或研究者作为局外人，客观地寻求城市空间的普遍性的规则，这种研究范式一直影响到今天。

　　欧洲在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发展中进行了漫长的历史实践。霍华德针对欧洲城市拥挤、交通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了兼顾城市与乡村优势的田园城市理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这些理论有助于平衡城市发展，为更好地实现城市功能与优化城市空间提供了有效思路。除了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影响人们生活品质的问题，欧洲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也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如今欧洲的城市化步入成熟阶段，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多元文化在欧洲城市空间内涌现，发达的创意城市网络逐渐覆盖至全球范围。

　　与欧洲城市化和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进程不同，随着福特汽车工业的诞生，美国出现快速交通网络，造成了城市中心地区的衰败。在郊区化的初期，美国的中心城市功能逐渐空心化，之后几十年里，美国城市又出现了向中心城市回流的趋势。在反复经历“集聚—扩散—再集聚”的过程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步入成熟期，老城与城市中心的复兴步入正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学者关注到人的主体性，作为局内人的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兴起，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认为这都是城市空间的表征，开始探讨空间组织深层的动力机制。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美国开始注重整合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部分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原来依靠工业化兴起的老城面临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问题尤为突出，倡导以后现代空间视角分析城市的洛杉矶学派提出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核心与边缘发展模型，并主张发展新产业空间，全球城市等城市形态应运而生。城市开始作为经济网络节点，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联结，随着全球化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休闲产业等成为富有文化特色的新兴城市空间要素，产业经济带动了美国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使得城市文化空间逐渐向更加多样化、娱乐化的形态发展。

　　（二）中国的城市文化空间实践

　　1.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早期的城市文明可从诸如陶寺遗址、良渚古城、石峁古城、殷墟古城、秦汉都城等历史遗存中窥到痕迹。“唐宋变革”之前，坊市制是中国主要的公共空间，坊市制衰落之后，主要城市空间形态为之一变，社会经济的繁荣赋予街巷更多的公共空间属性，使中国古代的文化空间塑造形式更加多元化。中国古代城市公共空间主要包括：以传统寺庙宗祠等建筑开展公共活动的空间，如古代庙会等，主要满足祭祀、交易等宗教功能和生活功能；商业集中式开放的公共娱乐空间，如宋代的勾栏和瓦子；明清以来会馆建筑所附带的公共活动空间，如庙宇、戏台、庭院等；同街道结合的集市空间，如商业店铺、茶楼等。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街道设置相对封闭单调，居民的城市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由皇权阶层决定，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稳定性。

　　近代以后，中国进入动荡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与城市空间建设相对落后。受西方影响，城市形态较古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中出现了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资本主义要素逐渐渗入城市公共空间。租界城市的工商业普遍发展较快，但整体上城市空间形态无序生长。这些城市中开始出现西式的城市广场，商行、工厂、交通等市政设施也成为城市空间的新型组织要素。1949年以来，为了迅速恢复城市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扩建了一批工业型城市，传统的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均取决于政府的生产性计划，政府在城市发展决策中居主体地位，城市空间的规划也更趋于政策导向。1978年后，城市与城镇建设进程也大幅跟进，城市空间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90年代，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土地利用方式逐渐多元化，城市化与城市更新的进程加速，城市空间的建设开始呈现多模式、多层次推进的发展格局。中国城市的多元统一和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源泉和土壤。

　　2.空间范畴下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人文条件。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城市文化空间的审美，城市环境运动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人们更加注重文化要素在城市空间中发挥的作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日渐深入人心，文物本体与精神的传承也成为文化空间中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的城市文化空间实践中，焦点逐渐从对文物单体保护转变为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发展。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国家注重空间范畴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像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带建设成为塑造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路径，愈发重视探索文化遗产与城市空间的联系。如北京着力建设“一城三带”，即北京老城、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国家“十四五”规划围绕城市建设与城市品质提到，“要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而针对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提出，“综合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气质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城市文化。强化各类规划中文化建设的刚性约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融合时代文明，构建城市文化精神，发展城市主题文化，营造特色文化景观。以文化建设带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整体形象和发展品质。加快建设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特色文化强市。支持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特色文化城市。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发展一批承载历史记忆、体现地域特征、富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镇”。国家或地区的空间战略和规划，为城市文化研究附加了空间维度，这个空间不同于欧美研究中的空间，从内容、秩序、演变、过程、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出非西方式的传统和特征。因此，只有提炼出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研究范式，才能更好地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实践。

　　3.保护传承和弘扬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几十年来，国家相继探索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诸如文保单位、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传统村落、特色小镇等，同时更加注重非遗活态文化区、国家文化公园、森林公园等文化与生态空间的建设，构建了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丰富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内容与形式。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在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城市化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突出问题；古村落等文化遗产发展中的过度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破坏了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特色小镇出现过度地产化的发展苗头，特色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等等。

　　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与发展依赖于政策的顶层设计，不同区域、省、市间的文化政策也存在因地制宜的差异。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当兼顾地方性特色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文化遗产与城市空间综合性、协调性的发展，注重文化遗产的作用与价值，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促进建筑、街道空间、天际线和环境色彩的和谐，通过文物保护、遗产空间的发展等路径保留国家记忆，增强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为城市生活增添福祉。记忆体系是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核心内容之一，厘清文化记忆的本体和主体，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重要研究对象。

　　4.全球城市文化竞争合作与文化安全

　　坚守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维护文化安全，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需要，从交流中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而传播、形象、影响力等问题同样是城市文化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增强文化话语权全球传播力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创意城市网络等国际文化主题组织。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成立，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涵盖七个创意领域，分别是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媒体艺术、电影、设计、美食、文学和音乐。截至目前，中国已有多个城市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纳入文化空间发展全球话语传播系统，分别是以成都、扬州、澳门、顺德、淮安为代表的美食之都；以北京、上海、深圳、武汉为代表的设计之都；以南京为代表的文学之都；以青岛为代表的电影之都；以杭州、苏州、景德镇、潍坊为代表的民间手工艺术之都和以长沙为代表的媒体艺术之都。然而，在中国创意城市的建构发展过程中，土地租金的上涨与经营产权的累叠，挤压了艺术生长的空间，造成了文化空间发展的障碍。因此，在城市文化空间的实践过程中，应当为文化艺术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注重以人为本的文化话语体系的塑造，实现城市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旅游业也成为城市文化空间中的产业形态，深圳锦绣中华的开园标志着国内主题公园建设起步。然而，自2010年后，在快速扩张、收费不合理、缺乏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催化下，主题公园逐渐呈衰颓趋势。近年来，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等西方文化主题公园引入国内，成为新的城市文化主题兴趣点，但在西方主题公园引进过程中也需要警惕文化霸权和文化安全问题，引导文化主题公园向城市特色空间的方向发展。随着信息网络与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城市文化空间与大众媒介关联紧密，技术的发展将无可避免地继续影响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态以及未来发展。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作用下，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态也随之重塑，人们的娱乐、休闲与交往形式也发生着变化。

　　文化习俗和传统在不同地区之间传播，在传播中注重它们的差异化是把握城市文化本质的必然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物质要素转向城市文化要素，从经济发展导向转向促进社会公平、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面对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空间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文化对城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确保文化多样性是公民参与、社会包容和公平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全球化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背景下，确保城市文化独特性的传承、促进文化助力城市发展、创造丰富的文化空间、提供平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重要的实践课题。

　　结语

　　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研究范式和实践是三位一体的逻辑，空间实践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了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背景和趋势。文化空间对于个体与城市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个体层面，城市文化空间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激发人们的文化需求，唤起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记忆。城市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的灵魂，人们通过文化活动等媒介连接自身与城市的关系，并激发自我对于城市的社区感、舒适感和亲密感。城市层面，文化空间的塑造能够完善城市功能，突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

　　城市文化空间涵盖了动态与静态要素，在数字时代也呈现出虚拟实体空间与实体城市空间的互动形式，以数字技术为表征的虚拟空间突破了在地性和时空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文化要素的流动与传播也被赋予了社交表达等意义，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新形式。公共空间媒介与城市环境行为相互作用，构建了复杂的城市文化要素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创新实践，在这一浪潮中构建中国式城市文化空间理论和研究范式，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