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海内外“贯通”与华文文学命名之争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几乎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领域重新被“发现”起，围绕本学科如何命名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从最初的“台港文学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形成，乃至近年来“华语语系文学”的“震撼登场”，以及“汉语新文学”的“异军突起”等，争论的焦点始终未曾脱离学科自身的定位问题，背后则是围绕文化心理归属的种种复杂纠葛。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前身是“台港文学”，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向“世界华文文学”的转换，首先由一些散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和学者发起，这一历史史实常常被大陆学界所忽略。1985年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筹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现代中国文学会议”。这次会议的英文题目为“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但中文名称的翻译却颇费周折。在该校任教的美籍华人学者刘绍铭自称从事翻译多年，“这次却给自己出的题目难倒：不知怎么翻成贴切的中文。”因为英语中的“commonwealth”一词具有“政治实体”与“联邦”一类含义，若直译为“联邦”显然既不符合会议发起者的意图，又很难为广大华人所接受。刘绍铭自己将其译为“灵根自植”，乃取“commonwealth”一词的引申意义，是说流落到海外的华人作家虽然不时有“花果飘零”之感，但“如果不因水土不服而枯萎，日后也会自成花果。”可见当时的刘绍铭只是意识到了华文文学“自成花果”的特点，还没有产生被后来的学者们反复强调的“世界性”意识；会后有学者提出一个非常“贴切的”中文译名：“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才首次以“世界”一类字眼修饰“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雏形已隐现其中。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前进，便有了1988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1992年11月，在中国台湾举办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大会”，据说有来自欧美、澳洲、东南亚和韩国等地的150多位华文作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创立。

　　“世界华文文学”之概念受到大陆学界的积极响应。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今被反复提及的国内学界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正式确定等。依照笔者之陋见，“世界华文文学”之所以迅速获得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很大程度得之于“世界”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强大魅力。只不过部分学者和作家注重的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部分作家及学者更为看重的是“世界”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围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之学科命名的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更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这既与该领域蕴含的身份认同的复杂纠结相关，也与早期远离“本土”而导致的边缘化倾向有关。尤其在中国大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受到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学界由此产生的焦虑也更为强烈。同时也折射出学界对整合、贯通“海内外”华文文学和华人作家创作的持续思考。学界近年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华文文学学科的新概念，如刘俊的“跨区域华文文学”概念、黄万华的“20世纪汉语文学”观念等，都是这种试图超越地域和国界限制，贯通和融汇海内外华人文学的思维成果。刘俊主张以“跨区域华文文学”取代现有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是基于对该学科本身的“跨区域”“跨文化”以及华人作家及其创作在不同区域之间相互“流动”和“重叠”之特质的充分认知； 黄万华提出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为“20世纪汉语文学史”，同样是为了强调汉语作为全球华人作家“共享的资源”和共同使用的载体，以及“恢复两岸数地中国人和全球华人认知的‘整体性’”， 所有这些观点整合全球华文文学的意图都十分明显，这与“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和“世界华文文学”概念背后的文化心理逻辑一脉相承。不过相对于“整合”而言，笔者更愿意强调海内外华文文学“贯通”之必要。当然，“贯通”也须建立在共同性、共通性的前提上，只是更注重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特质，以及全球华文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多中心”特征。至于近年来其他一些学术概念如“海内外中文文学”的提出，可视为贯通海内外华文（汉语）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型尝试。本文试图以近年影响较大的“华语语系文学”“汉语新文学”两个概念的讨论为中心，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华文文学概念论争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逻辑略加探讨。

　　二、“华语语系文学”的“偏锋”

　　汉语学术界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最初来自对英文词Sinophone literature的翻译，而Sinophone literature又是模仿“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葡语语系文学”等词汇产生的一个新语词。英文中的Anglophone一词由anglo 和phone两部分构成。Anglo很好理解，就是指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英美人；phone的语言意义一般指一种语音类型，但与语言学领域的langue有本质不同：Langue既可指语音也可指文字，phone则仅指声音或语音，构不成语言文字，更与“体系”无关，反倒更接近于汉语里的“方言”等概念；phone还可指发出语言的装置（如电话）或讲同一种语言的人。Anglophone 即是后一种意义的具体应用，是对所有能熟练讲英语的非英（美）国人的统称。它可以翻译成 “英语语风”“英语语脉”，以区别于语言学领域早有定论且已被学界公认的“语系”概念。如果说Anglophone可以理解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声音”， Sinophone则可直译为“（来自）华夏的声音”。最早把Sinophone引进汉语学术界的学者陈鹏翔将其翻译为“华语风”，其实很有道理，与英文原意颇为神似。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张锦忠认为该词更应翻译为“华夷风”，意味着“（phone）声音、风向、风潮、风物、风势，总在华夷之间来回摇摆。” 在多年来为“华语语系”理论“创新”而付出努力的王德威看来，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中国大陆以外创作的华文作品价值的低估，而“华”“夷”等措辞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倾向，因此更应当被“扬弃”。但笔者认为“华文（语）文学”原本就是用来区分中国大陆的现代汉语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将Sinophone翻译为“华文（语）文学”乃“理所应当”。但将Sinophone literature译为“华语语系文学”，它虽然能够成为一个“新兴观念”，并形成所谓的学术冲击力和震撼力，引起人们的侧目和广泛关注，但在概念内涵上却存在很大问题。

　　依照严格意义的学理视角对“华语语系文学”稍加探析，便可发现这一概念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对此黄维樑多年前已有明确论述。在他看来，将“语系”套用在“华语（文）文学”之上的做法实乃“用词不当”：全球范围内的语系仅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等十几个，汉语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的一支，它虽然包括吴、湘、粤、闽南等不同地域方言，但它只是一种语言，严格地说属于一种“语种”，很难称之为“语系”。 可惜黄维樑的观点没有引起大陆学术界的足够关注。但是台港澳暨海外学界随着“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输入“闻风而动”，这一“新”概念及其带来的“新视角”“新方法”很快引起学者们的“侧目”和讨论。赞赏者认为该概念的提出“试图跳出中心与边缘、异乡与原乡、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为华文文学研究开创了“崭新的话语空间”。 但是，该话语“场域”轮番“上演”的，依然是华人文化圈讨论已久的“边缘”与“中心”、“离散”与“在地”之类老话题；“华语语系文学”只是为这些老话题预设了一个“新场域”。然而“新场域”之“新”，却寄托在了对“语系”一词的“借用”、误用甚至可以说滥用的前提基础上。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对此普遍缺乏清醒认知，“一脚踏进”由“华语语系”建构的“场域”之内浑然不觉。

　　字面意义的语系（family of language）一词包含着“语言大家庭”的意义，它不仅模糊了“华语语系”之内“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之间的“对比”，更有意回避和模糊了汉语自身的语言“同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建构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及其“牵强附会”的文化心理逻辑，已遭致海内外汉语学术界诸多切中要害的批判，本文不再赘述。笔者特别指出的是，借由对语言同一性的解构而试图达到的“偏锋”才是更值得警惕并需要驳斥的。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内部通用语言（国语）的建构和使用，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密切关系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相辅相成，成为建构和维护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手段。古代中国人长期受到“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之影响，虽然以中国为“天下之中”，但与古罗马帝国等以军事强权为主导的统治体系有本质不同。近代以来因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祖国的海外华人，不仅饱受去国怀乡、颠沛流离之苦，还屡屡遭到西方殖民强权的迫害和当地本土居民的排斥压制，更一度成为大国博弈、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们是饱受殖民压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关于这一点，赵刚等人的见解非常值得关注，其理论视角的犀利和学术运思的新颖独到，值得大陆学界认真加以借鉴。

　　三、“汉语新文学”的雄心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差不多与“华语语系文学”同时（2004年），相对于“华语语系文学”造成的“学术冲击”和论争过程中的“众声喧哗”，“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一直有些“不温不火”，然而它带给我们的学术启示却更为多重丰富，甚至更富“深层”意味。

　　依照“汉语新文学”主要倡导者朱寿桐教授所言，“汉语新文学”中的“汉语”只是一个标明语言种属特性的概念，目前相关的各个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彼此之间往往都包含“相当一段互相含混与互相夹缠的错综纠结”，而“能够用来综合概括所有这些概念并在其能指意义上不会产生歧义的只有‘汉语新文学’”。无论是国内的“现当代作家”还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作家，只要使用现代意义的白话汉语写作，都可称之为现代汉语作家；在思想观念上他们都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浸润，因而皆可称之为全球性“汉语新文学”的组成部分。此外，“汉语新文学”还清晰地揭示出华人作家所承继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特征。从散播于全球各地的华文文学共同使用的现代汉语这一语种属性出发，试图彰显全球各地华文文学的语言本体特征和文化心理共性，其中所蕴含的“世界性面向”以及统合“海内外”的学术张力，的确比其他概念超出许多。

　　目前汉语学术界使用的“华语”一词，顾名思义只是“汉语”的一种别称。但为何要在“汉语”之外再造一个“华语（文）”概念？笔者认为各种原因貌似错综复杂实则“简单明了”：传统华夏子民的自我称谓通常从对历史上某一“朝代”名称的“借用”而来。夏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华夏”遂成为中华民族的远古称谓。“夏”者，大而雄壮也；“华”则蕴含着“美丽且有光彩”之意。“华夏”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更迭变迁，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王道衰微”“众国林立”和彼此争战，最终由秦国的嬴政“一统华夏”。虽然秦朝没有延续“千秋万代”，但“秦制”却被将其推翻的汉朝统治者完全继承，并成为历朝历代封建王朝沿用的制度“原型”。此后又经过汉代四百多年的历史“涵化”，中国“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遂得以稳固并深入人心。同时，传统中国虽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周期性的朝代更替，中原农耕文明与来自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游牧部落、山地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从未停止。在各民族不断地通过经济共荣、文化互鉴、资源互补、血缘融合等方式进行社会文化往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以“多元一体”的结构稳固强化。直至近代中国社会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并发生“天翻地覆”般的革命运动之前，这一文化传统未曾受到颠覆性的冲击。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深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华夏子民，在西方列强刺激下开始催生出一种超越血缘、地域及“天朝皇国”体制的“国族共同体”观念，一种成熟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意识也在艰难裂变中得以形成。在这一杂糅“海内外”广阔时空的现代背景下，历史上原本与“蛮夷”区隔的“华夏”自我称谓遂演变为国人尤其是移居海外的侨民与其他国家民族成员进行“区分”的一种自称。伴随着“中华”观念和“中华民族”自我名称的广泛推行，“华人”“华侨”“华裔”“华族”等词语也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中华”及“华人”等相关概念被认可并最终取代其他形式的民族自我称谓，打破了华夏子民过去借用“朝代”指称自我的传统，乃是一种新型现代“国族”观念持续“发酵”的结果。而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的现代汉语的推行，不仅使得国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会话交流、语言和文化沟通更为便捷，还随着华夏子民的海外散居而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今天大多数海外华人“通用”的其实就是“普通话”。区别仅在于某些语词、语音和语言习惯的“区域”差异，但在语种上并无二致。准确地说它们都是经过现代洗礼的白话“汉语”。而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更倾向于以“华语（文）”取代“（现代）汉语”之类概念，强调已在居住国“落地生根”并融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族裔”身份特征，尽管他们所讲的其实就是“（现代）汉语”。

　　科学意义的“华语”理应包括中国境内其他各“少数民族”使用的民族语言，“华语大家庭”的范畴要大大超过“汉语”本身，但身居海外的华人却自觉不自觉地将“华语”作为“汉语”的指称。这既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约定俗成”，也可理解为“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只有“走向世界”面对“异国民族”时，“华语”才会成为“汉语”的替代名称。此种“内外有别”的状况，将在以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继续“维持”下去，“华语”与“汉语”这两个名词很可能长期并存于不同场合，发挥“互补”作用。尽管就“科学性”和准确性而言，以“华语”指称实际上的“（现代）汉语”写作是不甚妥当的。“华语”这一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的概念能够流行起来，应该说既与全球华人复杂多重的身份认同纠葛相关，也与华人族群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定势的模糊性、整体性思维特征不无关系。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意在以“汉语”的语种属性突破因国族归属和国族认同而导致的区隔和“分裂”，同时又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表述。不过正是这种对“新文学”观念和“新文学”之概念的沿用，恰恰折射出“汉语新文学”的“先天不足”。作为学术概念的“汉语新文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新文学”这一概念能否获得学界普遍认可。因为“新”与“旧”的界定和划分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触及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地生活在一起，自然就会演变为“老夫老妻”。如果说在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领域，人们最需要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永不枯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但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新”者的出现乃至对“旧”者的颠覆，常常离不开激烈复杂的博弈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复上演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杜甫《佳人》）之类“悲喜剧”，绝非仅限于家庭婚恋之中的“个案”。况且除了科学技术的创新相对于传统技术手段的优势比较明显，传统技术在它们面前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之外，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旧势力”是不可能在新思潮、新观念面前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的。纵观历史，不知有多少“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都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得以完成的。而无论是新的社会结构还是新的科学文化，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并在历史长河中得以“稳固”，很大程度是因为“旧”的退让及“新”与“旧”之间的妥协。

　　朱寿桐试图以“汉语新文学”将目前通行的“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概念加以贯通，共同组合成一座全球性的“汉语语言、汉语文化平台”，试图打造成一个“地不分海内海外，时不分现代当代”“人不分南北，文不分类型”的汉语言文学的“大同世界”抑或“文学乌托邦”。其聚结“海内外”的学术整合企图及其以语言（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文化中国”情怀十分明显，这既与刘绍铭等人主张的“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一脉相承，又和杜维明等现代海外新儒家学者倡导的作为全球性“话语平台”的“文化中国”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这一愿景能否获得海内外汉语学界的普遍响应，还有待历史观察。

　　尽管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许导致“汉语新文学”概念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行旅“限度”，但笔者还是希望这一概念能“走”得远些，再远一些！作为一门学科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难以摆脱由海外学人“引领”学界潮流的“宿命”，大陆学界似乎一直缺乏原创性的理论构想。“汉语新文学”由出身于内地学界、带有祖国“本土”色彩的学者朱寿桐提出，不能不说是这一学术“惯例”的突破，有助于开辟出一种“海内外”汉语批评界走向理论对话的新途径；更因为“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求真求实、穷根究底的科学理性思维，对于当今海内外华人文化界而言实在太弥足珍贵。

　　余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否被取代

　　“华语”作为“语系”在理论上固然难以成立，但以“华语文学”取代大陆学界较多使用的“华文文学”概念，倒是颇有道理且似已成为一种学界“新潮”。 “华语”强调的是（现代）汉语的“（有声）语言”成分，与“华文”看重的“文字和文化”传统略有不同。王德威的观点显然非常切近索绪尔等西方语言学者更重视“有声语言”的语言理论。如今在汉语研究界，“华语”成为“汉语”的“别称”也逐渐被认可。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汉语学术界将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华语文学”取代“华文文学”，不能不说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华语语系文学”论争而产生的一个“意外收获”。

　　“汉语新文学”的确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进行了颇为“准确而简洁”的概括，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它所追求的没有任何歧义的绝不“含糊”的科学性、严密性恰恰是其“先天不足”的表征。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人们试图通过强化文学内部的演变规律来抵消“外部”对文本的遮蔽，却不小心走入了“去历史化”的误区一样，“汉语新文学”“以‘汉语’为中心的限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演变过程中无法撇开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问题，将现代文学限定在一个相对集中而狭小的层面上”。 文学固然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又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近百来的中国(中华) 文学，在事实上与更多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问题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单纯的‘语言’框架是否能够有效地对应历史‘故事’的复杂性？” 客观而论，仅仅以语言（汉语）的使用而建构起所谓全球华人作家的精神家园，恐怕也有些“难以胜任”。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拼凑”型概念，或许是各种社会力量综合考量乃至“妥协”的结果，恰恰由此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内与国外、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状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相“契合”；其内涵与外延的“相对模糊”，使之在理论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片弥足珍贵的“模糊”地带，一旦应用到现实操作层面，它的所谓理论“缺陷”就“摇身”变为其他概念所难以企及的“优长”，此乃“中国现当代文学”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仅以“汉语新文学”取代目前国内学界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学科名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标举“世界性”特征的“世界华文文学”与稍嫌冗长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之名称，也将长期并存不悖并加以“互补”。在另一方面，学科命名纷繁复杂的背后又隐含着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的广阔空间，同时孕育着学术创新和学界“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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