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进入第41个年头，面临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有利时机与重要关口。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讨论促成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对于华文文学教学和研究而言，“文学经典化”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学科发展与建设课题。

　　华文文学有没有经典（性）作品？答案是肯定的。就中华民族文学史意义而言，华文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多样且质佳。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从中国台湾文学起步，扩展到中国香港澳门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许多作家作品都为我们熟知并奉为经典。文学经典化视域下华文文学学科发展这一问题的提出，来自1992年马华文坛“经典缺席”的论争。该论争主要围绕两种看似相反的看法：一是马华文学“经典缺席”，讨论马华文学的“自我经典化”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是否会导致文学教育的简化；二是“经典诠释”，认为一些马华文学作品有资格成为经典文学。有关经典的讨论无疑要提升当下文学、文学史的突破意识，而“经典缺席”和“经典诠释”的问题则涉及了华文文学经典性累积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华文文学经典性尺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性”文学的背景下，讨论华文文学经典性累积与华文文学学科的建设、发展。

　　本文讨论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主。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早展开的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南亚11国中，马华文学（包括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的整个马来亚华文文学）是最坚持不辍、成就最大的。欧华文学的发现与研究晚于东南亚、北美等华文文学研究，但其成就巨大。故本文论述中以欧华文学、马华文学为重点，兼及其他地区华文文学，而讨论的问题是覆盖华文文学领域的。

　　一、讲好“中国与世界”故事的典范性

　　当“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热门话题时，欧华小说默默地提醒作家们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从晚清陈季同旅法创作《黄衫客传奇》开始，欧华小说就产生了艺术质量毫不逊色于中国大陆现当代小说的经典性作品。

　　1875年起，陈季同旅欧18年，写作了8部著作，7部为中国题材，皆在巴黎出版（绝大部分已有中译本）。其写作始终自觉于“我正从事的让西方欧洲了解东方亚洲的工作”，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则偏重“讲故事”，从而拉开了欧华文学的序幕。

　　但当时正逢中法战争，黑旗军等中国形象在法国被扭曲，欧洲民众广泛存在对中国的误解、偏见。而在清代的中国人眼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源泉，外国一切不如中国”，其涉及中外交流的礼仪、习俗、诗文，就往往“隐含外国不如中国的轻蔑态度”。陈季同是一个内骨子倾向于传统，偏爱中国文化的文人，然而，他处于海外语境中，被法国民众广泛认同。例如，其《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被法国名报《费加罗报》称为“轰动全巴黎的迷人著作”，短短一年多时间重印多达十余次，并被译成英、德文发行。其小说《黄衫客传奇》出版后，翌年4月他就成为法国《画刊》杂志的封面人物。欧洲民众首次通过一个中国人当下的写作，认识、了解中国。

　　回顾陈季同海外创作的成功，有这样几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他自觉于之所以“对过去的传统保持着尊重”，是因为“在传统中找到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最好保证”。所以，他总是从“现在和未来”（不仅是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也是欧洲的，甚至是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来审视“过去的传统”，其文钟爱中国文化传统，但不回避传统久远的中国面临新的世界潮流，直面现实去阐释中国的传统。这样，就引起最为关注“现在和未来”的欧洲民众对话的兴趣，也让古老的中华传统在面向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中显露其活力和生机。二是自信于自己“从你们（欧洲民众——笔者）的角度”讲述中国故事，由此“拉近欧洲人所处的西方与我们的东方之间的距离”。陈季同当年曾为法国作家潘若思讲述中国广东江湖传奇的长篇小说《珠江传奇》作序，尤其赞扬潘若思讲述中国（东方）“不杂己意”，而能“设身处地”“善体人情”，为此感叹“谁谓天下非一家哉？”所以，他从“欧洲角度”讲述“中国故事”绝非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是意识到中西文明的差异是人类文化密切“联系”中的差异，并设身处地从接收者的角度思考如何讲述自己国家的传统。三是其写作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但奋力进入新的领域。陈季同的文风平和、从容，包含文化交流的自信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把握，但他已警觉于出自“民族自尊心”和“明显的爱国主义”而向西方展示“非常好的中国事物”可能导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化”，所以，面向世界的中国“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由此，陈季同的创作进入西方“重视”而“我们又鄙夷不屑”的“小说戏曲”领域。他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和“中国独幕轻喜剧”《英勇的爱》（1904）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开启，呈现出“中国与海外”的文学新格局。

　　20世纪初的欧洲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众多作家旅欧，但又较快归国，其海外写作大部分还是留学背景下的创作。与此不同，1919年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的盛成，在五四运动当年，以“五四运动嫡系的延续”的身份来到欧洲勤工俭学，旅欧长达20余年。他在法国开始文学创作，其法文版和中文版作品在同一时期问世，成为第一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双语写作作家。

　　盛成将旅欧写作的结集命名为《归一集》。“归一”，即“人类是一体，人道无二用”“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文化”，但最终都指向“人”的彻底解放。他旅欧后的第一部作品长篇传记《我的母亲》（1928），是“五四”后在欧洲影响最大的作品，至今仍为法国高校文科必读书。该作由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瓦乃理（Paul Valery，今译瓦雷里）作长篇引言，称《我的母亲》“拿一位最可爱而最柔和的母亲，来在人类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在“吾人”（欧洲人）面前“宣传中国民族的文化”，其“最高最上的情感”“令吾人去敬爱吾人素来所漠视、所轻视、所仇视、所嘲弄之事物”。《我的母亲》向欧洲讲述“中国故事”显然是极为成功的，它以“五四”洗礼的情怀、眼光，突破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局限，以“人人有的”“母亲”、“人人受的”“母教”，动人地展示“中国本来的面目”，并探求世界的“大同”、人类的“归一”。

　　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文化界对当时的华人创作有“东林西熊”的说法：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美国享有盛誉，熊式一的英文版长篇小说《天桥》（1939）则在英国广受青睐。后者同年重印十余次，并很快有了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语言的译本。《天桥》的创作与洪深激烈批评其改编于中国传统戏曲《王宝钏》的英文剧作《王宝川》的影响有关，但主要还是来自熊式一极为自觉的“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创作动机，而让西洋人“明了中国近几十年的趋势、近代的历史，和人民的思想生活近况等等”时，要“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其中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这才是中国的真貌。所以，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历史叙事，都没有落入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诗意中国”“锦绣中华”或“东亚病夫”）的陷阱，对西方世界的描写也“入情入理”，小说中的西洋人写得和中国人一样，善恶、智愚皆有。当年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极为喜爱《天桥》，写下《读〈天桥〉有感》一诗为序；而《天桥》描绘出“中国与世界”的“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成为“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

　　与《天桥》构成互映的是1953年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英国霍加斯书屋版）。作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向欧洲人展示的是“古韵犹存，不绝于耳”的中国人情感世界。“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这种在与弗吉尼亚·伍尔芙交往中越发强烈的“叫世界知道”“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的愿望，促成了《古韵》的全部成就。无论是“我”在广州—北平(北京)—天津—日本京都—北京的多空间转移中所得到的鲜活动人的表现，还是凌叔华自绘的8幅对应于小说叙事的白描插图和作为小说第一部分《凌叔华的画簿》的17幅水墨画，都展示了生性温婉的“我”一步步走出古宅深院的生活历程，传达出中国女子、中国人，也是人类所有的大美、至善的形象。

　　从战后贯穿至21世纪的岁月里，欧华文学始终以从容、平和的交流、对话向欧洲、世界传达中华文化的声音，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是1947年旅法至今的程抱一。他代表了这半个多世纪“大隐隐于西”的欧华文学。战后西欧的重建，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物质主义至上，生存竞争激烈；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激烈对峙，使得欧洲社会较难顾及与中华文化传统的交流。此种环境使得华人作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无现实功利”之事，而直接、长期承受着异族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中华文化传统中人类性、世界性的因素更多地处于显露、激活的状态，华人作家的“天性”、心灵的需求使得他们默默地“摆渡”于中西文化。程抱一就是从内心生发“故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对接”的愿望，数十年“悄无声息中默默吸收着西方文化，与此同时，他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本土古代艺术、绘画和诗歌传统的意义”，从而在美学理论和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成就卓越，尤其是其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创作成为他当选建立300余年的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亚裔院士的重要因素。程抱一珍视中西文化的“相遇”，“不断地在其本源文化积淀中最精华部分和‘他者’提供给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间去建立更多的交流”，其对“中国故事”的讲述抵达了“超越东、西之外”而生命大开的“真三”境地。

　　上述欧华小说的线索显现出华文文学对讲好“中国故事”富有启迪的典范性。其实，对于已经“落地生根”的海外华文文学而言，还要讲好所在国故事，例如马来西亚故事、新加坡故事等。即便是中国历史、华人生活题材，也是在人类文明的背景下，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种讲述“中国和世界”故事的典范性来自作家经历、创作动机、文化资源、传播环境等因素，其历史语境更具有文学史本体价值。例如，面对中外读者，该写什么，怎样写？在切身感受世界（人类）冲突（危机）、意识形态分歧的环境下，该如何展开文学的表达？如何在中外文化的相遇、对话中提升艺术境界？……这些具有文学传承意义的问题所包含的价值尺度，正可以成为华文文学典律建构的重要基础，从而促进华文文学史的撰写。

　　华文文学经典性的累积关注富有重要历史启迪的作家、作品，承载了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历史中有所忽视、缺失的经验。漂泊生涯中汉语民族性、地方性资源的文学本体化，多种历史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审美寻求、表达等，都已成为华文文学经典性累积的重要进程。由此拓展、深化华文文学典律建构的价值尺度，对现当代汉语文学的经典化颇有启迪。

　　二、汉语民族性、地方性资源的文学本体化

　　华文文学创作的语言环境与近百年中国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是（身心）漂泊中对包括方言在内的母语本根的归宿意识和实践自觉；二是丰富的地域路径中，包括语言哲学在内的世界性现代思潮对华人社群、作家个人产生的直接影响；三是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环境促成语言能力的养成。这些语言环境的因素，使得作为母语的汉语资源的文学本体化，成为华文文学史最重要的历史线索。这里仍以前面已论及的欧华文学（小说）为例，做一个回顾。

　　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被视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我看来，就在于《黄衫客传奇》既充分汲取西方现代小说营养，又不割断与中国古典诗语的联系，不仅显示出“中国与海外”的小说新格局，还以语言（文体）的寻求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

　　陈季同写古文诗词“挥洒自如”，而他“更是出色”的法文则是在“缓慢而渐进”地被“时代知识”“逐渐启蒙的过程”中习得的。他用“言文一致”的现代法语将4000余言的《霍小玉传》改写成300多页的《黄衫客传奇》，中西文字（思想）的融会贯通，既使小说写景、叙事都充盈古典汉语的诗意，又自然进入了人物复杂、激烈的内心冲突；既令人想到中国古典文学“超文类的抒情传统”，又让人感受到现代小说心理剖析的犀利。其中文译本语言的成功表达有着译者创造力的因素，但译者也认为语言的优美、典雅首先来自陈季同的原著，全然没有割断与古典诗语的联系。《黄衫客传奇》的创作没有摆脱“古典语言”思维，但已不再属于古典语言世界，而进入了现代小说世界，其中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五四时期的盛成，其旅欧创作，通过对故乡记忆中的生活口语的感受、体验，建构他的语言原乡，安放他的异域心灵，其叙事对民间性深层次话语的开掘，指向了民族语言最重要的资源。当年盛成写作《我的母亲》之前，曾去拜访瓦雷里，瓦雷里对他说过两句话：“我生平极爱写实的作品。”“不要用华丽的文章来写，愈真率愈妙！”盛成母系家族有着仪征学派的家学传统，“平、实、精、详”成为母亲的“天性”从而又影响了盛成；1919年，盛成作为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领袖直接参与了从“五四”到“六三”的爱国运动，开始了“五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实践。这些都影响了盛成朴实、真率、精妙的叙事语言风格。从开篇故乡东门外那棵“每年早春，雪里开花，香闻数里”的千年古树“返魂梅”所承载的民间信仰，到终篇与家乡西门外青山同在的86条“家训”所饱含的慈母爱意，时代风云、人情世故、风尚习俗，都在作者口语化、生活化的文字中娓娓道来，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该作还能“精心妙绪”“借家事喻国事，而又隐切世界各国之一切政治”，堪称面向世界的中国乡土小说。

　　战后程抱一的创作，在世界性语言哲学的背景下，系统地发现中国古典诗语资源，融汇中国传统绘画、史传、抒情等艺术因素，其小说叙事语言成为反映人生命“大开”历程的存在，成为海外语境中汉语叙事语言“瓜熟蒂落”的重要标志。当探讨人类文化如何受语言结构影响的结构主义学说在法国兴起时，程抱一就视之为一种“真有价值的意念”，会“逐步化入人类的精神形成中”。他结合唐诗，以结构主义分析汉字在字形和语音层面、语法层面、意象层面的独特而强盛的表意功能，分析中国古典诗语在词汇与句法、形式与格律、意象等层面“得以表达人与世界的微妙的互相依存关系”的特点，并巧妙地将它们转化为小说叙事的方式。例如，他分析律诗“自觉”省略三种语法人称“造就了这样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使人称主语（主体）与人和事物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隐没，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使其到场‘不言而喻’，主体将外部现象内在化”。这种对“外部现象”的叙述成为“主体”的“内在化”表现的汉语古诗特点，在程抱一的小说中转化为灵活的多视点、多样化“微妙交融”，叙事成为心灵的体验和觉醒、“人达到忘言状态”的“内心论辩”过程。

　　陈季同、盛成、程抱一等的创作不仅是独立的个案，更包含了海外语境中现代小说叙事语言成熟的文学史线索。在中西文化相遇、对话的背景下，离散境遇激发了作家语言意识的自觉和艺术境界的提升，其创作孜孜以求于语言原乡的建构和汉语潜能的开掘，这是促成小说叙事语言成熟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华文作家创作的语言环境，会感受到，华文作家语言能力之强，往往与他们所处的多语种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读过马华新生代作家黎紫书“十年磨一剑”的长篇《流俗地》（2020）的，往往能感受到作者的丰富语感与语言驾驭能力。小说表现了一个城市的平民历史，其叙事场景集中展开于一栋多族裔平民混居的高层组屋。其中华人和非华人日常生活的“神韵真气”尤能让人感受到小说叙事的魅力。女主角银霞与华裔、印度裔两个同龄男孩的交往，让人感受到“突破了众生和众神之分”的生活境界，也提示了华校、淡米尔学校和马来学校并存的环境。而这恰恰是马华文学典律建构的重要背景。

　　一些马华作家都谈到了多语种的成长环境对语言能力的培养。马来亚华人的语种创作历来有三种：华人华文文学（母语文学）、华人英语文学（原殖民地宗主国语种文学）和华人马来语文学（国语文学）。马来亚华人主要以汉语创作，而随着马来西亚国民教育体系的强化、华裔子弟马来语水平的提高，马来语创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华人的一种选择。至于英语，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现实需求，其在华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始终没有消失。同一个作家，可能同时从事两种以上语种的创作，华文文学正是在多种语言资源的发掘（参照）中提升拓展其自身的语言世界的。例如，2009年在吉隆坡出版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当是马来西亚华人小说的一种文学史呈现。其所收小说，华文小说占3/5，英语和马来语小说（皆译成中文）各占1/5，时间跨度则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这也是前面提及的马华文学的典律建构要“突破单一语种文学的评判标准，将华、英、马来文创作置于马来亚华裔文学的统一视野中”，提升了马华文学的经典性。

　　“华文文学”的命名，本来就有世界性跨域的、流动的语种文学因素的考虑。无论是作为文学经典性（本质主义）的语言，还是作为文学经典化（建构主义）的语种，作家漂泊生涯中汉语民族性、地域性资源的文学本体化，都成为华文文学典律的重要内容。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与表达

　　“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已多次谈及，讨论了华文文学如何寻求、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视为人类在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有着生死与共的价值认同，但它又表现为人类曲折、艰难的历史进程。华文文学所处区域移民往往占多数，而离散、迁徙的经历最容易产生华人的精神共鸣。在现当代汉语文学中，华文文学是较早强烈地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题。

　　笔者认为，“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文学创作实践的课题，要在文学文本的淘洗中展开。这样，多种历史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表达就成为华文文学经典性累积最重要的一种历史进程，由此可以拓展、深化华文文学典律建构的价值尺度。而从审美共同体的角度考察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更涉及文学经典性的累积。

　　审美现代性在20世纪进入我们文学研究的视野时，虽然是以外国文艺思潮为参照，但审美体验的“亲知”性使之进入中国式现代性理论视域。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达，其层面正是审美共同体的形成。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个体、族群、人类生活的历史语境密切相连。华文文学所处历史语境，促成了审美共同体的形成。

　　有一种现象很能说明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在南洋华人社会传统的文化活动中，“二十四节气”的文艺表演始终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例如，1988年，马华诗人小曼和音乐家陈徽崇合作，创作出了二十四节令鼓，并配之以汉字书法，演出大受欢迎，很快走出国门，成为“在大马土地上结合节令、书法艺术和鼓声构成的文化象征”。就南洋热带气候而言，二十四节令并不存在，但“二十四节令”被海外华人看作自己的祖先“在最原始的大自然接触，跟母性的大地和神性的苍天相处中形成的”，其表达所包含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就一直保留于已数代生存在南洋的华人心目中，体现在他们的节庆活动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南洋华人再迁徙，抵达南半球澳洲、新西兰等地，那里的季节与祖居地完全相反，但华人子孙仍然保留原先“中原”节令的文化记忆，“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这些节令名称就“像唐诗宋词的意境，传递着一种独特邈远的美”。由寒暖圆缺的自然节气历史积淀而成的，正是华族的审美体验，在“异乡”有着太多的原乡精神意味。

　　正是这种漂流“异乡”、追寻“原乡”的精神历程，使“乡愁”成为“一种美学”。不同于传统的思乡表达，离乡背井而在异域他乡落地生根，催生了新的乡土观念。20世纪“没有一个民族比华人更了解源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乡土地上“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让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存在于自己族群成员之间，也存在于与他族的相处和共同生活中，这正意味着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乡土、故国、祖国、家园等“共同”空间的多种拓展，赋予了“乡愁”以丰富的美学内涵，成为华文文学表现人类生命的重要原型。王鼎钧等人的创作正是在“乡愁”的母题上突破了传统的民族之间的心理障碍，他们的寻根不仅“深入母族文化的源流与传统里汲取营养”，而且“根最终会延伸到所有的传统、集体的潜意识、属于任何民族的特殊性的深处地带，这个深邃地带跟每个人的共通空间相符合。不论他是什么母族属性，就在这地带，我们彼此联系，互相感动”。生命原型、心灵归属的相通，让乡愁进入了哲学层面，又在个人化记忆（回忆）的生命感觉中呈现最终指向精神原乡的审美境界。

　　华文文学所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境遇，孕育了“只有对话关系才能滋生出最高境界”的艺术价值尺度，即“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的“第三元”思想。华文文学所处区域，包括儒释道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多种传统得以全面揭示，又不断与他者（外来）文化精华相遇、对话，突破生活习俗等表层民族性的隔阂，在历史冲突和隔绝的曲折中，求索到生命可沟通之处，不同族群间的文化障碍得到克服，而“文化障碍越少的民族或个人，心胸越大，气量也更恢宏”，“一定会走到一个共同的交汇点上。在那里，我们可以享用全人类最美好、最精纯的创造”。由此，不同文化间对话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被打开，文学艺术在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中创造出生命最美妙境界的万千之美。这种“审美共同体”当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本根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发。

　　就审美共同体而言，还有一点可以指出的，那就是各区域华文文学百年中始终保持多向的交流，旅外和在地互相转化，作家、作家群出入于不同区域文化空间；同时，纯文学、通俗文艺、大众文化等互为多维的传播空间，相互渗透、交融。由此形成的文学共同体的发展，是我们从审美共同体的角度考察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讨论其文学经典性累积的基础。

　　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并非恒定的，而是流动的。从文学的“审美共同体”着眼，不必讳言某时某地华文文学“经典缺席”，由此可更关注推进华文文学经典性累积的阐释和文学典律的建构。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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